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晚上我们两人之中，只要有一个醒来，就会吵醒另一个。我最后一次起来的时候，发现我是独自一个人。惨淡的阳光被浑浊的空气过滤之后，使房间呈现出金色的调子。我下床从床头柜上拿起我的表，时间已经接近中午了。
当我发现她的纸条时，我几乎已经穿好了衣服。纸条夹在梳妆台的镜子与镜框之间，她的字很整齐也相当小。我读道：亲爱的——
孩子们会怎么说呢？昨晚是我往后要过的人生的第一夜，我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我的状况却让我无法适切地表达我的思维。
请你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我，拜托。
我读了好几次，然后将它小心地摺好，塞进钱包里。
信箱里只有一张留言。富尔曼在一点半左右打了最后一次电话来，之后他显然放弃睡觉去了。我在大厅里打电话给他，但是对方正在占线。我出去吃了点早餐。从我的窗户望去看起来被污染的空气，在街上却相当干净。也许是我的心情使然，我已经很久没有感觉这么好了。
在我喝完第二杯咖啡之后，从桌旁站起来，又打了个电话给富尔曼，还在占线。我回座位叫了第三杯咖啡，抽了一根昨晚我为黛安娜买的香烟。昨天晚上她抽了三四支，每次她抽，我也跟着抽一支。我抽了半支，把剩下的烟留在桌上，第三次试着打电话给富尔曼，然后付了账，走到阿姆斯特朗去看看他是否在或者去过那里，结果两者皆非。
有些事情在我的意识边缘徘徊，嘀嘀咕咕地向我低诉。我用阿姆斯特朗的公共电话再打电话给他，还是一样的占线声，但是我听起来却觉得与平常的占线声不同。我打给电信局的接线员，告诉她我想知道是否有某个号码正在与他通话，还是电话没挂好。我碰上的这个女孩显然不太会讲英文，所以不确定如何执行我要她做的事。她说要把电话转给她的上司，但是我距离富尔曼的住处不过六个街口，于是我告诉她不必麻烦了。
我向他的住处走的时候，相当平静，但是我到那里时却变得非常忧心。也许在我听到占线信号的时候，他们正逼近此处。为了某些理由我没有按大厅的电铃，我向里看，没看见任何人，然后我便用我的提款卡把门锁打开。
我爬楼梯上到顶楼，途中并没有碰到任何人，整栋大楼安静极了。我到了富尔曼的门口，敲敲门，喊他的名宇，再敲敲门。
没有反应。
我拿出我的卡片，看看它，又看看门，我想到防盗警铃。如果警铃会响，我得在警铃大作之前打开门，我才能离开那里。要警铃不响，除非从门后面打开门锁。精密的破解当然最好，但是有时蛮力也能达到同样效果。
我踢门，只踢了一脚门就开了，因为防盗锁并未被启动。你需要有钥匙才能设定防盗锁，就像你需要有钥匙才能设定警铃，而最后一个离开富尔曼公寓的人不是没有钥匙，就是懒得设定，所以警铃并没有响。这是件好事，但也是我即将得到的消息当中唯一的好事。
坏消息正在里面等着我，但是在警铃没有反应的那一刻，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坏消息。在我来到这栋大楼之前我就有种感觉，不过那是直觉，当警铃依然保持沉静时，这种感觉变成了侦探的推论。而现在，我看到了他，这就变成冰冷、严酷的事实。
他死了。他躺在书桌前的地板上，看起来杀手取他性命的时候，他曾经被按俯在书桌上。我不必碰他就知道他已经死了。他左后方的头盖骨被打得稀烂，而房间里则充满了死亡的腐臭味。他的结肠和膀胱已经从体内脱出。
为了猜测他死了多久，我终究还是碰了他。他的肉体是冷的，所以我只知道他起码死了五六个小时。我向来懒得去吸收太多法医学的知识，搜证小组里的人会处理这些事，而且理论上他们应该很在行，即使不及他们装出来的一半。
我走过去关上门，锁已经坏了，地上有个门链的金属片，我找到不锈钢棒，并把它装回去。我不打算停留太久，但是希望我在那里的时候不会被打扰。
电话被拿了下来。房子里没有挣扎的迹象，所以我猜杀手故意拿开电话延迟尸体被发现的时间。如果杀手这么聪明，那么屋里就不会留下指纹，不过我还是小心地不要加上我自己的，或者涂掉凶手不慎留下的指纹。
他什么时候被杀的？床还没铺过，但是也许他每天都不铺床，独居的男人通常都不铺的。我来找他的时候他铺了床吗？我想了想，但是我发现我无法确定他有或没有。我记得有个干净整齐的印象，因此床可能是铺好的，但是我同时也对这个房间有个舒适的印象，这又足够支持一张没铺好的床的存在。我越想越觉得铺没铺都没什么差别，法医会鉴定出死亡时间，我也不急着想知道我可能从他身上得到的讯息。
于是我坐在床边看着道格拉斯·富尔曼，同时试着回想他的声音和他的模样。
他曾经试图与我联络，一次又一次，而我不愿接他的电话，因为我有一点气恼他对我的隐瞒，因为我当时正跟一个女人在一起，而她用尽了我所有的注意力。对我来说，那是段宛如小说一般的经验，而我连一刻也不愿让它的浓度降低。
如果我接了他的电话呢？嗯，他也许会告诉我一些他此刻再也无法告诉我的事，但是他找我却更像是他只想确认，对于他和波提雅·卡尔的关系，我猜到了些什么。
如果我接了他的电话，他现在会活着吗？
我可以浪费一整天的时间坐在他的床上，问我自己这样的问题。而无论答案是什么，我已经浪费了够多的时间。
我松开门链，把门打开一条缝。走廊是空的，我出了富尔曼的房间走下楼，并且走出那栋大楼，一路没有碰到半个人。
中城北区分局——就是过去的第十八分局——就在距离我的所在之处几个街区的西五十四街上。我从一个叫做第二次机会的酒吧里打电话给警方。店里只有两个喝葡萄酒的客人，而我看起来像是躲在电话间里的第三个酒鬼。电话被接起之后，我给了他们富尔曼的地址，然后告诉他们有个男人在那里被杀了，当值勤警员很有耐性地问我的名字时，我便挂上了听筒。
我赶忙跳上出租车。地铁比较快，所以我搭出租车到刚过了布鲁克林桥的克拉克街地铁站，我必须问清地铁的方向，才知道怎么去皮尔庞特街。
这个街区的房子大部分使用褐石。利昂·曼区住的大楼高十四层，跟附近的建筑比起来非常巨大。管理员是个结实强壮的黑人，三道深深的横线划过他的前额。
“利昂·曼区。”我说。
他摇摇头。我拿出我的笔记本，对了一下他的地址，然后看了看管理员。
“你的地址是对的，”他说。他带着印第安人的口音，从他发的“a”音就很明显地可以听得出来。“问题是，你挑错了日子。”
“他在等我。”
“曼区先生已经不在这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