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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第2页,共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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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本以为他们的通话结束了,不过他的耳朵听到一个很微弱的轻笑声,那个老头子又说话了:“我参加了那次苏黎世会议后几天的议程。卡扎利斯也出席了,我听到他在最后一场会的晚上宣读他的论文,事后我还在我旅馆的房间里告诉他那篇报告简直是胡说八道,他被我困到早晨日上三竿为止。这样的回答你满意吗,奎因先生?”

“您的记忆力真是了不起,教授。”

“你在怀疑。”

“请原谅。”

“我衰老的过程刚好跟人家颠倒过来,很明显,我的记忆力将会到最后才退化。”年迈的声音突然变得尖锐,“以上所说句句属实。”

“赛利曼教授……”

对方说了个字,不过被一阵刺耳的电讯杂音给吞噬了,艾勒里也不得不把话筒拿开。

“赛利曼教授?”

“是的,是。你是……”

可是,他的声音又听不见了,消逝在空中。

埃勒里咒骂了一声。突然间,线路又清楚了。

“奎因先生,我在听。”

“我必须跟您见面,赛利曼教授。”

“为了卡扎利斯吗?”

“为了卡扎利斯,如果我现在立刻飞到维也纳,您愿意见我吗?”

“这件事是你来欧洲的唯一目的吗?”

“是的。”

“来吧。”

“感激不尽,再见。”

可是那个老头子已经挂断电话了。

埃勒里挂上听筒。

——他已这么年迈了,希望我去的时候他还在。

他的欧洲之行从头到尾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办理签证时出现麻烦,跟国务院斡旋了好久,一大堆问题,每个人都摇头,还填了一大堆表格。接着,机位难求,不知怎么回事,每个人都要飞欧洲,而且每个去的人都是有要紧得不得了的事。埃勒里这才了解到,如果把这世界比喻为一袋马铃薯的话,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马铃薯。

他终究还是留在纽约过了圣诞节。

警官真是太了不起了。那几天他在家里踱着方步,一个字也没问他为什么要去欧洲,他们只讨论了一下要怎么解决去的问题。

不过,警官的胡子越来越杂乱,不注意都不行。

圣诞节那天,埃勒里发了一封电报给赛利曼教授,告诉他机位和其他琐事耽搁了他的行程,不过他随时都有可能启程。。

这一刻在12月28日晚上来临,及时解救了濒临急疯了的埃勒里。

他的父亲到底是怎么帮他张罗到机位的,他始终没有搞清楚,反正12月29日清晨,他发现他坐上一架非常特别的飞机,机上其他的乘客都是名声显赫之人,而且此行毫无疑问都是肩负国际重任。他不知道飞机什么时候起飞,也不知道预定抵达的时间。他听到有人提到“伦敦”、“巴黎”等等,可是没有人讲到施特劳斯的华尔兹;再者,他忧心忡忡的询问竟然都得不到任何答案,他不得不怀疑,维也纳可能是在莫斯科。

飞越大西洋时,紧张和晕机使他好像经历了一场劫难。

等到终于降落的时候,外面浓雾遍布,原来是英国。在这里,他们莫名其妙地误了点。3个半小时过后,他们又再度起飞,埃勒里则陷入昏睡。醒来的时候,机上一点儿引擎发出的声音也没有,四周一片静谧。从窗户往外看,视线所及之处,尽是一片冰原,可能是降落在北极了?他全身的血液都要冻结了。他用手肘碰了一下坐在他旁边的美国陆军军官。

“告诉我,上校,我们的目的地是北极冰原吗?”

“这里是法国。你要去哪里?”

“维也纳。”

上校吸起嘴巴,摇着头。

埃勒里开始使劲地搓揉他冻僵了的手指头。就在第一副引擎开始启动的时候,机上一名服务员拍了拍他的肩膀。

“抱歉,先生,我们需要你这个位子。”

“什么!”

“这是命令,先生,有三位外交官要坐。”

“他们个个得骨瘦如柴才行,”埃勒里站起来,不忘挖苦地说,“那我们这种小人物怎么办?”

“你得先在停机坪里等着,先生,等他们帮你在另外一架飞机上找到空位。”

“我不能用站位吗?我保证不会坐在人家的大腿上,到了维也纳的时候,我很愿意用降落伞跳下去。”

“你的行李已经下飞机了,先生。如果你不介意……”

埃勒里在一个冷风呼啸的军营里待了31个小时,四周就是被皑皑白雪所覆盖的法国。

最后,他取道罗马才终于抵达维也纳。虽然他无法置信,不过现在他正站在一个冰封的火车站,手里拿着他的行李,身旁还站着一个年轻的意大利教士,从罗马就一路上莫名其妙地紧跟着他。车站的站牌写着“威斯邦霍夫”,这个地方的确是在维也纳,所以可以证明他已经是在维也纳了。

这天正是元旦。

赛利曼教授在哪里?

埃勒里开始担心起维也纳燃料供给的情况。回想起飞机引擎出故障的时候,他的记忆里夹杂着钻心的寒冷,迫降时感觉好像是出了故障的太空船在群星中翻来覆去,所有的乘客被迫改搭那班破旧悲惨的火车,不过这段经历给他最深刻的印象还是寒冷。在埃勒里看来,欧洲正处于第二冰河期,他希望在冰河中心找到赛利曼教授时,他能像西伯利亚古代的长毛象,仍保存良好。他在罗马的时候打过电话给赛利曼教授,告诉那老头子关于意大利班机预定抵达的时间。不过他没料想到那段外太空之旅以及后来那不堪回首的火车经验。赛利曼大概得了肺炎……那个机场叫什么名字?

管他什么名字。

有两个人影向他走近,结冰的月台被他们踩得嘎嘎作响。不过,其中一个是虎牙突出的行李搬运工人,另外一个是奥地利某天主教派的修女,两个人都不符合埃勒里心中世界闻名的心理分析大师的形象。

那个修女急急忙忙地把那个小意大利教士带走,而长有突牙的搬运工人则大摇大摆地走上前来,满嘴地方话和熏人的口臭。埃勒里因为言语不通而支支吾吾,最后他只好把行李交给他,虽然有点儿不放心,因为那个搬运工人长得跟纳粹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一模一样。然后他跑去打电话。回答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非常激动。

“卡温先生吗?教授没有跟你在一起吗?天哪,保准他会冷死!他一定会去接你,你要等握。卡温先生,你就在原地等。威斯邦霍夫,对不对?教授一定会找到你的,他是这么说的!”

“好吧。”

被叫成卡温的埃勒里没好气地喃喃应道,接着就走回月台,回到冰河期。继续耐心地等,不时跺跺脚、对着冻坏了的手指哈气,一边还要猜那个搬运工讲的话,五个字能听懂一个就不错了。这可能是奥地利79年来最冷的冬天,他心想。这里的冬天一向如此。从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吹来的令人心神荡漾的暖风轻柔地抚摸多瑙河王后镶金带玉的秀发,跑哪儿去了?随着神话和幻想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随着忧郁的维也纳人的血流走而徒留下遍地阴郁的深红色冰柱,随着春神的声音逝去,取而代之的是令人窒息的寒冬和战后在街上叫卖报纸的报童;随着维也纳的森林传说湮灭无痕,囚禁在古董八音盒里的传奇永远失传……埃勒里打了个哆嗦,跺脚哈气,那个乔装成搬运工的希姆莱则在一旁对他抱怨着美好生活不再。

是屠杀犹太人的瓦斯房结束了美好生活,埃勒里荒谬地想,去跟希特勒说吧!

在这美丽的蓝色多瑙河上……

埃勒里冻僵的脚不住地在地上踩跳,同时张开嘴对着整个战后的欧洲大陆哈气。

赛利曼教授独自一人在10点过后姗姗而来。光是看到他壮硕的身躯——他穿了件领子上滚了波斯羊毛的黑色羊皮毛大衣,头上戴了一顶俄国皮帽,使得他更显巨大——就足以使人温暖;当他巨大、干燥、温暖的双手握住埃勒里一只已经冷得无知觉的手时,埃勒里觉得整个人都像融化到那里面去了。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个到处流浪的人出其不意地竟和他家乡的老爷爷相遇。在什么地方并不重要,只要有长者在的地方,就是家乡。赛利曼那双眼睛给奎因留下的印象尤为深刻,满布皱纹的脸犹如干涸的熔浆,而那对眼睛似乎永不止息地喷着火花。

他们乘坐心理分析大师的菲雅特老爷车,由一位文质彬彬的司机驾驶,穿过高低起伏的街道进入市区,朝老人住的大学城驶去。他全身贯注在他的主人身上,如沐春风,浑然不察窗外这个城市的容貌。

“是否发现维也纳和你期待中的不一样?”赛利曼突然问道。

埃勒里愣了一下,一路上他试图不去注意这破败的城市。

“我已经好多年没来了,教授。还是大战前很久……”

“距离和平也很久,”老人面带微笑地说,“我们不能忘了太平盛世,奎因先生。那些难缠的俄国人,是不是?更甭提难缠的英国人,难缠的法国人,还有——恕我冒昧——难缠的美国人。可是,靠着传统的坚忍和毅力,我们撑下来了。第一次大战后,有一首歌在维也纳很流行,其中有一段歌词是这样的:”昔日的华尔兹,昔日的维也纳‘。我们熬过来了。熬过那段,我们不唱’平安夜,圣善夜‘的时候,我们又开始唱起这首歌了。在维也纳到处都有人在说’dileguten,alienzeiten'.你们英文是怎么说的?旧日好时光?

我们维也纳人沉腼在怀旧的情绪里,这对我们有极大的意义,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能存在的原因。告诉我纽约的情形,奎因先生。从1927年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你们那座伟大的城市。“

埃勒里飞越了一个大洋,几乎走遍半个大陆,为的就是希望能谈点儿别的,但他发现,此刻自己竟然像个时报广场观光巴士的导游司机般在解说曼哈顿的风光。他一边说,一边感觉到被严寒旅程所麻痹的时间感又渐渐复苏了;这种意识的回复带给他极大的冲击,仿佛是——亦即现实的体会——亘古久远的事物在一刹那间得重新来过一样。明天,对卡扎利斯的审判就要开始了,而他却在这里,距离纽约4000多里的地方,和一个老人闲话家常。他的情绪开始不安地躁动起来,车子驶进一条街道,这街名他也懒得去看。车在一栋被炮弹打得千疮百孔的公寓前停下来时,他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

赛利曼教授的管家鲍尔夫人拿出阿司匹林、茶、热水袋来迎接她年迈的主人,一边还滔滔不绝地责备他;对埃勒里呢,她则是抱着一种冷淡客气的态度。不过,老人笑着说了句“闪开”,就把她打发了。他拉着埃勒里的手——好像他是一个小孩似的——进入恬适安逸的园地。

赛利曼的书房洋溢着旧维也纳知识分子的优雅和迷人的气息,独具匠心的装潢布置使整个空间活跃起来,处处流露着安逸的喜悦,而且又带着些许狡黯与幽默。这里没有自以为是的新鲜事物的骚扰,也没有普鲁士精确严峻的气氛,所有的东西都发着老家具的光芒,它们在这里正得其所。

就像炉火一样。噢,炉火。埃勒里在一张如母亲怀抱似的温暖的椅子上坐下来,觉得自己又生气盎然了。当芙·鲍尔夫人为他端上丰盛的早餐及美味可口的蛋糕和一壶香醇浓郁的咖啡时,他告诉自己,这一定是在做梦。

“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咖啡,”埃勒里端起第二杯咖啡,对主人说,“少数几个名副其实的广告。”

“这种咖啡,以及艾沙招待你的大多数食物都是朋友从美国带来送给我的。”埃勒里听了不禁脸红了,赛利曼则咯咯地笑起来,“恕我鲁莽,奎因先生,我是一个老痞子,也就是坏蛋的意思,你飘洋过海而来,没想到竟要忍受我的粗鲁无礼吧。”他接着平静地说,“现在请告诉我,我的艾德华·卡扎利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该来的迟早要来。

埃勒里从慈母般的椅子上站起来,像一个男人一样站在火炉前。

“您6月时曾在苏黎世见到卡扎利斯,赛利曼教授,以后有没有再跟他联系过呢?”

“没有。”

“那么,您不知道今年夏天和秋天纽约所发生的事喽?”

“不是生,就是死。”

“对不起,可不可以请您再说明一下?”

老人脸上浮现微笑。

“这是我的看法,奎因先生,世事难道不就是如此吗?战争开始后,我就再也不看报了,那是给喜欢受苦的人看的。至于我呢,我不喜欢吃苦,所以我让我自己置身于永恒之中。对我而言,今天我端坐在这里,明天我可能就进了焚尸炉,我早有心理准备了——除非政府不允许,要把我做成标本摆在市政府的钟楼里。即使这样,我还是可以时时提醒他们注意时间。你问这做什么?”

“教授,我刚刚发现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埃勒里哈哈大笑:“您事实上知道得一清二楚。”

老人沉默地摇着头。

我从纽约打电话给他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埃勒里心想,可是之后他就做了点儿功课。

“您知道,对不对?”

“后来我到处问了一下,是的。真是这么罪证确凿吗?坐下,奎因先生,坐下,我们不是敌人。你的城市为了一个勒杀了九条人命的杀人狂魔而惊慌失措,而现在卡扎利斯已经被当做凶手逮捕了。”

“您不知道细节吗?”

“一无所知。”

埃勒里坐下来,开始娓娓道来,从发现阿奇博尔德·达德利·艾伯内希的死尸开始,到在第一大道一条小巷里抓到卡扎利斯结束。接着,他简短地描述了一下犯人被捕后的言行举止。

“明天,赛利曼教授,卡扎利斯的审判就要在纽约展开了,而现在我却在维也纳……”

“目的是什么?”老人从烟斗冒出来的袅袅香烟中打量他,“18年前卡扎利斯带着太太来维也纳时,他是我的病人,之后他就跟着我学。后来他离开了,我想是在1935年。他回到美国之后,我就只见过他一次,就是今年夏天。你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奎因先生?”

“协助。”

“我吗?可是这案子不是已经了结了吗?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我不明白。如果还需要进行什么的话,那我可以帮什么忙?”

“是的,”埃勒里用手指头摸摸他的杯子,“这的确令人不解,尤其是所有证据都对卡扎利斯极为不利。他是在企图犯下第十件命案的现场被逮到的,他指引警方他藏匿勒人丝绳的地方,警方果然在他说的地方找到了,也就是他办公室里上锁的医疗档案柜。此外,他巨细无遗地坦承他犯下了前面九项谋杀案。”埃勒里小心翼翼地放下杯子,“赛利曼教授,除了一般外行人所能分辨的神经过敏、神经病及精神病之外,我对您这一学科的专业知识一无所知。不过,即使——或许是因为我对您这行所知有限,我可以感受到属于我自己的一股不安,源于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

“是什么?”

“卡扎利斯始终没有解释他的……请原谅我的踌躇……他的动机。如果他是精神病患者,他的动机就是出自于对这个世界的误解,那么,这个解释只具有临床医学上的意识。可是,如果他不是……教授,只要没搞清楚卡扎利斯杀人的动机,我是不会满足的。”

“你认为我可以给你答案吗,奎因先生?”

“是的。”

“你为什么会这样认为?”老人喷了口烟。

“您治疗过他;此外,他还跟您学习过。为了当一个心理医生,他先拿自己开刀,自我分析,那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可是……”

赛利曼却摇晃着他那大脑袋:“卡扎利斯跟我学的时候,已经老大不小了,在那样的情况下,奎因先生,自我分析并不一定需要。自我分析这个过程事实上是具有争议性的,奎因先生。49岁这个年纪——这是他1931年时的岁数——几乎没有人能被成功地分析。一点儿也没错,因为他的年纪,所以整个治疗的过程是有问题的。我之所以会在卡扎利斯身上作这个尝试,完全是因为我对他感兴趣,他有医学的背景,而我想要实验看看;结果,我们成功了。抱歉,我说岔了……”

“重点是,您分析过他。”

“我分析过他,是的。”

埃勒里的身体往前挪动了一下:“他有什么问题?”

赛利曼喃喃地说:“我们每一个人有什么问题?”

“那不是答案。”

“这是一种答案,奎因先生。我们都会表现出神经过敏的行为,大家都一样,没有人例外。”

“现在您又在耍痞子了,套用您自己的话。”

老人开怀地大笑。

“我再问您一次,教授,是什么原因引发卡扎利斯情绪不稳定?”

赛利曼只是在那里吞云吐雾。

“我是为了那个问题而来的,因为除了非决定性的表面事实外,我不知道根本的原因。卡扎利斯出身贫寒,家中有14个兄弟姊妹,当一个有钱人愿意结交他、供他受教育时,他头也不回地就抛弃父母和兄弟姊妹。在我看来,他在事业中的每一步都是为了满足他那不正常的野心,对成功过度的渴求——包括他的婚姻在内。尽管他的医德高超,他个人的一生却是充满算计,也具有过人的精力。然后,突然间,当他正处于事业的巅峰时,而且正值壮年——他竟然崩溃。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老人也没答腔。

“第一次大战期间,他会因所谓的‘炮弹惊吓’接受治疗。这和他崩溃有关吗?我不知道。有吗,教授?”

可是赛利曼还是沉默不语。

“精神崩溃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他抛开了诊所的业务,那是纽约最赚钱的诊所之一。他让太太带他乘轮船环游世界,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康复了……可是,在维也纳的时候,在精神分析的世界重镇,他又发生了一次崩溃。对第一次精神衰竭,他们归咎于工作过度,可是对第二次应怎么解释?发生在无忧无虑的旅行之后?这里面大有文章!赛利曼教授,您治疗过他,到底是什么引起卡扎利斯的崩溃?”

赛利曼从嘴里取出烟斗:“你是在要求我,奎因先生,泄漏我因职业所需而取得的讯息。”

“说得好,教授。可是,如果沉默本身是不道德的话,那沉默又有什么道义可言呢?”

老人似乎一点儿也不以为件。他放下烟斗:“奎因先生,你来找我的原因,与其说是想从我这边得到什么消息,倒不如说是想证实你根据有限的资料所得出的结论,在我看来,这再明显也不过了。告诉我你的结论,也许这样我们可以找出一个方法解决我的窘境。”

“就这样吧!”埃勒里跳起来,不过,他马上又坐下,强迫自己心平气和地说,“虽然卡扎利斯工作上主要接触的都是女人,可是他从未与女人有过任何私人关系,在这样一段情感空白的忙碌生涯之后,他终于在44岁时跟一个年仅19岁的女人结婚。卡扎利斯太太生过两个小孩,在她怀孕期间,他不仅亲自照料她,还亲手接生,然而还没出产房,两个婴儿就都死了。发生第二次婴儿夭折后没几个月,卡扎利斯就崩溃了——从此就自妇产科退休,再也没有重操旧业。在我看来,赛利曼教授,”埃勒里说,“不管卡扎利斯本身到底有什么毛病,在产房里,这个毛病被激化到最高峰。”

“为什么,”赛利曼教授喃喃自语,“你这样断定?”

“因为……赛利曼教授,我没办法用性本能、生存本能、自我这些术语来解释,可是,我对人性有一定的了解,从我对人类行为的一些观察和我自己以及别人对人生的体验来看,我不得不得出这个结论。

“我观察到这个事实:卡扎利斯冷酷地否定他的童年。为什么呢?这是我的猜测。钳制他童年生活的人主要有三大类:第一类就是他的母亲,不是牵着个小孩就是怀着小孩;第二类是他做工的父亲,不断地制造小孩;第三类是他的兄弟姊妹,老是打乱他的美梦。我不由得在想,卡扎利斯恨他的母亲吗?他恨他的兄弟姊妹吗?他会不会因为白己对他们怀着怨忍而有负罪感呢?

“我还观察他为自己孽画的事业,我不得不说:他对女性的恨以及他的专长——如大家所知的——妇科,两者之间是否有显著的关联?他对他父母生下众多子嗣的憎恨,是否与他后来决心成为这门学科的权威,也就是接生小孩到这世界来这项工作有任何关系?

“这是一种憎恨与罪恶,以及对这两种情绪的抵御反抗。我把它们全加起来,二加二等于四。可以这样吗,教授?这种论断是否合理?”

赛利曼说:“用你这种数学来算,不免过于简化了点儿,先生。不过还是请你说下去。”

“然后我跟自己说:卡扎利斯情绪的张力处于极深的底层,如同他的负罪感一样深重。他极力抗拒无意识浮现到意识层面——这是否也是神经过敏行为的主要特征?——而这种行为也是经过精心考虑的。

“接着,我观察他的婚姻,马上我就看到新的情绪张力——或者说是旧的延伸——出现了。即使是同样44岁的所谓正常男子,在几乎没有社交生活的情况下,辛勤工作了一辈子,然后跟一个才19岁的女人结婚,这个婚姻对他而言也是很令人冲突不安的。更何况,我们的新娘出身新英格兰的名门望族,情感纤细,矜持,甚至到有点儿神经质的地步,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是涉世未深。可是,卡扎利斯一定就是原来那个样子,我想。

“于是,在我看来,卡扎利斯一定立刻就发现他在性生活上无法满足,感到挫折,甚至有难以协调的冲突。我猜,他一定时常会有力不从心的情况,或是他太太没有反应,冷淡,甚至根本厌恶跟他行房。也许,他开始感受到铭心刻骨的无力感以及怨恨。这是很自然的。他,一个生命过程中的成功操盘者,竟然无法控制他自己的婚姻。还有,他深爱的妻子是一个聪明的女人,感情脆弱、迷人、矜持、有教养,即使现在已经42岁了,她还是很迷人;19岁的她所展现的魅力可想而知。年纪足以做她父亲的卡扎利斯对她全力倾注一个男人所能给予的爱,而他却患性无能。

“所以,我的推论是,他开始产生了恐惧。毫无疑问,有好几个原因造成了他的恐惧,可是这种情绪都是用同一种伪装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他开始惧怕其他男人会抢走他年轻的妻子。”

埃勒里喝了一口咖啡,赛利曼则静候在一旁。壁炉上黄铜色的座钟为他们维持某种程度的平和气氛。

“这种恐惧持续地滋长,”埃勒里接着说,“主要是由于他们在年纪、性情、背景、兴趣等方面的差异。还有他诊所的业务,为了帮助其他男人的妻子生下他们的小孩,他得长时间待在医院;还有因为职业的关系,他长时间不在卡扎利斯太太身边——常常是在晚上。

“这种恐惧不断地蔓延,就像癌细胞一样,然后就失控了。卡扎利斯开始发狂地怀疑他妻子和其他男人的关系,不管可能性有多低,或是她有多无辜——尤其是她和年轻男人的关系。恐惧很快地变成根深蒂固的想法。”

“赛利曼教授,”埃勒里瞅着眼前这个维也纳老人,“在他们婚姻生活中的前四年,卡扎利斯是否因为妻子而到处乱吃醋?”

赛利曼拿起烟斗,刻意想把烟草敲出来:“你推论的方法,奎因先生,是科学上前所未见的,”他微笑着说,“可是,我却觉得很有趣,请继续说吧。”

他把空的烟斗塞到嘴里去。

“然后,卡扎利斯太太怀孕了。”埃勒里皱了一下眉头。

“有人可能认为这个时候卡扎利斯的恐惧应该已经消退了,可是,他并没有;相反,他的恐惧已经超越了理性的界限。她的怀孕反而助长他吃醋的心理,成为他怀疑的线索。这难道不就证实了他的怀疑吗?他自己问自己。而且,他坚持——一步也不肯退让——要亲自照顾他的妻子。不用说,他绝对是全心全意,温柔体贴,无微不至。很不幸,怀胎需时9个月,胚胎需要九个月的时间才能长成,九个月来,折磨啃噬着他,他的疑问到最后被扭曲成一个变态的偏执:这是我的小孩吗?是吗?

“哦,他内心交战,独自打着这场永远没有结果的仗。他的敌人很顽强,在一个地方歼灭了它,它又会从另一个地方生龙活虎地冒出来。他有没有跟他妻子说过他对她的怀疑?是否曾当面指责她的不贞?是否曾经出现过难堪的场面,涕泪纵横,或是歇斯底里的否认?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话,那也只是加深了他的怀疑;而如果没有的话,他这股忿恨无处发泄,结果则更糟糕。

“卡扎利斯太太的孕期满了,即将分娩。于是我们看到她躺在产房里。落在他的手中。接着,婴儿夭折了。赛利曼教授,到目前为止,您清楚我的论点吗?”

老人只是拿着烟斗摩擦他的下巴。

“然后,卡扎利斯太太第二次怀孕。包含着怀疑、嫉妒、自我折磨、不确定、确定等种种情绪的循环又重新来过一次,又一次,卡扎利斯坚持要亲自照顾怀孕中的妻子;又一次,他坚持要亲自接生;又一次,他的婴儿在产房夭折了。他的第二个孩子,命运和第一个如出一辙——死在他的手中,在那双坚实、敏感、经验丰富的外科大夫的手中。”

“赛利曼教授。”埃勒里站着俯视着那老人,“您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资格告诉我事实真相的人。18年前卡扎利斯请您为他做心理治疗的时候,他崩溃的原因是因为满怀负罪感——在接生的时候谋杀了两个自己的亲生骨肉。这是不是事实?”

过了一会儿之后,年迈的赛利曼从嘴上取下那空空的烟斗,对埃勒里谨慎地说:“因为妄加猜疑孩子可能是别人的,医生谋杀了他刚出世的孩子——这叫精神不正常,奎因先生,不是吗?这样的人,你不可能期待他过后会有多灿烂辉煌的前途,尤其是在精神医学方面。至于我的看法,如果有这种东西的话,那是什么?不过,你很相信这个,对不对?”

埃勒里气愤地狂笑:“如果我把问题修正为‘恐惧是他亲手杀死自己两个亲骨肉而产生出的负罪感”这样,我的论点是不是比较清楚一点儿?“

老人看起来心情似乎很好。

埃勒里继续说:“因为这符合精神官能症的逻辑推演,不是吗?因为他心中有恨,所以他觉得极端负罪,因此需要惩罚。他这个杰出的产科专家为别人接生了好几千个活蹦乱跳的小孩来到这世界,可是他的小孩却死在自己的手中。是我杀了他们吗?他饱受煎熬。是因为我过度的妒意和疑心,使得我的双手不听使唤吗?是因为我希望他们是死胎,我的双手因此就照办吗?我要他们夭折,所以他们就夭折。所以,是我杀死了他们。这是精神官能症所产生的可怕歪论。

“常识告诉他这是棘手的分娩,脚比头先出来,可是他的精神官能症却告诉他,他成功地完成无数次这种分娩。常识告诉他,比方说,他太太的体质并不适合怀孕,可是他的精神官能症却告诉他她肚里的孩子是别人的。常识告诉他,他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可是他的精神官能症却告诉他,他不够尽力,他还应该做这做那,或者都是因为他忘了做这做那,或者都是因为他坚持要亲自接生,要是把他的妻子交给其他的产科医生,说不定小孩就会活下来等等、等等。

“因为内在一股极强的力量强迫他相信这种歪论,没多久,卡扎利斯就相信是他杀死了两个婴儿,心力衰竭之下他就崩溃了。然后他太太带他环游世界,他来到维也纳——奇怪的巧合,难道不是吗,教授?他再一次崩溃了,然后来找您。您,赛利曼教授,为他检查、分析、治疗……您将他治愈了吗?”

这位年迈的心理分析大师开口说话的时候,震耳欲聋的声音里夹杂着愤怒的嘶吼:“已经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对他此后的情绪状况一无所知。那个时候他还有因为更年期所引发的并发症。如果说,过去几年他是因为把自己逼得太紧了,在他人生的这个阶段……通常中年人是无法用精神官能症状来掩饰自己,他们都是全然崩溃,成为精神不正常。比方说,我们发现,偏执性精神分裂症最常发生在后中年期。可是,我很惊讶,也很烦恼。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应该去看他。”

“他仍有负罪的感觉。他一定有,这是他之所以犯下这些罪行的唯一解释,教授。”

“他做了什么?你指的是他杀了九个人吗,奎因先生?”

“不是。”

“他还做了别的吗?”

“是的。”

“除了那九桩谋杀案之外的事吗?”

“那九件谋杀案之外的事。”

赛利曼在椅子扶手上敲他那烟斗:“过来,先生,你好像在说谜语。你真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

“我的意思是,”埃勒里说,“卡扎利斯明天早上在纽约接受审判时被起诉的罪名跟他毫无干系,他是无辜的。”

“无辜?”

“我的意思是,赛利曼教授,卡扎利斯并没有杀死那九个人。卡扎利斯不是,根本不是怪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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