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曾告诉我，在诈骗游戏中有两种基本的行动模式：短诈骗与长诈骗。短诈骗通常发生在街头或酒吧里，完成的时间介于5秒钟到5分钟之间，属于低风险低报酬的诈骗。长诈骗则要花很长的时间，就算花上六个月甚至一年来执行都算正常。长诈骗涉及详尽的规划、侦察、准备，要投入大量的资金，高风险则以潜在的高报酬来平衡。
还有第三种诈骗模式：子弹诈骗。这是把长诈骗浓缩在短时间内，介于两天到一个星期之间。子弹诈骗的关键在于速度，也是目前为止风险最高的做法。你没有什么时间进行沙盘推演，无可避免地，大部分时候你只能凭感觉走。没有人会选择采取子弹诈骗，除非有天大的馅饼掉在他们怀里，好到他们舍不得放弃，好到难以抗拒，例如：有个嗜赌成性的有钱目标飞到你所在的城市，但他只会待一周；或是有一幅天价的名画为了紧急清洁，出乎意料地从原本戒备森严的存放处移出来。那一类的生意，迅速，复杂，且危险。
我听老一辈的说，之所以称之为子弹诈骗，是因为启动的速度太快了──就像扣动扳机。不过在现实中，这名称的由来是，如果行动失败，骗子就要做好吃子弹的心理准备。
在圣派翠克节前一天的早上8点15分，我开始进行我生涯中的第一次子弹诈骗。它就和大部分高明的诈骗一样，由微小的动作开始。起初是一连串简单的动作与手势：这是骗子的工具，用来引目标上钩、使他担心、使他冒汗，然后骗子再大摇大摆地登场，手握一张金色票券，它能解决目标的所有问题。
那天早晨，我走进曼哈顿地方法院地下室的拘留室时，右手心藏着一张折起来的20美金钞票。我事先把钞票弄皱，好让它能紧密贴合我的手掌。我的脚步声在光滑的地板上回荡。经过的那一排铁栏杆，将我与等着出庭的被拘留者分隔开来。我用眼角余光在人堆中挑出我的目标。他坐得离其他囚犯很远，窝在角落，垂着头，手捂着脸。我直视狱警，他怀里抱着一把猎枪，握有这座围牢的钥匙，围牢里有我的目标，以及另外三十个等着被传讯的男人。
那天早上出现在牢里的男人，大部分都是因为毒品、酒、精神问题、贫穷或帮派而被关，但我的目标则不同，大大不同。他是里头个子最低的，而且差人家一大截。他看起来很健康，就是有一点瘦。橘色连身囚衣松松垮垮地挂在他的骨架上。有人拿走了他的鞋子，我能看见他的白色运动袜。狱卒会没收有鞋带的鞋子，以防某个囚犯试图用鞋带上吊或勒死别人。他们在耐克或匡威鞋被收走之后，会领到黑色橡胶运动鞋。我的目标什么鞋也没穿，显然是围牢中的某个人抢走了他被逮捕时穿的鞋子，那里面没人会想偷囚犯穿的运动鞋。他那一头蓬乱的焦糖色鬈发和金属框眼镜让他看起来有点可笑，稍微偏向科技宅不酷的那一端，不过我很怀疑有人告诉过他这一点。
如果你是亿万富翁，别人会突然对你很有礼貌。
负责管理这里的狱警名叫尼尔，他听到我的脚步声，便挪动了一下怀里的猎枪。对辩护律师来说，拘留室是打广告的好机会。那些家伙会冷眼旁观谁获得保释，谁没获得保释，谁很快就敲定审判日期，他们有没有逃过一劫。坐在那座围牢里的人有大把时间可以聊天。尼尔管理围牢的资历已有二十年了。我以前的搭档以优惠价帮尼尔打离婚官司，换来尼尔向牢笼里的常客散播信息。
见鬼，那浑蛋怎么能获得保释？
艾迪·弗林，全靠他。
围牢里的噪声震耳欲聋，有人在骂脏话，有人在尖叫，有醉鬼在唱歌。在这司空见惯的混乱中，没人会注意到我和尼尔的对话。我在几个小时前就告诉了他，于是我们设计了这天早晨我登场的小小流程，目的是吸引目标的注意。
我走到尼尔面前停下来，对他眨眨眼睛。他用一枚子弹给12号口径的猎枪上膛。那个声音，那毋庸置疑的一卡一拉，足以让任何人停止原本在做的事。即使背对牢笼，我也能感觉到每个囚犯都在瞪着我。我的右手动作流畅地伸向前，与狱警握手，站姿微微往左偏，让我的目标能看见我在耍什么把戏。我的手指张得够开，好让那个亿万富翁看见钞票转手。尼尔面露喜色，让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见他把钞票塞进胸前的口袋。他为我打开牢门，这是严格禁止的行为，我就这么走进鲨鱼缸。现在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在水中撒饵。
波波是我的毒虫委托人，现在他郁闷地点了一下头，算是跟我打招呼。波波是洛杉矶人，他在那里是专业告密者，后来弗雷斯诺市对他来说变得太危险，于是他搬到这里。以他这种状况的人来说，他看起来气色还不错。他的牛仔裤有一边扯破了，背心上有各种食物污渍。他散发着陈年老屎和香烟的味道，消瘦的躯干上覆着一层厚厚的汗水，那汗水表明他正因为停止吸食海洛因而受到初期的折磨。波波穿着廉价的懒人运动鞋，这样他被逮捕时就能保有自己的鞋子，而被逮捕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他的本名叫代尔·巴恩斯，他总是对警方报上这个名字──但他太常向警方告密了，别人便给他取了“波波”这个外号，意思是“波丽士大人”。这个简称的起源已不可考，不过似乎是从加州开始的；那些并肩骑着自行车巡逻的警察，t恤背后就印着“波（po）”的大写字母，代表“警察”。从他们背后看过去，就是“波波”两个字。对一个告密者来说，这种外号可不利于他做生意。
波波张开皲裂渗血的嘴唇说话：“律师男，你跑哪儿去了？”
听起来他对我有点不爽，正如我们事先讲好的一样。
“买早餐给你。”我说，并递给他一个藏在资料夹底下的布袋。我在波波左侧的长椅上坐下来。波波是离目标最近的囚犯，那人坐在波波右侧一两米外，在长椅的末端。这天稍早之前我跟尼尔谈过后，他让我跟波波通电话，我要我的委托人跟那个科技宅模样的白人打好关系。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布袋，开始狼吞虎咽地吃汉堡。我让他吃。他拿出另一个汉堡请坐他右手边的男人吃，不过被拒绝了。这时候我就在想，他们是多么古怪的对照组，都是22岁，都在同一座城市出生，现在都住在同一座城市，都让同一张监狱长椅把他们的屁股变冷，然而他们就像是两个不同星球的人。一个来自富星球，另一个来自穷星球。
我的目标叫大卫·柴尔德，他拥有史上成长得最快的社交网站──瑞乐。自从三年前这个网站上线，它使大卫·柴尔德的身家超过10亿，脸书（facebook）相比之下就像过气的myspace。几乎每个月，瑞乐或大卫都会因某种新闻事件而登上头条。现在他把头抵在胸前，头发被汗浸湿，我几乎认不出他来。近距离观察，我并不觉得他像是会涉入卑劣行为的那种人，他看起来奉公守法。不过话说回来，很多守规矩的男人也有杀人的能耐。这小子是个天才，但我想不通他跟哈兰与辛顿会有什么瓜葛。他是那家事务所的客户，不过他们之间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关系？肯尼迪说这孩子是唯一能带他们找到钱的人，我不懂，至少目前还不懂。我看着坐在同一张长椅上的大卫和波波。在某种意义上，犯罪真是让众生平等的有力工具。
“所以这次要多久，艾迪？”波波问。
我从齿缝间吸气。这可不是任何委托人会想获得的反应。
“嗯，我们这里是没有所谓的三振出局的规则，不过你已经差不多被四十三振了，我得说，大概半小时，顶多45分钟吧，到时候我应该已经说服检察官撤销告诉，你就能离开了。”
当我告诉一个毒虫惯犯，我会在1小时内把他弄出去时，牢中响起了此起彼伏的嗤笑声。大卫转过头来，直直地盯着我。我刻意避免与他对视，只是若无其事地望着我的委托人。
“我不是跟你说了嘛，艾迪最棒了。”波波转身友善地戳了一下大卫的肩膀。“你最好说到做到，艾迪，我还要去别的地方赶场呢。”波波对我说。
“我会尽力而为。我没办法制造奇迹。我应该可以在10点半以前把你弄出去，但我不保证任何事。”
他微笑。真相是，波波每隔一周的星期天晚上都会被捕。这是条件。两个月前他犯下抢劫案被逮到，面临严重的刑期，他唯一的选择是跟警方合作，而在我的协助下，他跟警方谈成了协议。如果你是领酬劳的线人，你有两种收款的选项：每周领63.6美金，或是国家付钱雇用你所挑选的律师代表，时薪最高可达150美金。相对于一般由慈善捐款或国家部分补助所聘请的公益律师，这个付款雇用私人律师的试验性计划，用意是减轻公设辩护人与其他过度法律扶助计划的负担，并且避免公设辩护人办公室间的利益冲突问题。毕竟公设辩护人同时作为告密者以及被告的律师代表，并不是罕见的情况。虽然这计划是个好主意，但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领63.6美金。
波波可不一样。
通常波波每隔一周的星期天会因持有毒品被逮捕，而我则开出6小时的账单，并在隔天把他弄出去。不知怎的，他那被毒品搞得乱七八糟的脑袋老是忘记他是警方的线人，搞得我每次都要在星期一来法院解决一切，并领取150美金的钟点费。你要在毒品圈里卧底，不可能不随身携带一点毒品──所以撤销他的罪名是小事一桩。尽管如此，我通常不会急着让波波被释放。在波波的协助之下，我每个月向司法部请款的金额大约是1500美金，50美金是中央拘留所值班警员的回扣，500美金分给波波，他再把钱付给本地的毒贩当保护费，以免因为当告密者被杀掉。顶着波波这种名号的人，需要各种帮助才能在街头活命。毒贩给波波提供办事不力的员工名单，让他们被警察抓走，这样就能再招募更廉价的新鲜血液。要知道，如果你没办法在纽约街头一天卖掉价值2000美金的毒品，你就不适合干这一行。在我看来，这是所有人都有好处可拿的好交易。大家都分到钱，犯罪数据看起来比较漂亮，公设辩护人办公室也能稍微清闲一点。没有人受伤，所有都由市政府买单。
一场完美的小小不法勾当。
“不要心急。我跟检察官谈过了，她是我朋友。她会先叫你的案子，让你能快点离开。”我说，然后一掌拍在波波汗湿的背上。
我站起身，对委托人提出几句最后的建言。
“在10分钟之后做好准备，什么都别说，让我来负责讲话，懂吗？”
他点点头。我满意地转身准备离开。我原本预期走到牢门那里才会听到大卫叫我，结果我才跨出第三步时他就出声了。
“不好意思，律师先生，你有空吗？”大卫说。
我停下脚步，但没有转身。
“公设辩护人晚点会进法院。我不负责法律扶助或公益服务，朋友。”我说。
“不……不……啊……你不明白。我已经有个律师了……我只是……”
我半转身，打断他的话，“那你并不需要我。”
“不，等一下，请不要走。我只是想问你一件事，拜托。”他两手手指在下巴底下交错合掌，用口形一再地说“拜托”。虽然他焦急地想和我说话，却不想站起来；他对于从长椅起身而吸引牢友注意的恐惧胜过了迫切的心情。
“放轻松，没关系的。欸，我是不是认识你？”
他似乎缩小了，整个人抱住自己的身体。他最不希望的就是被认出来。
“我不认为我们见过面。”他说。
“我能如何为你效劳？”我走向他。
“我的律师昨天晚上说今天早上会来这里，但他没有出现，我很担心。我……我并不习惯……”
“我懂了，你没被逮捕过。你的律师是谁？”
“杰瑞·辛顿。”
“哈兰与辛顿的那位？”
“是啊。你好像很惊讶。”
“这个嘛，是有一点。我太太是哈兰与辛顿旗下的律师，我以为他们是很严谨的公司。”
“杰瑞和我是老交情了，我信任他。你今天早上见过他吗？”他因为喉咙太干而破嗓，音调忽高忽低。尼尔告诉我，大卫几乎整夜都在哭，直到波波设法让他平静下来。这么做很明智，笼子里的男人隔着老远就能嗅出软弱的气味。
“不，我今天早上并没有见到杰瑞，不过我相信他很快就会到了。”
我注意到他的手小而柔软。它们因恐惧而颤抖，同样的恐惧正威胁着要彻底征服他。他的下巴像手提钻一样抖动，瞪大的眼睛隐隐发红。在我转身要走的时候，他伸手抓住了我的手腕。
“喂！不要动手动脚！”狱警尼尔暴喝。
我的目标放开手，脸皱成一团。
“请等一下。你能不能查查杰瑞到了没？我不能打给他，而他现在应该要在这里才对。我会付你钟点费。也许你可以打给你太太，问她有没有见到他？”
波波没有银行账户，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也没有任何钱或财产。肯尼迪告诉我，大卫的资产净值高达19亿美金，他拥有一艘游艇、好几辆轿车、三栋房产，以及一支篮球队。在这当下，大卫和波波却没有什么差别。两人都迫切需要某样东西，波波需要的是海洛因，我的目标需要他的律师，他们的痛苦让两人平等，这是只有死亡或疾病才能相提并论的。
“克莉丝汀的老板是本·哈兰。我不知道她是否能经常见到杰瑞·辛顿，不过我还是打个电话给她好了。”
我拿出手机假装打给克莉丝汀，同时看了一下手表。我来法院之前，已经趁着戴尔和联邦探员不注意，试着打给她五六次了，她都没有接。老实说，我不知道如果她接了，我要对她说什么。我想我会叫她待在家里，但我不认为她会听我的，除非我向她坦白一切。后来我做了决定，戴尔可能是对的──她知道得越多就越危险。
“他大概塞在路上了，我相信他会来的。等他到了以后，他会向法庭书记官报他的姓名，登记为你的备案律师，领取案件记录，然后联络检察官。听着，我会请尼尔打给书记官，帮你确认一下。”
“谢谢你。”我的目标说，他闭上眼睛，期盼等他睁开眼睛时，我已经找到他的救星了。
我合上手机，说：“她手机关机了，大概在开会。”
我把尼尔唤到栏杆旁，要他打给书记官丹妮丝，确认一下杰瑞·辛顿到法院了没。尼尔打电话的时候，我对大卫露出安抚的微笑。尼尔大概是打给他的顶头上司了吧，他绝对没有打给丹妮丝，没这个必要。我颇为确定在这个时间点杰瑞·辛顿究竟在什么地方，而假如一切都照计划走，杰瑞·辛顿打死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赶到法院。
我走进牢房的1小时前，杰瑞·辛顿应该正坐在一辆1968年出产的劳斯莱斯银影的驾驶座上，塞在美洲大道的车阵中。戴尔告诉我，辛顿搜集的车款会逼哭杰·雷诺，而且辛顿喜欢开车。他曾像大多数顶级律师一样聘用司机，不过六个月前买下这辆劳斯莱斯后，他就解雇了司机。
此时，开在他前面的那辆老旧福特皮卡车会开始在杰瑞这一道上不断切出切入。杰瑞会看出车上的一对男女在争吵，他可能会对皮卡车按一两次喇叭，并且试图超车。皮卡车的司机亚瑟·波多斯克可不会容许他这么做。亚瑟的体重大约有170公斤，五十来岁，有哮喘，而且是我合作过的数一数二厉害的精准司机。那家伙可以在一秒之间把车停住。亚瑟会借变换车道来阻止杰瑞超车，然后在恰到好处的瞬间，在信号灯转为红灯的那一秒用力踩刹车。杰瑞绝对没有机会停住，他的古董车绝对会撞上老皮卡的屁股。杰瑞大概会下车对着亚瑟破口大骂，这状况不会持续太久。当皮卡车的驾驶座车门打开，亚瑟把他巨大的屁股挪到马路上时，他会佯装心脏病发作。我想象爱琳就和平常的她一样歇斯底里起来，对着杰瑞挥动她那粗壮的膀子，短短几秒内，整个局面就会完全陷入混乱。最大的风险在于杰瑞用手机打回办公室，派另一个律师去法院服务他的委托人。这部分我也考虑进去了。幸运的是，有辆纽约市警局的巡逻车会刚好经过，目睹整起事故，其中一名巡警会用对讲机呼叫急救人员，另一名巡警会把杰瑞拖下劳斯莱斯，将他脸朝下按向引擎盖，给他戴上手铐，然后把他塞进巡逻车的后座，等急救人员来了以后再处理。这一切都得抢在杰瑞拨号求援之前。
这绝对不是简单的布局，但我有帮手，能安排一辆巡逻车跟着杰瑞，并在他打出电话前拘留他。只要是他们认为必要的事，他们基本上都办得到。
所以，杰瑞今天早上能及时赶到法院的概率为零。
“你的这位客户对你赞誉有加。”大卫伸手指指波波。
“我跟他说了，我的艾迪老兄最棒了。”波波牙齿打战地说。他开始出现严重的戒断症状。
我直直地盯着大卫，好像我现在才真正好好看他。他的脸被眼泪弄得脏兮兮的，头发粘在额头上。
“嘿，我真的认得你，你是……”
“不要在这里讲。”他的眼神在牢笼内到处瞟，还用力抓住膝盖来抑制手的颤抖。他的脚抬了起来，在察觉我的目光后，又把脚藏到长椅底下。
我没有料到大卫会失去他的鞋子，有时候你只能随机应变。有些最巧妙、最有说服力的骗局之所以会成功，全是因为骗子看出他有机会自我推销，让别人相信他是个老实人。让目标信任你是最大的障碍，所以当你能巩固与目标之间关系的机会浮现时，一定要把握住。我们这一行称这种小手段为“游说”。不管成功的概率有多高，你都绝对不能放过机会。大卫失去了鞋子对我来说就是天赐良机，让我能向他证明我说话算话。
“嘿，你的鞋子怎么了？”
他垂下头，揉着后颈，脚紧张地微微颤抖，双手扭绞在一起。他看着我，然后飞快地瞥向围牢中央。我看到一个高大的黑人站在中心位置，好像他是这里的老大。以一个充满危险分子的牢笼来说，他的周围有很大的空间。这家伙位于食物链顶端。他穿着一双崭新的耐克训练鞋，是红色的懒人鞋款。它们对他来说小了好几号，他的脚跟都漫到地板上了。
我不理会大卫做出的哀求手势，以及他轻声说的“拜托，算了”，径直走向牢笼中央，朝我面前的巨人伸出手。我身高一米八，他比我还高出15厘米，体重大概比我多45公斤，而且那些额外的体重看起来都是结实的肌肉。他宽阔的胸膛上有一只展翅的黑鹰刺青，我看到他的牙龈间闪着金光。
那大家伙只是瞪着我。
“我叫艾迪·弗林。”我说，手仍然伸着。
毫无反应。
“我注意到你穿着我委托人的鞋，我想它们并不合你的脚，我想拿回来。”
大家伙的眼中燃起怒火，我看得出笼内的其他人都在用手肘轻戳彼此，准备看一场好戏。牢笼内笼罩着沉重的静滞，我能闻到那男人的汗味。我的手还伸着，目光始终没有从他的脸上移开。
巨人没有握我的手，而是迅速伸出右手臂，揪住我的领带。若他不是打算把我拉过去掐死，就是只打算威胁我。我没给他任何机会，一把抓住他的右手，将其牢牢固定在我胸前。我的左手臂迅速举向天花板，还顺便带着大家伙的手肘一起。我让他的手腕继续固定在低处，手肘则被推向十点钟方向，肩膀发出“啪”的一声脆响。我看到男人的表情由愤怒转变为讶异，再转变为火辣辣的痛苦。手臂不是生来给人这样乱折的。
“我只要把手臂再往上抬5厘米，你的肩膀就永远废了。那里面有很多软骨，会因为受到挤压而断裂。你会昏过去，等你醒来，你会宁愿你死了。你是要把鞋子脱了，大家好好相处，还是你想每个月1号去领身心障碍者补助？”
他点点头，我放手。他的手臂会麻痹两三个小时；那里头的神经和肌纤维都一下子变成了废物。我看得出他在考虑扑向我。
我露出微笑。
他脱下鞋子。
在全市最险恶的拳馆长大自有其好处，即使是在律师这一行。
我把鞋子抛给我的目标，他的嘴张得大大的。尼尔打破现场惊呆的寂静。“你知道吗，我真的该去配一副新眼镜了。”他边说边摘下眼镜，举起来对着光查看。
他继续说：“该你上场了，艾迪，你的小朋友是下一个。我打给丹妮丝了，没有辛顿先生的踪影。”
“谢了，尼尔。”我说。
大卫听到杰瑞·辛顿没有抵达法院时，简直喘不过气来，只能制造出短促而嘈杂的喘息声，嘴唇向内凹进口腔，挣扎着要吸入不新鲜的空气。他的鼻尖滴下汗水，和脸上新涌出的眼泪混在一起。
“你能帮我吗？拜托？我不知道杰瑞怎么了，他应该在这里的，不过我跟你说，反正我也不可能获得保释。杰瑞说我完全没有机会。只是我……我不能一个人上场。你可以当我的代理律师吗？就这一次就好，拜托，我求你了。”
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准备、我这天早上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诱导他提出这项请求。然而，当他真的说出口时，我却什么也没说，因为我知道一旦答应了，我就没有回头路了。我的脑中再度分析起所有可能性。这十个钟头以来，我几乎没想过别的事。一切都没有改变，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别的出路。
另一个选项是我会来到一个和这里一样的牢里，只不过不是去见委托人──而是去探视我的老婆。
“好吧。”我说。
他慢吞吞地呼出一口气，笑了。我感觉有一副重担用力朝我肩膀砸下来，开始慢慢压垮我。
我朝他靠近一步，压低音量。“我们就省略所有客套话吧。你是创立瑞乐的大卫·柴尔德对吧？”
“对。”他说。
“什么是瑞乐？”波波问。
“类似推特（twitter），或脸书。”我说。
“什么是推特？”波波又问。
我没理他，把注意力转向大卫。“如果要我当你的代理律师，我需要了解你这件案子的所有资料。一开始我觉得问这个不太礼貌，但现在我最好知道。你被控告了什么罪名？”
他抹了抹脸，然后用上衣揩拭湿漉漉的手。他回答我的时候，语气像是无法相信他说的内容，感觉说出这些话本身会使他产生新的醒悟。像是膝盖受伤的人走路，本来已忘了伤势，却被那可恨的疼痛硬生生拉回现实。他最后终于勉强把话挤了出来。
“谋杀。”他说，“罪名是一级谋杀。我向你保证，我没有杀她。”
他把脸埋进掌心。我需要知道更多，不过在这当下逼问他是没有意义的。
“好吧，放轻松。我得先处理波波的案子，大概会花10分钟。我会请法官等一小段时间再来处理你的案子，这样你我就能私下谈谈了。希望这能让杰瑞来得及赶过来。”
我说话的时候大卫没有看我，他一直用手捂着眼睛。
我离开牢笼，在穿过通往法院楼上的安检门前，我始终盯着他。我在等电梯时，从外套口袋拿出新手机，编辑了一条短信，点击发送。
我入选了。至少再拖住杰瑞·辛顿1小时。
电梯抵达时，我收到回应。
你有40分钟，顶多。
我的手表显示现在是9点15分。时间不够。
万幸电梯是空的。我按下按钮，门关上，电梯开始上升，慢得让人心焦。24小时前，我的人生似乎正在回到正轨。我在三个月前开了自己的事务所，最近两周生意逐渐有了起色，感觉比较像在过正常的生活。我重整旗鼓，应付客户、最后期限和透支额度，还开着一辆二手车──跟我以前的事务所生活像是两个世界，但感觉比以前更好；感觉很真实。
一年半前，我停止了律师生涯。有一件案子出了差错，很大的差错。我害某个人受伤，不是因为诈骗任何人，或是从事任何不法勾当，而是因为我善尽职责。结果我失去了一切──我的老婆、我的女儿、我的生活。我颇为努力地用酒精慢性自杀了一段时间，后来我下定决心戒酒。我成功了，开始对未来有了新的展望，也受够了原先的一切，决定放弃律师事业：不再跟委托人周旋，不再上法庭耍花招。但那都过去了。然后，半年前，我被迫代表俄罗斯黑帮的首脑出庭。我活着回来了，并且又回到律师这一行。
现在我在这里，不只是即将卷入自o.j.辛普森以来最轰动的谋杀案，而且还要诓骗我的委托人，以挽救我的老婆，避免她被判刑。诓骗委托人来救克莉丝汀并不会太令我困扰。
我的新委托人是美国排名第四十五的富豪。
而就他们告诉我的，他罪证确凿。我的心思暂时飘到戴尔身上。他失去了某个人，正承受着心痛──这似乎是够明确的事实。这种心痛能产生两种效果：你会想拯救别人，避免他们和你受一样的苦；或是你会希望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受苦。我无法弄清楚戴尔是哪一种人，还没办法判断。他把大卫被逮捕视为一个机会，我猜想有罪答辩足以满足戴尔的良心，之后他就能利用大卫对付事务所，对付他希望受苦的人──本·哈兰与杰瑞·辛顿。戴尔想要夺走这两个男人的一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事业、他们的名誉，还有他们的钱。
钱。
一切归根结底都是为了钱。
估计达80亿美金的非法交易金额。我今天早上出发前，肯尼迪是这么告诉我的。我得替大卫提出有罪答辩，戴尔才能和他谈条件，用减少刑期换取那对合伙人，还有钱。我要说服大卫认罪，否则他们会让克莉丝汀被终身监禁。先前在我的办公室里，我对这个布局没有疑虑，现在看到那孩子，我却开始怀疑他怎么可能朝女朋友扣下扳机。他看起来连拉开汽水罐拉环都需要人帮忙。我的脑海深处开始有种不安在扩散。我试着忽略它。
电梯“当”一声变得更慢，然后打开门。
40分钟内要拿到目标的完整代理权。
然后有另外24个小时让他提出有罪答辩。
我走进大厅，这里满是平素惯见的三教九流，个个都等着和法官“约会”。我靠在大厅角落的一根柱子上，以最好的角度观察人群。有几个律师在等待，其中我认得的人都不是哈兰与辛顿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大厅里的律师所穿的衣服没有半点称得上昂贵的。那家事务所自夸网罗了金钱能买到的最好的律师，而他们每个月都能领到2000美金的治装费。女性律师偏好亚历山大·麦昆，男性律师则喜欢阿玛尼。我大部分的西装都在干洗店，因为我的办公室有点潮湿，必须经常把西装送洗来除异味。今天早上我身上的西装价值300美金，而且它差不多是我现在拥有的最好的西装了。
我正准备离开柱子走向法庭，这时，我看见了他。
不是杰瑞·辛顿，也不是哈兰与辛顿的律师。
他看起来像西班牙裔，穿着黑色羊毛大衣，里面是灰色毛衣、深色长裤以及黑皮鞋。他坐在中央楼梯井右侧的长椅上，离我大概有9米远。他用左手食指在智能手机的屏幕上飞快滑动。为数不少的出庭者都在做同样的事，低着头窝在墙角或是长椅上，啜饮塑胶杯里的咖啡，检查虚拟生活中的大事小事。但我看到的男人不一样。虽然他的手指在手机上动个不停，但他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屏幕上。智能手机已成为21世纪监视者用来当掩护的报纸。
这个男人密切注意着大厅里的人，目光漫不经心地扫过我。他喝了一口外带咖啡，然后望着周围。当他仰起头再喝一口咖啡时，我看到他脖子上有个刺青，但距离太远，看不出是什么图案。他绝对不是联邦调查局的人。我扫视人群，想看看能不能辨认出他的监视对象。没有人特别惹眼。
有种感觉吸引着我，让我将注意力转回那个喝咖啡的人身上，几乎就像有人拿针轻轻刮过我的后颈。
他正直直地盯着我。
我还小的时候，父亲曾带我去布朗克斯动物园搭乘野外亚洲列车。我们经过老虎谷的时候，其中一只西伯利亚虎突然停住，抬头盯着我所在的车厢。它直直地盯着我，没有低吼，或是露出牙齿。只是盯着。即使我当时只是个10岁小孩，也能从那双凶恶的眼睛里看出，下头那个180公斤重的猛兽想要把我开膛破肚。
这男人让我有了相同的感觉。
他把咖啡杯丢进垃圾桶，走楼梯离开。我猜他原本并没有在找我，但他察觉我注意到他了，这大概是他离开的原因。直到我开始走向法庭，才意识到自己呼吸得很用力。
而且我的手在颤抖。
无论那个男人是谁，我都永远不想再见到他。
5分钟后，我在辩方席坐好，迎来第一个好运──诺克斯法官拖着脚步进入法庭，入座，咳了两声，然后立刻表明他本日的计划。
“各位先生女士，早安。在此知会辩方律师，我今天下午要打高尔夫球，所以我最晚要在1点半之前离开。如果届时还没有叫到你的案子，你的当事人将自动还押候审，等待下一轮。现在开始审理第一件案子。”
在约翰·诺克斯法官眼里，正义是个屁。他喜欢高尔夫、威士忌，以及漂亮的女书记官。他最喜欢的消遣是恐吓出现在他法庭内的律师。格兰菲迪威士忌、高血压和尖酸刻薄的个性，使他的脸颊和鼻子都染上淡淡的红晕。他个子很矮，有严重的矮个子症候群。诺克斯会在法庭上坐两三个小时，快速处理案子，然后休庭，将所有人送进监狱，把保释申请当耳边风。他过去曾遭到司法惩戒，也被上诉过好几次，但他一点都不在乎。
法庭内看起来挺空的。大概有六名律师，他们所代表的当事人数量也差不多，这代表楼下的拘留室里大概还有二十个家伙在等公设辩护人。我已经安排好先叫波波的案子，再来是大卫·柴尔德的。我这天稍早打电话给书记官丹妮丝，告诉她我必须尽快把事情办完走人，就当我欠她一个人情。她答应了。我在职员间的名声还是很不错的。
狱警把波波带进法庭。他戴着手铐脚镣，拖着脚坐进我左边的座位。我能看到大约6米之外那一排囚犯，像坐着输送带一样等着叫到自己的案子。大卫·柴尔德站在队伍第一个，他环顾法庭的眼神就好像这里是刑讯室。他的眼睛瞪得老大，即使隔得这么远，我都能听到他身上的链子因为发抖而叮叮作响。
检察官茱莉·洛佩兹跟诺克斯法官身高差不多：155厘米。她面前堆着至少三十个蓝色资料夹，平均分成两沓。茱莉和她的资料夹一样，看起来总是井井有条；她的头发用笔绾成利落的发髻，薄施脂粉，身上的深色套装看起来一本正经，剪裁得非常合身。她拿取左边那沓的第一个资料夹，开启她的一天。
“法官大人，第一个案子是代尔·‘波波’·巴恩斯。由弗林先生代表被告。检方撤销所有告诉，法官大人。”
诺克斯不常负责这个法庭，所以他对波波并不熟悉。他一开始没对检察官说什么，只是眯起眼睛，快速翻阅资料夹里的文件；他在读时，脸上漫开某种表情，毫不掩饰他对我和我的委托人怀有明显的轻蔑。
“洛佩兹小姐，我有没有听错？检方要撤销所有告诉？”
“是的，法官大人。”茱莉说。
“但他身上的毒品量足以构成散布毒品罪，更别说单纯的持有毒品罪了。”
“是的，法官大人。”
“所以为什么要撤销告诉？”
除了之前提到的各种问题之外，诺克斯法官还挺笨的。茱莉看着我，耸耸肩；我回望着她，摇摇头。有几秒时间，我们只顾着对望，把法官晾在一边。我们在商量该怎么办。在公开的法庭上宣布波波是警方的长期线人，可以豁免于检方提出的各种毒品罪指控，可这不是什么好办法。也许我以为“波波”这个名字足以透露玄机，但这对诺克斯来说似乎不管用。
大部分法官会接收到暗示，醒悟这家伙会对纽约市警局掏心掏肺，但是尽管茱莉露出尴尬的笑容，诺克斯还是不为所动。
“我漏了什么吗？”诺克斯问。
大概50分的智商吧，我想这么说，但没开口。我的脑袋反而突然快速运转起来，我看到眼前出现今早第二个创造游说的机会。
“法官大人，我们能不能到法官办公室与您讨论这件事？此事涉及敏感议题。此外，我也希望利用这个机会私下讨论您清单上的下一件案子。是一位柴尔德先生的案子。”我说出我的目标姓氏时，直直望向他本人，然后又将目光移回法官脸上。时间还有点早，记者们还没坐满旁听席，即使后排座位有几个犯罪线记者，他们也不会预期在法庭内看到大卫·柴尔德，所以这名字不会引起他们注意，而且除非他们坐在最前排，不然不会看到他的。此时前排并没有任何记者。
诺克斯立刻就认出了他，不过很明智地没有惊动任何正在法庭内的记者。他微微点头，我们只需要这个就够了。诺克斯起身，书记官说“全体起立”，接着茱莉和我就跟着诺克斯穿过法庭的后门，沿着一条窄窄的走廊，经过这个法庭专用的一间会议室，进入他的私人办公室，这里等于是诺克斯的小小王国。法院针对法官办公室有相关规定，不过范围不包括私人办公室，所以诺克斯好好利用了这个漏洞。他以舒适的姿势坐进椅子、整理法官袍时，我趁机打量周围。这个小办公室粉刷成奶油白，近年似乎所有办公室都时兴用这个颜色。房间四周挂满诺克斯与知名高尔夫球选手的合照。后侧墙边甚至立着一套高尔夫球杆。放眼望去没有家庭照。铺着地毯的地板似乎飘散着一股既熟悉又难以定义的气味，闻起来像蜂蜜、漂白水和麦芽威士忌。
“所以，先讲波波，然后你们两个要详细告诉我柴尔德先生的事，让我有愉快的一天。”诺克斯说，忍不住咧嘴而笑。
茱莉和我还站在诺克斯桌前两张看来很舒适的皮椅旁。在法官办公室，法官没有请你坐下，你就不能坐下。据我所知，诺克斯从未请任何人坐下过。他就是那种浑蛋。
茱莉试着把一个蓝色资料夹（关于波波的）在她面前的椅背上放稳，好让她能打开资料夹阅读她的笔记。我既没有整理出波波的资料夹，也没有做任何笔记。我手边是有几份波波的旧档案，不过我只是拿它来做做样子。通常我不会印出波波的纸本档案，因为那样有可能被某人查账，进而发现我工作的时数远不及我向纽约市警局报账的数目。没有档案，就无账可查。如果国税局问东问西，我会说档案被错放在某个地方了，而他们会姑且相信我。如果纽约市警局想看档案，我会叫他们滚蛋；这是我委托人的档案，受到律师及委托人之间的秘匿特权保护。
茱莉在看笔记时，我决定直接使出友善的奉承手段。
“法官大人，我的委托人波波是警方的线人。他必须携带和吸食毒品才能执行他的工作。地检署知道这件事，为了更重要的利益而不予追究。我的委托人提供的信息，已经协助警方逮捕了若干重要罪犯。”
诺克斯的脖子一下变成跟鼻子一样的颜色。他差点在公开法庭上犯下愚蠢的错误，让警方的线人曝光，这令他十分难为情。而我递给他一条救生索，让他看起来很聪明，能够保住面子。
“弗林先生，我只是想跟检察官确认一下，她从你的委托人那里获得的信息，是否值得她撤销所有告诉。”诺克斯说。
“我们和波波有持续性协议，他具备豁免条件。”茱莉说。
“嗯，在我们开始谈柴尔德之前，我们都同意放波波走吗？”我问。
“谁？哦，那个毒虫，当然。跟我说说我们的亿万富翁。我瞄了一下档案，他有答辩根据？”
“是的。”我说。
“检方对保释的态度如何？”诺克斯问，迅速将注意力转向茱莉。
“我们反对保释。”茱莉说。
“彻底反对？”诺克斯问。
“是的，法官大人。检方认为，即使设下最严厉的交保条件，法庭仍然无法确保柴尔德先生会回来受审。”
法官将身子往前倾，两手呈塔式手势抵在下巴处。他苍白的舌尖从嘴唇间微微露出，很快诺克斯又把舌头收回去，制造出响亮的吸吮声。这动作来得突兀，有点像爬虫类动物。他假装思考检察官刚才说的话。
“弗林先生，你的委托人能答应什么样的保释条件？”
这是想要抄捷径，省掉保释听证会的步骤。如果我告诉他能接受的条件，他会准许保释，不过条件会设定得比我所说的更严格。等我回答他之后，他会试探茱莉，弄清楚如果他想准许保释，她会提出什么条件。诺克斯可以借由这种方式，让辩方和检方都同意保释条件，那他就完全不必举行听证会了。届时辩方和检方都会不开心，但谁也不会质疑他的决定，因为我们都担心会失去自己取得的小小优势。诺克斯的理解速度或许稍慢，但他学会了一两招审判的伎俩。
“恐怕我得向委托人询问保释条件的事。”
“很好，”诺克斯说，“给你10分钟。”
我看看表，估计我还有14分钟左右的时间，然后杰瑞·辛顿就会冲进法庭，到时候一切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我已经知道故事的来龙去脉了，大约9小时前，戴尔对我详细说明过。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听听委托人自己是怎么说的。每个故事都有好几种版本，我们各自是个小小的星球，因此我们都只能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那包括我们的偏见、我们的劣根性、我们的天资，以及我们受限的观点。没有两个人会看见同样的事情。如果再加上一个条件，那就是任何一个人都会对同一件事做出不同的叙述，这取决于他们叙述的对象是谁，你就能体会事件的版本有可能扑朔迷离到什么地步了。一个人讲述同一个故事时，会因为聆听者是男是女、大学教授或出租车司机、警察或律师，而呈现不同的样貌。我们会无意识地修饰我们说的话及肢体语言，来博取聆听者的同情与理解。所以你需要所有的信息才能针对事实真相作出客观判断，这还不考虑对你说故事的人究竟诚不诚实。
有一些简单的技巧是专门设计来取得原始资料，而不是润饰过的说辞的。
我运用这类技巧中最简单的一种来诱使大卫·柴尔德开口。我们坐在一间狭小的灰色调会谈室里，一张深色桃花心木桌将我们隔在两边。那张桌子伤痕累累，源自回形针、小刀和圆珠笔的刻蚀，过往的重罪犯用这类工具在桌面凿出他们的名字。
我坐下，没告诉柴尔德我刚才跟诺克斯法官谈话的任何内容。
“所以，发生了什么事？”我问。
“法官怎么说？”
我靠向椅背，不发一语。我的手搁在大腿上。我不能手臂环胸，必须保持开放的姿势，这样才能将潜意识维持在“接收”的状态。
“他说什么？”
我的头往右偏。
“弗林先生？”
在静默中，几秒钟过去了。柴尔德望着地板。当有人耐心地等着你开始说话时，要保持沉默就变得挺困难的。他猛然抬起头，以哀恳的目光迎向我的视线。我挑起一边的眉毛。
“大卫，发生了什么事？”我重复。
他点了两三下头，然后举手投降。
我没有问柴尔德他为什么被逮捕，或是他为什么被控告谋杀，或是警察掌握了哪些对他不利的证据。我问的问题尽可能开放而广泛，这样我能得到更多信息。
“天哪！”柴尔德说，两手抚过头皮，“我爱克莱拉，我从未认识过像她这样的人。她很完美，太完美了。我永远不会知道她怎么会和我这样的废物在一起。现在我真希望我没有认识过她，那她就还会活得好好的。”
他哭了起来，泪水泉涌而出。从他眼周的肿胀判断，这几个小时他时常在哭。他弯下腰，大口吸气时背部颤动，再把空气硬吐出来，同时伴随着低喊。虽然据说他富可敌国，可此时满脸鼻涕和泪水的他，看起来只是个悲伤的少年。
我什么也没说。
我没有伸出手臂搂着他，没有说些安慰的话，只是保持放松与沉默。
如果我同情他，那就不是帮他，而是在害他。我会把我剩下的8分钟用来看他哭、看他擤鼻涕。让某个人停止哭泣、开始说话最快的方法，就是保持沉默。一般人会觉得难为情，不该在陌生人面前如此宣泄情绪。
柴尔德用他的连体服袖子抹了抹脸。
“对不起，对不起。”他说。
我不说话。
剩7分钟了。
“大卫，发生了什么事？”
他转了转脖子，呼了几口气来稳住呼吸，然后回答我的问题。
“她因为我而死。”他说。
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我，目光一直低垂，望着桌面。他说话的语气是那种就事论事的，好像他刚才告诉我的是他的住址或出生日期。这不是衷心的自白，而是单纯的陈述。
律师通常不会质疑委托人是否说了实话，那条路通往疯狂。你要做你该做的事，并且信任司法系统。所以，有罪之人认罪，清白之人辩护，让陪审团来决定。如果这个过程带来真相浮出这个副产品，那就这样吧，但真相不是这过程的目的，裁决才是。审判中没有真相的容身之地，因为没人在乎查出的真相，尤其是律师或法官。
然而，在我过往的职业生涯中，在我成为律师之前，真相一直是我的目标。身为骗子，你向目标展示绝对的真相，能决定你是生是死。当然，不是真正的真相。不，是适合那场骗局的某个版本的真相，但那个故事、那句台词，不管是什么，都必须成为目标眼中的真相，感觉起来、尝起来都是真实的。
凭我的经验，通常我隔着老远就能识破谎言。我原本预期柴尔德是个高明的骗子，我得先研究他一番，才能够看穿他的破绽。我低估他了。他简直是紧张、震惊、愧疚的综合体，这使他该死地几乎无法被解读。所以我只能仰赖我的直觉。
我的第一印象──这男人不是杀人犯。但我曾经看走眼过。
还剩6分钟。
会谈室内回荡着“当”的声音，那是隔壁走廊的铁栅栏门关上的声音。即使这个房间沉重的门牢牢紧关，仍不足以把那些声响隔绝在外。哭声、歌声……
柴尔德抹了把脸，吸了吸鼻子，坐直身体。
“在我离开公寓之前，我就知道有坏事要发生了。我用手机检查了电子信箱，收到17封新邮件。是奇数。我不喜欢奇数，所以我知道会发生坏事，而那会是我的错。我知道这很疯狂，但我一直都有这个……嗯。医生诊断出……”
“大卫，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可以之后再探讨细节。只要告诉我你女朋友出了什么事的基本信息就好。”
“我把克莱拉留在我的公寓里──那天她才搬进来。我在去公司的路上──我在离我住的地方两个街区外停下车等红灯。每个星期六晚上8点半，我们瑞乐都会开会；我们会检视该周的统计数据，调整营销计划，还有脑力风暴。变绿灯了，我的车越过白线。我通过十字路口后前进了大约6米，有个浑蛋撞上了我。他闯红灯，撞上我的布加迪超跑。他一下车，我就闻到他浑身酒臭，然后他威胁我。警察来了，他……他问我发生什么事。我对他说了，然后那个警察告诉我，对方司机看到我车内脚踏垫上有枪。我跟他说这是误会，但那个警察走向我的车子。我向你发誓，弗林先生，我从来没见过那把枪。我没有枪。他要我出示持枪许可，我根本没有。我告诉他那枪不是我的，他就逮捕了我。我以为我会被罚钱什么的，我们只在警察局待了两三个钟头。他们拿走了我的衣服，用棉花棒刷过我的脸、手臂、手，然后采了我的指纹。我以为这都是例行公事。我打给杰瑞，他赶到警局。当天深夜，他们告诉我克莱拉死了，她被枪杀了。她死在我的公寓里……我……我……”
惊慌哽住他的喉咙，我看到他的眼泪开始积蓄。
“我大约是8点钟离开的，留她一人在公寓里，我与她吻别。我出门的时候她还活着，我发誓。”
“所以你被审问，杰瑞陪着你。你跟警方说的内容和你告诉我的一样？”
“是啊，我告诉他们实话。我没有任何需要隐瞒的。”
如果他在撒谎，那他就是天底下最厉害的骗子。
“你刚才为什么说她是因为你而死？”
“那该死的奇数，我知道是这样。一定有人闯入我的公寓要找我，要抢我的钱──结果他们……他们找到了她。我没有杀她，我没有枪。不是我做的……我……不……不是我……我不可能啊。”
他的胸腔开始剧烈起伏，眼神变得呆滞。他的手激烈地颤抖，脸变得死白，然后他吐在桌面上。接着他的头猛然垂下。我赶在他摔下椅子前接住他，让他侧躺在地，踢开会谈室的门大声呼救。
他断断续续地呼吸，还挣扎着把话硬挤出口：
“杰瑞……杰瑞……告诉……我……不能保释……不能保释……不要让媒体……保释不了……可能要逃走。”
“冷静一点，别说话，呼吸。”
一名警卫冲进来，跪在柴尔德旁边，望着我。大卫快要休克了。
警卫很年轻，有一双和善的大眼睛，他离开后很快又带着呼吸罩和小型移动式氧气瓶回来。我们合力让大卫坐起来，背靠着墙壁。他就着吸入器奋力吸了两口氧气，然后警卫把氧气面罩戴在大卫脸上。我们陪他坐了几分钟，让他自行恢复。过了一会儿，他的呼吸变得比较深也比较缓。
他把面罩拉下来挂在胸前，说：“杰瑞说我没有保释的机会。”
我的机会来了。我站起身，打开档案，把一份四页的文件放到档案顶端，然后整个放在大卫的膝盖上。
“这是什么？”
“委任契约书。你在这上头签名，我就成为你的律师了。我会让你保释，也会防止消息见报。你只需要签名就成了。”我说，并且把笔递给他。
“可是杰瑞说我申请不到保释。我有四架私人飞机，我有逃走的可能。而且如果有人申请保释，媒体……他们会……会大肆报道。”他说，恐惧似乎使他的胸腔有罢工的危险。
“签就对了。你在监狱里撑不过一天的。我可以把你弄出来，但我需要用合法的方式。签了这份文件，我就会照顾你，大卫。”
他用颤抖的笔匆匆签下名字。我拿起文件和笔，交给他身旁的警卫。
“因为他状况有点不稳定，请你替我见证这份文件。”
警卫看着那张纸的眼神就好像它是炭疽病毒，他抬起一只手。
“听着，这是为了保护我。”我说。
“你就签吧。”尼尔站在门口说。他是来确认我一切安好的。
我看看警卫的名牌──达瑞·怀特。我让达瑞在文件上签全名、姓名缩写以及日期。
“医生在吗？”我问。
“他在看一个惯犯。”尼尔说。
“你可以让他尽快来看一下这个孩子吗？也许给他一点蓝色药丸让他平静一点？”
“当然好。来吧，孩子，现在有人照料你了。”尼尔说。
我们合力拉着大卫站起来。达瑞个子比我小，不过连他都能一手提起那小子。大卫的体重大概只有50公斤，手肘的骨头感觉很尖锐，几乎没有肌肉组织，他就像是用肌腱和胶水固定成形的。
大卫坐在医务室里，头往后仰，眼睛瞪大，仿佛想利用它们把空气吸进肺部。他说话了，轻声细语。我没听清楚。
“放轻松。医生马上就来了。”我说。
大卫从氧气机用力吸了一口气，制造出嘈杂的声音，然后他把面罩推到一旁，说：“我可以叫你艾迪吗？”
“当然可以。”我说。
“好。我签了你的契约书，那代表你是我的律师了，对吧？”
我点点头。
“拜托，艾迪，帮帮我。我没有杀克莱拉。帮帮我，我求你了。”
这就是了，他在恳求。一个吓坏了的孩子在呼救。
我的手机在震动。
戴尔发来另一条短信。
杰瑞·辛顿刚走进12号法庭。
在12号法庭内，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一位女律师正趁着短暂休息的空当，与检察官茱莉·洛佩兹快速协商案件。两位律师在诺克斯法官面前你来我往地针对审判讨价还价，他却只是快速翻阅桌上的资料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