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贝克挂断电话，大声叫科尔贝里。然后他扣好夹克的纽扣，把香烟和火柴盒放进口袋里，看看手表。九点五十五分。科尔贝里出现在房门口。
“喊那么大声干吗？”他说。
“他们找到她了。安德松太太。第九区的格兰隆德刚来电话。她住在西维尔路。”
科尔贝里走进隔壁房间去取他的夹克，回来时还在七手八脚地套衣服。
“西维尔路。”他沉思着，看看马丁·贝克。“他们怎么找到她的？挨家挨户问出来的吗？”
“不是，一个第九区的年轻警员去买蛋糕时，在糕饼店里遇到她”
下楼时，科尔贝里说：
“不就是格兰隆德建议说应该取消咖啡时间吗？或许现在他会改变主意了。”
安德松太太透过门缝，用不以为然的眼光瞪着他们。
“我那天早上打电话过去时，是不是你们当中哪一个接的？”
“都不是。”马丁·贝克有礼貌地说，“接你电话的是拉尔森侦查员。”
安德松太太这才解开安全锁链，让他们踏进一条又小又暗的通道。
“管他什么侦查员，那个人很粗鲁。我就跟上来这里的那位年轻警官说，群众报警，警察应该觉得感激才对。我跟他说，如果群众不报警，说不定你们就没工作做了。请进来吧，我去端咖啡。”
科尔贝里和马丁·贝克走进客厅。虽然这房子在三楼，而且窗户面向大街，但房间却相当暗。客厅很大，但被沉重的老家具占据了大部分空间。窗户有一半稍稍开着，剩下的一半则被高大的盆景遮住了大半。窗帘是奶油色的，装饰十分繁复。
在棕色的大沙发前，立着一张桃花心木的圆形咖啡桌，上面摆了几只咖啡杯和一盘蛋糕。两张盖了椅罩的高扶手椅立在桌子两旁。
安德松太太从厨房走出来，手上执着一个瓷咖啡壶。她倒好咖啡，然后在沙发坐下来，沙发在她的重量下发出一阵呻吟。
“没有咖啡没办法谈话。”她兴致高昂地说，“现在告诉我吧，对面那个人发生了什么事吗？”
马丁·贝克才开口，马上被街上扬长而过的救护车鸣笛声淹没了。科尔贝里便把窗户关起来。
“你没看报吗，安德松太太？”马丁·贝克问。
“没有，我到乡下去的时候，是从来不看报的。我昨天晚上才回来。再吃一块蛋糕吧，两位先生。来呀，来，这些是从楼下的糕饼店刚买来的。对了，我就是在那里碰见那个穿制服的好青年，至于他怎么知道我就是打电话报警的人，这我就不清楚了。总之，电话是我打的，那天是六月二日星期五，我记得相当清楚，因为我妹妹的丈夫的名字叫罗杰，那天是他的命名日。去参加他们的咖啡派对时，我就告诉他们那个粗鲁警察的事。那是我打完电话后一两个钟头的事情。”
讲到这里，她必须喘口气，马丁·贝克赶紧插嘴问：
“你介不介意指给我们看那个阳台？”
科尔贝里已经走到窗边去了。女人吃力地站起来。
“从底下数上去第三个阳台。”她用手指着说，“就是没有窗帘的那扇窗户的旁边那个。”
他们望着那座阳台。连着阳台的那户住家，好像只有两扇窗户对着街道，靠近阳台门的那一扇比较大，另一扇比较小。
“你最近见过那个男子吗？”马丁·贝克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