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前往顶楼的同时，我不禁想着这间塑造了我大半人生的老法院。钱伯斯街法院造就了我，也摧毁了我。楼下几层法庭负责处理认罪协商的老前辈称它为“德古拉饭店”，但没人知道确切原因。有些人说是因为一位任职多年的法官长得酷似贝拉·卢戈西。对我来说，这间法院在我执业的最后6个月还真的是饭店般的存在。杰克·哈洛兰跟我拼了老命撑过了不景气时期，靠本市节节攀升的犯罪率大赚一笔。就选对路线的刑案律师而言，前景是相当不错的。所以我们全力主攻刑事法庭，白天处理案子，接着出去逛逛，在夜间法庭追加新逮捕的案子。大部分夜间法庭的被告都没有代表律师，因为律师事务所休息了，只有少数值得信赖的刑案律所提供24小时紧急服务。
我们正常朝九晚五，晚上轮夜班：星期一由我负责下午5点半到凌晨1点的庭，接着由杰克接手大夜班，隔天再交换班表。那时候半夜处理完案子，差不多也要凌晨3点，偶尔到5点，回家已经没什么意义了，于是我会趴在会议室的桌上小憩。如果其他律师抢先使用会议室与客户开会，或也在里面补眠，认识我的职员会放我到员工办公室小睡一会儿。我有时也会到哈利·福特法官的法官办公室里跟他喝一杯，并努力不在沙发上睡着。这间德古拉饭店唯一的好处就是不用钱。
接下来的6个月，这间老法院要进行检查维护。新闻曾报道，市政府花在修复外墙的钱遭到监管中心的批评，说他们简直浪费。高楼层有部分闲置，里面只有老旧的档案柜和家具，毫无保存价值。许多职员被调去对街的新办公室，这对支持保留此座建筑的倡议行动来说，又是一大打击。
电梯门在19楼打开，这整层楼都是空办公室，我以前在凌晨等听审时上来休息过，我在这间法院不同地方过夜的次数多到数不清。这栋建筑里的设备很少，最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与客户私下交谈的会议室，所以我曾利用上头几间老办公室和人洽谈合作。除了偶有律师来跟客户私下谈话，或是小睡一下，没有人会到上面来。
一股霉味穿墙而来，大概有好一阵子没人上来打扫了。我们踏出电梯，沿着宽敞的走廊来到右手边第二扇房门前。阿图拉斯从外套口袋掏出一串钥匙，插了一把到门锁里。门锁是全新的，看来阿图拉斯早就计划好要带我来这里。他打开门，拖着行李箱走进去，我跟着进门，他立刻关门并上锁。里面是一个法官办公室外的宽敞会客室，有一张脏桌子、三张绿色的皮制钉饰沙发，以及一台老旧的打印机。
桌子上方有一幅泛黄、裱框的《蒙娜丽莎的微笑》。
沙发后面有一扇通往办公室的内开门，我推开门来到一个隐秘的角落，正前方有一排长长的格子窗，左边是一整面墙的书架，上头摆着判例汇编和过时的法学教科书，一组小桌椅紧靠在书架旁。另一面墙上有两张画得很烂的艺术品，它们挂在脱落的花纹壁纸上，描绘着荒芜的爱尔兰乡间风光，一张沙发孤零零地摆在画作下方。这里闻起来有布满灰尘的旧报纸味。
我走回会客室，阿图拉斯正从行李箱中拿出一个西装袋。他打开后，递给我一条折叠整齐的黑色西装裤，同时把西装外套挂到椅子上，接着又给了我一件包装未拆的白衬衫和一条全新的红色领带。
除去大衣，我身上穿着轻薄的斜纹棉裤，一件蓝衬衫搭配海军蓝休闲西装外套。
“把大衣脱掉。”阿图拉斯说。
我脱掉大衣，装有炸弹的薄夹克也跟着被脱了下来，自大衣内滑落。眼看它致命的那部分就要落地，我迅速躲进法官办公室，护住头部。
什么事也没有。
外面传来一阵大笑。
我起身回到会客室，感觉自己蠢得要命。薄夹克皱巴巴地躺在地上，阿图拉斯则满脸笑容。
“别担心，要启动装置才能引爆，否则你就算把炸弹砸到墙上都不会有事。得用这个才能引爆。”他从棕色大衣口袋里拿出某个黑色的小东西，看起来像是汽车遥控器：一个椭圆形小塑胶物，和火柴盒差不多大，有两个按钮──一个绿色，一个红色。“一个上膛，一个引爆。炸弹威力没有很大，杀伤范围只能覆盖1.2到1.5米而已。”阿图拉斯说明道。
他捡起薄夹克，平放在会客桌上。
有人敲门。阿图拉斯开了门，是轿车上那位高大的金发俄罗斯人，被沃尔切克称为维克多的那位。大个子关上门后直盯着我看。
阿图拉斯回到会客桌边，打开那件丝质薄夹克用魔鬼毡接合的地方，将我隔着布料感觉到的装置取出：两块薄长方形的硬油灰，上头还有像是电路板的东西，也许是老呼叫器的内部零件，或类似的东西。它跟灰白色的塑胶炸药由更多根电线连接着，整个装置看起来和口袋型笔记本差不多大，它很薄，尽管有着惊人的杀伤力，却没有多少重量。阿图拉斯拿起挂在椅子上的西装外套，内里向上摊在桌上，手沿着缝线摸起来。他知道我需要穿西装出庭，这件西装外套看起来是找人定做的，为了把装置藏入后背特制的暗袋中。他重新放好炸弹后封上接口，拎起西装外套，从外观完全瞧不出背部有藏东西，看起来正常极了。
“去换衣服。”阿图拉斯说。
我拿起裤子、衬衫、领带和我的大衣，往法官办公室走去。“介意回避一下吗？”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