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搬家，”我说，“布朗克斯，上曼哈顿，皇后区。我外祖父母住在布鲁克林区，有几次我父母亲分居，我们就跟外祖父母住。等我爸妈复合，我们就又搬进随便哪里的公寓，重新开始。”
“他死的时候你几岁？”
“十四岁。”之前我已经不喝咖啡改喝毕雷矿泉水了，我拿起玻璃杯，仔细看着里面的小气泡。“当时他在地铁车上，”我说，“第十四街线，ll号车。现在只说l号了，拿掉了一个字母。我想这是个经济的措施。
“他站在两个车厢之间，原先是想去那儿抽烟，结果掉了下去，车轮从他身上碾过。”
“啊，耶稣啊。”
“事情一定发生得很快，”我说，“而且他一定是醉了，你不觉得吗？除了醉鬼，谁会想到要像他那样站在两个车厢之间？”
“他喝什么酒？”
“我父亲？威士忌。吃饭的时候可能会喝杯啤酒，可是真要喝，他就喝威士忌，威士忌加苏打水。都是杂粮威士忌，三羽牌，四支玫瑰牌，卡斯泰牌。我连现在有没有这些牌子都不知道，但是他就是喝这些牌子的。”
“我父亲喝葡萄酒。”
“小时候我从没在家里看过葡萄酒。据我所知，我老爸这辈子没喝过葡萄酒。”
“我爸都是一加仑一加仑地买回来。他从一个酿酒商那里买来，也是法国人。他也喝marc，你喝过吗？”
“听都没听过，是一种白兰地？”
他点点头。“酿完葡萄酒后，就可以把残渣拿来酿一种白兰地。意大利人也有这种酒，不过称之为grappa。不管什么名字，那都是全世界最难喝的酒。我在法国我父亲出生的那个小镇喝过，一入口只能赶快吞下去。无论如何这是跟着他一起移民来的一点小嗜好。你知道，这附近有很多法国人，很多都在饭店或餐厅工作，有些则像我爸一样，在肉类市场讨生活。”他喝了口酒。“他打过你吗，你爸爸？喝多了之后？”
“耶稣啊，不。他是有史以来最温和的人了。”
“生前是。”
“他很安静，”我说，“而且很忧郁。我想你可以说他是个绝望的人。喝酒时才会开心，他会唱歌，还有，嗯，就是做些傻事。然后他继续喝，喝到最后比他刚开始喝的时候还要忧郁。但我没看过他发脾气，也绝对没听说他打过任何人。”
“我父亲也很安静。那个混蛋从没说过话。”他又加满杯子，“他的英文不好，而且口音很重，很难听懂。但是他很少开口，所以也无所谓。不过他的手很巧。”
“他会揍你？”
“揍所有的人，不过不揍我妈妈，我想他怕她，就像大象怕老鼠一样，他是个粗壮的大块头巨人，而她则是个小巧的女人。可是她用舌头所能毁灭的，远甚于他的拳头。
他头往后仰，看着用锡片补过的天花板。“我遗传了他的块头，”他说，“而且从小块头就大。他会闷不吭声的揍我，然后我也闷不吭声的让他揍。到了我快满十六岁时，有一天，我觉得受够了，他打我耳光时，我没躲，只是站起来用拳头捶过去，正中他的嘴巴。他眼睛瞪得很大，吃惊地看着我。我一拳又一拳地打，把他打倒了，然后我拿起一张木头椅子高高举过头，打算往他身上扔。那样可能会打死他。因为那把椅子他妈的很重，只是我气坏了，根本不觉得重而已。
“然后他忽然笑了起来。他躺在地上四肢大开，血从他嘴里不断流出来，而我正要拿一把椅子砸在他头上，他就笑了起来。之前我从没看他笑过，而且后来也没再看他笑，可是那天他笑了。这救了他的狗命，也挽救我不至于犯下滔天大罪。我放下椅子，抓住他的手，让他站起来，他拍拍我的背，一言不发地走出去，从此再也没打过我。
“一年以后，我搬出去住，在河边替几个意大利人收保护费，偷偷东西什么的。又过了一年，他就死了。”
“怎么死的？”
“脑中风，很突然，毫无征兆。他比我妈大将近二十岁。过世的时候比我现在还老。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四十五岁了，所以他总共活了多久？六十二岁？他是在工作时过去的，早上还去望了弥撒，所以我想他是在很优雅的状态下死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有差别，我知道他死的时候手上还拿着屠刀，穿着一件沾了血迹的围裙。这两样我都还留着，你知道的，他的屠刀和围裙。我去望弥撒的时候就穿那件围裙，而且他的屠刀偶尔也派得上用场。”
“我知道。”
“你的确知道。他每天早上都去望弥撒，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去，也不知道他认为望弥撒对他有什么好处。同样的，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去，又认为这对我有什么好处。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开口道：“你的母亲也不在世了，对不对？”
“嗯，几年前她过世了。”
“我母亲也是。她是死于癌症，但我总觉得是丹尼斯的死引起的。自从她接到电报后，整个人就变了。”他盯着我，“我们是孤儿，我们两个都是，”他说，然后伸出一只手在急雨扑打的窗前摇晃着。“暴风雨中的孤儿。”他说，然后又喝了一口酒。
“前几天，”我说，“有个我认识的律师告诉我，人类是唯一知道自己会死亡的动物，也是唯一喝酒的动物。”
“律师会这么说，真不寻常。”
“他是个不寻常的律师。可是你觉得有关联吗？”
“我知道有。”
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谈起女人的。他说，他现在好像不怎么需要女人了，也不知道是年纪还是喝酒造成的影响。
“我已经戒酒了。”我提醒他。
“天哪，你戒酒了。现在从内林区到炮台公园的女人都不安全了。”
“哦，她们很安全。”我说。
“你还在见别的女人？”
“偶尔。”
“埃莱娜知道吗？”
“我不这么认为，”我说，“虽然前几天她让我吓了一跳。那时我正想去找一个女人，她丈夫二月初在福瑞斯特山被刺死。我跟埃莱娜提起，我打算去福瑞斯特山找那个女人，后来她就要我好好享受跟那个寡妇共度的时光。她没有什么意思，我却以为她话中有话。我想当时我的表情一定很吃惊，不过还是掩饰过去了。”
他因此想起了一个故事，便讲给我听，我们的对话如同古老的河流一般蜿蜒缓慢的流着。稍后他说：“住在福瑞斯特山那个寡妇，你为什么要去见她？”
“去看看她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她会知道任何事情吗？”
“她可能看到过什么，她丈夫也可能跟她说过些什么。”我把自己打算问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些我想解决的疑点告诉他。
“你就是这样调查的吗？”
“有时候是。你问这个干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进行你的工作的。”
“大部分时候我自己也不知道。”
“啊，可是你当然知道。你试探各种不同的方向，直到有某些结果出现。我没有设计这类东西的想象力，也没有耐心去一个个试。如果我想知道什么，找出解答的方法只有一个。”
“是什么？”
“我去找知道答案的那个人，”他说，“我会用尽各种可能的方法让他告诉我。但如果我根本不知道该去找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找，那我就彻底迷失了。”
如果雨停的话，我大概会早点回家。到了早上四点半还是五点的时候，我开始体力不支了。有一度我们两人都没话说，我朝窗外看了一眼。可是雨还是很大，于是我没法向疲倦投降、走出门去，便把矿泉水推开，又从保温壶里倒了一杯咖啡。稍后我又恢复了点精神，撑到天亮，然后到圣伯纳德教堂去参加屠夫弥撒。
在侧廊的小礼拜堂里有十多个人，包括七八个来自肉类市场的人，跟米克一样穿着白围裙，有些围裙上头跟他一样还有血渍。还有几个修女，两个家庭主妇，几个上班族的男人。另外有几个老先生老太太，其中有个看起来非常像那个杀人犯埃蒙·多尔蒂，一样都戴着布帽子。
弥撒结束后，我们走出教堂，没有领圣餐。天空依然阴沉，可是雨停了。米克的凯迪拉克还是停在老地方——特沃米殡葬社的门前空地。特沃米看到我们，走出来挥挥手，米克向他点头微笑。
“近来特沃米日子过得很不错，”他说，“他的生意比以前好两倍，很多人死于艾滋病。一种邪风，呃？”
“的确。”
“再告诉你一句，”他说，“每种风都是邪风。”
他把我送到家门口。我上楼，尽可能不出任何声响地把门打开，怕吵醒可能还在睡觉的埃莱娜。
开了门，她站在那儿，穿了一件我给她买的睡袍。一看到她脸上的表情，我就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了。
我还没开口问，她就说：“你还不知道，对不对？你还没听说吗？”
“听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