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与潘宁事务所的办公室仿佛将我最鄙视律师的一切具象化了。也许是因为橡木镶板加上玻璃，又或者是他们摆在接待处那碗免费的镀金钢笔。那些笔上头都有事务所标志的浮雕。在这里我扮演反派，来到这个地方试图协调莱尼和苏珊·哈维尔之间的财务协议。我甚至穿了比较好的西装，带上一份资料和平板电脑，但接待人员仍对我不以为然。她一个礼拜花在美甲上的费用可能比我的饭钱还多。
她叫我稍等。我找了个座位，抓了把免费的镀金笔，开始动手把事务所的名字从侧面刮下来。他们让我等了很久，可能有半小时吧。在那段时间中，我把五支笔上的事务所名字弄了下来，再把它们藏进我的外套口袋里。毕竟镀金笔也只是笔。
一名高个子的金发年轻女子走到我面前，身穿一套惊艳慑人、曲线贴身的绿色套装，问我的委托人是否很快会到。
“没有，只有我。”我说。
她一脸困惑，要我跟她走。我们走了好久，穿过有中央空调、塞满穿着昂贵西装的年轻律师的宽敞走廊；他们或在打电话，或在看笔记本电脑，或拿着文件急匆匆地路过我们。
我们来到一间有着玻璃墙的会议室。她打开门领我进去。这间办公室位于角落里，宽敞无比，窗户那里傲然展示着曼哈顿惊人的天际线。现在时间刚过9点，桌子另一边有十名律师，全背对着那片景色，用上头印有高尔与潘宁商标的马克杯啜饮咖啡。在这群人中间的是苏珊·哈维尔。她左边有五名律师，右边也有五名律师。在他们的低卡玛奇朵与低糖拿铁旁边，每名律师都有一本上面印有事务所标志的皮革文件夹和一台平板电脑。
我在我椅子的前方停下，等着看桌子另一边的混账们是否有人会站起来和我握手──一个都没有。
我在会议桌中间的位子上坐下，正对着苏珊。她戴着宽椭圆形的深色墨镜，完全没意识到我的存在。
“要喝点什么吗？”那位绿衣的年轻金发女子问。
“不用了，谢谢，我不会待很久。”我说。
苏珊·哈维尔的两边分别坐着高尔和潘宁，他们是两名五官凌厉的中年离婚律师。
我将我的资料放在桌上，平板电脑压在上方。我花了点时间打量我每一个对手的脸。单是这场会议，苏珊·哈维尔一小时就可能花掉1万美金。其余律师都是男性，全留着干干净净、侧边与后方都剃短的发型，穿深色西装，打一点也不花哨的领带。
“这些人有打算说话吗？”我问。
“不是所有人。”苏珊左边的一名律师说，“我是杰弗里·潘宁，将会由我来主持这次谈判。”他说。
我往后靠，十指交扣，双手搭在头后方。
“你倒是很放松啊？”杰弗里表示。
“非常放松。话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要坐在桌子那边？怎么不坐在这边？这样才能看到景色啊。”
没人说话。
“你的委托人什么时候到？”杰弗里问。
“他不会到的。你只需要跟我谈。”我说。
杰弗里摇摇头，啧啧出声。他那边的年轻律师见他这么做也群起效仿。我并不惊讶。我是见过一些奉承的行为，但没有这么夸张的。
“你在离婚这块领域没有多少打官司的经验，对吧，弗林先生？”
“的确不多。”我说。
“如果你有经验，就会知道我们通常是将各自的委托人带进会议室，这样一来，我们才能讨论协议的事。如果想做出点有意义的谈判，我们也许应该改期。”
“没有这个必要，我不是来这里谈判的，不会有什么谈判，永远也不会有。我只有一个条件，这也是我的最终报价。你的委托人只有接受或不接受。总之，我们没打算谈判。”我说。从高尔开始，桌边纷纷冒出笑声。他一边微笑一边说：“弗林先生，我们以前也听过这种话，但永远都会有其他的条件，你看过我们一开始的提议，我们认为那算是相当公平的：所有资产的85%。别忘了这是在进行谈判，我们的底线是建议我们的委托人只拿75%。”
房间内一片安静。我往后靠，闭上眼，压住一声呵欠。
“您真的什么都不需要吗？”绿衣女士问。
“事实上，我还挺喜欢你的笔的──就是你摆在接待处让人免费拿的笔。如果你们不在意，我想要一盒。但可以先把高尔和潘宁的标志刮掉吗？”
没有人笑，绿衣女士似乎震惊得说不出话来，随后踩着高高的鞋跟离开了。
“我们可以认真谈谈吗？”杰弗里问。
“好主意，”我说，“我想跟你的委托人私下谈谈。”
“门儿都没有。”杰弗里否决了我的提议。那些戴着200美金领带的哈巴狗又开始狂点头。
“噢，各位绅士，不用担心，我们不是要讨论离婚的事。”我说。
“无论讨论什么，你都不可能和我们的委托人独处。”杰弗里说。
“是吗？是这样吗？苏珊？”我看向苏珊·哈维尔。
她一动也不动。有一瞬间，我甚至以为那副眼镜和这件豹纹洋装底下的是个假人呢。
“这其实和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看，苏珊，我想和你谈谈新罗谢尔火车站的一个置物柜。”
她立刻抽出双手抓住两侧男士的上臂。
“让我们独处。”她说。
她不需要说两次，声音中的命令性已经足够了。高尔和潘宁心不甘情不愿地站起身，他们的团队也跟着做，但杰弗里·潘宁满心警戒。他不希望有任何灰色交易，因为那代表那些资产不会纳入正式的财务协议中，那么一来，他就不能从中拿到分成。
“苏珊，没有私下交易，我们说好了。”他提醒说。
“出去。”她厉声说。
高尔和潘宁的律师军团一个接一个离开房间，杰弗里最后一个离开。他出去前，我说：“哦对了，我本来要告诉你的接待人员──我的助理随时会来加入我们。请确保你会立刻带她进来。”
“当然。”杰弗里语带讥讽，并在出去时摔上大门。
“现在这里的空间感觉大多了，你不觉得吗？”我打开平板电脑，开机。苏珊什么也没说。
我把屏幕翻转过来，将它靠着保护罩上的立架垂直立起。
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按下播放。
那是火车站的监控视频，日期是卡洛琳·哈维尔失踪前一周。调查局将监控视频的每一处都看遍了，依旧没看见有人靠近林奇在交换假赎金时找到的装手机的置物柜。
但不知怎地，我相信这非常重要。我不喜欢未解的问题。但凡有人不辞辛劳需要完美地隐藏自己的行迹，都表示那人有该死的、天大的理由必须要躲躲藏藏。距离卡洛琳与父亲重逢已过了一个月，我和联邦调查局扎扎实实地花了三天检查所有的视频。一开始，联邦技术人员告诉我这么做毫无意义：我要怎么看到连他们都看不到的东西？
我则告诉技术人员，我不是要找把东西放进置物柜的人。他不太懂，但觉得好奇，乃至于允许我和他一起细细搜寻视频里的蛛丝马迹。
第三天，我找到了。拍到置物柜的镜头一向是静止不动的，但它的确能做出范围有限的移动。那是我的第一个发现，而这帮助我缩小了搜寻的范围。
分别有两组人看过这段影像，他们要找的是这样的人──打开置物柜门、将手机放进里面、向投币孔丢入50美分、再关上门、转动钥匙锁好柜门，再抽出钥匙走掉。而他们没在置物柜旁看到任何一个符合条件的人。
但一定有人拿走了那把钥匙，一定有人去了置物柜那里，因为林奇确实在马桶水箱里找到了置物柜钥匙。调查局在视频中没见到任何人拿钥匙──这是事实。所以，我要找的是为什么调查局会没看到任何人拿钥匙。
我要找的是声东击西的人。
搜寻的第三天，我看到了这场戏的第一幕，而那幕正在苏珊·哈维尔面前的平板电脑上播放。一个穿着黑色连帽衫的小孩从口袋中拿出某样东西，一边走一边指了一下地板。在不停下脚步的情况下，他将那样小东西放回自己口袋。30秒后，一名与黑色连帽衫小孩走相同方向的年迈女士经过这里。当她来到那孩子指着的位置时，突然双脚往外滑开，像是踩到透明薄冰那样，直接跌了个四脚朝天，她购物袋中的东西撒得满地都是。三个路人跑过来看她有没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