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了想。“你知道，”他说，“他妈的应该给你奖金的。这得看客户的，不过我一定会建议的。这不光是找到几个证人而已，比方那些记仇的邻居老太太，愿意发誓从没见过他不撑拐杖走到街角。有了这个，唯一该做的就是把照片给安东尼·切鲁蒂看，他就会像烫手山芋似的扔掉这个案子。”
“想象一下，切鲁蒂会出多少钱买这张照片。”
“现在先别想那么多，”他说，“你自己觉得呢？”
“要看客户的，”我说，“我大概能猜到这张照片值多少。不过除了钱之外，我希望客户能给我一封信，表达他对我工作成就的感谢。”
他点点头，“嗯，没问题。等到你退休的时候，档案里有这封信很不错的，对吧？其实这比钱更重要。”
“或许吧，”我说，“但是这不表示我不想要钱。”
“当然了，你应该都要。推荐信、奖金，还有钉死那个混蛋的满足感。”
“他不是坏人。”
“谁？查理？”
“他坐的椅子垮掉时，可能真的受了伤。后来喝酒时跟哥儿们提起，大家都说他应该打官司，接着有人指点他去找切鲁蒂。切鲁蒂带他去找个蒙古大夫验伤，搞水疗法，而且教他没有撑架绝对不可以出门，至少要拄两根拐杖。当然他得放弃工作，不过如果能因此讨到一大笔赔偿，那就是个划算的投资。但是现在他两个月没工作，胆子也大了，因为他唯一的运动就是歪歪倒倒的走到麦安坡酒馆再走回来。结果，现在他一无所获，而且天知道他还能不能再回ups工作？”
“你好像对他觉得抱歉。”
“这个嘛，我才刚在他屁股上踢一脚，”我说，“施舍一点点同情也无妨。”
我告诉沃利我还有别的要求，不是针对客户，而是他。我想找trw消费信用公司替我查十四个人的信用状况。我说，我会付钱，可是希望算成本价。他保证没问题，然后我给他那十四个在世会员的名单。
他说：“雷蒙德·格鲁利奥？我想他的信用很好。还有埃弗里·戴维斯，如果是住在五十五街八八八号的那个埃弗里·戴维斯，他可以开张支票买下我们这幢楼。其实，我认为熨斗大厦曾经是他的，对吧？不，我想想，这幢楼曾经是两年前跳楼自杀那个家伙的。他叫什么来着？”
“哈蒙·鲁滕斯坦。”
“对，就是他，活得舒服如意，事事顺遂，可是很难讲，不是吗？”
“应该吧。”
三个，说不定有四个俱乐部会员是自杀的。内德里奇·贝利斯在出差到亚特兰大时开枪自杀。哈尔·加布里尔在西缘大道的自家公寓里上吊。弗雷德·卡普在办公室加班时跳楼。伊恩·赫勒是跳下、或掉下地铁月台。
很难弄清楚，不是吗？
打了好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了那个曾把伊恩·赫勒的尸体从轮下拖出来的地铁警察。我告诉他想谈谈那桩发生在将近十五年前的死亡事件，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你知道，”他说，“我的笔记本都没丢，大概可以找到，但经过了这么多年，你不能指望我记得太多。我还记得第一次经手的死亡案，据说第一次肯定忘不掉。但是我工作快十九年了，在这个人死之前，我已经看过太多这类事情。所以呢，不要抱太大希望。”
我跟他在欧文区的彼得酒馆碰面，他叫阿瑟·梅沙克。“你以前是纽约市警局的，”他说，“对吧？”
“没错。”
“服务满二十年就领退休金走人，嗯？”
“我没干那么久。”
“是啊，有几次我差点就不想干了，可是没辞职，然后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到九月就满十九年了，我发誓不知道时间是怎么过去的。最近两年我调到内勤，做行政工作，轻松多了，不过说真的，我很想念在地铁车站的日子。在地底下，每一分钟都上紧发条，你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
“真忍不住好奇，如果在地上会有什么不同。那么我就属于纽约市警局而非交通警局。地下道里的生活没那么五光十色。要多久才能碰上一个像伯尼·戈茨1那样的人，做些够轰动能登上报纸头条一两天的事情？几率大概是百万分之一。”他叹了口气。“这十九年来成天和疯狂艺术家、醉鬼、扒手打交道，还有一堆神经任务。对啊，还有一堆跳下月台或意外失足的。我告诉过你，我记得第一次碰到的情景。”
1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一名白人电机工程师戈茨在地铁站遇到四名勒索的年轻人，戈茨掏出一把没有执照的手枪射中四人，事后以意图谋杀被起诉，引起全国舆论对自卫和公共安全的争议。支持戈茨的认为他是对抗城市犯罪的英雄，反对者认为戈茨是防卫过当且仇视黑人。
“嗯。”
“是个女的，年轻女郎，她一只腿从膝盖以下都锯掉了，另一只腿也受了伤。毫无疑问，是自杀，她自己承认的。我去医院看她，她盯着我眼睛说，下回她会成功的。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再试，有一阵子我每次碰到有人跳下或掉下月台，不论归不归我管，我都希望是她。有时候明明是个男的，六英尺四英寸高，三百磅，可是收尸时我还是一定要看看他的脸。不过就算她试过，那也一定是别人当班的时候。”
“你会惦记着她。”
“是啊，你说得没错。马修，我查过笔记了，我记得你要查的人。伊恩·赫勒，星期六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往南的一号车，正要驶入百老汇大道和五十五街的irt车站。日期是一九八八年十月十五日。那天正好是我岳父的生日，只不过他已经去世十年，而且我也离婚六年了，所以我不记得也不为过，是吧？那天赫勒下班正要回家，他平常都搭那班车。他工作的地点离车站有两个街区，一向搭地铁到时代广场，再换快车回布鲁克林。重点是，他出现在那儿很正常，我猜你是想确定他是自杀还是意外死亡。”
“或者是被谋杀，”我说。
他扬起头。“这个嘛，很难说得准，”他想了想，“那是高峰时间，月台上挤满了要回家的人，地铁进站时，他就站在月台边。或许他下班后路上喝了酒，或许他吃了抗过敏药影响了平衡感。或许有人不小心从后面撞了他一下。”
“也或许是他自己跳下去的。”
“对，谁会知道呢？有时候是事先计划的，有时候有人侥幸没死，你才发现他们根本没有事先计划，想都没想过，只是一时冲动，就跳下月台了。说不定赫勒就是这样。也说不定有人站在他旁边，算准时间推他一把或撞他一下，让他掉下去。老话一句，有时是计划好的，有时不是。告诉你，我有一大堆这类他妈的故事可以讲。”
“很多人死掉吗？”
“这还用说吗。”他站起来，穿过酒吧里拥挤的人群，端回一杯金汤尼给自己，还有另外一杯可乐给我。我想付钱，他摇摇手挡掉了。“行了，”他说，“我在这里很愉快。你知道谁在这里喝过酒？欧亨利。你知道，那个作家。这个店很引以为荣，而且绝对不会让你忘记这件事，不过我得说，我喜欢在这种比上帝还老的地方喝酒。你知道东村的那家麦索利吗？他们的广告标语是：‘你出生前我们就在这里了’。现在他们的顾客全是大学生，耶稣基督，世界贸易中心在他们出生前就存在了。”
“现在也还在。”
“是啊，而且我们的阿拉伯兄弟差点把那儿给炸掉了。”我们谈着最近发生的那件爆炸案，然后他说，“至于被推下月台的事情，没错，我想很多是这样发生的。有时候是因为一时冲动，前面有人挡路，或者就是疯掉了，不必嗑药就能发疯。要干掉一个人而且可以脱身，这是全世界最简单的方法。”
“可是要杀死一个特定的人，就很难了，对吧？”
“你说是蓄意杀死一个人？”他想了想，“你可以跟踪他到地铁车站，可是他可能没站在月台边。车站很挤，你和他之间挤满了人，而且离月台很远。除非你们是朋友。”
“你的意思是？”
“他叫什么名字来着？伊恩？‘嘿，伊恩，看到你真好，近来如何啊老兄？’你伸出手揽着他，走过来走过去，等地铁进站时故意走到月台边。如果他认为你是他的朋友，就不会往后退，不会疑心，接下来他就成了轮下冤魂了。你想会是这么回事吗？”
“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