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利递给我一份哈维尔案的文件。我读着他从那堆文件中捞出的证人陈述时，他正从随身酒瓶往咖啡中加酒。
“我们漏了些东西。”哈利说。
哈利给我的陈述来自一名警方技术人员，他检查了新罗谢尔车站的监控录像。我之前就看过了，还看了两次。
这份陈述首先阐述了视频调查的基本原则，车站只留最近6个月的监控录像。置物柜里找到的那部手机是开机状态，技术人员在找到手机一小时后对其进行检测，手机还有43%的电量。从品牌和型号上，技术人员能够识别出手机在待机模式下可维持约10天。那就表示手机是在大概5天前被放进置物柜里的。
然而，即使看完整整10天的监控录像，技术人员都没在视频中见到有人靠近置物柜。“他们漏掉了什么。”哈利说，“这是我们唯一能得知谁与绑架有直接关联的时间范围，而且还是在监控摄像头拍摄之下的。确实有人把手机放进置物柜了，只是他们没找到。”
我点点头。
“你说得没错。”我说。
“巴克所做的一切，背后都有一定的意义。整整4年，躲藏在哈维尔组织的眼皮底下，他绝对和卡洛琳的失踪脱不了关系。这里面有我们没看见的线索。”
哈利的手机响起。他用拇指划过屏幕，眯眼看着信息，接着将手机递给我。
“我的员工把精神科医生的报告副本用电子邮件发过来了，我没办法用这东西读，字他妈的实在太小了。告诉我上面说了什么。”哈利说。
我没读整个报告，只是搜寻与病患病史有关的段落：她长年患有精神疾病，滥用毒品和酗酒更是加重了她的病情。家庭背景稳定，双亲已经过世。医生特别点出茱莉·罗森在火灾前约3个月与姐姐失联。
“听听这个：当被问到和姐姐的关系时，茱莉变得十分激动，不肯多说。她说：‘她恨我。’然后耸耸肩。她拒绝描述对姐姐的看法，仅仅表示：‘我们不亲。’并在我再次询问她这个问题时重复了一样的答案。最终我不得不跳过这个问题，因为她变得咄咄逼人。”
之后就再也没提到过她姐姐了。
“茱莉只是简单地跟我说：‘我爱我的宝宝，那个人把她从我身边夺走了。’‘那个人’很可能并不存在，这种想法是偏执型精神分裂症的表现，但还有更深层的因素才造成这样复杂的诊断结果。很有可能茱莉表现出反社会行为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了，而且该症状没有受到诊治。对于唯一的家人，也就是她的姐姐，她在表达情感方面有障碍。另一个可能是自恋型人格障碍，这也与反社会人格符合，促使茱莉无法对别人产生同理心。根据她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回忆孩子的死亡可以得出这个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