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这个压紧伤口，”我说着把自己的衬衫口袋扯了下来，然后让他的手指压在我做的临时包扎纱布上，“你能一直这样用力压着吗？”
“应该可以。”
“你血流得并不严重，”我说，“表示没伤到大血管，现在感觉怎样？”
“痛死了。”
“撑住，”我说，“继续压着伤口。”
“知道。”
我迅速环顾了一下屋内，用外套衣袖擦拭每个我们可能留下指纹的地方，但其实我们应该没摸过什么，这房间脏得不想让人碰。
奇尔顿·珀维斯仍躺在原处，粉红色的血沫从他嘴角冒出来，我想这是因为有一枪打中他的肺部所致，他的双眼诅咒似的盯着我，嘴巴动着但吐不出一个字来。
他的枪甩到墙上弹回来，掉在他的床垫上，我想，就是这把枪杀了吉姆。但当然这不是真的，那把枪被他留在现场了。我让那把小枪仍躺在那里，让那个小收音机仍播放着雷盖音乐，让所有东西都维持原样，包括奇尔顿·珀维斯。我跪下来，一手伸到tj腿下，另一手绕过他背部，用消防员救人的方式把他背起来。
“继续压着伤口。”
“我们要走了吗？”
“除非你舍不得这里。”
“我们就把他扔在这里？”
“我一次只能带一个人。”我说。
我下了楼来到街上，仍有少许光线从其中一两户公寓的门下透出来，但一扇门也没打开，更别说有哪个家伙听到枪声冲出来一看究竟。我想，如果你住在这样一幢废弃的建筑里，你早就学会克制自己所有的好奇心。
我没期望有出租车会绕到塔普斯科特街上来，于是径自往东纽约大道走去，距离是一个半街区，但却在苏德街的街角看见一辆空出租车，便叫住了它。
这是一辆老福特，司机是个孟加拉人，车子停过来时，tj歪在我身旁，把全身重量放他在未受伤的那只脚上，手仍然压着伤口。我一手扶着他，另一手拉开车门。
“他怎么啦？”司机问，“他病了吗？”
“我得带他去看医生，”我说着把tj弄进后座，自己也爬了进去，“我们去曼哈顿，五十七街和第七大道交会口，最好我们走——”
“可是你看他！他受伤了，你看！他还在流血！”
“是的，可你还在这里浪费时间。”
“这不行的，”他说，“我不能让这个人在我车子里滴血，这会毁了我的椅垫和地毯，这不行的。”
“我给你一百块钱载我们去曼哈顿，”我说着，把枪掏出来，“要不我就对着你的脑袋来一枪，自己开过去，两种由你选。”
我想他相信我说到做到，而就我所知他这判断完全正确。他发动车子上路，我要他走曼哈顿桥。
车子走在大西洋上的平林大道时，他问：“他怎么弄伤的，我是说你这个朋友？”
“他刮胡子时割伤了自己。”
“我猜是枪伤，对不对？”
“如果是呢？”
“那他应该赶快送医院。”
“我们现在就这样做。”
“那里有医院吗？”
罗斯福医院就在第十大道和五十八街交会口，但我们不是去那里。“有一家私人医院。”我说。
“先生，布鲁克林那边有医院，叫卫理公会医院，很近，我们现在就在布鲁克林犹太人区。”
“去我说的地方。”
“是，先生。先生，能不能请你想法子让他尽量不要流血？这车是我内弟的，不是我的。”
我抽出一张百元钞票，递过去给他。“正因为这样，你才拿到这个。”我说。
“哦，真是谢谢你，先生，有些人啊，他们说会多付你一点，你知道，他们只是说说而已，谢谢你啊，先生。”
“如果有血滴你的车上，这够你的清洗费用了。”
“那当然那当然，先生。”
我把手伸到tj的伤口，替他压住，就在我们换手时，我感觉到他紧压的手松了下来。他是休克了，这有可能和伤口本身一样危险，我努力回想该怎么正确对付休克的人，我似乎记得，应该让他站起身来，并保持温暖，但我想不出此时此地我可能做到什么。
司机说得对，tj得尽快进医院，我怀疑我是否有权力不让他就近就医。贝尔维医院可能是枪伤治疗的最佳选择，我们这会儿已来到桥头了，往下很容易指示司机如何直奔第一大道和第二十五街。
但一般来说，罗斯福医院也绝对是一流的，而且离家很近。我想这我还可以再仔细想想，等我们进了住宅区再做最后决定。
我一路犹豫着，直到车子到达凡登大厦，司机把车停在我们家大厦门口时，我又给了他一张百元的钞票。“这个是用来让你彻底忘记我们的。”我说。
“你真是慷慨，先生，我向你保证，这一切我现在就全忘光了，需要我帮忙把你朋友弄下车吗？”
“我来，你只要帮我拉着车门行了。”
“没问题，还有，先生，”我转过身来。“这是我的名片，随时呼我，白天黑夜都能打，别客气。随时，先生！”
医生是个外貌消瘦端正的绅士，而且态度一流。他的发须虽白，但眉毛仍是黑的。他从卧室出来，带着一次性的医用手套和其他医疗用品，埃莱娜指给他垃圾桶在哪里。
“等等。”他说，在垃圾桶里翻拣了一阵，才站了起来，拇指和食指捏了一个小铅块。“这个小伙子也许会想留着这个，”他说，“做纪念。”
埃莱娜接过来，放在手掌上掂掂。“不是很大嘛。”她说。
“是啊，他一定很高兴它不太大，要是子弹大一点就会造成更严重的伤害。如果你一定要挨枪，那一定要选子弹小而且出枪射速低的，那种空气枪打的塑料弹是最好的一种，但不知为什么它总是在小孩的眼睛里被找到。”
埃莱娜知道该打电话给谁，正如我知道她有这本事一样。我们需要的是个不会坚持一定要送tj进医院的医生，是个可以无视必须向相关单位报告任何枪伤病患这条规定的医生。我知道米克便拥有一位这样听话的外科医生，假如几年前他替汤姆·希尼摘下子弹至今仍活得好好的话，还有假如这些年来浸泡在酒精里，他的双手仍握得稳镊子和手术刀的话。我需要在这城市里找到一个这样的人。
埃莱娜打了电话给杰罗姆·弗勒里希医生，我猜他在罗伊－韦德案1之前，所做的不止是帮人打胎的分内工作而已；同样，他所开药单上吗啡和中枢神经刺激剂的数量也必定远超过正常医生的职权范围。埃莱娜打这个电话是在凌晨两点左右，他抱怨了几句，但还是赶来了。
1美国曾严格禁止堕胎，直到一九七三年的罗伊－韦德案，当时二十一岁的孕妇罗伊作为希望堕胎的女性代表与韦德检察官进行了法庭对决，联邦最高法院才以6：3的多数确定堕胎合法。这个判决推翻了四十六个州的堕胎法。自一九七三年以来，美国后期堕胎的数目已达数十万之多，堕胎总数则超过四千万。
她问医生到底情况有多严重。
“他睡得很熟，”他说，“我给他打了镇静剂，也包扎了伤口。也许他应该住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可能幸好他没被送去医院。小朋友失了一点血，医院他们可能会给他输上一两袋血，但你知道吗？如果是我，谢谢，我绝对不要陌生人的血流到我的血管里。”
“是因为艾滋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