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微笑，但不是真笑，而是装出来的。我放松双手。如果他突然有动作，我随时能打中这家伙的脸。
“我就是艾迪·弗林，但我不是在等快递。”
他把包裹和写字板放到人行道上，拿起了信封。他一这么做，我马上知道这人是谁了。
他递出信封，我没有拿。他慢慢上前，站在距离我仅几厘米的地方，将信封抵到我胸口，说：“请收专人送件。”
我接下信封。
这人是专送诉讼书的。做这行的人把时间全花在追踪别人上，无论是男是女。当他们找到要找的人，就会将这些没人想收的信封递交出去。因此，他们会装成送货人员、找路的观光客、新顾客或委托人。我没想过会接到公文。如果想找我，直接在下班后的时段来就好──就像大多数送诉讼书的人一样。不对，我几乎可以确定，这种送信时间是由雇用这家伙的人指定的。不管那人是谁，他们就是要我在这么晚的时间拿到，要我彻夜难眠。我用双手摸索着空白信封表面，认为这只可能是一种东西──离婚协议书。
我打开信封，不是我妻子克莉丝汀送来的。这是一张传票，要取得与一个叫茱莉·罗森的人相关的所有档案和文件。这张传票上要求所有档案必须在14天内送达递送诉讼书的办公室。从这份文件传递的少量信息判断，似乎是与茱莉·罗森公诉案的上诉有关。
这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非常确定自己从未代理过叫这个名字的人的案件。这份传票是由律师替他代表的上诉人准备的，但一般而言，传票并不会注明罗森的上诉律师是谁。
“嘿，茱莉·罗森的律师是谁？”我问。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转过身背对着我。就眼下情况而言，这实在不是聪明的行为。我把传票放进外套口袋，在那名快递员弯下身拿包裹和写字板时集中注意力听他讲话。
他背对着我说：“我真是走了好运。我本来要打到你办公室，把整个快递流程走一遍的。你省了我好几层阶梯呢。晚安啊，老兄。”
“她的律师是谁？”我再次问。
那名快递员没有转身，而是朝他的车走去，“那是机密。你知道我不能告诉你的。”
“你不想把你的皮夹拿回去吗──布莱德？”
他停下来，摸索着臀部口袋，接着转过身。
“你是怎么……”
我一手拎着他打开的钱包，另一手举着他的驾照。
“你应该小心一点，不要背对陌生人。现在我知道你住哪里了，布莱德。”我边说边将驾照插回皮夹，“想把东西要回去，就告诉我是谁给你那张传票的，茱莉·罗森的代理律师又是谁。”
他皱起了脸，把那个假包裹和写字板丢到一边，双手捏成拳头，咆哮着向我大步走来，“我要把你揍得爬不起来。”
他像老电影中的斗殴者那样打直手腕，将其贴在下巴下方。据此，我判断布莱德不是什么受过训练的打斗者。20年前，我在地狱厨房最恐怖的地方（也就是米奇·胡利的体育馆）学的第一堂课，就是如何痛揍某人而不弄断自己的手腕。米奇教我们将手腕弯曲大约45度角，这么一来，食指的指节就能与你手肘呈一条直线，这个角度会用到你手腕周围所有细小的肌肉，提供最扎实的出拳基础。
我可以在布莱德身上演练一番，将拳头打在他那张愤怒的脸上。就某方面而言，我还挺乐意这么做。布莱德可能认为自己很强悍，而我可以让他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但我没有。毕竟人在牙齿完好无缺的状况下讲起话来比较容易。因此，我使用了比右直拳更有力的东西，阻止他继续向前。
我把驾照塞回他的皮夹，又从我的口袋抽出一张100美金钞票，举到面前。
他放慢脚步，垂下双手。我趁此问了他几个问题。
“最近一般的行情是多少，200美金，250美金？你扣掉事务所抽的部分，扣掉税、油钱和保险，能拿到多少？我敢说80美金，我说对了吗？”
他停在不远处，上下打量我，然后盯着我手里的100美金钞票。
“89.5美金。”布莱德说。
身为辩护律师，我差遣过全曼哈顿的诉讼书快递人员。我知道最低工资，也知道最高工资，我清楚地知道他们收了多少钱，以及该如何击破。
“布莱德，我可以做点什么，决定权在你手上。我可以天一亮立刻打电话给我认识的友善的法庭书记官，让她告诉我是谁发出了这张传票──我只需要在下次出庭时带上一盒甜甜圈就好。又或者，你可以帮我省却这个麻烦，在我把100美金收回去之前，换成放进你的皮夹里。你自己选。”我说。
布莱德抹抹嘴巴，盯着钱。
“要是后果还是我来担呢？我可能会被开除。”他说。
“听好，我不会说的。我没打算告诉任何人我是从你这里知道的。他们会觉得我是去跟书记官甜言蜜语获知的，只会是这样。”
我拉开布莱德皮夹的钞票位，他的皮夹很整洁，里面没有塞满旧收据或名片，驾照和几张信用卡从一个个整齐排列的独立卡位中凸出来。157美金现金在皮夹中依序排放好。100美金钞票在最后，然后是一张20美金，两张10美金，三张5美金，两张1美金。我将皮夹转向布莱德，把我的100美金小费塞进他的100美金和20美金中间。
“最后机会。”我说。
“科普兰，律师是马克斯·科普兰。”他说。
我后背仿佛通过一阵电流，冰冷且刺痛。
我在布莱德的注视下将100美金放入他的皮夹，然后“啪”一下关起，丢回去给他。布莱德接住皮夹，塞进自己前面的口袋──他再也不会把皮夹放在后面的口袋里了──至少在给皮夹买条扣链前不会。我看着他拿起那个假包裹和写字板，回到自己车上，发动车子离开。
离开前，布莱德没有检查皮夹，因为他见到我从口袋拿了张100美金，又直接放进他的现金之中。我打开右手，展开刚刚用指头及熟练的掌中技巧调包的那张布莱德皮夹里的100美金。布莱德没看见，是因为我没让他看见。我将手伸进他的皮夹，把我的钱放进去，但他没看到我将他的钱拿出来。我盯着这张100美金的钞票，想着马克斯·科普兰。
3年前，顶多有几个月的误差吧，除了法律业界，没有多少人知道马克斯·科普兰。他没有广告，没列在黄页上，没有网站，办公室外甚至没有招牌。律师也大多只听过他的大名。马克斯·科普兰专门代理那些大家印象中最糟糕的客户，并且仿佛带着一股嗜血的狂热工作。只有当文章出现在《华盛顿周报》上，才会容大众看见这个名字。
“恶魔的辩护律师”，尽管老套，但算是对他相当精确的概括。马克斯代理过恋童癖、杀害孩童者、连续杀人犯和强暴犯。他这么做时心中有着明确的目标，就是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回归社会。我从没见过他，也一点都不想见。我不喜欢有这种名声的人。
说来说去这也无所谓了──我从没代理过茱莉·罗森的案子，也相当确定手边没有与她相关的档案。
一对车头灯从转角出现，来自一辆定制的加长林肯汽车，黑色，很漂亮，约50厘米的铬合金轮辐外加打蜡，使得这家伙耀眼得像是苏珊·哈维尔手指上那颗钻石。
车子停在我面前，我将传票放进外套口袋，并产生一股迟来的感叹：也许，我不接莱纳德·哈维尔的电话比较明智。可能是因为那张传票，也可能是因为听到科普兰的名字──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个，但心里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冲动，想请那辆林肯汽车的司机告诉哈维尔我很抱歉，我改变心意了。
这晚一开头就不顺遂，而且不知为何，我觉得情况可能会越来越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