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个月的聚会，”他说，“是在西三十六街的金氏小馆。七十年代早期坎宁安餐厅关门后，我们就改到那儿聚会。他们每年都给我们相同的房间，在二楼，像个私人书房。房间里有一整排书架，墙上挂了几幅祖先肖像画。那儿还有壁炉，餐厅的人会替我们生火，其实五月根本没那么冷。不过气氛很好。
“我们在那里聚会有二十年了。刚把聚会改到那儿举行时，金氏小馆正濒临倒闭。那儿称得上是纽约一景，如果真的关门，那就太可惜了。幸好他们不但撑了下来，而且活得好好的，我们也是。”他停下来，想了想，“只有一部分活得好好的。”他说。
他面前桌上摆着的那杯干邑白兰地，一直都没动过。偶尔他会伸手盖住那个白兰地杯，或者用大拇指和食指夹住杯脚，或者把杯子挪来挪去。
他说：“上个星期的晚餐聚会，我们宣布过去十二个月里有两个人死亡。弗兰克·迪乔里奥九月死于心脏病；接着到了二月，艾伦·沃特森在下班回家途中被刺死。所以过去这一年，我们有两桩死亡事件。你会觉得奇怪吗？”
“这个嘛……”
“当然不奇怪。我们这个年纪死亡不算稀奇。那么，一个人在过去十二个月中，有两个熟人死掉，这样算不算罕见？”他抓着白兰地杯的杯脚，顺时针转了四分之一圈。“你想想看。如果我再告诉你，过去七年中，我们有九名会员死了。”
“比率好像有点高。”
“那还只是过去七年而已，之前我们已经失去了八个会员。马修，我们现在只剩下十四个人了。”
霍默·钱普尼曾告诉他们，他可能是第一个辞世的人。“孩子们，这是理所当然。自然法则就是如此。不过，我希望至少能陪着你们几年，好让我多了解你们一点，看着你们有个好的开始。”
结果，老人一直活到九十四岁。他年年都出席晚餐聚会，身体一直很硬朗，而且到死前都头脑清楚。
他也不是会员中第一个死去的。这个团体前两次的年度聚会都没有死讯，但到了一九六四年，他们宣布菲利普·卡利什三个月前与妻子和襁褓中的女儿，在长岛高速公路的一桩车祸中意外身亡。
两年后，詹姆斯·塞佛伦斯战死于越南，前一年的聚会他就已经因为被征召从军而无法参加，当时大家还开玩笑说，以亚洲战争为借口来破坏这个重大承诺实在很说不过去。次年五月，当他的名字紧跟在菲利普·卡利什后面被念出来时，去年的玩笑依稀在镶木墙壁之间回荡。
一九六九年三月，就在年度晚餐的两个月前，霍默·钱普尼在睡梦中过世。“如果哪天早上，你九点还没看到我出现，”他告诉过自己长期居住的那家饭店的职员，“请打电话来我套房，如果我没接电话，就过来看看我怎么了。”柜台的职员打了电话，然后请门房代一下班，自己上楼去了钱普尼的房间。发现钱普尼死亡后，他吓坏了，赶快打电话给老人的侄子。
侄子按照叔叔的吩咐，一一打电话通知俱乐部的会员。当时三十一俱乐部还剩下二十八个人。钱普尼不愿意冒任何风险，他要确定每个人都知道他走了。
葬礼在坎贝尔举行，这是路易斯·希尔德布兰德首度参加俱乐部会员的葬礼。来送葬的人很少，钱普尼比同辈的人都活得久，而他的侄子——其实是侄孙，大概是五十来岁——是他在世上唯一还住在纽约地区的亲属。除了希尔德布兰德，三十一俱乐部中有六个成员也意外地出现在葬礼上。
葬礼之后，希尔德布兰德和几个会员一起去喝杯酒。当印刷业务员的比尔·鲁盖特说：“呃，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会员的葬礼，也是最后一次了。再过几个星期我们就要在坎宁安餐厅聚会，到时候我们会宣布霍默的名字，然后，我想我们会聊聊他的一些事情，这样就够了。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再参加会员的葬礼，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在那种地方碰面。”
“今天我是真的想来表示一下致意的。”有人说。
“都是这样，否则我们也不会来了。可是我前两天跟弗兰克·迪乔里奥谈过，他说他不会来，因为他觉得不恰当，现在我同意他的话。这个聚会刚开始的时候，我常在社交场合碰到几个会员，偶尔会一起吃个午饭，或者下班后喝杯酒，有时甚至带着太太们一起去吃晚饭看电影。可是，后来我就不这么做了，那天我跟弗兰克聊天时，才忽然想到，这是去年五月聚会过后，我第一次跟俱乐部里面的会员说话。”
“比尔，你不喜欢我们了吗？”
“我非常喜欢你们，一点问题也没有，”他说，“我只是想把事情分清楚。天哪，甚至从上次聚会后，我就没再去过坎宁安餐厅。不记得有多少次，会有人提议要去那里吃中餐或吃晚餐，最后我总是设法让大家换个地方。‘哦，我不太想去，’我上个星期才这么告诉我的朋友们，‘上回我去，菜很难吃，那个地方水准已经不如以前了。’”
“上帝啊，比尔，”有人说，“你还有良心吗？你会害得他们生意做不下去的。”
“哦，我实在不想害他们，”他说，“可是你懂我的意思吗？对我来说，一年一次就够了。我希望这三十个人我一年只要见一次面、这个地方我一年只要去一次，这样最好。”
“现在是二十七个，加上你是二十八个。”
“是的，”他郑重地说，“就是这样。不过你懂我的意思吗？我不是想教你们该怎么做，我爱你们每一个人，可是我不会去参加你们的葬礼。”
“没关系，比尔。”鲍伯·里普利说，“我们会去参加你的葬礼。”
“一九六一年的三十个人，年龄从二十二到三十二岁不等，居中的是二十六。三十二年后，你觉得在世的应该有多少人？”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希尔德布兰德说，“上个月的晚餐后，我头很痛，回家后整夜翻来覆去睡不好。醒来时我觉得有件事情很不对劲。有一群六十岁上下的人，总有几个人会死去。死亡已经开始蚕食了。
“可是我觉得，我们的死亡率似乎太高了。我心里一直想着不同的答案，然后决定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明我的感觉对不对。我打电话给一个老向我推销保险的人，告诉他我有个保险上的问题要请教他。我把数字告诉他，问他以这样的一群人、在这样的期间内，死亡比例会是多少。他说他得打两个电话，然后回电告诉我。猜猜看，马修，三十个人里头会有几个死去？”
“不知道，十个八个？”
“四五个。我们应该还有二十五个人在世，而不是十四个。你有什么感想？”
“我不确定，”我说，“不过这一定会引起我的注意。我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再问你朋友一个问题。”
“我就是这么做，说说看你想问的问题。”
“我会要他再去仔细计算一下，看这样的抽样，应该有多少个人死亡。”
他点点头，“我的问题就是这个，于是他又打了个电话去问，给我的答案是，三十个人里头死了十六个，是相当惊人的，不过还不算离奇。他这个说法你明白吗？”
“不明白。”
“根据他的说法，这个抽样太小了，任何结果都不算离奇。全部活着或全部死亡都有可能。如果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有这样的死亡率，那么从保险公司精算师的立场来看，可能有些什么意义。群体越大，在统计上就越有意义。如果在三百个人的群体中，有一百四十个人还活着，那就很离奇。三千个人里头还剩一千四百个人，那就更离奇。三万个人里头还剩一万四千个人活着，那就该怀疑这个样本里的人是不是住在切尔诺贝利这类高辐射污染区，或者是他们的母亲怀孕期间吃了des1。那真的是要请死神进门才可能。”
1一种化合物，含女性激素，一度成为治疗月经失调的药品。但由于孕妇服用会引起胎儿患癌症，现已不用于医疗用途。
“我明白了。”
“我有过一些广告信函方面的工作经验，什么都测试。如果我们一份有五十万人的名单，那么尝试寄给其中的一千人，我们知道回件率可能只有一两个百分点。不过我们更知道这比只寄出三十份要好，因为三十份的测试结果根本没有意义。”
“你在意的是什么？”
“我在意的是百分此，而不是抽样的大小。从统计学上说，我们应该只有四五个人死亡，实际上却是三四倍，我无法忽视这个事实。马修，你对这些事实有什么想法？”
我想了想。“我对统计学一点概念也没有。”我说。
“可是你以前当过警察，曾是个办案的警探。你一定有些直觉。”
“应该是吧。”
“这些事情告诉你什么？”
“先排除特殊状况。你刚刚说过，有一个人死于越战。还有其他战死的人吗？”
“没有，只有詹姆斯·塞佛伦斯。”
“那艾滋病呢？”
他摇摇头。“有两个会员是同性恋者，不过我们这一章刚建立时，我想没有人知道。要是有人知道，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不同。一九六一年那个时代？嗯，我想一定会不一样，第一次聚会我们轮流站起来讲关于自己最有意思的事情之时，没有人提到这个。不过后来这两位就觉得可以告诉大家他们的性倾向。我不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坦白的，只记得是还在坎宁安餐厅聚会那时，所以那也是很久以前了。他们两位都不是死于艾滋病。洛厄尔·亨特应该还很健康，他告诉过我们他是hiv阳性，不过直到上个月我们聚会时，他看起来都毫无病发的症状。卡尔·乌尔死于一九八一年，当时还没人听说过‘艾滋’这个词儿。我想当时这种病就已经存在，不过我肯定没听说过。总之，卡尔是被谋杀的。”
“哦？”
“被发现死在他切尔西的公寓里。他就住在坎宁安餐厅的街角，不过当然卡尔遇害的时候，坎宁安餐厅已经不存在了。我猜是性谋杀，某种施虐与受虐的游戏玩得太过火。他是被勒死的，手被铐住，头上戴着皮制面罩。而且被挖出内脏，性器官也被切掉了。我们住的真是个地狱般的世界，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