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加布里尔以前住在九十二街附近的西缘大道。我到西一百街的二十四分局查询，隔着桌子坐在我对面是一个年轻警官迈克尔·赛利格。他不到三十岁，已经开始谢顶了，而且表现出那种对早秃的紧张。“这些资料应该都放进电脑里才对，”他指的是加布里尔的档案，“我们正着手把以前的老档案输入电脑，可是好像永远完不成。”
加布里尔，四十二岁，已婚但和妻子分居了。一九八一年十月一个工作日的下午，被发现吊死在他八楼的公寓里。显然他是先站上一张椅子，把皮带缠在脖子上，接着将皮带绕过衣橱顶和门柱，在中间打了个结，然后把椅子踢翻。
“高血液酒精浓度。”赛利格说。
“没有遗书。”
“这类情况不一定会写遗书，对吧？特别是他们喝醉了酒，开始为自己觉得难过。看看这个——据估计，他是死了五天到七天后，才被发现尸体的。一定已经发臭了，是吧？”
“所以警察是破门而入的。”
“不必，资料上说，管理员有一把钥匙，对门的女士闻到了臭味。”
那位女士还告诉来办案的警察，自从几年前妻子离去之后，加布里尔似乎很消沉，他唯一的访客，就是附近卖酒杂货店或中国餐馆的送货员。他生前曾在西四十几街替一家录影带出租店做管理工作，但是死前两个月丢了差事，从此再也没有工作。
“八成是醉酒误事才丢了工作。”赛利格说。
加布里尔的太太接到他的死讯时，说他们自从一九八○年六月签了分居协议后，就再也没见过面。她说她死去的丈夫是个忧郁而寂寞的人，听到他的死讯，她似乎不是很吃惊，只是觉得难过而已。
弗雷德·卡普留下了遗书。显示他的电脑屏幕上，还打印了两份，一份放在书桌上，另一份整整齐齐地折好，放在他的衬衫口袋里。“我很抱歉，”上面写着，“我再也无法承受了。请原谅我。”然后他打开位于十五楼的办公室窗子，跳了出去。
如果是比较新的大楼，就不太可能这样做了。新大楼通常无法开窗的，大部分甚至连窗户都没有，只有玻璃墙。有一次在匿名戒酒协会的聚会上，我听到一个建筑师谈到他必须安抚那些有玻璃墙恐惧症的上班族，他曾经全速奔跑撞向玻璃墙，来向大家示范玻璃墙有多么坚固。“那些人一看就信了，”他说，“可是撞断锁骨那一刻，我觉得自己真是蠢透了。”
卡普自杀的那幢大楼的窗户是能打开的，那是位于列克星顿大道一幢建于战前的二十二层办公大楼，往南两个街区就是大中央车站和克莱斯勒大厦。卡普是个进口商，主要进口新加坡和印尼的货物，他在五点时叫秘书下班，打电话给太太说他要加班到很晚。七点左右，第三大道的一家熟食店送了两个三明治和一杯咖啡过来，九点十分他开窗跳楼。要确定死亡时间很容易，因为他跳下来的时候，街上有几个人看见了。其中一个当场晕倒，赶来的急救医护人员对他进行了治疗。
这件事才过去三年，跟我谈的那位警官还待在第十七分局，他一下子就想起这个事件。“整件事真是要命，”他说，“用那种方式也真是要命。要是你掉到一半时改变主意。‘嘿，我收回！是开玩笑的！’是啊，没错，那你就走运了。”
他十分肯定，这就是自杀。遗书就放在卡普的书桌上、他的口袋里，而且还在开着的电脑屏幕上。而且除了从高处摔下来的伤之外，也没有其他伤口，不过他同意摔伤本身可能就足以掩盖稍早头部的击伤，或者任何非枪击之类的伤口。
我说：“我希望遗书是手写的。这世上有谁会用电脑打自杀遗书？”
“现在是新世界，”他说，“你习惯使用电脑，做什么都想用。付账单、核对你的支票簿、约会提醒。这个家伙所有事情都用电脑处理，他希望遗书准确无误，可以照自己的意思修改、用词。然后按下一个键，想印几份就印几份，而且还可以存在他的硬盘里。”赛利格三十岁左右，自己也是电脑时代的一部分，他很热心地告诉我，电脑在警局里加快了多少文书工作、又减少了多少的不愉快。“电脑真伟大，”他说，“可是他们也宠坏了你。生活中其他部分的麻烦，问题就在于没有一个‘取消’键。”
我去卡普的办公室，现在是一个专利律师在使用。他年纪跟我差不多，看起来是个喝酒的人，而且身上有那种失败的酸味。他搬来这个办公室还不到两年，也不知道以前发生过什么事。他让我从窗口看出去，只是我不知道我能看出什么来。我没告诉他前一个人曾从那个窗口跳出去。我不想让他知道。
卡普的遗孀费利西亚住在福瑞斯特山，在南欧松公园的一所中学当数学老师。我中午打电话到她家，她说：“我不敢相信又重新查这个案子了，跟保险有关吗？”
我告诉她这个案子跟其他事情有关，我只是想试着找出她丈夫并非死于自杀的可能性。
“我从不认为是自杀，”她肯定地说，“可还会是什么？这样吧，你愿意来我家吗？我晚上有两个小时的家教课，可是我明天可以见你，四点半怎么样？
她在斯塔福德大道一幢二层复式洋房的上层等我，距这里几个街区外有个标准网球场。她高高瘦瘦，暗色的长发，下巴坚定有力。我们坐在厨房里的餐桌旁，她煮了咖啡。墙上有个黑猫时钟，双眼移来移去，尾巴则像钟摆一般摇晃。她说：“不是很荒谬吗？两年前学生们送这个给我当生日礼物，我得承认，这只猫跟我一起成长。我们来谈谈弗雷德吧。”
“好的。”
“他自杀，我一直觉得不合理。他们说他的事业有问题，哦，他做那一行已三十多年了，问题一直有。谋生是绝不成问题的。我们有两份收入，也从不浪费。看看我们住的地方。”
“房子很漂亮。”
“还可以，这附近的环境很好，虽然不是沙顿那种高级住宅区，但重要的是我丈夫没有什么庞大的财务压力。他过世之后，我自己接手经营好一阵子，足以了解整个状况，靠股票和商誉1也赚了点钱。他的公司状况很好，日常的混乱当然有，可是没有什么反常的事情。尤其是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自杀的。”
1一种无形资产，意味着对公司的声誉及有力竞争地位的报酬。即一个公司购入另一公司时所付数额和所得有形资产数额之间的差额。
“别人心里忽然有什么念头，很难理解的。”
“我了解那种情况。可是你又为什么会出现呢，斯卡德先生？你大老远跑来这里，该不会是要我接受我先生是自杀的吧？”
我问她知不知道她先生曾参加什么俱乐部。她说：“什么俱乐部？他曾参加生意圈子的几个男性俱乐部，不过不是很热衷。工作占据的时间太多了，他参加过旋转俱乐部，不过那至少是十年前了，我不认为他还有会员资格。你要讲的跟这些无关吧。”
“这个俱乐部是一群人每年一起吃一顿晚饭，”我说，“聚会时间在春天，地点是曼哈顿的一家餐厅。”
“哦，那个啊，”她说，“你用‘俱乐部’这个字眼，会让我产生误会的。我不认为有那么正式，只不过是一群大学时代的朋友想每年保持联络罢了。”
“他是这么形容这个团体的吗？”
“他没这么‘形容’过，只不过是我的印象罢了。你为什么这么问？”
“据我所知，这个团体要更正式一点。”
“有可能。我知道他从没缺席过，有一年我们有两张曼哈顿轻歌剧学会的票，弗雷德说，我得找人陪我去。他很喜欢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可是他把他每年例行的晚餐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那顿晚餐跟他的死有什么关系？他是在十二月死的，而晚餐会一向在四月或五月举行。”
“五月的第一个星期四。”
“对，每年都固定在这一天，我刚才忘了。那又怎么样呢？”
有什么理由不告诉她吗？我说：“这些年来，这个团体里很多人都死了，比一般想象的要多。其中还有自杀的。”
“几个？”
“三个或四个。”
“嗯，到底是几个？三个还是四个？”
“三个确定自杀，一个可能是。”
“我明白了。很抱歉，我不是故意打断你。你还想要咖啡吗？”我说不用了，“是多少会员里面有三个或四个自杀？”
“三十一。”
“我听说有一种自杀病毒。在俄亥俄或威斯康星州有一些很好的中产阶级学校里，很多都染上了一种自杀疹子。可是那是十来岁的学生，不是中年男子。这些自杀是集体发生的吗？”
“隔几年发生一次。”
“哦，百分之十或十五，自杀率很高，可是好像不是……”她的声音拉长了，我看着她的眼睛。几乎可以看见她脑子里的齿轮快速转动着分析那些资料。不论就任何标准来说，她都不算漂亮，不过有个相当机灵的脑袋，那种智慧很吸引人。
她说：“你说占的比率很高。总共有多少起死亡发生？”
“十七。”
“三十一分之十七。”
“对。”
“他们跟弗雷德年纪都差不多？如果他们是大学同学，年纪一定是差不多。”
“年纪很接近，没错。”
“你认为有人杀了他们？”
“我在调查可能性。我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想。”
“你当然有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