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德金说：“问你个问题，我一直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变成你的犹太牧师？”
“大概是因为你去上过犹太法典的课，”我说，“而且学了很久，很用功。”
“你知道，”他说，“我应该去当那种犹太牧师的。戴着无沿小圆帽，想不出答案的时候就捻捻胡子。不知道现在改行会不会太晚。”
“我想必须是犹太人才有资格。”
“应该有别的门路吧，我才不相信有那么严格。”他往后靠在椅子上，双手叠在颈后。“不过说真的，”他说，“为什么选我当你高层的朋友？当你的绦虫，深入纽约市警局官僚体系的内脏？”
“绦虫，”我说，“老天爷！”
他笑了。“你喜欢这个说法吗？我猜你会喜欢。我本来想说我是你的猫爪子，替你火中取栗子，不过我更喜欢绦虫。”
我们在中城北区分局的小组办公室里，乔旁边的桌子是空的。隔了两张桌子，矮胖的黑人警探贝拉米正在讯问一个瘦小的少年，那孩子是西班牙裔的，尖尖的下巴上挂着一把山羊胡，他正在抽烟，贝拉米则不停的煽着，想把烟雾从眼前赶走。
“四起凶杀案，”德金说，“最早的一起是十二年前，最近的是在二月。过去十二年多的时间里，有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被不同手法杀害，分布在全市不同的区域。我问自己，这些案子可能有什么共同点吗？你想知道我的想法吗？”
“什么想法？”
“所有的被害者都死了，没有人复活，就跟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一样。你记得电视节目《周末夜现场》播过吗？”
“有点印象。”
“从马德里现场转播——佛朗哥将军已死，没有复活。”他翻翻桌上的文件，“有了。卡尔·乌尔，在他西二十二街的公寓被情人杀害，被害人是同性恋，公寓现场显示出性施虐和受虐的生活方式，死者被手铐和皮带绑住。有多处伤口，生殖器和胸腔器官都被切掉了。这些资料你全要吗？”
“不，”我说，“大部分我都知道了，只是细节不太清楚而已，但我稍后可以看纪录。我想知道的是——”
“你想知道结案了没有，是吧？答案是没有。第十分局的人查过几个乌尔的熟人，不过那些家伙都被排除了涉案的可能性。他们偶尔也会逮到一个搞这套同性恋把戏玩得过火、把人家给整死的混混。然后他们就翻出所有没结案的档案，找出类似的受害者，想往那些嫌犯头上套。但到目前为止，卡尔·乌尔还是跟谁都不吻合。为什么？谁知道第十分局那些家伙为什么破不了案？”
“别管这些了。”我说，“凶手是这样找上乌尔的吗？就在西街的那些酒吧钓他？”
“不知道。也许凶手是背着魔术袋爬下烟囱的，我们不会想知道他是谁，除非他又再犯一次。可是他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说不定他死了。”
“你怎么会这样想？”
“我怎么会这样想？因为十二年前他就从事高风险的性行为，当时艾滋病毒在浴室和密室酒吧里到处传播，可是没人知道那是什么，更别说要提防了。那个杀了乌尔的人说不定早就感染了病毒，就像他用小刀杀害人一样的死过五十次了，等他感染并且到处散播时，他自己也因此而死了。”
“他有精液留下吗？”
“没有，他打包回家喂狗了。”他拿起报告扫视一眼，“据说被害者的腹部有精液，可能是乌尔的，反正和他的血型符合。但当时没有dna测试，这些年办案科学已经进步得多了，老兄。”
“是的。”
“这也是谋杀案再也不能逃过法网的原因。你刚刚问什么，问凶手有没有留下精液是吧？你有什么线索吗？”
“什么也没有，”我说，“只是很好奇，不知道有没有任何具体证据，可以证明他们有过性关系。”
“哦，他们谈起这些话题可不像在聊天气。这些玩性施虐和受虐游戏的家伙，他们所说的性可能跟你我的概念不同。我碰过一个案子，两个男孩儿有关系，他们的做法是，其中一个会到另外一个的公寓，听话地脱光衣服清洗马桶。不是用舌头或什么的，就是用清洁剂和一卷纸巾清马桶而已。而另外一个坐在客厅看欧普拉谈话秀节目。之后他会检查马桶，骂那个清马桶的几句难听话，然后把他赶走。这就像你我请清洁工来，等她做完不给钱，还骂她是个蠢货，叫她赶快滚。”
“我可不敢，”我说，“上回我请她擦窗子，她做得够糟了，我都没敢这么对她。”
“至于乌尔的情况嘛，”他说，“的确有过性交，因为乌尔肚子上的精液可不是自己长在那的。要不就是乌尔自己的精液，因为他的朋友掏出刀子来之前，他的确很过瘾，否则就是凶手的血型跟乌尔一样。这有什么差别吗？”
“对我来说没差别。”我表示同意。
“那我们可以继续说下去吗？六年后的一九八七年，博伊德·希普顿和妻子黛安娜在他们市中心休伯特街的楼里被谋杀。这个案子可以有两个推断，一个是他们进屋时，小偷正在偷里面东西。”
“我看报纸的印象也是如此。”
“嗯，还有一些事情没报道出来。这个罪案的凶残手法，显示很可能是出于私人动机。”
“他是被殴打致死的，她则是被强奸后勒死的。”
“他被殴打，可是不是打死就算了。连脑浆都出来了，头盖骨破碎得无法复原，脸也完全无法辨认。”
“可那一定是他。”
“是啊，他们用指纹确认身份。可是碰到这种情况，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要是有人告诉我死者的脸完全无法辨认，我心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对，我懂你的意思。可是无疑的就是他。然后他太太被电线勒死，脸部发紫，肿得像个排球。至于强奸，呃，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强奸，不过那肯定是一种暴力行为，她被壁炉的拨火棒从阴道直插到腹部。”
“天哪。”
“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就是当时她已经快死了。不让媒体知道拨火棒的原因很明显，不过当时就算他们知道也不敢提。要是换成今天，我就不敢保证了。”
“今天他们什么都敢登。”
“新闻有没有提到一些绘画被蓄意破坏？不过他们没说的是，那些画上都被涂了撒旦的符号，某些专家认为——”他转转眼珠，“——这不是真正崇拜撒旦的邪教教徒所为。我想，真正崇拜撒旦的邪教教徒会对希普顿做一些可怕的事情，反之，这些假邪教徒只是开些无聊的玩笑而已。”
“凶手有几个人？”
“最可能是两个或三个。”
“一个人可不可能独立犯下这个案子？”
“你可以自己分析，”他说：“东汉普顿警方找到过一个嫌疑犯，是当地的一个建筑承包商，跟希普顿太太有染，或者是反过来，博伊德搞过那家伙的老婆。这案子可能是一个人单独干的，先溜进去，等他们夫妻进门，先敲昏博伊德的脑袋，然后拿起电线，缠住博伊德太太的脖子勒死她，再回过头把博伊德的脑袋打出脑浆，最后用那个壁炉的拨火棒玩他那个愚蠢的小花招。”
“警察还在怀疑那个建筑商吗？”
“不，他的不在场证明无可挑剔，挑不出任何毛病。有太多可能性了，希普顿是个著名艺术家，他太太曾是芭蕾舞演员，他们非常富有，在市中心有一楼层，东汉普顿还有个海滩别墅，明摆着有钱又有才。这让你想到什么？”
“我不知道。可卡因吗？”
“媒体大都这么猜测，也派了很多警察去调查，在市中心和汉普顿都有，我也被派去查了。可卡因？我想他们偶尔来一点，不过我没听说毒品是主要的行凶原因，我昨天谈过的那个家伙也没提到。怎么了？”
“没什么。我知道没有逮捕任何人，但是警方认为是他们的熟人干的吗？”
他摇摇头。“看不出来，”他说，“呃，线索太多了，但是每条线索都没有下文。怎么？你的线民说了些什么？”
“什么线民？”
“你的线民啊。谁让你这样对着四棵不同的树狂吠？他跟希普顿夫妇有什么恩仇吗？”
“乔，我没有线民。”
他看着我。两张桌子外，贝拉米把烟灰缸里面一个正在燃烧的烟蒂挑起来拧熄。“嘿，”那个留着山羊胡的男孩说，“那不是我，老兄。”贝拉米告诉那人，他该庆幸不必用前额去拧熄香烟。
德金说：“好吧，暂且放下这桩不提。下一桩案子是四年前，一九八九年，汤姆·克卢南，正派的爱尔兰人，开出租车度日。没有人绑住他，没有人强奸他，也没有人朝他屁股插拨火棒。跟你说，我很惊讶你这样种人会对他有任何兴趣。”
根据汤姆·克卢南的工作日志，他是在星期二晚上十点三十五分搭载最后一趟客人。把客人到雪莉-尼德兰饭店后，往市中心开了几个街区想接生意，过了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往北转，日志上写的目的地是哥伦比亚长老医学中心，就在华盛顿高地。
他是否到达了目的地已无从得知。十二点十五分左右，勤务中心接到匿名电话，三十四分局派巡逻车过去，在一七四街附近的奥德邦大道上，发现克卢南的出租车停在防火栓旁边。五十四岁的克卢南倒在方向盘后面，头部和颈部都有枪伤。急救人员赶来时宣布他已经死亡。
“近距离发射两发子弹，凶器是点九○口径手枪，即使当场没有死亡，也差不多了。皮夹不见了，零钱不见了。现场没有凶器——不意外——唯一的问题是，凶手是一路从圣帕特里克大教堂开车跟着他过来，还是克卢南放弃大老远开车去哥伦比亚长老医学中心，就在案发现场想搭载他永远载不到的客人？答案已没人在乎，因为案子已经结了，而凶手正在阿提加监狱服至少二十年的徒刑。”
我脸上一定显得很惊讶，因为我还没开口，他就回答了我下一个问题。“不是因为克卢南的案子，”他说：“事情是，九○年和九一年有一股风潮，有些无执照的出租车司机在哈林区或布朗克斯区那种纽约的第三世界被射杀。结果布朗克斯和上曼哈顿的五个分局就组成了一支警力，进行了几次诱捕行动，最后逮到了这个埃尔多尼亚·米姆斯，显然是个挪威人。”
“是啊，永远都有会惹麻烦的民族。”
“我知道，那些挪威佬还有操他妈的爱沙尼亚人。他们认为米姆斯干了六起杀人案，然后用证据最充分的一件起诉他，那件案子有实质性证据，还有证人。控方给他的条件是，他用二级谋杀的罪名认下这六件案子，服刑可以六合一同时执行。”
“很慷慨嘛。”
“但他拒绝了，用来起诉他的案子是曼哈顿的谋杀案，所以不会让那些积聚了三百年种族压迫感的布朗克斯居民组成陪审团。法官和陪审团都做对了，埃尔多尼亚想假释的话，至少得在牢里住上二十年，如果他侥幸获得无罪判决的话，还可以用其他被杀害的出租车司机命案来起诉他，这个狗娘养的。”
“他们用克卢南的案子起诉了吗？”
“他排在名单的后头呢。你知道，既然逮到一个嫌犯，你就会想尽量把案子都给结了。”
“可是你不知道是不是他干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老兄，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华盛顿高地和操他妈的布朗克斯区，所以我能知道个什么呢？我听说的是，作案手法不太一样，没有人能确定是米姆斯杀了克卢南，不过让他认下这个案子，让警方好过一点，又有什么损伤呢？”
“你提到无执照的出租车，”我说，“如果克卢南是在第五大道载客，他开的不是有牌照的出租车吗？”
他点点头。“他开的是有牌照的黄牌出租车，其他被害人开的是无牌出租车。而且他是被点九○口径手枪射杀的，其他的则是点二二。不全是同一种枪，有很多种，但口径是一样的。”
“听起来他们好像硬把这个件案子安在米姆斯头上。”
“哦，我不知道，”他说，“总之，这些案子很相似。都是出租车司机，而且都死了。”
“米姆斯当然会说他没干这件。”
“米姆斯说他什么都没干。如果让米姆斯去忏悔，他唯一会说的就是他只是思想有罪，然后一直喊着天主。马修，像抢劫和窃盗这类常见轻罪，你要真正逮到一个人的机会大概只有五十分之一，于是你就把五十个案子全结了，都算在他头上。这是平均数，如果你不这么做，你的破案率看起来就会像一团狗屎。”
“我懂那回事。”
“你当然懂。”
“我只是觉得凶杀案不同。”
“是不同，”他说，“也没人把命案当成入室盗窃或集团扒手那样随意侦办。这个案子里，埃尔多尼亚肯定杀掉了六个之中的五个出租车司机，毫无疑问，无可置疑。他可能没杀克卢南，如果有其他人对这个案子提出更好的看法，那么全上城区都的人都不会反对重新侦办这个案子。”他拿起一支铅笔，用橡皮那端在桌上敲了三下，又放了下来。“所以你如果有什么证据，我会很乐意替你转达。”
“我怎么会有证据？”
“哦，你没有车，所以我想你常常乘出租车。或许你听了某个司机说了些什么。”
“比如呢？”
“比如说，‘嘿，先生，你看起来好像当过警察。汤姆·克卢南可不真是太倒霉了吗？’”
“没有人跟我说过这种话。”
“没有，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