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摇摇头。“现在就有观点，未免太早了。”
“可是你觉得有可能？”
“对。”
她转头看看那个黑猫时钟。“当然我宁可相信是这样，”她说，“我一直不能接受他的自杀。可是老天，想到某个人杀了他，好可怕。我很好奇是怎么办到的？我想，凶手大概先把他击昏，然后在电脑上打了遗书，然后打开窗子，然后，然后……”她似乎在很努力地猜想，双手紧握。“如果当时他失去意识，”她说，“那就不会太痛苦。”
“是的。”
“可是我会，”她轻轻地说，然后沉默了很久，又抬起头看着我说，“为什么会有人想杀死一群三十五年前一起读过布鲁克林学院的人？一群五十来岁的犹太人。为什么？”
“只有几个是犹太人。”
“哦？”
“他们也不是大学校友。”
“你肯定吗？弗雷德说过——”
我告诉她关于这个俱乐部的一些事情。她想知道还有哪些会员，我在笔记本上找到一张名单，列着全体三十一个会员的名字，按字母顺序排列。“哦，有些名字我认识，菲利普·卡利什，他是犹太人，是弗雷德的大学同学，如果是同一个菲利普·卡利什的话。不过他死了，对吧？很久以前就死了。”
“死于车祸，”我说，“他是这个团体里第一个死亡的。”
“雷蒙德·格鲁利奥，这个名字我也认得，如果是同一个雷蒙德·格鲁利奥的话。我想一定是的，是那个律师吗？”
“是的。”
“如果希特勒复活，”她说，“当然上帝不会允许的。但如果他复活，需要一个律师的话，他会去找雷蒙德·格鲁利奥，而且格鲁利奥会替他辩护。”她摇摇头。“我必须承认，越战时期他替那些拒绝征兵的激进分子辩护时，我真的觉得他是个英雄。现在他的当事人都是反犹太的黑人和阿拉伯暴力分子，我真想寄个炸弹邮包给他。弗雷德不认识雷蒙德·格鲁利奥。”
“他每年跟他吃一次晚餐。”
“可他半个字都没提过。当格鲁利奥在十一点新闻上头侃侃而谈时，他连一次‘他是我的朋友’或‘嘿，我认识这个家伙’都没说过。这样正常吗？”
“我猜想他们把这件事情当作隐私。”
她皱起眉头。“这个俱乐部不是那种寻欢作乐的吧？”
“不是。”
“因为我觉得很难相信，我知道很多最不可能时人，到头来都是同性恋，但是我不相信这是——”
“不是。”
“也不是那种男人俱乐部，喝多了酒安排一个女郎从蛋糕里头跳出来。感觉上不像弗雷德。”
“我认为丝毫没有这种成分。”
“博伊德·希普顿，那个画家？”我点点头，“我知道他是几年前被谋杀的，或者我把他跟其他人搞混了？”
我说没错，希普顿是被谋杀的，又告诉她另外还有几个会员也是凶杀案的被害人。她问我是哪些人，我把名字指给地看。
“不，我不认识他们，”她说，“为什么会有人想杀这些人？我不明白。”
回曼哈顿的路上，我想着自己有什么收获。我查到的不多，而且我留给费利西亚·卡普一个猜不透的谜团，不知道她的丈夫曾有过什么样的秘密生活。唯一有可能安慰她的，就是他毕竟不是自杀的，但这也会被他可能是被谋杀所带来不安所抵消。
或许让我不去打扰内德里奇·贝利斯遗孀的就是这个原因。我打了几个电话去亚特兰大，他死在市中心的马里奥特饭店房间里，头上有个枪击伤口，我觉得自己对于他和他的死理应该知道得更多。他曾是股票分析师，受雇于华尔街的一家公司，每天乘渡轮上下班。他分析的领域是纺织业，到亚特兰大是为了去见一家他有对之有兴趣的公司的管理人员。
又是没有遗书，也没有迹象显示在他身边发现的那把没登记的左轮枪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他怎么弄到那把枪的，”一名亚特兰大的警官告诉我，“不过在这个城市，要找人买枪不会太困难。”我告诉他，在纽约也不会太难。
虽然没有遗书，不过书桌的桌面中间有一张饭店的信纸，旁边有一支没有套笔帽的笔，好像他想曾写点什么，却不知道该怎么写。然后他放弃了，打电话给柜台，告诉饭店职员最好派个人到一一○房来。“我要结束自己性命了。”他宣布，然后就挂掉了电话。
那个职员不能确定自己会撞见一桩惨案还是听到了一个玩笑。他打电话去贝利斯的房间，没有人接。正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有人打电话来说听到了枪声。
当然，看起来是自杀。贝利斯倒在一张椅子上，子弹穿过太阳穴，枪就在地板上该出现的地方。看不出他自杀时身边有人，门上的链子没有挂上，不过一定是因为他希望很快被发现，才故意没锁的。反正他考虑得很周全，从他打电话去柜台通知说自己要自杀，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布置这一切能有多困难？
首先，内德里奇·贝利斯必须让你进房间，找个借口不会比找一把没登记的枪更难。接着你坐下来，比如说，看着他递给你的一些文件，然后你在他身边弯下腰指向一个地方，同时伸手到外套口袋掏出枪，在他意识到怎么回事以前，你就把枪口对着他的太阳穴，扣下扳机。
然后你擦掉枪上的指纹，再塞进他手里，接着让枪掉到地毯上。把饭店的信纸和笔放书桌上，拿起电话，宣布你就要死了。最后回到你自己的房间，再打一个电话说你听见了枪声。
很简单。
做个石蜡测试，就可以知道这个死人有没有开过枪，可是这么一桩清楚明白的自杀案，能分配到多少警力去侦办？跟我谈过的那个警官找不到任何测试的纪录，可是他说这也不能证明什么。毕竟，他说，这一切都已经发生十八年了，所以能不能找到当年档案还很难说。
我可以打电话给他的遗孀。
我找不到她。其实不会太难的，她并没有故意消失。她再婚，又离婚，现在结了第三次婚，住在密歇根的尼罗市。我想我可以打电话给她，问她的第一任丈夫内德里奇·贝利斯在亚特兰大的死亡之行前，是不是意志消沉。他那时喝酒喝得厉害吗，夫人？他吸过毒吗？
我决定不去打扰她。
我从西北旅馆的房间打电话到亚特兰大，挂了电话后，那一天一直有事情让我待在那个小屋间里没出门。我拉了一张椅子到窗边，往外看着城市。
我不知道自己坐在那儿多久。想着手边进行的这个案子，想着三十一俱乐部。想着过去三十年他们的人数日渐减少，不知不觉就想到自己的生命在这三十年来所发生的一切，而这些年的种种变化真是可怕。我想着我失去的人，有些死了，有些则因为我们的生命走向不同的方向。我的前妻阿妮塔早已再婚，我最后一次跟她说话是为她母亲的过世向她致哀。上一次我见到她——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
我的两个儿子迈克尔和安德鲁都已长大，他们两个对我来说都是陌生人。迈克尔住在北加州，是一个电脑零件厂商的销售代表，他大学毕业后的四年里，我曾在外面跟他讲过十次话。两年前他跟一个叫琼的女孩结婚了，还寄了结婚照给我。她是个中国人，身材矮小，很苗条，照片里的表情严肃极了。迈克尔念大学时就开始发胖，现在看起来像个坦率亲切的推销员，胖而亲切，站在这个莫测高深的东方女子身边显得很不协调。
“我们应该聚一聚，”我们通电话时他这么说，“下回我去纽约会通知你。我们一起吃顿晚饭，也可以去看场尼克队的篮球赛。”
“说不定我可以去趟西岸。”上次我这么告诉他。他稍稍愣了一下，然后很快跟我保证那太好了，真的太好了，不过现在时机不对。这阵子工作特别忙，他常常出差，还有——他和琼住在圣荷西附近一幢公共经营的公寓里，我曾在电话里跟这个未曾谋面的媳妇讲过话。很快的，我便知道他们正开始建立一个家庭，接下来我就会有未曾谋面的孙子。
安迪呢？上一次他打电话来时，人在西雅图，说他要去温哥华。听起来他好像是在酒吧打电话，声音因为喝了酒而变得低沉。他不常打电话来，每次打来都是从不同的地方，而且声音听起来总像喝了酒。“我很愉快，”他告诉我，“这阵子我想我会安定下来，但同时我还是滚石不生苔。”
五十五岁，我又生了什么苔呢？这些年我做了些什么？他们又对我做了些什么？
我自己又留下了什么？当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掠过我的人生，我应该为他们证明些什么？有谁应该为这些过去的岁月证明什么吗？
街对面就有家卖酒的杂货店。从我坐的地方，可以看见顾客来来去去。看着他们的时候，我忽然想到可以去电话簿查那家店的电话号码，请他们送瓶酒来给我。
我只是想想而已。有时候我会考虑一下要喝什么酒、哪个牌子。这次我很快就打消了念头，深吸几口气，很愉快地放弃了。
然后我拿起话筒，拨了一个记在脑里的电话号码。
电话响了两声，三声，我的手指头放在挂筒上方等着切断，因为不想对应答机说话。可是接下来她接起电话。
“我是马修。”我说。
她说，“真有意思。我正好想到你。”
“那我是你的了。你要人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