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他说，“这么说我就明白了。”
“你要怎么做完全在于你自己，”我说，“但我不可避免会陷入两难之中，你不可能找警察的，对你来说，人生走到这一步，不可能再回头了。”
“这也不合我的本性。”
“我了解人有时不会甘受屈辱，”我说，“或者拍拍屁股走开，把事情丢给警方料理。我自己也有过这情形。”
“我知道你有过。”
“我不敢确定我选择的路一定对，只是有时不这样似乎就走不下去，所以不能劝你千万别自己抓把枪解决问题；我不能，因为如果我站在你的立场，做法也可能跟你一模一样。但终究那是你的立场，不是我的，我只是不想成为必须为你举枪开火的人。”
他认真想了想，缓缓点了点头，“这么说我也懂。”他说。
“我们相识一场，对我而言非常重要，”我说，“为这个我会违反我自己的信念，但我不认为今天这件事已经到了这种地步。”
他又伸手抓住酒瓶，这回他喝了。他说，“你刚刚好像这么说过，这也许是有人临时起意，这些人也在那里租了库房，发现有个顺手赚钱的好机会。”
“当然有这个可能。”
“就当你是朝着这个方向查案子，”他平静地说，“就当你只是寻常办案，问问题，记笔记，等进一步查清楚再判断这个可能性是否成立。”
“我没听懂。”
他走到墙边，倾身向前，眼睛盯着挂那里的一幅手绘钢版画。他有两组画，其中一组三幅绘的是爱尔兰梅约郡，那是他母亲出生之地，另一组三幅则是他父亲的故乡法国南部，我判断不出他现在看的是哪一边祖先的故乡，我甚至怀疑他是否真的在看画。
他背对着我说：“我相信我有个敌人。”
“敌人？”
“没错，但我不知道他是谁以及他想干什么。”
“但你认定是他搞的鬼。”
“是，我相信他跟踪两个男孩到库房，或先一步到那里，等他们去送死；我相信偷威士忌是件小事；我相信他处心积虑的是流血杀人而不是搬价值一万块的威士忌。”
“也有可能是其他意外使然。”
“是有可能，”他说，“除非只是我自己胡思乱想，也许是我成了个神经兮兮的老姑婆了，翻厨房柜子，查看床底下。也许真是这样，或者就是我有了敌人，和一个间谍。”
现在我有私家侦探执照了，由纽约州正式核发。我想起不久之前，一个委托我办案的律师跟我说，如果我有执照，那他就能交更多工作给我，这些话我也不是第一次听。也的确，自从执照下来之后，找上门来的律师真是源源不断。
但我并非一直领有执照，我工作的对象也不都是法律界人士，曾经有一名委托人还是皮条客，还有一回是毒枭。
如果我能为这样的人查案，那为什么不能替巴卢查？如果他能是我的朋友，如果他和我能面对面坐谈一个晚上，为什么他不能是我的客户？
我说：“你得告诉我怎么去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哪个地方？”
“e—z库房。”
“我们不是刚刚去过？”
“从出了隧道后，我就没注意我们是怎么走的，我得知道怎么去，还有你最好给我一把钥匙开门。”
“你要什么时间过去？我让安迪开车载你。”
“我自己去，”我说，“你只要告诉我怎么去。”
我把他讲的记到笔记本里。他一定要我收那沓钞票，眉毛都挑起来了，我跟他说把钱拿开。
他说生意归生意，他和其他人一样是委托人，他应该付钱。我说我会先花个几小时四处问问，照目前的情况看还不会有什么像样的结果。然后，我会照我习惯的方式进行，接着我会跟他讲我的调查结果，以及他该付我多少钱。
“难道你的委托人都不预付你一笔钱吗？当然他们得付。这里是一千块，兄弟，看耶稣基督的面子上，拿了吧！这不会逼你去做你不想做的事。”
我了解。比起朋友，钱怎么可能逼我做我不想做的事？我说，“你不必预付，我很可能整个也用不了这么多。”
“这不可能超过你应得的费用，我的律师帮我打个电话都要这么多。拿去吧，装在口袋里，真多出来的话，再退给我不就行了。”
我把钞票收口袋里，奇怪自己干吗费这么多口舌去拒绝。多年前，一位名叫文斯·马哈菲的老警察告诉过我，有人给我钱时我该怎么做。“拿着，”他说，“好好收起来，说声谢谢，如果你戴着帽子的话不妨加个举手礼。”
“谢谢。”
“是我该谢你才对。你真的不要人开车带你吗？”
“百分之百确定。”
“或者我借辆车给你，你自己开。”
“我自己知道怎么去。”
“好吧，既然委托你了，最好让你按自己方式来，嗯？需要什么随时跟我说。”
“会的。”
“或你查到了什么，或你觉得实在再没什么好查下去的话。”
“了解，”我说，“这不是一两天就有结果的。”
“不管多少天，我很高兴你肯收钱。”
“呃，这一点你好像不肯妥协。”
“哦，我们两个真是一对傻瓜，”他说，“你应该二话不说把钱收进口袋。我呢，我应该就让你拒收，但我怎么能这样？”他迎着我的目光，盯着我，“想想万一哪个小混蛋在你办完案之前把我宰了，那我怎么办？我讨厌欠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