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莉安花了一个小时说明举证责任。她对陪审团解释，检察官必须排除合理怀疑，才能判定沃尔切克有罪。陪审团在其间点着头，米莉安则继续解释，什么样的证据符合标准。
“陪审团的各位先生、女士，稍后的第一位检方证人是文书鉴定人欧文·高斯坦博士。他的工作是鉴定手写字迹，以判定书写者的身份。高斯坦博士从检方取得的公开文件上获得被告的字迹，并比对另一份字迹样本，精准、科学地判断这是否为被告所写。”
米莉安蹬着昂贵的高跟鞋回到检察官席，拿起一个包在证物袋里、看起来像某种货币的东西。
“这是第12号检方证物，一张被撕成两半的一元卢布旧钞票。一边没有标记，另一边用马克笔写了一个名字──马里欧·杰拉多，本案的被害人。证人x将告诉你们，他从他的老板，也就是本案被告奥雷克·沃尔切克那里收到其中半张──没写字的那一半，随后他通过不明传话者收到写有被害者姓名的另外半张，那就是要他行凶的指令。这是俄罗斯黑帮的作案手段，也是被告下达暗杀指令的方法。我们是如何得知被告就是将被害人姓名写在纸钞上的人，这时候就需要高斯坦博士上场了。博士会告诉你们，纸钞上的字迹和被告的字迹完全吻合。”
米莉安暂停了一下，纸钞还高举在手。这就是他们的王牌，这项证据足以撤销保释，好几位陪审员严厉地盯着沃尔切克看。
我靠回椅背，交叉双臂，向我身旁的沃尔切克低声说：“往后靠，微笑。陪审团在看你。假装很放松，他们会认为我们一点也不担心这项证据，而且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
我们都露出笑容。
“你在跟我开玩笑，对不对？你他妈一开始是怎么得到保释的？”
“检方在传讯时还没有这项证据，他们年初只拿出了字迹报告。”沃尔切克说。
我思考了一下。“该死的，你为什么要把暗杀命令写下来？这是我听过最白痴的事。告诉我她在说谎，我们还有东西能反驳它。”我说。
沃尔切克的笑容消失了，他眉头紧锁，声音变得低沉：“别自以为你了解我这个人，或是我经营事业的方式。这是老方法。以前苏联时期，帮派大肆撒野，但永远对老大保持效忠。那份忠诚并不总是能延伸到‘vor’──也就是你们所谓的小兵身上。如果一个小兵想要在兄弟帮里晋升，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最大劲敌给杀了。但他不能自己动手，替代方案就是利用其他小兵，骗他们说老大，就是‘pakhan’，下令杀掉那个死对头，其他小兵便会绝对服从，等老大知道时会发现为时已晚。我亲眼见过整个兄弟帮像这样自相残杀，所以我用老方法来确保这种事不会发生，这就是老方法。”他朝证物的方向比了比，与此同时，米莉安的手放下来，慢慢走回检方席去。
他接着说下去。“整个组织里唯一能下令暗杀的只有我，所有杀戮都在我的控制之下，这样一来我不会跟别的帮派打起来，也确保我的人不会自相残杀。为了这么做，我有一位我自己的torpedo。”他发音发成“tor-pedd-o”，“那是苏联时期对受命杀手的称呼。这个人听命于我，也只对我负责。我会在他面前把一张一卢布旧钞撕成两半，其中一半给他。这样，他就成了受命杀手。当我需要把人做掉时，便在另一半写下目标名字送给杀手。他会核对收到的两半是否吻合，一旦吻合即命令为真，且是直接从我这里下达。这样一来，用老方法，我的人信任我，我也获得了他们绝对的效忠。”
“而这个证人x，小班尼，他是你的受命杀手，是吧？那他为什么留着钞票？”我问。
“苏联时期，我们把一卢布的钞票称作‘tselkovy’，意思是‘完整’。这代表我全心全意信任受命杀手，并永远拥有他的忠诚。受命杀手应该在完事后烧掉纸钞，但他们大部分不这么做，而是把卢布纸钞保留下来。一卢布钞票已经很稀少了，就像荣誉勋章一样，有些人甚至会把一卢布钞票刺在背上。我不允许刺青，我们把荣誉留在眼里，不留在皮囊。”
我不能做出反应，以免被陪审团看见，但我非常想埋头尖叫。法庭感觉起来不再巨大，它好小、好公开、好危险。我想着艾米被关在哪儿，她是不是也觉得自己被团团包围、无路可逃且害怕不已？如果我放任自己去想象她现在的遭遇，我会崩溃。
我转而思考起来。“把案件资料给我。”
沃尔切克从行李箱中翻出一份文件递给我，资料夹上写着“文书鉴定”。我打开翻阅。沃尔切克几乎找遍了国内所有大型刑案律师事务所，拿到了好几位文书鉴定人的报告，文件目录标示一共有11份这样的专家报告。沃尔切克肯定被逼急了。我翻过每份报告的结论摘要，说法都一样──是沃尔切克本人在卢布钞票上写下了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