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们还没拿到鉴定科的初步报告，但看起来那个王八蛋没留下什么物证。地板看起来干净得简直可以吃。这是指如果你有胃口的话，但你不会的，只要你看过他怎么对待她，就不会有任何胃口了。”
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我反常地又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可是我觉得自己已经喝了太多咖啡了。我倒了咖啡，再度打开电视，其实电视里所讲的根本不会比萨斯曼所告诉我的要多。那名路况报道主播的声音让我心烦，于是他还没讲完，我就又关掉了电视。
我不断拿起电话听筒又放下。我到底想打给谁？又能说什么？有一度我拨萨斯曼的电话拨到一半，才想到自己在干什么，于是又挂断。我能告诉他什么？说我可以猜到是谁干的，可是我不知道凶手的名字，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他。
我看着电话，一个号码忽然闪进脑海里，我好几年没打过了。那是吉姆·费伯的电话，我向上帝祈求，真希望能拨那个号码，听到我已故的戒酒辅导人的声音出现在电话那一端。他会跟我说什么？很简单，他会告诉我不要喝酒。
我不想喝酒，根本没意识到这点，不过现在我只是很高兴埃莱娜和我向来不在家里放任何酒精饮料。因为人们为什么要制造威士忌、装进瓶子里？不就是为了像眼前这样的时刻吗？
我还可以打给几个戒酒协会的朋友，有男有女，他们一定也会告诉我不要喝酒。可是我不打算喝，也不想跟他们说话。
我打给tj，跟他简单讲了目前的情况。他说：“哦，大哥，真是太可怕了。”
“是啊，的确是。”
“我开了电视，听到他们播报了这条新闻，可是完全没把事情连在一起。”
“嗯，你怎么想得到呢？”
“该死，我觉得很难过。”
“我也是。”
“埃莱娜在家吗？”
“她去上瑜伽课了。这会儿应该随时会回来。”
“除非她直接去店里。你需要的话，我就过去，陪你等她回家。”
“股市不是开盘了吗？”
“快了，不过无所谓。纽约股票交易所没了我，还是照样可以运作。”
“你不必过来了，我没事的。”我说。
“你改变主意的话，打电话说一声就是了。我要不了一分钟，就可以结束这里的事赶过去。”
我挂了电话，试了埃莱娜店里的号码。我不认为她会过去，她很少在十一点之前开门，不过还是有可能。应答机接了电话，我努力维持正常的声音，告诉她是我，如果她在的话，请她接电话。没人接，我很高兴。
几分钟之后，我听到她的钥匙插进锁孔。
她开门时，我正站在离门数英尺之处，她一看到我的脸，就知道有事情不对劲了。我叫她进来，接过她手里的运动包，叫她坐下。
我不懂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坐下，我们说，指着椅子。你现在坐着吗？我们通过电话告知坏消息时，都会这么问对方。这有什么差别？我们真担心我们的话会击倒对方吗？有很多人听到坏消息时，会倒下去受伤吗？
振作一点——我们会这么说。好像这么说就真能让人振作，好像这样就能让人对噩耗有心理准备。
“电视新闻播了，”我说，“莫妮卡死了。她被谋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