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搬家了？”似乎不可能。
“他不想等电梯，”他说，“所以他选择了一条捷径。”
“你在说什么？”
这个玩笑，我后来发现，并不失礼，他只是企图说些难以表达的事情。现在，他放弃了这个办法，直接说：“他跳窗了，就掉在那儿。”他指着看起来与其他部分没什么两样的一块人行道。“他落在那儿。”他重复了一次。
“什么时候？”
“昨晚。”他摸着额头，然后做了一个类似屈膝膜拜的姿势。我不知道那是一种个人的宗教仪式，还是我不熟悉的某个宗教的一部分。“那时候是阿尔曼值班，如果我上班的时候有个人跳楼，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他死了吗？”
他看着我，“你说呢，先生？曼区先生住在十四楼，你说呢？”
最近的一个、并受理这件案子的分局，在靠近霍尔区的杰罗门街上。我很幸运，认得那里一个姓金塞拉的警察，几年前我曾经与他共事过。更幸运的是，他显然没听说我在为杰里·布罗菲尔德做事，所以他没有理由不与我合作。
“昨晚发生的事。”他说，“事发的时候我不在，但事情看起来相当干净利落，马修。”他弄齐几份文件，放在桌上。“曼区一个人住，我猜他是个同性恋。住在那个区的单身男人，你可以自己下结论，十之八九是同性恋。”
而另外十之一二可能是厕奴。
“现在我们来瞧瞧：从窗户跳出来，头先着地，抵达阿德尔菲医院时死亡。根据口袋中的东西和衣服标签，以及打开的窗户判别身分。”
“没有亲人指认吗？”
“就我所知没有，这里没有注明。你对他的死是不是有疑问？如果你要去看，那是你的事，但是他是头先落地的，所以——”
“我从没见过他。他跳楼的时候是一个人吗？”金塞拉点点头。“有目击者吗？”
“没有。但是他留了一张纸条，在他书桌的打字机上。”
“纸条是打字机打的？”
“报告上没写。”
“我想，我能不能看看那张纸条？”
“不行，马修。我自己也没办法弄到，如果你要跟负责的警官谈，去找卢·马尔科，他今晚会来值勤，也许他可以帮得上忙。”
“我想不要紧。”
“等一下，那张纸的复印件在这下面，这对你有点用吧？”
上面写着：
原谅我，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度过了糟糕的一生。
完全没提到谋杀的事。
可能是他干的吗？那得看富尔曼什么时候被杀，而在验尸结果出来之前，我不会知道答案。也许曼区杀了富尔曼，回到家，突然受到良心的谴责，于是打开窗户——我并不是很喜欢。
我说：“他什么时候跳楼的，吉姆？我没看见上面写了时间。”
他把纪录再扫了一遍，皱起眉头。“这上面应该有时间的，但是我找不到。他在昨晚十一点三十五分抵达阿德尔菲医院前就死亡了，不过上面没说他什么时间跳楼的。”
然而这会儿又不是那么需要写明跳楼的时间了。道格拉斯·富尔曼最后一次打电话给我是在一点半，是在医生宣布利昂·曼区死亡的一小时五十五分之后。
我越这么想，就越相信所有的事情开始对号入座，而曼区既不是杀富尔曼也不是杀波提雅·卡尔的凶手。也许曼区是杀曼区的凶手，也许他因为找不到笔，所以用打字机打了自杀的纸条，也许他的懊恼来自于对厕奴生活的憎恶——唉，谁他妈的不是？
现在，他是否自杀已经变得不重要了。也许他本来可以帮得上忙，但我已无从得知，也不必去想该如何去证明了。
我知道是谁杀了另外那两个人——波提雅和道格拉斯。我知道是谁，就像我去道格拉斯·富尔曼的公寓之前就知道他可能死了一样。我们称这种认识为直觉的产物，因为我们无法精确描绘思维的运作。当我们的意识朝向其他方向的时候，思维仍继续进行计算和推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