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开的时候，把钥匙留给管理员。看到我要离开，他却似乎没有因此而高兴。我过街到第二大道的约翰尼·乔伊斯餐厅，坐进一个包厢座。大部分的午餐人潮已经离去，留下来的人都喝多了一两杯马丁尼，大概不会再回办公室了。我叫了一个汉堡和一瓶竖琴牌啤酒，然后就着咖啡喝了几杯波本。
我拨了布罗菲尔德的电话号码，铃声响了一会儿依然没人接听。我回到我的包厢座，又喝了一杯波本，同时思考一些事情。有几个问题我似乎无法解答。为什么我那么想喝一杯的时候，却拒绝了波提雅·卡尔的酒？而且为什么（如果这不是同一个问题的另一个版本），我也拒绝了波提雅·卡尔本人？
我在西四十九街上那个演员们常去的圣马拉契教堂又想了想。这个教堂比街面略低，是个提供安宁和静谧的隐密宽广空间。如果不是对百老汇戏院区了若指掌的人，很难找到这里来。我选了一个靠近走道的位子，让我的思想漫游。
很久以前我认识的一个女演员曾经告诉我，她不工作的时候每天都来圣马拉契。“我想就算我不是天主教徒也没有关系，马修，我不认为有什么关系。我做小小的祈祷，点亮我小小的蜡烛，为我的工作祈求，我不知道有没有用。你认为可以向上帝要求一个好一点的角色吗？”
我在那里一定待了将近一个小时，脑子里跑过许多不同的事情。出去的时候，我在募捐箱里放了几块钱，点了几根蜡烛，不过没有祷告。
我几乎整个晚上都耗在我住的旅馆对面的波莉酒吧。查克站在吧台里，心情好得每过几巡就请店里的客人一杯。午夜稍晚我联络上我的客户布罗菲尔德，并且把我和卡尔小姐的会面简单地叙述一遍。他问我接着打算去哪儿，我说我会把事情弄清楚，如果有什么他该知道的事，我会跟他联络。当晚没有发生与此有关的事情，所以我就不必打电话给他，也没有其他的事要打电话给别人。我在旅馆有一个电话留言，安妮塔打来并要我回电，但是这不是个我想和前妻讲话的夜晚。我继续留在波莉，查克每次倒满酒我都喝完。
大约七点半的时候，一群小伙子进来，然后开始玩点唱机，尽点些乡村和西部歌曲。通常我可以像其他事情一样忍耐这类音乐，但是因为某个理由，或者我那时候就是不想听，我付了账，走到街角的阿姆斯特朗酒吧。在这里，唐一般把收音机定在wncn电台，他们总是放莫札特。而且这里人不多，你可以真正地听听音乐。
“他们把电台卖了。”唐说，“新的老板准备转向热门——摇滚风格，这个城市正需要另一个摇滚电台。”
“事情总是越来越糟。”
“这点我完全同意。有个抗议行动要求他们继续播古典音乐，我不认为这行动能有什么作用，你说呢？”
我摇头，“做什么都没用。”
“我说，你今晚情绪很好，我很高兴你没把自己关在房里而决定来这里散播快乐和光明。”
我把波本1倒进咖啡里，然后搅拌一下。其实我心情糟透了，却无法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当你知道是什么在困扰你的时候都已经够烦了，更何况不知道的时候。恶魔折磨你的时候是看不见的，因此要与他们抗争就更困难。
1波本酒是世界上最流行的蒸馏酒之一。它是美国本士出产的蒸馏酒，所有波本酒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在美国生产；其配方中包含至少51%的玉米。
那是一个奇怪的梦。
我不常做梦，酒精有让睡眠陷入更深层的效果，这个层次比梦境发生的层次更深邃。有人告诉我酒精中毒者坚持发酒疯是他们做梦的机会，因为他们入睡之后不能做梦。一个人醒着做梦就是发酒疯，但是我还没有因为酒精中毒而发疯，而我一向很感谢我无梦的睡眠。有一段时期，关于喝酒会不会发疯和做梦曾经引起诸多讨论。
但是那晚我做梦了，而且我觉得那个梦很奇怪，她也在梦里。梦里的波提雅和她本人一样有着高挑的身材、引人注目的美丽、低沉的声音和好听的英国口音。我们坐着讲话，她和我，不过不是在她的公寓。我们在一个派出所，我不知道那是哪一个派出所，但是我记得我感觉很自在，所以可能是我曾经派驻的地方。那里有穿着制服的警察四处走动，有市民在申诉，而这些在我梦里跑龙套的人，都是在类似官兵捉强盗的电影里串场的人。
我们就处于这个场景的中央。波提雅和我，我们赤裸着，正准备做爱，但是我们必须通过谈话先证实些什么。我不记得到底必须证实什么，不过我们的谈话一直持续着，却越来越难懂。我们一直没有进展，然后电话铃响了，波提雅拿起听筒，用她在电话答录机里的声音回答。
但是电话却仍一直在响。
当然，是我的电话，我把真实的电话铃声带进梦里了。如果电话铃声没有把我吵醒，我很确定最后一定会把这个梦忘得一干二净。在我甩开残梦的同时，我也把自己摇醒，然后摸索电话，把听筒拿近耳边。
“喂？”
“马修，如果我把你吵醒了我很抱歉。我——”
“是哪位？”
“杰里，杰里·布罗菲尔德站。”
我就寝时习惯把手表放在床头柜上。我在黑暗中伸手找表，但是找不到。我说：“布罗菲尔德？”
“我猜你还在睡觉。听着，马修——”
“现在几点？”
“六点刚过几分。我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