“想不到你还在追査这个案子。”德金说，“你做了些什么？打电话去印第安纳州，再去多摇几下那棵摇钱树？”
“没有。说不定我应该这么做。我花了一大堆时间，可是没得到太多结果。我想她的失踪是一桩犯罪事件。”
“是什么让你这么想的？”
“她一直没正式搬出去。某天她付了房租，但十天后女管理员开门进去发现，房间是空的。”
“这也没什么希罕的。”
“我知道。那个房间是空的，除了三样东西。去收拾的人不管是谁，都留下了电话、答录机，还有寝具。”
“这告诉了你什么？”
“另有其人替保拉去收拾东西带走。很多出租公寓会提供寝具，这个地方却没有。保拉·赫尔德特克是用自己的寝具，所以她离开时会记得要一起带走。可是要是换了不了解情况的人，可能就会以为应该把寝具留在房间里。”
“你就查出了这个？”
“不。答录机也留下了，而且还开着继续接电话，叫打来的人留言。如果她是自己离开的话，她会打电话去电话公司申请停机才对。”
“要是她走得匆忙的话就不会了。”
“那她离开了也还是可以从别的地方打电话回来啊。不过就算她没有打电话好了，假设她忘光了，为什么又要留下答录机？”
“一样的道理，她忘了。”
“房间收空了，抽屉里没有衣服，柜子里也没有东西。房间并没有乱到让人容易漏拿东西。屋子里只剩下寝具、电话、答录机。她不可能没注意到这些东西的。”
“她当然可能。很多人搬家时会留下电话，我想除非那是自己买的，否则你就会留下来。反正，很多人都不会把电话机带走。另外她也留下了答录机，那个答录机——放在哪儿，就在电话旁边，对不对？”
“所以她四处看看，没看到什么散落的东西。答录机，家电用品，让你跟朋友们保持联络，使你不必担心没接到电话，嘀答嘀答嘀答，她把它看成电话的一部分了。”
“那她发现忘了带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回去拿？”
“因为她已经在格陵兰了，”他说，“买个新的比搭飞机跑回来要省钱。”
“我不知道，乔。”
“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告诉你，这比看到一个电话和答录机及两张床单和一条毯子，就想借此编出一宗绑架案要有道理。”
“不要忘了还有床罩。”
“是啊，没错。或许她搬到一个用不着床罩的地方了，那是什么尺寸的，单人床吗？”
“比较大，介于单人床和双人床之间，我想一般称之为四分之三。”
“所以她跟着一个拥有超大双人水床和十二寸老二的帅哥骗子跑了，谁还需要那些旧床单和枕头套？照这样讲，如果她今后可以整天翘脚躺着的话，还要那个电话机干嘛？”
“我想是有人去帮她把东西搬走的，”我说，“我想是有人拿了她的钥匙，收拾了她的东西溜出那栋公寓。我想——”
“有人曾看到陌生人提着行李箱，从那栋公寓离开吗？”
“他们连彼此都见不着面，谁还会注意到陌生人？”
“那阵子有人看到过任何人拖着袋子吗？”
“你也知道，事情发生太久了。我问过跟她住同一层楼的房客，可是你怎么想得起两个月前发生的芝麻小事？”
“这就是重点，马修。就算有线索，现在也消失无踪了。”他拿起一个塑料玻璃的相框，用手把相框转过来看着里面的两个小孩和一只狗，三者都朝着镜头微笑。“我们继续你的理论，”他说，“有人搬走了她的东西。他留下寝具是因为他不知道寝具是她的。那他为什么也把答录机留下？”
“这样打电话来的人就不会知道她已经走了。”
“那为什么他不干脆什么都不要搬，这样连女管理员都不会知道她已经走了。”
“因为这样管理员会知道她没有回来，然后可能就会去报警。清理房间会消灭掉可能的线索，留下答录机是为了多争取一点时间，制造假象，让某些外地的人以为她还在那儿，而且也无法得知她搬走的确切时间。她是在六日付房租，十天后她的房间才被发现已经搬空，我顶多只能把她失踪的时间缩小到这十夫之内，就是因为答录机还留在那儿。”
“怎么说？”
“她父母打过两次电话，而且都留了话。如果答录机没开，他们就会一直打电话，直到联络到她为止。无论他们是什么时候打电话，要是联络不到她，他们就会警觉，想到她可能出了什么事。那么她父亲可能两个月前就会来找你了。”
“嗯，我懂你的意思。”
“要当时就找你，线索就还不会消失无踪了。”
“我还是不确定警方该管这件事。”
“或许是，或许不是。但如果他早在七月中就请个私人侦探——”
“不用说，你办起来就会轻松多了。”他想了一会儿，“说不定她留下答录机不是因为忘记，而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
“她搬出去了，可是她不希望某人知道她已经走了，比方说她的父母，或者是某个她想躲的人。”
“她可以保留那个房间，继续付房租，换个地方住就是了。”
“好吧，说不定她想搬出城，可是还希望能听到电话留言，她可以——”
“她没办法从外头打回去听留话。”
“她当然有办法。不是有个玩意儿，只要找个按键电话打回去，按了密码，就可以听答录机里头的留言。”
“不是所有答录机都有这个功能，她的就没有。”
“你怎么知道？喔，对了，你看过那个答录机了，还放在她房里嘛。”他伸伸手指头，“好吧，我们一直假设来假设去，到底重点是什么？你当过很久的警察，站在我的立场想想看。”
“我只是想——”
“站在我他妈的立场想想看，可以吗？你坐在这张桌子后面，有个家伙带着寝具和电话答录机的故事来找你。没有证据显示有罪案发生，失踪的人是个心智健全的成人，已经有两个月都没人见过她了。你说现在我应该怎么办？”
我没吭声。
“你会怎么做？站在我的立场想想看。”
“尽你的责任。”
“废话。”
“如果是市长的女儿呢？”
“市长没有女儿。市长的老二这辈子都没有勃起过，哪来的女儿？”他把椅子往后推，“如果是市长的女儿，那当然另当别论。我们会派一百个人成立专案小组，限时破案。反正你这么一点点线索没多大帮助。好吧，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不会是她跑去迪斯尼公园卡在摩天轮的最顶端下不来。你和她父母真正恐惧的是什么？”
“怕她死了。”
“或许她已经死了。这个城市随时有人死掉。如果她还活着的话，早晚会打电话回家，等她钱用光了，或者恢复记忆了，随便你怎么说。如果她已经死了，你、我或任何人也没办法帮她什么忙。”
“我想你是对的。”
“我当然是对的。你的问题就出在你像条追着骨头不放的狗。打电话给她父亲，告诉他査不出什么，他应该在两个月前就来找你的。”
“是啊，增加他的罪恶感。”
“好吧，你可以讲得婉转一点。老天，你已经比大部分人都付出了更多时间，也查到这个地步了。你甚至还发现一些不错的线索，电话单什么的，还有答录机。麻烦是这些线索都没有进一步的联系。你把线拉出来看，结果都是断掉的。”
“我知道。”
“所以就这么办吧，你不会想再多花时间，到头来又拿不到钱。”
我刚要开口，他的电话响了起来。他讲了一会儿，挂断电话后，他对我说：。“在古柯硷出现之前，我们有什么案子可办？”
“有了古柯硫，才找我们来当警察的啊。”
“是吗？想必如此。”
我逛了几个小时，大约一点半开始下起小雨。卖雨伞的小贩几乎立刻就出现在每个街角。让你觉得他们之前就以种子的形式存在，一滴水就可以奇迹般地让他们冒出生命来。
我没买伞。雨还没大到要花钱买伞。我走进一家书店，什么都没买，消磨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雨还是下得像雾一样。
我回到旅社，询问前台，没有留话，唯一的信是封信用卡广告函。“你已经被批准了！”上头的广告词醒目地印着。可是我就是很怀疑。
我上楼打电话给沃伦·赫尔德特克。我手上拿着笔记本，迅速地简单说了一下我调查了哪些方向，而目前得到的信息又少得无法判断任何事情。“我花了很多时间，”我说，“不过我不认为我比当初刚开始时更清楚她的动向。我不认为自已得到了什么成果。”
“你还需要钱吗？”
“不，我是不知道该怎么去赚这笔钱。”
“你想她会出了什么事？我知道你没有任何具体证据，可是你没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只有一个模糊的感觉，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价值。我想她和某个人扯上关系，这个人一开始可能让人觉得很刺激，但到头来会有危险。”
“你是不是觉得——”
他不想说出来，不能怪他。“她也许还活着，”我说，“或许她出国了，或许介入了某些非法的事情。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她无法跟你们联络。”
“很难想象保拉会跟罪犯交往。”
“或许她只是觉得这是个冒险奇遇。”
“我想这是可能的，”他叹了口气，“你没给我们太多希望。”
“是没有，但我也不认为事情到了绝望的地步。恐怕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我一开始就在等。太……太难了。”
“我相信很难。”
“好吧，”他说，“我要谢谢你的努力，还有你的坦白。如果你觉得有任何线索值得再多花一点时间，我会很乐意再多寄一点钱给你。”
“不用了，”我说，“无论如何，我或许会再花几天查查看，以防万一漏掉了什么。如果我查到什么，我会通知你的。”
“我不想再拿他的钱，”我告诉薇拉，“一开始的一千元，已经让我背上超过我所愿意负的责任。如果我再接受他的钱，我下半辈子就得被他女儿的事情勒着脖子了。”
“可是你做的工作超过他所付的钱，为什么不接受报酬？”
“我已经拿到报酬了，可是我回报了他什么？”
“你做了工作（work）。”
“是吗？高中物理学教过我们如何衡量‘功’（work），公式是力量乘以距离，比方一个东西重二十磅，搬了六尺，你就做了一百二十尺磅的功。”
“尺磅？”
“那是一个衡量的单位。可是如果你站着推一面墙，推了一整天却无法移动它，你就没有做任何‘功’，因为你把墙移动的距离是零。沃伦·赫尔德特克付了我一千元，而我唯一做的就是去推墙壁。”
“你移动了一点点。”
“可是微不足道。”
“哦，我不知道，”她说，“爱迪生制造他的电灯泡时，有人看他没有任何进展，就认为他一定会失败。爱迪生说他已经大有进展，因为现在他知道有两万种物质不能用来做灯丝。”
“爱迪生的态度比我好。”
“做出来的东西也比你好，否则我们就都得生活在黑暗中了。”
我们身处黑暗中：好像也没什么不好。我们待在她的卧室，躺在床上伸长了四肢，厨房里播放着乡村音乐女歌手里巴·麦金泰尔的磁带。透过卧室的窗子，可以听到后头那栋建筑传来的吵架声，用西班牙语很大声地吵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