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j第一个试的就是电话号码。露易丝告诉过我们，那是他的手机，九一七开头的，纽约地区专用的两个移动电话号码开头之一。网络上有个可以用电话号码查信息目录，tj知道怎么用，于是就去上网，希望能查出姓名和地址。可是那个号码没有登记。
“他可能是走进一家店，买了一部有预付通话时数的电话。你要买卖东西，就是这样。走进十四街那边的手机店，付现金买一部电话，生意就成交了。连名字都不必提供，因为你又不是要开户，你只是买个电话，外加里头预付的通话时数而已。时数快用光时，你就回去原来那家店，再给老板一点钱，他们就再给你一些通话时数。”
“这一切都不必记账。”
“关于这一点嘛，其实是记账的。不过那家店会不会申报这笔现金收入，嗯，这部分我们也不在乎，对吧？”
“不会让我们烦恼得睡不着。我想未必只有毒贩才这样买电话。”
“我就是这样买的。比较简单，而且不会每个月收到账单。更不会接到推销的电话。你不必要求电话号码不公开，因为一开始你的名字就没有列入名单里。”
“是有很多明显的好处，”我不得不承认，“唯一更好的就是根本不要电话。不过像大卫·汤普森，他应该不难联络才对。他是广告文案自由撰稿人。如果没人知道他的电话号码，他要怎么接工作？”
“客户会有他的电话号码，就和毒贩子一样。”
“那如果有新公司找他呢？”
“那就麻烦了。”
“他跟露易丝说过，他那一行不是忙得要死就是闲得要死。闲得要死的时候，他应该不会希望别人很难联络到他。他的电话肯定不止一部。”
“除非他很笨。”
“他办公室应该有一部有线电话。他可能因为那是营业电话，就没给她号码。”
“或者他根本不是他声称的那个人。”
“有这个可能。”
“电话簿上有一大堆叫大卫·汤普森的，还外加一堆d.汤普森。
“可以从这里开始。”我说。
而且打电话也不需要电脑技巧，只需要有一种我刚从警校毕业时所学得的顽强精神，不过这是静止的。缩写是goyakod，代表“抬起屁股去敲门”1。从理论上说，我就是这么做的，按照曼哈顿区的住家电话簿，一个个打给d.汤普森和大卫·汤普森。
1英文是getoffyourassandknockondoors。
“我不确定这个电话对不对，”我会告诉来接电话的人，“我要找一个广告信函文案撰稿人大卫·汤普森。”
有个男人指出，广告信函的优点就是不会像电话推销那样插进来打扰你。不过我碰到的大部分人都很礼貌，只是帮不上忙；他们不是我在找的那位大卫·汤普森，也没有听过这么一个人。我谢谢他们，然后在他们的名字旁边打个钩，继续打下一个电话。
这是碰到刚好有人接电话的状况，不过发生的几率并不高。大部分时候我都是碰到应答机或语音留言系统，这时候我就会留话，大致就是说我要找这么一个人，然后加上我的电话号码。我没指望会有很多人回电，不过这种事很难讲，而且总可能有人是在应答机旁边过滤电话，等着看是谁打来的再接。我碰到过一次；我正留话留到一半，一个女人接了电话，告诉我她丈夫不是广告文案撰稿人，而是维蒙特寿险公司的保险业务员。但或许她还是可以帮我，她建议道。我有多久没有全面评估自己的保险需要了？
“我想这是我自找的，”我说，“我们两个说好，我再也不打电话给你，你也不要打给我如何？”
她说这样好像很公平，于是我在她丈夫的姓名旁边打了个钩。
这些年来我认识了几个广告界的人，但即使我在匿名戒酒协会碰过面，也几乎都不知道他们姓什么，或在哪里工作。我第一次戒酒时认识了一个叫肯·麦卡琴的，可是已经失去联络很久了，既然我花了很多时间打电话给一群人，心想或许也可以跟他联络一下。最后有个人想起他已经搬到威彻斯特郡的杜斯菲利。我从电话簿上查到了他的电话，不是在杜斯菲利，而是在哈得孙河畔的海斯丁镇附近，然后联络上一个女人，结果是他的遗孀。肯已经死了六年，哦不，七年了，她告诉我。我说很遗憾听到这个消息，她问我的名字，又问我是怎么认识肯的。
他已经过世了，而且她反正是他太太，所以也不必保护他的匿名，我自己也从来不会刻意为自己匿名戒酒的状况保密。我说我是在匿名戒酒协会认识他的，她很让我意外地问我是不是还在戒酒，我说是。
“那你很幸运，”她说，“肯戒了九年，了不起的九年，然后我想他觉得自己治愈了。接下来他就是没法不喝酒。他进出戒酒中心，还去明尼苏达州的海泽尔顿戒酒中心住了三十天。他飞回家时，我去机场接他，他下飞机时已经喝醉了。之后又醉了一两年，然后一发作，就过世了。”
我为打扰她而致歉，她则为告诉我这些没用的消息而致歉。“我早该去改掉电话簿上的资料。”她说，“可是一直抽不出时间。”
“现在都不说是广告直接信函了，”鲍伯·莱普利告诉我，“别问我为什么。现在不是说直接行销，就是说直接回复广告。我对这个主题的认识也就差不多这样而已，不过我认识一个人，他可以把一切你所需要知道的告诉你，包括为什么每个月你都会接到六封邮购服饰商地之涯1寄来的可恶的广告信。”
1地之涯（lands‘end）是一家在服装、箱包和日用百货领先的老牌零售商，是世界上最大的十五家邮购公司之一。
我该早些想到鲍伯的，不到两个月前我们才碰过面，同一天晚上我找雷·格鲁利奥预约要在圣保罗的戒酒聚会中演讲。鲍伯跟雷一样，都是“三十一俱乐部”的会员，也是“佛勒暨克瑞斯吉”公司的副董事长，我不知道他那个职位的工作内容，不过我知道“佛勒暨克瑞斯吉”是家广告公司，这就够了。
他提到的那个马克·萨弗兰正在开会，不过我留了电话，说是鲍伯介绍我来找他的，于是一小时内就接到回电。“我可以告诉你很多有关直接行销的事情，”他说，“不过你是要找某个特定的人，对不对？”
“或者是査清根本没有这么一个人。”
“那就难了，因为这一行有一大堆写文案的自由撰稿人，要证明他不是其中之一会有困难。不像医生或律师，文案撰稿人没有一个专属的专业组织。没有州政府或市政府的证照管理局，我猜想就跟你那行一样。”
我不置可否。
“问题是，”他说，“我们几乎所有的事都是由上班的正式员工完成，赶时间或需要找外头的帮手时，我们就找个以前合作过的。所以我们自己的名单上有六到八个这样的人，另外还有些大型的工作室，可是你要找的人不在其中，因为他是自由撰稿人。你猜我打算怎么着？我让你去跟我们常找的一个人联系。”
他给了我一个名字和电话，结果要相信这个人是个自由撰稿人很容易，因为他是自己接电话的。“彼得·霍克斯坦。”他报上姓名，我跟他解释我的请求，他问我要找的人叫什么名字。“没听说过，”他说，“不过这也不能证明什么。我很少出去跟同行碰面。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家里工作。就算我听过他，这个名字也不是那种会让你印象深刻的。”
“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