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社工的年纪比她预想的大；或许在安排这次见面的那个不知名的官员看来，那些被收养的人在接受强制咨询时，大概会对头发灰白、体型臃肿的社工更为信任。毕竟，他们肯定需要某种形式的安慰，对于这些失去原生家庭的人而言，法院的判令与他们的生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否则他们为什么要不辞辛劳地通过官方渠道调查自己的身份？社工露出职业性的鼓励微笑。她伸出手，自我介绍道：“我是娜奥米·亨德森，您就是菲莉帕·罗斯·帕尔弗里小姐吧。抱歉，恐怕我必须先看一下您的身份证明文件。”
“菲莉帕·罗斯·帕尔弗里只是我的名字。我来是想弄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菲莉帕险些脱口而出，幸好她及时地咽下了这句话，因为感觉这么装腔作势的回答似乎不利于见面顺利地展开。她此行的目的她们都心知肚明。她希望这会是一次成功的会面；希望它能够按照她的方式进行，虽然她也不是十分清楚要以怎样一种方式进行。她解开皮挎包的系扣，默默地递上护照和新考的驾照。
房间里的家具布置意在营造出一种让人放松的氛围。虽然办公桌看起来很正式，但菲莉帕一到，亨德森女士便立刻绕过办公桌，指了指矮桌两旁罩着塑料膜的两把椅子中的一把，示意她就坐。矮桌上甚至还摆了花，一个印着“波尔佩罗敬赠”字样的小小的蓝色碗状容器里盛着一束混杂的玫瑰花。这些并非花店橱窗里摆着的那种既没有香气也没有刺的花蕾，而是花园玫瑰，考尔德科特街露台花园里的那些品种：和平玫瑰、超级巨星玫瑰和艾伯丁玫瑰，这些花绽放后只剩下枯萎的花瓣和紧紧收拢的花蕾。菲莉帕好奇这些花是不是社工从自家花园里摘来的。说不定她已经退休，住在郊外，然后被返聘回来兼职这份特殊的工作。她甚至想象得出，对方穿着眼下这双布洛克鞋和这身耐磨的花呢衣服，笨拙地绕过玫瑰花坛去修剪那些是时候剔除的玫瑰花的样子。给花浇水的人未免过于殷勤，一滴乳白色的水珠仿佛一颗珍珠般停留在两片黄色的花瓣之间，桌面也有溅落的水迹。不过仿红木的桌子并不会因此沾染污渍；因为它根本不是真木头造的。玫瑰散发出一股潮湿的芬芳，但闻起来并不是很新鲜。这种简易的椅子任哪个访客也不会坐得舒坦。桌子另一头那抹激发她自信和信任的微笑，只是承蒙《一九七五儿童法案》第二十六章的恩惠。菲莉帕为自己的外表费了一番工夫，不过她一向如此，总是带着强烈的自我意识，想要展示自己，每天按照自己的想法重塑形象。今天早上这身打扮的目的是要显得一切如常，这次见面也没有令她产生特别的焦虑，或者需要特别的关照。夏日的阳光将她浓密的头发晒得褪色，浅黄色的头发甚至找不到两绺颜色完全一致的，她将头发梳过高高的额头，编成一条粗辫子。她的嘴巴很宽，上唇弯曲而有力，唇角下垂的线条十分性感，她没涂口红，但悉心地抹上了眼影，用来强调她最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双明亮、略微突出的绿色双眸。因为不愿意早到，她在路堤花园逗留了太久，最后不得不匆忙地赶过来，汗津津的蜜色肌肤闪着光泽。她穿着凉鞋和浅绿色的开领棉布衬衫，下身搭配灯芯绒裤子。与这种刻意模糊消费水平或者社会阶层的随意不同的是她像戴护身符一样戴着的饰物：细长的金表，三枚硕大的维多利亚式的戒指——一枚黄玉的、一枚光玉髓的、一枚橄榄石的，还有左肩背的意大利皮包。这种反差是她有意为之。记不得八岁生日以前的任何事，知道自己是私生女，意味着她不必面对一大堆活死人，不必虚伪地祭拜先祖，没有任何刻板的想法制约她向世人展现自己。她想表现得独一无二，给人留下聪慧的印象，看起来引人注目，甚至古怪，但绝不可能是平凡。
菲莉帕的档案摊开在亨德森女士面前，又新又干净。她隔着桌子认出了其中几样东西：橙褐相间的政府信息表，那是她从伦敦北部公民咨询局要来的文件副本，她不必担心那里有人知道她或者认识她；五周前，也就是她十八岁生日的第二天，她写给注册总署一封信，在信里申请了查明她身份的第一份文件——申请表，及其副本。信附着签条，搁在档案的最上面，纯白的信纸衬着浅黄色的政府文件。亨德森女士用手指摸了摸。某种东西，地址，或者厚实的亚麻纸(哪怕只是副本)忽然令菲莉帕萌生了短暂的不安。也许是因为她意识到她的养父是莫里斯·帕尔弗里。鉴于莫里斯不知疲倦地自我宣传，又出版了大量社会学著作，如果一位资深社工没听过他的大名，那就怪了。她倒是好奇亨德森女士有没有读过他那本《咨询的理论与技巧：从业者指南》，如果她读过的话，莫里斯对心理发展咨询和格式塔治疗之间差异的孜孜探索，在增强委托人(“委托人”这个词在社会服务术语中真是太举足轻重了)自尊方面又给了她多大帮助呢？
亨德森小姐说：“或许，我应该先告诉你我能为你提供什么样的帮助。你很可能已经知道了其中的一些，但是我认为有必要把它说清楚。《一九七五儿童法案》针对获得出生记录的相关法律做出了重要修正。法案规定，如果被收养者有意愿，在成年后，换句话说，必须至少年满十八周岁，才可以向注册总署申请，查询能帮助他们找到原始出生记录的信息。你被收养时颁发的新出生证明，以及能把菲莉帕·罗斯·帕尔弗里这个名字和你的原始出生证明联系起来的所有信息，都被注册总署保管在机密档案中。现行的法律规定，如果你有意了解的话，注册总署必须向你公开这些相关信息。但是，《一九七五儿童法案》同时也规定，如果收养时间在1975年11月12日之前，也就是在法案通过前，被收养的孩子在获知这些信息前必须同顾问进行一次面谈。因为议会对这种回溯性的新规定存有顾虑，这么多年来，许多亲生父母放弃抚养权，将孩子送给别人收养，而收养人在收养时认为孩子亲生父母的信息将被保密。所以，今天让你过来，我们可以一起考虑一下你追查亲生父母的信息可能带来的影响，无论是对你还是对其他人而言。当然，这是你的合法权利，我们只是想以一种有益而恰当的方式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信息。面谈结束后，如果你仍然想了解这些信息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原来的名字、你亲生母亲的名字，或许还有你亲生父亲的名字——不过尚不确定——以及颁发收养令的法庭的名字。我还能为你提供一张申请表，你可以用来向注册总署申请一份你的原始出生证明复印件。”
这些话她以前说过，因为她说得未免太熟练了。
菲莉帕说：“出生证明的收费标准是两英镑五十便士。这个价格倒是很便宜。这些我都知道。那本橙褐相间的小册子里都写了。”
“你都了解就好。能不能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决定追查自己的出生记录的？我看你刚满十八周岁就立即提出申请了。是临时起意呢，还是考虑过一段时间了？”
“《一九七五儿童法案》通过时我就决定了。当时我十五岁，正在准备普通水准考试。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太多，只是下定决心，一满法定年龄就立即提出申请。”
“你有跟你的养父母聊过这些吗？”
“没有。我们家人不太爱谈心。”
亨德森小姐没再继续这个话题。
“那么，你究竟有什么打算？你只是想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呢，还是希望找到他们？”
“我想知道自己是谁。仅仅停留在找到出生证明上的两个名字，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意义。说不定那上面甚至没有两个名字。我知道自己是私生女。调查可能一无所获。我知道我妈妈死了，我找不到她，可能永远也找不到我爸爸。但是，如果我能查出我亲生母亲的身份，或许能找到关于他的线索。他有可能也死了，不过我并不这么认为。冥冥之中，我总感觉他还活着。”
通常，她的幻想或多或少源自现实。可是，这一个与众不同，不合时宜，荒谬至极，然而又令她无法自拔，仿佛某种古老信仰的宗教仪式，既透着熟悉和荒诞，某种程度上又见证了本质上的真实。她已经记不得当初为什么要将想象的场景设定在十九世纪，以及，即便生于一九六〇年的她很快就意识到这种想象是无稽之谈，为什么还一直放纵自己沉浸其中。她的母亲身材苗条，打扮成维多利亚时代客厅女侍的模样，金色的头发朝上梳，隐没在系着两根英格兰刺绣飘带的抓褶帽下，幽灵似的倚靠着玫瑰花园的高大树篱。在喷泉的水汽下，她的父亲身穿全套的晚礼服，大步流星地穿过宽阔的步行道。草坪坡地浸润在柔和的夕阳中，闪着孔雀羽毛般的微光。两个身影重叠在一起，黑色的头颅俯向金色的头颅。
“亲爱的，我亲爱的。我不能让你走。嫁给我。”
“不。你知道我不能。”
临睡前，重温她最喜欢的场景已经成为一种习惯。睡意伴着玫瑰花瓣降临。在最初的梦境中，她的父亲穿着一身猩红镶金的制服，胸前饰有缎带，腰间佩着一把当啷作响的宝剑。随着她渐渐长大，她删改了这些令人难堪的装饰。想象中的士兵、纵狗打猎的无畏骑士最后演变成了贵族学者。不过，核心的要素始终未变。
一滴水珠顺着黄色玫瑰的花瓣滑落。她失神地盯着水珠，希望它别滴下来。菲莉帕的思绪不知飘去了哪里，听不见亨德森小姐在说些什么。她努力拉回注意力。眼前的社工正在询问她养父母的情况。
“你妈妈呢，她是做什么的？”
“我养母会做饭。”
“你是说她是个厨子？”社工似乎意识到这句话可能暗示着某种贬损意味，于是改口道，“她是位职业厨师吗？”
“她只为她的丈夫、客人们还有我做饭。少年法庭的治安法官才是她的本职工作，不过，我觉得她干这份工作只是为了取悦我养父。因为我养父认为女人应该有一份工作，当然了，前提是不妨碍他舒适的生活。不过，烹饪才是她的兴趣所在。她的厨艺够格当职业厨师，虽然除了夜校，她并没接受过什么正规的指导。他俩结婚前，她曾是我爸的秘书。我的意思是，烹饪是她的兴趣、她的爱好。”
“哦，这对你父亲和你来说是好事啊。”
大概这种轻松的口吻可以让她在无形中放松紧张的神经。菲莉帕目不转睛地盯着社工，竭力从她的话中汲取勇气。
“是啊，我养父和我，我们俩都嘴馋。我们吃得特别多，却不长胖。”
她觉得，这一点隐含了对生活的某种态度，对于美食他们心怀感激，但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往嘴里塞；或许这更让他们相信人可以沉迷于享乐，却不必为此付出代价。不同于性，贪食不用对自己之外的任何人负责，也不会对自己之外的任何人造成伤害。她常常从鉴赏美食和美酒中获得慰藉。至少，这一点不是从他身上学来的。即使是莫里斯，这个坚信不疑的环境保护论者，也不能说鉴赏红酒的能力很容易习得。在学习品酒的过程中，发现自己拥有灵敏的味觉，再次证明了她遗传的品位。她回想起十七岁生日那天，面前的桌子上摆了三瓶酒，商标都被遮住。她想不起希尔达在不在场。照理说她不会缺席一场家庭生日晚餐，但是记忆里只有她和莫里斯单独庆祝。他说：“现在，告诉我你更喜欢哪瓶。忘掉五颜六色的杂志增刊里那些漂亮话，我要你说出你的想法。”
她又依次尝了一遍，直视他挑战的眼神，把酒含在嘴里品味。每品一种都要用水漱口，她猜这是正确的做法。
“这瓶。”
“为什么？”
“不知道。我就是最喜欢这瓶。”
但是，他想要的是一个更深思熟虑的判断。她补充道：“也许是因为我无法从气味和口感来区分它的味道。它们不是独立的感受，而是一种整体的愉悦感。”
她选出了正确的答案。答案总有正确和错误之分。她又成功地通过了一次测试，再次赢得了他的赞赏。他无法彻底地厌弃她，不能把她退回去；她心知肚明。收养令无法撤销。更重要的是，她证明了他的选择没错，他的钱花得不冤枉。希尔达常常在厨房里忙活好几个小时，为他们准备餐食，自己却吃得很少，喝得也很少。她会坐在旁边，忧心地盯着他们狼吞虎咽。她给予，他们索取。有种几近夸张的心理学平衡。
亨德森小姐问：“你怨他们收养你吗？”
“不，我很感激他们。我是幸运的。如果换作一个贫穷家庭，我过得不会好。”
“哪怕他们是不爱你的？”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爱我。我又不是特别招人喜欢。”
她适应不了贫穷家庭的生活，至少这一点她可以确定。无论哪对养父母，她都相处不了。各种气味：她自己的排泄物，小餐馆外腐烂的垃圾，坐在妈妈大腿上、裹着脏衣服的幼童因为公交车的颠簸紧贴着她……这些都会引发一瞬间的恐慌，这无关厌恶。记忆仿佛探照灯般扫过自我迷失的角落，清晰地照亮了种种场景，如儿童漫画般浓艳的色彩，如砖石般坚硬的线条，那些隐藏在黑暗废墟中数月不被记起的场景，并不像其他儿时的记忆那样根植于时间与空间中，也并非源自爱。
“你爱他们吗，你的养父母？”
她沉思了一会儿。爱，这个语言中最常用，同时也是最被贬低的词。海洛薇兹和阿伯拉尔。罗切斯特和简·爱。爱玛和奈特利先生。安娜和渥伦斯基。即使在异性恋狭隘的含义中，你希望它是什么意思，它就是什么意思。
“不。我也不觉得他们爱我。不过，总体而言，我们彼此适合。我想，比起同那些你爱却不适合的人一起生活，这样更方便。”
“我明白，这有可能。关于你的收养，你知道多少？又了解多少关于你亲生父母的情况？”
“我想差不多就是我养母告诉我的那些吧。莫里斯从来不聊这个话题。我养父是一位大学讲师，同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他叫莫里斯·帕尔弗里，是一位能用英文写作的社会学家。他的第一任妻子和他们的儿子死于一场车祸，当时那个男孩才三岁。车祸发生时是他妻子开的车。九个月后，他娶了我的养母。后来，他们发现她不能生孩子，于是找到了我。当时我正等待被收养，他们收养了我，六个月后向郡法院申请了收养令。收养是私下安排的，如果参照您所说的新法案，显然不合法。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行。在我看来，这种做法非常明智。我当然没什么可抱怨的。”
“对于成千上万的孩子和他们的养父母而言，这种方法很奏效，但也有弊端。我们不想回到过去，那时候弃婴们成排地躺在保育院的婴儿床里，等着养父母来挑走他们最喜欢的一个。”
“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行。这似乎是唯一合乎情理的方式，只要孩子们还小，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就像你挑小狗或者小猫时一样。我想，你要先喜欢一个孩子，觉得那是你想养育、能慢慢爱上的孩子才行。如果我要收养孩子的话——虽然我绝对不会，我最不愿意的就是收养一个由社工帮我选择的孩子。万一我们不喜欢彼此，只能等到社会服务部门认为我是那种神经质、收养孩子是为了个人满足感的任性女人时才能取消收养令，否则我就不能把孩子退回去。可是，收养一个孩子还能出于别的什么原因呢？”
“或许，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机会。”
“给孩子一个更好的机会，从而获得个人满足，您是这个意思吗？都是一回事。”
亨德森小姐当然不会费心驳斥这种歪理邪说。社会工作理论不会出错。毕竟，它的实践者是一群无信仰的现代教徒。她只是笑了笑，继续问：“他们跟你提过你的身世吗？”
“在维尔特郡一幢帕拉第奥式的宅邸中长大。我猜我母亲是那里的一位女佣，后来怀孕了。她生下我后，没多久就死了，所以没人知道我父亲是谁。但是，显然他不是那儿的仆人；因为她没法在仆人房里保守这个特殊的秘密。我猜他一定是那家的客人。关于八岁之前的生活，我只清楚地记得两件事：一是彭宁顿的玫瑰花园；二是图书馆。我觉得，我父亲，我是指我的亲生父亲，和我一起在那儿住过。也许是彭宁顿的某个管家在我养父的第一任妻子去世后，让他知道了我的存在。我的养父从来不谈这件事。这些都是我从养母口中得知的。我猜莫里斯之所以收养我，是因为我是个女孩。除非是他的亲生儿子，否则他不会让一个男孩继承他的姓。儿子得是他亲生的，这一点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这可以理解，不是吗？”
“当然了。这也是我来这儿的原因。对我而言，知道我亲生父母是谁也很重要。”
“嗯，姑且说你认为这很重要。”
她瞟了一眼档案，沙沙地翻动着纸页。
“这么说来，你是一九六九年一月七月被收养的。你当时八岁，已经很大了。”
“我猜，他们认为这样比收养一个需要起夜照顾的小婴儿好。而且，我的养父也能看出我很健康，体格不错，也不傻。不像收养一个婴儿那么冒险。虽然有严格的体检，但是人永远无法百分百地确信，反正智力方面是如此。他接受不了自己收养了一个傻孩子。”
“这是他告诉你的？”
“不是，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不过，有一点她可以确定，那就是她来自彭宁顿。某段儿时的记忆甚至比玫瑰花园更清晰：莱恩图书馆。她记得她曾站在装饰着花环和小天使的生机盎然的十七世纪石膏天花板下，目光扫过散落在各个架子上的格林林·吉本斯雕刻品，书架上的鲁比里阿克半身像、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弥尔顿，凝望着巨大的房间。记忆中，她站在巨大的书架旁，读着一本书。那本书重得她几乎捧不住。她甚至依稀记得手腕的酸痛和害怕书掉下去的担心。她敢肯定当时她的亲生父亲和她在一起，她还为他大声朗读了那本书。她十分肯定自己来自彭宁顿，有时候她甚至更乐意相信伯爵就是她的亲生父亲。不过，这种白日梦令人难以接受，于是她放弃了这种幻想，回归了最初的想象：她的亲生父亲是一位来拜访的贵族。因为如果伯爵同某个仆人生了孩子的话，他肯定知道，毫无疑问，他一定不会彻底地弃之不顾，更不会十八年对她不闻不问。她再没回过那幢宅子，阿拉伯人买下了它，那里成了她再也不会回去的伊斯兰城堡。十二岁那年，她在威斯敏斯特图书馆查阅一本关于彭宁顿的书时，曾读过一篇介绍那间图书馆的文章。书中还附了一张照片。那张照片令她的心颇感震动。记忆中的一切都吻合了，石膏天花板、格林林·吉本斯雕刻品、半身像。然而，她的记忆在那一刻之前就有了。所以，那个站在书架旁捧着书、手腕酸痛的孩子必然存在过。
这次辅导的其余内容她丝毫没听进去。如果这是强制进行的流程，她认为亨德森小姐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但是，对她而言，这不过是走个过场，是立法者们用以宽慰良心的一种方式。没有什么意见能够动摇她寻找亲生父亲的决心。他们的见面，无论拖多久，对他而言怎么可能是多余的呢？她不会两手空空地去见他。剑桥大学的奖学金是她带给他的见面礼。
她将思绪拉回现实：“我不明白这种强制辅导有什么意义。你是打算劝我不要寻找自己的亲生父亲吗？我们的立法者要么认为我有了解的权利，要么认为我没有。他们给了我这种权利，同时又试图劝我放弃它，即便对国会而言，也太令人混乱了。莫非他们对这种有追溯效力的立法问心有愧？”
“国会希望被收养人慎重考虑他们的决定所产生的影响，他们的一举一动对他们自己、他们的养父母和他们的亲生父母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已经考虑过了。我母亲死了，所以这对她不会有什么影响。我也没打算让我父亲难堪。我想知道他是谁，或者他是不是也死了。就这样。如果他还活着，我想见见他，但是我没打算突然冲进他的家庭聚会，当众宣布我是他的私生女。而且，我也搞不懂这些跟我的养父母有什么关系。”
“先跟你的养父母谈论一下，会不会更明智、更妥善一些？”
“有什么可讨论的？律法赋予我权利。我只是在行使我的权利。”
那天晚上，菲莉帕在家里回想整个辅导过程，她已然记不清当她拿到自己想要的信息时那一瞬间的情景。她想那个社工一定说过些什么，例如“那么，这就是你在寻找的真相”，这对于亨德森小姐而言未免太做作、太夸张了，不符合她客观的职业精神。但是，她肯定说过些什么，又或者她只是一声不吭地从卷宗中抽出注册总署的证明递给她？
不管怎样，这东西最终到了她手里。她难以置信地盯着它看，脑海中的第一反应是这其中肯定有一些官僚主义造成的混乱。表格上有两个名字，不是一个。上面显示她的亲生父母名叫马丁·约翰·达克顿和玛丽·达克顿。她低声念着这几个单词。两个名字对她而言毫无意义，勾不起任何回忆，唤不起任何完整感，或者某些被遗忘的认知在听到某个词后被激活的感觉。接着，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她恍然大悟，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喊了出来：“我猜他们一发现我母亲怀孕就把她嫁出去了。很可能嫁给了共事的男仆。在彭宁顿，这种策略性的安排肯定每一代都不少见。但是，我没想到我母亲死前已经安排了我的收养。她一定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想保证我能过得好才这么做的。当然，如果我出生前她就结婚了，那么她的丈夫就会被登记成我的父亲。这样，名义上我就是婚生子。她有丈夫这一点对我而言很有用。马丁·达克顿在同意结婚前一定已经知道她怀孕了。或许，她临死前还向他透露了我亲生父亲的身份。显然，下一步是要找到马丁·达克顿。”
她拿起挎包，伸出手同社工告别。亨德森小姐临别前的嘱托她只听进去一半，像是未来她愿意继续为她提供任何帮助，再次建议菲莉帕和养父母商量一下她的打算，并温和地叮嘱她应该通过中间人寻找亲生父亲。其中的某些话触动了她。
“我们都需要依靠想象生活。有时候，放弃这些想象特别痛苦，那不是令人激动又新鲜的重生，而是一种死亡。”
她们握了握手，菲莉帕这才第一次饶有兴致地盯着她的脸，也是第一次把对方当作一个女人看待，并从她的脸上捕捉到一种一闪即逝的神情，要不是她已彻底地领悟其中的深意，或许会误以为那是一种同情。
2
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傍晚，菲莉帕将申请表和支票寄往注册总署，像之前一样，随信还附上了一只贴好邮票、写好地址的信封。虽然莫斯里和希尔达对她的私人信件不感兴趣，但是她也不愿冒着信箱中出现一封带着官方标志的回信的风险。接下来的几天，她一直处于一种难以抑制的兴奋中，大多数时候她都待在室外，免得坐立难安的焦躁情绪令希尔达生疑。她围着圣詹姆斯公园的湖泊徘徊，双手插在夹克的口袋里，心里推算着出生证明寄达的时间。虽然政府部门出了名的效率低，但是这件事实在不费什么劲儿。他们只需要核对一下记录，而且也不存在同时应付一大堆申请的状况，毕竟法案一九七五年就通过了。
一周后的星期二，也就是七月十一日，菲莉帕发现门垫上躺着一只眼熟的信封。她迅速拿回自己的房间，路过楼梯时大声告诉莫里斯没有他的邮件。她拿着信走到窗户旁，就好像她的视力突然下降，得站在更亮堂的地方才能看清似的。崭新、干净的出生证明相比之前提供给她的那张简易表格正式许多，作为被收养人，又时隔这么久，这张出生证明乍看上去似乎同她没有任何关系。证明记录了一个名叫罗斯·达克顿的女婴出生于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二日埃塞克斯郡赛文金丝班克夫特园街41号。父亲马丁·约翰·达克顿是位职员，母亲玛丽·达克顿是家庭主妇。
这么说，他们在她出生前就搬离了彭宁顿。这可能并没有那么出人意料。只是没想到他们竟然搬到了距离威尔特郡那么远的地方。也许他们想完全摆脱过去的生活，摆脱那些闲言碎语和回忆。说不定有人帮他在埃塞克斯郡安排了一份工作，又或者那里是他的家乡。她很好奇这个虚伪的男人，这个名义上的父亲究竟是什么模样，有没有善待她的母亲。但愿她能喜欢他，或者至少尊敬他。他可能还住在班克夫特园街41号，或许又娶了一位妻子，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十年的时间并不算很长。菲莉帕用自己房间里的分机给利物浦街火车站打了个电话。赛文金丝隶属于东部郊区线路，高峰时段的发车间隔只有十分钟。她没吃早餐就出门了。如果时间充裕的话，她会在火车站喝杯咖啡。
九点二十五分从利物浦街火车站出发的那班火车没什么人坐。一方面是因为火车的行驶方向刚好同早高峰相反，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个时间未免太早了。她坐在角落里，眼睛随着疾驰的火车沿着东郊线穿过扩张的城市；黑乎乎的砖头构成了一排排了无生气的房子，修补过的屋顶支出一团团乱糟糟的电视天线；冰冷的细雨打湿了高层公寓，透出一派脏污的景象；有个院子里堆满了砸扁的汽车，仿佛郊区墓地中排列整齐的十字架；油漆厂；一堆煤气罐；粗砂和煤炭成堆地堆积在轨道旁；荒草丛生的废墟；一条倾斜的绿色堤岸向上延伸至乡间花丛，玫瑰和蜀葵中散落着晾衣绳、工具房和孩子们的秋千。东郊，还有那些动听却名不副实的名字——马里兰、福里斯特盖特、曼诺公园，对她而言都极其陌生，过去的十年间她既未涉足也鲜少关注，仿佛格拉斯哥远郊和纽约一样遥不可及。白教堂路附近还有几个保存完好的乔治王朝时代的街区，那里的高楼和工业废地之间自发形成了几个文化和先锋时尚聚集地，虽然她学校的朋友中没人住在贝斯纳尔格林区东部，但据说几个她从未拜访过的朋友在那里有房子。然而，当火车穿过这片肮脏、杂乱的市区时，某些休眠的记忆渐渐苏醒，陌生中透着熟悉，虽然同样荒凉、暗淡，却又独一无二。显然并不是因为她此前曾来过这里。大概只是因为眼前一闪而过的景象和她预想的一样枯燥无味，同每座大城市的近郊别无二致，那些被遗忘的描述、旧照片、报纸和电影片段重新浮现在她的脑海中，产生了这种认同感。或许每个人都曾来过这样的地方。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片无人地带。
赛文金丝火车站没有出租车。菲莉帕询问检票员如何去往班克夫特园街。对方告诉她沿着主街走，教堂巷左转，右手边的第一个路口就是。主街的一侧是铁道，另一侧则是一些楼上是公寓的小店铺，自助洗衣店、报刊亭、蔬果店，还有一间收款台已经排起长队的超市。
某个场景生动地重现，那种气味、声音和记忆中的痛苦令她无法相信这一切不过是她的想象。记忆中一个女人推着婴儿车走过这样的一条街。而她差不多只是个刚学走路的小童，抓着婴儿车的扶手，磕磕绊绊地走在旁边。闪着斑驳光影的石子路在婴儿车的车轮下蜿蜒，车轮越转越快。她紧抓着湿热的金属扶手，心里极其害怕一旦抓不住就会被抛下，会被亮红色的公交车驱赶、碾压。紧接着是大声的咒骂，还有甩在她脸上的巴掌，险些把她的胳膊拽脱臼的那一把猛拉，那个女人的手帮她再次抓紧婴儿车的扶手。她叫那个女人阿姨。梅阿姨。太不可思议了，她竟然还能记起这个名字。婴儿车里的孩子戴着一顶红色的羊毛帽。脸上挂着鼻涕和巧克力渣。她想起自己恨那个孩子。当时一定是冬天。主街沐浴着刺眼的光，蔬果店的摊位上方挂着一串彩色灯泡。女人停下来买鱼。她想起那块案板，案板上从红眼鲱鱼身上脱落的白花花的鱼鳞，还有腌鱼散发的油腻气味。有可能就是这条街，只是眼下这里没有鱼贩子了。菲莉帕低头看了一眼因雨水而显得斑驳的石子路。这就是那条她曾心怀恐惧蹒跚走过的石子路吗？又或者，这条街连同铁道旁的景象只是想象中的另一个场景？
从主街拐进教堂巷仿佛从单调的商业郊区跨进了林荫深处隐秘而舒适的生活区。狭窄的街道旁种着低垂的梧桐树。也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确实是一条通往古老乡村教堂的小巷子，而教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轰炸中早已不复存在。远远地，一个矮小的尖顶映入她的眼帘，看着像是用人造石板建造的，而这座建筑物却有些令人困惑，尖顶上插的是风向标，而不是十字架。
终于，菲莉帕找到了班克夫特园街。街道两旁是一模一样的半独立式住宅，一直延伸到视线之外，每栋房子的侧面都铺了一条小路。这些房子，她想到，或许从建筑结构的角度看没有任何区别，但至少透露出一股人情味。前门和栅栏都拆掉了，前花园围着低矮的砖墙。方形的前飘窗呈角塔状，远看是一派体面景象。然而，居民的不同个性打破了建筑的统一性。每家的前花园都不一样，有的种着大片的夏季花朵，有的铺着精心修剪的草坪，有的则在石板路旁放着栽了天竺葵和常春藤的花盆。
当菲莉帕找到41号时，她呆立在门口。这幢房子透露出一股古怪而花哨的庆典意味，与左邻右舍格格不入。黄色的伦敦砖被刷成亮红色，白色的勾缝勾勒出房子的轮廓。看起来就像是用大积木搭建的。红蓝相间的飘窗窗框。窗前挂着的松垮网状窗帘上系着缎面蝴蝶结。前门换成了不透明的玻璃门，也被刷成了亮黄色。花园中有一片人造玻璃池塘，三个握着钓鱼竿的小矮人坐在池塘周围的人造石上傻笑。
菲莉帕按下门铃，叮当的铃声一响，她已经预感到房子里没有人。主人很可能在上班。她又试了一次，依旧没人应门。菲莉帕忍住偷看信箱的冲动，决定去隔壁打听一下。至少他们能告诉她达克顿一家是不是还住在41号，或者他搬去了哪里。邻居家没有门铃，门环敲在门上的声响十分刺耳，听起来很生硬。没人应门。她等了整整一分钟，正打算再敲一次时，门里传来了慢吞吞的脚步声。门打开一条缝，门链还闩着，她瞥见一个穿着围裙、戴着发网的老妇人神情不善地盯着她，似乎在她看来一大清早的不速之客只预示着不吉利。菲莉帕说：“对不起，打扰您了，不知道能否请您帮个忙。我在找一位名叫马丁·达克顿的先生，十年前他住在隔壁。我刚刚去敲门，隔壁没人，我想您或许能帮我。”
老妇人什么也没说，呆愣在原地，一只晒得黑黝黝的手仍然勾着门链，露出来的那只眼睛茫然地盯着菲莉帕的脸。这时，又传来一阵脚步声，步伐更沉，却还是慢吞吞的。一个男人问：“谁啊，妈？怎么了？”
“是个姑娘，她要找马丁·达克顿。”
老妇人的嗓音很轻，嘶嘶作响，带着一种惊讶和愤怒。男人胖乎乎的手松开了门链，在儿子的衬托下，老妇人一下子变得很矮小。妇人的儿子穿着休闲裤和背心，趿拉着红色的地毯拖鞋。菲莉帕猜他可能是个公交车司机或者售票员，今天刚好轮到他休息。真不该这时候打扰他们。她满怀歉意地说：“实在抱歉打扰二位，我在找一位名叫马丁·达克顿的先生。他之前住在隔壁。我想您大概知道他的下落？”
“达克顿？他死了，不是吗？快九年了。死在旺兹沃思监狱里了。”
“监狱？”
“不然还能死在哪儿？该死的杀人犯。他强奸了那个孩子，然后和他老婆一起把她勒死了。你和他什么关系？你是记者还是什么人？”
“没什么关系。肯定是另一个达克顿。也许是我搞错了。”
“你很可能被人骗了。他确实是达克顿。马丁·达克顿。她是玛丽·达克顿。而且仍然是。”
“这么说，她还活着？”
“据我所知是的，而且很快就要出来了，这不奇怪。事情过去快十年了。不过，她回不了隔壁。达克顿一家搬走后，隔壁先后住过四家人。那房子一直卖不上价。半年前被一对年轻夫妇买走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死过孩子的房子。当时那孩子就死在楼上的前厅里。”
他朝41号点了点头，眼睛从始至终没看过菲莉帕的脸。老妇人突然开口：“他们应该被吊死。”
菲莉帕大吃一惊，下意识地说：“绞死。那个词叫绞死。他们应该被绞死。”
“没错儿。”男人说。
他转过头问他母亲。
“他们把孩子埋在埃平森林了，是吧？他们是这么对她的吧，妈？把她埋在埃平森林。她才十二岁。你还记得吧，妈？”
老妇人或许是个聋子。他最后那句话根本是不耐烦的叫嚷。妇人没回答，只是盯着菲莉帕，说道：“她叫朱莉·斯凯思。我想起来了。他们杀了朱莉·斯凯思。但是没等他们逃到森林就落网了。警察逮捕他们时，在汽车的后备厢里找到了那孩子的尸体。朱莉·斯凯思。”
菲莉帕动了动僵硬的嘴唇，艰难地开口：“他们有孩子吗？您认识他们吗？”
“不认识。当时我们不住这儿。他们入狱后，我们才从罗姆福搬来。听说他俩有个孩子，一个女孩，是吧，被人收养了。对那个可怜的小不点来说，这是最好的安排。”
菲莉帕说：“那就不是同一个达克顿了。我要找的达克顿没有孩子。我搞错了地址。不好意思，打扰您了。”
她辞别母子俩，沿着路往回走。两条肿胀、沉重的腿好像注了铅似的，仿佛同她身体的其他部分没有任何关系，只是拖着她向前走。她低头盯着石子路，像个接受测试的醉汉一样把石子当成指引。她猜老妇人和她的儿子一定还看着她，于是走了大概二十米后，她转过身，冷冷地盯着他们。二人立即消失了。
现在，独自站在空荡荡的街上，不再受到监视，菲莉帕发现自己一步也走不动了。她伸出手，摸索到离她最近的花园的砖墙，扶着墙慢慢坐下来。她觉得头晕，还有一点恶心，心脏剧烈地收缩，像颗炽热的球般狂跳。然而，她决不能在这里晕倒，决不能晕倒在这条街上。无论如何，她一定要回到火车站。她低下头，垂在双膝之间，感觉血液又砰砰地流回到前额。头没有那么晕了，但是恶心的感觉更加强烈。她再次站起身，闭上眼睛，不再看那些似乎在摇晃的房子，深吸了几口带着花香的空气。然后，她睁开眼睛，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她能触摸和感受的东西上。她的手指划过粗糙的墙壁。墙上曾装过铁栏杆。她摸得出水泥粗疏的纹理，想必是用来填充空洞的，那里就是砖墙曾打过孔的地方。或许，那些栏杆在战争期间被拆走，回炉炼成了武器。菲莉帕目不转睛地盯着脚下的石子路。石子沐浴着阳光，化成无数的小光点闪烁，仿佛钻石一般明亮。花粉从花园吹到了这里，还有一片无精打采的玫瑰花瓣像一滴血般躺在路上。这条普通的石子路如此不同，在她灼灼目光下闪闪发光。眼前这些东西至少是真实的，她也真实存在，虽然愈加不堪一击，也比不上砖石结实、耐久，但依然存在，看得见，有自己的身份。如果有人经过这里，一定看得见她。
隔壁第二栋房子走出一个年轻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朝她的方向走来，一个稍大一点的孩子抓着婴儿车的扶手跌跌撞撞地跟在她身旁。女人瞥了菲莉帕一眼，孩子拖着脚步路过，又转过头，瞪着大眼睛漫不经心地看着她。他松开了婴儿车的扶手，菲莉帕挣扎着站起来，朝他伸出手，像是在提醒又像是恳求他。这时，他妈妈停下脚步叫了他一声，孩子朝妈妈奔去，再次抓紧婴儿车的扶手。
菲莉帕注视着他们拐进主街。是时候离开这里了。她不能一整天都依靠着这面墙，把它当成避难所，仿佛它是这变化莫测的世界中唯一可靠的现实。班扬的话浮现在她的脑海中，接着她发现自己大声地念了出来：“有些人希望下一步就能通往家门，这样他们或许就不必再翻山越岭；不过路就是路，终会有尽头。”
她不明白这句话为什么能安慰她。她不怎么喜欢班扬，也不明白为什么在她失望、痛苦又恐惧的时候会突然想起这段话。只是在回火车站的路上，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它，仿佛这段话有自己的意识，就像她正走着的这条路一样永恒、坚实。“路就是路，终会有尽头。”
3
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莫里斯·帕尔弗里都待在大学的办公室里工作。自他被任命为高级讲师起，社会学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乐观主义和世俗主义浪潮的影响迅速扩张，占领了学校位于布鲁姆斯伯里广场一幢十八世纪后期的宜人房屋。他同东方文化学院共享这栋办公楼，这栋楼毫不显眼却访客众多。他们大多身材矮小、皮肤黝黑，戴着眼镜的男人和披着纱丽的女人每天络绎不绝地穿过前门，隐没于神秘的寂静中。他似乎总在狭窄的楼梯上遇见他们；对方会后退一步，颔首，眯着眼睛微笑；但是很少听见他们嘎吱作响的脚步声。莫里斯感觉这栋房子里到处是秘密和小心翼翼的忙碌。
他的办公室曾是一楼会客厅雅致的一部分，透过三扇高大的窗户和锻铁阳台能够俯视整个广场花园，然而现在这间办公室被隔出一块留给他的秘书用。雅致的平衡被打破了。室内有着精雕细琢的壁炉架，此前一直挂在彭宁顿办公室的乔治·莫兰的油画眼下被他安置在壁炉架上方，还有两把摄政时期的椅子，看起来既做作又虚假。他认为有必要跟来访者解释，他没有用仿品装饰这间办公室。可惜解释收效甚微。他的秘书必须从他的办公室穿过，才能进入自己的办公室，打字机咔哒咔哒的声响穿透薄薄的隔墙，成了他会客时令人恼火的伴奏，他不得不命令莫莉在他接待客人时停止工作。一旦想到坐在隔壁的秘书正无所事事地怒视着打字机，他就很难在会面中集中注意力。没有效率的实用性毁掉了雅致和美观。海伦娜第一次参观这间办公室时，只是说了一句“我不喜欢这个构造”，然后再也没来过。而希尔达从未留意或者在乎过这间办公室的格局，他们结婚后她就离开了社会学系，并且再也没有造访过这里。
同海伦娜结婚后，他就养成了不在家工作的习惯，当时她买下了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68号。他俩曾像两个探险的孩子一样，牵着手穿过一间间空旷的房间，卷起百叶窗，让阳光洒在未打磨的地板上，形成一小片、一小片的光圈，他们一起确定了未来的生活。海伦娜明确要求他不能把工作带回家。他提出要一间书房，她回答房子太小了，整个顶层要留作婴儿室和保姆房。显然，她已经准备好在钟点工的帮助下洗衣、做饭，但是不打算自己照顾孩子。她列举了他们必需的空间，客厅、餐厅、两间卧室和备用卧室。彭宁顿从未有过书房，所以他的提议在她看来十分古怪。而那儿更不可能有一间图书馆。她从小在彭宁顿的莱恩图书馆长大，对她来说任何私人图书馆不过是人们用来存书的地方。
现在，他早就摆脱了悲伤——他的一些同事曾准确地描述这种痛苦的心理过程，就是摆脱那种屈辱和烦恼——又陷入了一种道德怪圈，毫无顾忌地成了父亲，却因堕胎的念头而感觉感情遭到了践踏。他想起她跟他提起那个孩子时，二人之间的对话。他问：“你打算怎么办，堕胎吗？”
“当然不是。别这么保守，亲爱的。”
“堕胎很危险，令人反感、不快，甚至是不道德的。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认为我保守。”
“说来说去就是这些。你究竟为什么觉得我会堕胎？”
“你可能觉得那孩子是个麻烦。”
“我的老保姆是个麻烦，我父亲也一样。可是我没把他们全杀了。”
“那你想怎么办？”
“当然是嫁给你啦。你单身，不是吗？你不会在哪儿偷藏了一个太太吧？”
“不，我没有太太。但是，亲爱的，你不会想嫁给我的。”
“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唯一能确定的是自己不想要什么。但是，我认为我们最好能结婚。”
这是最寻常，也是最不加掩饰的欺骗，而他是最容易上当受骗的受害者。然而，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坠入爱河，他现在意识到在当时那种状态下他无法清晰地思考。诗人称爱是一种疯狂，无疑是对的。他的爱的确算得上一种疯狂，他的思考过程，对客观现实的洞察力，甚至他的生命、胃口、消化和睡眠都受到了干扰。难怪他压根没怀疑过，当初在佩鲁贾的短暂休假中，她是如何三两下就勾搭上了他，第一次隔着餐桌朝他暗送秋波后没多久就把他拐上了床。
诚如她所言，她只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在他看来，她的需要都不过分，她的不需要同样充斥着强烈的欲望。令他惊讶的是，他们那么快就在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找好了房子。伦敦的所有辖区都令她难以忍受。汉普斯特德太新潮，梅费尔区太昂贵，贝斯沃特太粗野，贝尔格莱维亚区太精明。与此同时，她不接受抵押贷款，这也限制了他们的选择范围。即便他列举了税款减免的诸多好处也无济于事。十九世纪曾有位伯爵抵押了彭宁顿，拖累了继承人，令他们窘迫不已。在她看来，抵押贷款是一种世俗的举动。最终，他们搬进了皮姆利科的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在那里度过的四年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无论她送给他的这份礼物多么随意。她的死，奥兰多的死，令他彻底体会了痛苦的滋味。他庆幸当时的无知让他有机会体味最初那几个月的悲痛。直到他和希尔达结婚两年后，二人因为一直没能怀孕寻求医疗诊断时，他才知道了真相——他永远也无法孕育一个孩子。现在对他而言，那段哀悼一个不存在的女人和一个不是他亲生的孩子的时光，就像一笔偿清的债务，一种不朽的慈悲，不无道义。
比起海伦娜的死，他更痛心失去了奥兰多。海伦娜的离去带走了他的快乐，一种他从未感觉自己有资格拥有的快乐，一种他感觉不大真实的快乐，一种他希望持续下去却不敢奢望的快乐。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他已经接受失去她是一种必然，生活比死亡更能彻底地分解他俩。他曾发自内心地以无法言说的悲恸哀悼奥兰多。失去一个漂亮、聪明、快乐的孩子在他看来似乎是件令人愤慨的事，况且这个孩子还曾是他的儿子。他的悲伤似乎包罗了全宇宙的苦楚。莫里斯从未对奥兰多寄予厚望，或者擅自把远大的志向强加给他；他只要求奥兰多能一直保持自己的美丽、善良和笨拙的优雅。
正是因为奥兰多的死，他才决定和希尔达结婚。他知道很多朋友觉得这段婚姻不可思议。其实，这很好解释。在他的朋友和同事中，希尔达是唯一为奥兰多的死哭泣的人。海伦娜和奥兰多死后被安葬在家族墓穴中，对莫里斯来说那代表着最后的别离，他们追随着故去族人的脚步走了。葬礼结束后，莫里斯从彭宁顿回来的第二天，希尔达带着晨报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依然记得她当时的模样，她穿着白色的学生衬衫和早上刚熨过的裙子，他能看出熨斗在前摆留下的褶皱。她站在门边，看着他，只是嗫嚅道：“那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他望着对方凝重的面庞突然因悲伤崩溃。两行泪水从她的眼眶涌出，无法抑制地布满她的脸颊。
她不过是趁保姆偶尔带奥兰多来办公室时短暂地见过他几次，却为他的死而哭泣。他的其他同事或是写来悼词，或是前来吊唁，然而他们的眼神中却没有这种无法平息的痛苦。死亡是一种糟糕的体验。众人心怀同情、小心翼翼地对待他，仿佛他罹患了某种令人尴尬的疾病。而她却用一滴率性的眼泪祭奠了奥兰多。
那就是一切开始的契机。接着，是第一次晚餐邀约，第一次电影院约会，直至只是加深了他们对彼此错误印象的古怪求爱。他曾劝慰自己她是可以被改造的，她的善良和质朴能够满足他繁复的需求，她那张温柔、平淡的面庞背后是只消他关爱就能绽放的灵魂，虽然他从未有过确切的把握。她和海伦娜有着天壤之别。相比于接受和被他人爱，给予和爱他人更讨人喜欢。所以，尽管在他的一些同事看来，这场婚礼似乎有些草率，他们依旧如期出席了二人在注册中心举办的婚礼。可怜的姑娘一直梦想着一场白色的教堂婚礼。那种交换结婚证的安静仪式在她或者她父母看来根本算不上是个正式的婚礼。她忍受着尴尬的痛苦熬过了整场婚礼，担心注册官或许会误以为她怀孕了。
他突然坐立不安，于是穿过办公室，走到高大的窗户前，俯瞰外面乱糟糟的广场。淅沥沥的细雨过后梧桐树又湿又脏，浸透的碎纸片一动不动地趴在湿润的草坪上。这个夏天随着雨水慢慢流走，正如他的心绪。他一直不喜欢两个学年之前的那段间隙，这期间上一个学年的琐碎尚未彻底清理干净，下一个学年的繁杂已经渐渐投下阴影。他记不得从何时起责任取代了热情，又是从何时起尽责屈服于厌倦。现在，令他发愁的是每次临近新学年，一种比厌倦更恼人、介于恼火和恐惧之间的情绪便油然而生。他清楚自己已经不再将学生视为个体，除非站在导师的层面，否则他也再无了解或者同他们交流的意愿，他们之间甚至再无信赖可言。双方的身份似乎颠倒了，他是学生，他们才是导师。他们穿着年轻人的潮流服饰，牛仔裤、套头衫、又大又笨的胶底帆布鞋、开领衬衫套着牛仔夹克，像个审讯者似的坐在那里盯着他，等着听背离正统观念的说辞。他劝解自己他们和以往的学生没有任何区别，如果教育意味着一种能力——优雅、准确地书写自己的语言，清晰地思考，判别或者欣赏，那么他们无疑粗俗、愚笨又无知。面对那些已经为自己夺取了足够特权的人，他们内心满是难以抑制的愤怒，因为意识到自己能获得的特权是那么少。选择了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后，他们不想再被教导。
琐碎的事情令他越来越难以忍受，还有某些正渐渐消失的东西，例如那些教名，比尔、伯特、迈克、杰夫、史蒂夫。他想知道追求马克思主义是否与双音节的教名势不两立。他们的用词惹恼了他。在青少年法的系列研讨会中，他们总是谈及“孩子们”。这个词中隐含的傲慢和奉承令他反感。他自己一直谨慎地使用“儿童”和“年轻人”这两个词，也清楚这让他们感觉麻烦。他发现自己就像一位教导初三学生的迂腐校长一样对他们说：“我已经改正了一些语法和拼写错误。这看起来或许像是庸俗的卖弄，但是如果你打算筹划一场革命，就必须说服聪明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以及容易上当受骗的人和无知的人。或许有必要尝试一种并非社会学术语和综合教育标准混合体的文体。‘淫秽’意味着‘下流’‘不雅’‘肮脏’，这种词汇不适合用来描述单亲家庭建议的政府政策，这同那个决定一样可能会遭受斥责。”
学生领袖迈克·比尔拿到发还的论文时小声嘀咕了些什么，听起来像是“该死的狗杂种”。若非比尔离了“法西斯”这个词就不知道该怎么骂人，说不定还真是“该死的狗杂种”。比尔刚念完二年级。运气好的话，明年秋天他就能毕业，获得社会工作资格，在地方政府谋得一份工作，很可能要教导少年犯们“暴力抢劫这种偶然事件是下层阶级对资本主义暴政的自然反应”，或者帮助那些找借口不付租金的公屋租户提高政治意识。然而，他终将被人取代。学术机器无情运转，最奇妙的是，本质上他和比尔处于同一阵营。他抛头露面的时间太久，已经无法否认。社会主义和社会学。他觉得自己越来越圆滑，已经不再相信自己的理想，不过只要知道在斗争中站在哪一边也就足够了。
他将那天早上送到小办公室的几封信塞进公文包。其中一封来自国会社会学家委员会，邀请他助力十月初的大选。莫里斯愿意做客政党政治电视广播节目吗？他想他会接受邀请。电视认可并赋予了一种身份。越熟悉的面孔越容易获得信任。另一封信再次请他申请一所北部大学社会工作专业的教授职位。他能理解社会服务工作者们对这个职位的关注。最近许多社会服务领域之外的人接受了任命。但是反对者们没弄明白的是学术工作和研究的质量才是关键，而不是申请者的学术背景。考虑到近期围绕着关键职位的竞争，社会学需要展现其学术地位，而不是追求一种虚假的专业主义。同事们的敏感和不自信令他越来越恼火，他们总觉得自己被过度低估，时常抱怨外界期望他们补救所有的社会弊病。而他只希望能治愈他自己。
他收好最后几份文件，锁上办公桌的抽屉，忽然想起克莱格霍恩一家今晚要来吃饭。克莱格霍恩是一家致力于研究青少年犯罪原因和处理方法的基金受托人之一，而莫里斯有个硕士研究生正在找一份未来几年能从事的研究工作。定期举办晚餐聚会的好处就在于当你有事相求时，晚餐邀约不会显得目的性太强。他关上门，毫无兴趣地寻思着菲莉帕一大早去哪儿了，她还记不记得克莱格霍恩一家，能不能准时回家准备餐厅的插花。
4
抵达利物浦街后，菲莉帕一直在城里闲逛。待她回到科尔德科特特勒斯街时，时间刚过下午六点。雨眼看就要停了，好像冰冷的雾针般细密地拂过她温暖的脸庞。人行道湿透了，像是下了一整天大雨似的，一些浅浅的水洼汇进路旁的排水沟，飘着浓密乌云的天空仿佛凝结的牛奶一般偶尔有雨滴坠下。68号如同每个沉闷的夏日傍晚她放学回来时一样。这次回家表面上同以往没有任何区别。一如既往地，地下室的厨房灯火通明，房子的其他房间依旧一片漆黑，只有前门精美的气窗透出一丝光亮。
厨房位于房子前部的地下一层。餐厅位于房子后部，几扇法式门通向花园。整个一层都是客厅，一段精工雕刻的锻铁阶梯连通了客厅和花园。夏日的傍晚，他们会端着咖啡走进庭院，围坐在无花果树下。围墙围着的花园只有三十英尺长，玫瑰和白色紫罗兰的香气缭绕。庭院中摆着漆成白色的木桶，天竺葵沐浴着灿烂的夕阳，映出绯红色的光，庭院的灯打开后花色又会变淡。
面向北侧的厨房永远亮着灯，希尔达从不拉窗帘。或许她从未意识到，对于站在地下室上方的人而言，她就像登上了明亮的舞台。她现在就站在那里，开始准备晚餐。菲莉帕蹲下身，抓着栏杆，凝视着她。希尔达专心致志地做着饭，仿佛一个女祭司在祭祀用品中穿行，以艺术家审视模型的专注力聚精会神地查阅她的菜谱，然后迅速地点过每一种食材，像是祈祷前画十字一般。她着迷似的整理房子的其他地方，但是房子里的其他东西好像都与她无关，只有厨房，只有这种井然有序的混乱才令她觉得自在。这里是她的栖息地。窗户前的防护铁栏杆和带刺的围栏仿佛将她困在双层的笼子中，她透过一连串或杂乱或匆忙的脚步见证这个世界的经过。她暗淡、平直的头发常常垂在脸前，现在用两把塑料梳子拢到了脑后。她总是穿着白色的围裙，看起来年轻又无助，好似一个正全力准备实践能力考试的女学生，或者忙于应付第一次晚餐聚会的新手女仆。并不是因为她在厨房里干活才看起来像仆人。除了学校最富有的那群女孩的妈妈，大多数妈妈都自己做饭。烹饪已然成为一种时尚的手艺，几乎称得上是一种狂热。或许是因为那条白色围裙，以及那道似乎总是等待着、甚至是渴求着被责难的忧虑目光，让她看起来像个小心赚取生活费的女人。
菲莉帕早已忘记克莱格霍恩一家和加布里埃尔·洛玛斯要来吃晚饭的事。以洋蓟为头盘的晚餐就要开始了。桌子中央，六个洋蓟摆好盘，正等待入锅。在两盏日光灯的照射下，厨房好似婴儿室墙上的挂画。此外，还有一把铺着破旧拼缀垫子的细藤椅。莫里斯和菲莉帕都没有趁希尔达做饭时坐在厨房同她聊天的习惯，所以也就没有必要再买一把椅子。书架上平装菜谱的封面已经被翻得油乎乎、皱巴巴，挂在壁式电话旁的日历上画着亮蓝色的布里克瑟姆港，厨房里还有一台手提式黑白电视，彩色的那台摆在客厅。菲莉帕不记得什么时候见过希尔达一个人坐在客厅。她为什么要待在客厅呢？那又不是她的客厅。毕竟，客厅里的每个物件都出自莫里斯或是他前妻之手。
菲莉帕从未听莫里斯提及海伦娜，不过她也从来没有思考过背后的原因，究竟是因为他依旧在哀悼她的离世，还是顾及希尔达的感受呢。很久以前，她就觉得莫里斯是个不轻易表露情绪的男人。这样，生活才不会受往事的影响。戏剧性的早逝为海伦娜蒙上了一层神秘、庄重的面纱，她时常会对海伦娜·帕尔弗里产生隐隐的好奇。她只见过一次莫里斯前妻的照片。她记得那是学校为帮助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举办的义卖，有位家长捐了一大堆时尚杂志，杂志很受欢迎，人们很乐意用一两个便士交换追忆过去的短暂快乐。他们一边翻杂志，一边咯咯地笑：“快看，这是莫里斯和约翰在参加亨利皇家划船赛。亲爱的，我们真穿过那么长的裙子吗？”
翻阅其他待售杂志时，菲莉帕猛地认出了莫里斯的脸，大吃一惊。那是个年轻得多的莫里斯，既陌生又熟悉，脸上挂着错愕、傻乎乎的笑容，看起来像是突然被照相机拍到，一时间没想好用什么表情面对镜头。那张照片是在某个婚礼上拍的。标题写着：“莫里斯·帕尔弗里先生和海伦娜·帕尔弗里女士正与乔治爵士及斯科特-哈里斯女士畅谈。”但是，照片中的他们没有同任何人聊天，只是盯着镜头，端着香槟杯，仿佛为了庆祝二人共同经历的这一秒被记录在胶片里而干杯。海伦娜·帕尔弗里女士戴着一顶宽檐帽，身着一条奇短的裙子，微笑着站在丈夫身旁，身材似乎比他还高几分。黑色的头发勾勒出一张不再年轻的脸，瘦骨嶙峋，饱经沧桑，眉头紧蹙。菲莉帕偷偷撕下了那张照片，夹进一本书里，私藏了近一年的时间。她偶尔会拿出来，就着卧室窗户的光线着魔似的盯着看，希冀能找出蛛丝马迹，了解这个女人的性格，他们的爱情(假设他们曾经相爱过的话)，以及他们共同经历的生活。然而，最后她挫败地撕碎了照片，冲进了马桶。
此刻，她透过栏杆聚精会神地盯着莫里斯活生生的妻子。她倾身靠近桌子，小心翼翼地铺开小牛肉片。看来晚餐的客人要吃酒渍小牛肉佐蘑菇酱。客人们自然会称赞这顿饭，他们总是这样。菲莉帕记得曾经读过这样的说法，上一次战争最终打破了英国人对餐食品质的缄默。现在，大多数女人，偶尔也有男人，会称赞、打听或者相互交换菜谱。不过，轮到希尔达时，称赞就变得夸张、不自然、虚伪得几乎令人尴尬。好像他们需要鼓励或者讨好她，赋予她所看重的价值。自结婚以来，她丈夫的客人们一直以这种方式对待她，仿佛烹饪是她唯一的兴趣，是她唯一能谈论的话题。不过，现在也许的确是这样。
街道的方向传来一阵脚步声。菲莉帕匆忙站起身，酸麻的双腿让她不由得皱了一下眉。忽然一阵眩晕袭来，她赶忙抓紧围栏顶部的尖刺稳住自己。菲莉帕这才想起今天她在伦敦街头走了将近七个小时，足迹遍布公园、教堂和堤岸，中途滴水未进。她费力地踏上前门的台阶。
菲莉帕转动钥匙，穿过镶嵌着寓意春夏的双层伯恩-琼斯彩色玻璃的内廊，进入珍珠灰色的安静门厅。她又闻到了那股淡淡的味道，夹杂着薰衣草和未干油漆的气味，淡得像是一种错觉，一种对家的条件反射。雅致的栏杆支撑着精美的光面红木扶手，从涡卷形装饰部位延展，弯曲着向上，引导视线随之落到楼梯平台的彩色玻璃窗上。两块窗格玻璃延续了门廊的风格，戴着花环的女人端着盛满秋季水果的丰饶角，满脸胡子的冬日老人在一堆柴草木棒旁。依照稍早时候的趣味，他们自以为的唯美和魅力会遭受唾弃。现在，虽然莫里斯并不太喜欢，但也没想挪走，大概是因为清楚它们背后的价值。不过，门厅其他装饰出自他的品位，确切地说是他或者他前妻的品位；与斯塔福德郡相关的历史收藏在白色木制矮架的映衬下分外醒目；消瘦的纳尔逊脚蹬黑靴，面无血色地战死在哈代的怀里；陆军元帅威灵顿腰间挂着元帅杖，身跨战马哥本哈根；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领着那群金发孩子聚集在大英博物馆门前；灯塔在汹涌的海浪中若隐若现，格雷斯·达林奋力地摇着桨。它们上方挂着莫里斯收藏的日本木版画，三幅十九世纪的画作装裱在弧形的红木画框中，分别出自延一、菊川和床文之手，虽然与其他装饰品的风格迥异，却因为兼具了力与美，所以看起来还算和谐。孩提时，菲莉帕就获准为这些收藏品拂尘，装饰品是她童年的一部分，勇猛的武士身佩倭刀，惨白的月亮躲在繁茂的树枝背后，眼睛细长的女人身穿红绿淡雅的和服。所有这些，她真的是被领养后的这十年才认识的吗？那些只在梦魇中出现的门厅又是哪里呢，黑乎乎的护墙板，门内挂着油腻腻的橡胶雨衣，卷心菜和鱼腥味，面对楼梯下方漆黑橱柜时的幽闭恐惧又源自何处呢？
菲莉帕没脱外套，径直走进厨房。希尔达捧着一盒鸡蛋走出储藏室，看也没看菲莉帕，自顾自地说：“太好了，你回来了，我们请了克莱格霍恩一家来吃饭。亲爱的，你能布置桌子，摆好花吗？”
菲莉帕没吭声。她已经平静下来，怒气渐渐平息，疲劳让她感觉头重脚轻。她已经不必再刻意地控制自己的声音。菲莉帕关上厨房门，像是提防希尔达逃跑似的，背靠着门。她一言不发地等着，直到希尔达抬起头。菲莉帕说：“你们为什么没告诉我，我妈妈是个杀人犯？”
不过，她还需要克制自己。希尔达看起来很好笑，哑口无言地愣在原地，微微张着嘴巴，惊讶得瞪大了眼睛，就像舞台上表现恐惧的那副脸谱化反应，以至于她不得不刻意地提醒自己别神经质地笑出声。菲莉帕看着整盒鸡蛋从希尔达的手中滑落，像是故意的一样。盒子里掉出一颗鸡蛋，蛋壳应声而碎，滚出一枚圆滚滚的蛋黄，颤巍巍地裹在黏糊糊的白色蛋清中。菲莉帕本能地走过去。希尔达尖声叫嚷：“别碰它!别碰它!”
她抱怨着，抓起一块抹布，轻轻地擦了几下蛋黄。一抹黄色在黑白瓷砖上晕开。她仍旧蹲着，喃喃自语：“克莱格霍恩一家，他们就快来吃晚饭了。我还没布置好桌子。我就知道你会发现!我跟他说过。我一直这么说。谁告诉你的？你一整天都去哪儿了？”
“我根据《儿童法案》申请了一份出生证明，然后去了班克夫特园街41号。我去的时候没人在家，是一个邻居告诉我的。接着我就在城里闲逛。然后回家，我是说回到了这儿。”
希尔达不停地擦着瓷砖，黄色的黏液被抹得到处都是。她激动地说：“我不想聊这件事，现在不行!我得继续准备晚餐。克莱格霍恩一家就快到了。这顿饭对你父亲来说很重要。”
“克莱格霍恩一家？怎么可能？如果他们有求于他，根本不会抱怨食物是不是合他们的胃口。反过来，如果只因为这顿小牛肉比不上多尔多涅小酒馆的味道就影响了他们的决定，那么他根本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她耐心地解释，“听着，他们不重要。我的问题才重要。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这种事让我们怎么开口。他们杀了那个姑娘。先奸后杀。她才十二岁!让你知道这些有什么好处？这又不是你的错。这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我甚至不愿意想这件事。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有些事情你永远也不能让孩子知道。那太残忍了。”
“比让我自己弄清楚还残忍？”
希尔达突然涌起一股抵触的情绪。
“没错，残忍而错误!你现在不会太介意了。至少你已经长大，有了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个性。它现在不会再毁了你。如果你真的在意，你就不会这么说。你激动、生气，我猜你吃了一惊，但是它并没有真的造成伤害。对你来说，那太不真实了。你站在生命之外看着它，好像你并不是其中的一部分。你观察别人，就像看他们在舞台上表演一样。你刚刚也是那样看我的。你以为我没注意到你在那儿，其实我知道。你并不是真的在意你妈妈对那个孩子做了什么。那触动不了你。没什么能触动你。”
菲莉帕盯着希尔达，对方出乎意料的洞察力让她仓皇失措。她嚷道：“可是我希望它触动我!我想感同身受!”
她暗自思忖：“那是因为我还不太相信。我的过去都是捏造的。对我来说，这只是一个新故事，一个需要探索和经历的不同角度。我应该回归我为自己勾勒的现实中，回到那个大步流星穿过彭宁顿草坪的陌生父亲身边。鸠占鹊巢的是这些新冒出来的东西，不是他。”
希尔达就着水龙头冲洗擦地的抹布，她在飞溅的水流中喃喃自语：“你刚进来的时候已经打好了腹稿。我猜你在火车上练习过吧。但是你并不是真的难过。假如你没拿到剑桥大学的奖学金，难过的程度也会比现在更甚。你像你父亲一样，你们俩谁都无法忍受失败。”
“你是指我像莫里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像我父亲。这也是我想搞清楚的事情之一。”
“议会通过那项法案，但是它根本没有权利那么做。它背弃了与收养者的约定。我们接手你时以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你亲生父母的相关信息。”
“接手？”一直以来，希尔达就是这样看待她的吗，将她视为一种义务、一种责任、一种负担？或许，希尔达从未真正地接受过她。她为什么要收养她呢？一个从一出生就被收养的孩子既敏感、惹人心疼，又容易产生依赖感，也许更能鼓励希尔达挫败的母性。但是，如果对方是一个亲生父母莫名其妙突然失踪的八岁孩子的话，她又能指望从这个执拗、愤恨的孩子身上获得什么满足感呢？不，这应该是莫里斯的所作所为。莫里斯需要试验对象。但是，收养肯定是希尔达的主意。她一定是最先为孩子感到焦虑的那个。莫里斯不会在意用哪种方式。不过，如果一定要收养一个孩子满足希尔达受挫的母性本能，那么他至少要保证他们挑的是一个聪明、身世复杂的孩子。就算他不能生养自己的骨血，至少要为了践行社会学理论收养一个。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另外选择一个年龄和智力与之相配的女孩比对这一进程。毕竟，每个试验都需要一组控制数据。他和希尔达一定很享受他们之间的秘密!他俩古怪的婚姻就是靠刺激的谎言维持的吗？
她说：“我一成年就可以向法院申请许可，查看自己的出生证明。即便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法律一直如此。”
“但是你不该那么做，假如你提出申请，我们至少应该收到通知。那么，我们会告诉法庭和法官不要通过你的申请。就算最后通过了，也总好过当你还小的时候就知道这些事。”
“那些故事呢？我妈妈是彭宁顿的女仆，生下我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这些都是你俩编的吗？”
“不，是我编的。他本来只想告诉你我们不知道你的亲生父母是谁。但是，当你问起这件事时，我总得跟你说些什么。故事就是这样一点点编出来的。”
“还有我妈妈写的那封信，那封要在我二十一岁时交给我的信呢？”
希尔达抬起头，一脸困惑地看着她。
“什么信？我从没跟你说过。我从来没提过什么信。”
这么看来，这部分肯定是她自己捏造出来的。她和希尔达，无意识地联手构建并粉饰了她们共有的想象，那里丰富一些细节，这里增补一抹专属色彩，一些想象的对话片段，一些简短的描述。有时候，希尔达会因为菲莉帕刨根问底的问题不得已回答些尴尬的托词，不过菲莉帕总是将希尔达的尴尬归结为她提及了彭宁顿和莫里斯的前妻。但是，她问得很巧妙，你又不得不回答她。故事就这样勾连在一起，没有什么明显的矛盾。菲莉帕的妈妈是彭宁顿的一位客厅女仆，生下私生女后没多久便撒手人寰。孩子由村里人抚养，村里的抚养人死后又转交给伦敦的养父母。前妻去世后，莫里斯某次回彭宁顿时听说了她的事，于是同希尔达提议由他俩抚养这个孩子。二人把孩子照顾得很好，六个月后他们申请收养她。没人提出反对意见。现任伯爵九年前卖掉了彭宁顿，为了逃避纳税和麻烦的前妻们搬到了法国南部。原来的仆人们中还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住在彭宁顿村，不过已经没人再为大宅子干活了。后来，宅子卖给了阿拉伯人，现在不再对公众开放。这个故事的真伪很难验证，菲莉帕也从未起过此意。现在，她恍然大悟，她之所以对此深信不疑，是因为她希望它是真的。即使现在，她意识的一小部分依旧固执地拒绝放弃。
她伤心地说：“你在证人席上会是个谎话高手。我没想到你这么有想象力。我知道每次提起我妈妈都让你很尴尬，我还以为那是因为她出身彭宁顿。糊弄我这么多年，你一定觉得很好笑吧。希望这是对你被迫收养我的某种补偿。”
希尔达喊道：“不是那样的!我要你!我们俩都要你!当我发现我不能给莫里斯生孩子的时候……”
“你把孩子说得像性高潮似的。如果这就是他娶你的全部理由……我想不出还能有什么理由……你们登记结婚前他没带你去妇产科换一张生育能力证明，真是太遗憾了。”
前门砰的一声关上，声音传进她们的耳朵里。希尔达说：“是你爸爸!莫里斯回来了!”
她激动地说着，像等着酗酒丈夫回家的女人，神色惊恐。她冲到楼梯下，喊道：“莫里斯!莫里斯!快过来!”
脚步声迟疑了一下，然后径直走下楼梯。他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俩。
希尔达叫嚷道：“她知道了!她知道了《儿童法案》的那个条款。我告诉过你她总有一天会知道的。她拿到了出生证明。她已经去过班克夫特园街了。”
他问菲莉帕：“你知道了多少？”
“能有多少？不过是知道了我是强奸犯和杀人犯的孩子。”
她庆幸，他不爱她，他们俩都不爱她，所以也就不会走过来，怜爱地抱住她，平息她所有的震惊和痛苦。他平静地说：“对不起，菲莉帕。我猜到这一刻总会来临，不过我希望它永远不会发生。”
“你早该告诉我。”
他平静地挪开洋蓟，腾出地方，然后将公文包放在桌子上。
“就算我同意你的看法，也没法那么做，自收养你那天起，就一直没有合适的时机。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什么时间点呢？在你刚开始适应这里的时候，在你十一岁参加南伦敦学院入学考试的时候，还是在你正处于青春期，努力准备普通水平考试、甲级考试、争取剑桥大学奖学金的时候？十年的时间过得很快，尤其是这期间还穿插着各种各样的童年危机。有些事情，知道得越晚越好。”
“她现在在哪儿？”
“你的亲生母亲吗？在梅尔库姆农场的预释放管理处。那是一所开放式监狱，在约克郡附近。她应该就快出狱了，我猜用不了一个月。”
“你早就知道!”
“我当然好奇她哪天出狱。不过，仅此而已。她跟我没有关系。我对此无能为力。”
“可是我能。我可以给她写信，让她来投奔我。我攒了一笔去欧洲旅行的钱。我可以用这笔钱在伦敦租一间公寓，照顾她，至少在我去剑桥之前的两个月里，我可以照顾她。”
这个下意识的念头她自己听了都吃了一惊，那仿佛是源自她身体之外的一股不受她意志支配的冲动。然而，当她说出这些话时，她知道自己必须这么做，从她知道亲生母亲还在世的那一刻起她就这么打算了。她没有思考自己的动机，现在还没到自我放纵的时候。但是，她的心告诉她，她有私心，这种做作的姿态并非出自对素未谋面的母亲的同情，而是出于对莫里斯的愤怒、她的痛苦，以及她说不清道不明的欲望。
他转过身，背对着她，她看不见他的表情。不过，他的声音忽然变得生硬。他说：“这个主意既愚蠢又危险，对你们俩而言都危险。你什么都不欠她，甚至连孩子对父母约定俗成的义务都没有。收养令抹掉了一切。她给不了你需要的，她什么都给不了你。”
“我没考虑过什么义务。她有我需要的东西。信息、资料、一段过去。她能帮我了解我是谁。你还不明白吗？她是我的亲生母亲!我不能抹杀这一点，就像我不能抹去她的所作所为。我做不到在突然得知她还活着的情况下，克制自己不去见她，不去了解她。你希望我怎么做？继续之前的生活，假装今天什么都没发生过？捏造一个新的假象？你和希尔达给我的一切都是假的。这是真的。”
希尔达发出一种介于冷哼和啜泣之间的可笑声音。莫里斯转身，缓缓地拎起桌子上的公文包。他忽然看起来很累，声音满是疲惫：“我们晚餐后再谈。真麻烦，克莱格霍恩一家就快到了，距离开饭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不能临时通知对方晚餐延期了。就像我说的，永远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时机谈论这种事。”
5
菲莉帕精心地打扮了一番。虽然客人只有克莱格霍恩一家和凑数的加布里埃尔·洛玛斯，但是她仍旧换上了自己最喜欢的细褶羊毛晚礼服套裙和蓝绿色的高领束腰外衣，打扮不是为了他们，而是为了取悦自己。这套裙子和外衣满足了她对服饰的最高要求，既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穿戴起来又方便、舒适。她仔细地梳理头发，直到梳得头皮刺痛，才挽成一个高发髻，接着伸出一根打湿的手指，卷曲两绺细发，垂在脸颊两侧。然后，她站起身，打量全身镜中的自己。这就是我看到的自己。其他人又是如何看待我的呢？
出乎她意料的是她竟然如此平静：瘦长的蜜色面庞，高颧骨，轮廓清晰的线条，澄澈的双眸。她本以为镜子里会照出类似哈哈镜那种散乱、扭曲的映像。她伸出手，张开五指，触碰冰冷镜子中的手指。
菲莉帕绕着房间缓缓踱步，以陌生人好奇的目光打量着它。原本的两间阁楼打通后形成了一个低顶的大房间，占据了整个顶层。菲莉帕十二岁时，莫里斯依照她的品位装修了房间。不同于其他房间，菲莉帕的房间现代、实用、陈设简单，给人一种空灵的感觉，好像悬浮在空中。两端的窗户保证了房间的照明。透过南侧的窗户可以看见围墙内的小庭院、约克石砖露台、梧桐树和各式各样的皮姆利科屋顶。现代化的家具风格，浅色的木制床和订制的组合柜。菲莉帕在这张书桌前准备了自己的初高中考试和剑桥大学入学考试。她和加布里埃尔在这张床上第一次互相抚摸、纠缠，尝试了一次失败的做爱。“做爱”这个词让她感觉荒谬、可笑。无论他俩在一起做什么，那都与爱无关。他起先温柔，然后压制着怒火说：“不要老想着自己。不要在意你现在的感受。放开你自己。”
然而，她从来都做不到。你该如何放开某种你从来都不觉得是你自己的东西呢？放开意味着你对无可争议的所有权拥有绝对的自信，自认没有什么可以被瞬变的、可怕的失控所侵犯。
她没想到，初次的性惨败并没有让他们产生嫌隙，虽然他们都无法忍受失败。事后，不满和失望甚至没能让她找个权宜的借口或者表现出豁达的样子。回想起他妹妹的警告令人十分不快；萨拉的语气冷酷、调皮，甚至带着些恶意：“我哥似乎把预科班最后一年的学生们看作他的私人后宫。顺便说一句，他是个双性恋。这不重要。不过，在你和他发生关系前，了解一下这些小事也无妨。”
她穿上晨衣：“你干吗这么在意？为了证明你能跟一个女人做吗？”
他回答：“你又为了证明什么呢？证明你能做吗？”
自从那个灾难性的夜晚后，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变得更殷勤，显然也更热忱了。她猜他心知肚明她为什么要跟他玩这个打哑谜猜字游戏。
菲莉帕为就读剑桥大学准备了一张清单，这张清单中所列的东西或实用或虚荣，而富有而风趣的加布里埃尔·洛玛斯阁下名列前茅。有他追随左右，绝对不会为她与国王学院的同学们的相处带来什么坏处。
这间房间装修完工后的第一个星期六的早上，坐在这张书桌旁写历史论文的菲莉帕便早早地了解到不应得的幸运会招来怨恨。希尔达带着清洁女工库珀夫人上楼来参观。希尔达会让她参与家里的每一次活动，显然是想尽力表现出她们喜欢彼此。不过，库珀夫人毫不谄媚，坚持尊称希尔达“太太”，保持着冷漠超然的态度，仿佛在证明一小时十先令的报酬外加一顿免费的午饭或许能换来奉承，但是它买不到感情。在习惯性地发表冷漠的评论前，她环顾了整个房间。“非常好，太太，我敢肯定。”然而，希尔达离开后，她多驻足了几秒，然后迅速走到菲莉帕身旁，贴近她的脸颊，吐出酸腐的气息。
“杂种。但愿你能心存感激。这不应该。所有这些都给了一个杂种，而正经人家的小孩却四个人共用一个房间。你应该待在福利院里。”
接着，她换上恭敬的语气：“来了，太太。”
菲莉帕依然记得当时的震惊和愤怒。不过，她已经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情绪，不会再大动肝火。因为她发现语言比尖叫更有效，比拳打脚踢更有杀伤力。菲莉帕冷静地说：“如果你养不起四个孩子就不该生他们。要是他们像你一样又丑又蠢的话，我想他们得一直挤在一个房间里。”
那之后没多久，库珀夫人就提交了辞呈，也没有解释原因，只给希尔达留下了又一次的挫败和自责。
她走到书架旁，伸手抚过书脊。这是一间中上层阶级学生的标准藏书室。无论什么学年或者教学大纲，有了这些书你就可以通过英国文学高级水平考试，如果运气和记忆力也不错的话，你甚至能拿下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推断这个女孩的个人品位并不容易，或许除了她相比托尔斯泰更喜欢屠格涅夫，相比福楼拜更喜欢普鲁斯特，相比狄更斯更喜欢亨利·詹姆斯之外，也看不出什么。不过，这间藏书室里没有代代相传的破旧童书。的确，里面也有一些中上层阶级公认的儿童经典读物，诸如《原来如此的故事》《柳林风声》、克罗尔·兰瑟姆和内斯比特的作品。这些书看着像是读过了，但是似乎也像是特意为这个优越的孩子新买的。
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书架承载了足够的知识、智慧和想象来维系她的生活。维系什么样的生活呢？这里没有一个字是她写的，但是正是旁人思想和经验的积淀才促使她渴望确认自己的身份。她想：“即使穿上我选择的衣服也只是假扮我自己。刚刚在浴室中赤身裸体的我又是谁呢？我可以被描述、被计量、被称重，记录我的物理进程，我被赋予了一个名字，或真或假，只是为了便于编制我的档案。但是，我是谁？不过，无论我是谁，我身上没有源自莫里斯和希尔达的东西。怎么会这样？他们什么都没做，只是为了这个猜谜游戏提供了一些小道具、衣服、人工制品。甚至这段独白也很做作。我的某部分，有朝一日促使我成为一位作家的那部分，正注视着另一个我选择用于思考的词汇，决定哪个情绪适合现在的感受。”
菲莉帕打开巨大的壁柜，拨动挂在栏杆上的衣架。摇曳的短裙和连衣裙散发出一股熟悉的淡淡清香。想必是她自己的味道。这个姑娘喜欢昂贵的衣服。她很少买衣服，不过，每买一件都很花心思。她只穿毛料和棉布材质的衣服；显而易见，她不喜欢合成纤维织物。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肤浅事实令她不由得报以讥笑。
她的视线挪到挂在书桌上方的炭色软木布告栏上，布告栏里贴着显然是假日里或者从美术馆买的各式明信片，一张学校的课程表，大量即将举办的艺术展览的报章剪报；备忘录，还有两张派对邀请函。她打量了一眼明信片。汉斯·荷尔拜因精致的塞西莉·赫伦肖像画；奥古斯塔斯·约翰的叶芝蚀刻版画；一张来自巴黎网球场美术馆的雷诺阿裸体画；法林顿于一七九九年创作的伦敦桥铜版画；以及一幅乔治·布莱希特的画。其他人又怎么能从这些变化无常的选择中推断这个陌生女孩的艺术品位呢？除了透露她造访过哪些画廊之外，什么也说明不了。
十多年来，她在这个房间里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完整的虚幻身份。现在，那个声名狼藉的世界正慢慢地离她而去。她告诉自己，一切都没有改变；我还是昨天的那个我。但是，昨天的那个我又是谁？这个房间让她想起家具店里设计师的房间，精心挑选的物件给人一种主人不在家的错觉，除了设计师，任何人都会觉得这间房子毫无真实感。
她回想起晚上希尔达弯腰为她掖被子时的脸。
“我睡着的时候在哪儿？”
“还在这儿，在床上。”
“你怎么知道？”
“小傻瓜，因为我能看见你。我能摸到你。”
只是，她们很少有身体接触。他们仨的房间距离很远。那也不怪希尔达。每次希尔达帮她掖好被子后，她总是僵硬地躺在床上，抗拒着最后那只是为了尽义务的亲吻，希尔达总喜欢把床单下的毯子拽出来，掖在她脸旁，比起粗糙毯子造成的刺痒，她更讨厌肌肤湿漉漉的触碰。
“你知道自己在这儿是因为你能看见我、摸到我。我睡着的时候，谁也看不见、摸不到。”
“睡着的时候，谁都看不见、摸不到。但是，你仍然在这儿，躺在你的床上。”
“如果我进了医院，打了麻药，我会在哪儿呢？不是问我的身体，而是我会在哪儿？”
“这个问题最好问爸爸。”
“如果我死了的话，我会在哪儿？”
“天堂，和上帝在一起。”
然而，希尔达的异端邪说与莫里斯的无神论正相反，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书柜再次吸引了她的注意力。如果有什么地方能找到答案的话，那么一定是这里了。这里排列着莫里斯作品的第一版，他在每一本书上都亲手题记他赐予她的名字。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没有一所大学请他去做系主任。或许这个领域的其他杰出人士察觉了他身上的半吊子作风，知道他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学科。说不定还有比这更简单的理由？或许是因为他在某些公开场合中的对杰出人士的批评激怒了他们，她怀疑这或许也适用于他的学生。但是，这里的这些作品是他潜心研究的最新成果，无论学识或风格都无可挑剔，或者正如评论家们所说，这些书在某种程度上阐释了莫里斯。现在，不言而喻，她明白它们也阐释了她。《先天与后天：遗传因素和环境对语言发展的作用》《应对劣势：社会阶层、语言和智力》《基因和环境：环境对客体永久性观念的影响》和《教授失败：教学贫乏和英国教育》。他还打算再写一本吗？《收养：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案例研究》。
最后，她久久地盯着她最珍爱的收藏安慰自己，那是一幅亨利·沃尔顿的油画，是她十八岁时点名让莫里斯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油画描绘了约瑟夫·斯金纳牧师和他的家人们。那是一幅极具魅力的优秀作品，这位画家后期的作品中没有一幅能勾勒出那种微妙的伤感。这幅画融合了英国历史中她所钟爱的时代的优雅、秩序、信念和礼貌举止。斯金纳牧师和他的三个儿子骑着马，他的妻子和两个女儿搭乘一辆四轮四座大马车。他们身后是一幢结实、体面的房子，面前是宽敞的马车道，郁郁葱葱的草坪栽着橡树。他们没有身份的危机。斯金纳式的长脸、斯金纳式的挺拔鼻梁宣告了他们的血统。然而，他们告诉她的只是他们活过、遭受过、忍耐过，最后死去。而她也会这样度过她的一生。
6
四十五岁的哈利·克莱格霍恩已经谢顶，依旧维护自己作为一个大有前途的政治家的声誉，菲莉帕认为他一定能成为成功的保守党普通议员。他肌肉强健，皮肤光滑，面色红润，乌黑的头发看起来像是染过色似的，湿润、孩子气的嘴唇像涂了口红一样轮廓鲜明，说话时会露出长着水疱的淡粉色唇肉。在菲莉帕看来，除了会做客同一档电视访谈节目以及他们都是电视名人之外，哈利和莫里斯毫无共同之处。不过，他们还需要有什么共同点吗？当电视演播室的灯光投射在他们身上，所有背景、性情、兴趣或者政治哲学上的差异都将在聚光灯下黯然失色。
诺拉·克莱格霍恩坐在菲莉帕对面，她浓妆艳抹的脸在烛光的映衬下柔和了许多。她二十岁的时候在那些喜欢洋娃娃式美人的人看来一定很有魅力，不过她的美消逝得太快了，因为那种美依赖于完美、诱人的皮肤和气色，而不是骨骼结构。她是个蠢女人，过度地吹嘘自己的丈夫，但是很少有人讨厌她，或许是因为她相信下议院的议员资格代表了人类抱负的极致，这一点天真得讨人喜欢吧。像往常一样，对于一顿便饭来说，她的穿着过于讲究了，无袖上衣搭配天鹅绒裙，装饰亮片若隐若现地闪着金属光泽。二人在门口擦肩而过时，菲莉帕觉得她闻起来就像一把浸透香水的湿热硬币。
如果说诺拉·克莱格霍恩打扮得太讲究，加布里埃尔·洛玛斯也一样，他是唯一穿晚礼服出席的男士。不过，说到加布里埃尔，大家知道那种别出心裁的裁剪是有意为之。显而易见，莫里斯喜欢他，尽管他有着极右翼保守主义的装腔作势，或许这种喜欢正源于此。可能是因为他与莫里斯的大多数学生都不同。就他本人来说，有时候在菲莉帕看来加布里埃尔似乎对莫里斯过于感兴趣。大部分关于海伦娜·帕尔弗里的事，她都是从加布里埃尔那里听说的。她几乎能回想起所有她感兴趣的对话，所以她能一字不差地复述那段谈话。
“你父亲像所有富有的社会主义者一样，极力压抑着内心的保守主义。”
她当时回答说：“我不觉得莫里斯够格被称为富有的社会主义者。你不该受我们的生活方式误导。这栋房子以及大部分家具和绘画作品都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留给他的。从社会主义党派同志的角度看，莫里斯的背景十分规矩。父亲是邮局的主管，在单位受人敬重。莫里斯不反叛，只是随大流。”
“他娶了一位伯爵的女儿。我可不认为那是随大流。不可否认，某种程度上那个古怪的伯爵有点儿给他的阶层丢脸，但是他的血统没什么可怀疑的，也不存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那种杜撰。认识海伦娜小姐的人自然也好奇他俩为什么会结婚，还在结婚七个月后生下了一个重达八磅半的早产儿。”
“加布里埃尔，你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些事的？”
“我小时候喜欢听八卦，漫长的夏日午后在肯辛顿花园听奶妈和她的闺密们闲聊。萨拉穿得格外隆重，坐在又大又破的家庭婴儿车里，我在旁边学步。天哪，围着圆湖散步简直无聊透顶!感恩吧，你这个幸运的小混蛋不用经历这些。”
现在，他们开始吃洋蓟，加布里埃尔附和着莫里斯低级的揶揄，假装相信最近一次由一群青年社会党人组织的工党政治广播节目受到了保守党的扰乱。
“真没规矩，而且这也不能带来任何改变。如果他们想吓唬我们的话，我觉得他们做得太过火了。无疑，即便年轻的同志们也不会装腔作势地将虚伪的哲学、阶级仇恨和名誉扫地的经济理论混为一谈。那些毫无魅力的演员，他们究竟是从哪儿找的？事实上，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堕落。我猜还没有任何研究探讨过粉刺和左翼观点之间的关联性。或许，对于你们这些研究生而言，这是一个有趣的课题，阁下？”
诺拉·克莱格霍恩疑惑地说：“不过我以为那本该是个工党的广播节目。”
她的丈夫放声大笑：“莫里斯，强烈建议你让那些年轻的同志在选举前收敛些。”
政治讨论不可避免地持续进行着。在菲莉帕看来，莫里斯和哈利·克莱格霍恩之间的对话鲜有值得记忆的内容，通常情况下，不是重述他们之前在节目中的邂逅，就是排演下一次节目。菲莉帕的思绪从之前已经听过很多次的争论中抽离出来，隔着餐桌瞥了一眼希尔达。
自从青春期开始，菲莉帕就有一股想要改变她养母的冲动，像翻新一件乏味、耐用的冬季大衣一样帮她改头换面。在她的想象中，她还给希尔达化了妆，好像涂上了合适的颜色就能拯救这张暗淡的脸，让它变得鲜明。她有个近乎可耻的念头，让莫里斯看到一个经过改造的妻子，像个老鸨似的恭维，讨他的夸赞和欢心。即便现在，她看着她的养母，依旧控制不住地在脑海中为她变换发型和服饰。大约一年前，希尔达需要置办一件新的晚礼服，她曾试图邀请菲莉帕同她一起去买衣服。或许这个提议在她看来代表了母女之间理想化的关系，一次女人间的约会，有点儿琐碎又带着些神秘色彩。不过，最终没能成功。除了食品店外，希尔达反感其他所有商店，她会因为店里其他比她时髦的顾客局促不安，会因为过多的选择举棋不定，面对店员时过于恭顺，还不好意思换衣服。无可奈何的菲莉帕带她去最后一家店，店里有一间巨大的公共更衣室。菲莉帕好奇那具肉体究竟被下了什么诅咒，使得希尔达拼命地缩在角落里，一本正经得可笑。她试图在外套的掩护下脱衣服，而周围的女孩或者女人却自然地脱得只剩下内衣裤。菲莉帕四下翻找，不放过衣架上的任何一件衣服，却找不到一件适合希尔达的。没有哪件会适合她，因为她无论穿什么都不自信、不开心，就像一个沉默的受害者毫无怨言地为了某个献祭的晚宴而打扮自己。最后，她们买了她眼下正穿着的这件黑色羊毛裙，上身搭配一件花里胡哨、剪裁拙劣的克林普纶衬衫。那是她们最后一次一起出门，也是她唯一一次试着做一个女儿。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不用再试一次了。
哈利·克莱格霍恩说话时伴着竞选演说式洪亮的隆隆声，稍显威吓的嗓音打断了她对只擅长做饭和欺骗的希尔达同情的轻视。
“贵党声称理解所谓的劳动阶级，但是你们大多数人对于他们的感受一无所知。拿一个住在河南岸、蛰居在某座塔式大楼顶楼的老妇人来说，如果她因为害怕被抢劫，而不敢出门买东西或者领退休金的话，那么无论从哪个意义来说，她都称不上自由。能够在国家首都安全地自由行动比空谈公民自由那些抽象概念重要得多。”
“如果你让大家明白更长的监狱刑罚和更严苛的拘留中心制度能够提升安全系数的话。”
诺拉·克莱格霍恩舔了舔手指上的油醋酱。
“我认为他们应该绞死杀人犯。”
她的语气欢快、随意。在菲莉帕看来，她仿佛在谈论一个邻居莫名其妙地忘了挂窗帘。有那么一瞬间众人鸦雀无声，好像她掉了什么珍贵的东西。菲莉帕的脑海中回荡着玻璃打碎时的清脆声响。接着，莫里斯平静地开口：“他们？你的意思是我们应该这样做。因为这不是我个人愿意履行的责任，我几乎不指望别人替我做。”
“哦，哈利会，对吧亲爱的？”
“我能想到一两件我不畏惧为之献身的事。”
正如菲莉帕所知，他们会顺着这个话题开始讨论本世纪谋害儿童最臭名昭著的女凶手，每当人们讨论死刑时都会提到那个名字，那也是自由主义者测试他们对死刑反应的试金石。菲莉帕想知道她亲生母亲的刑期是否超过了正常规定，因为如果她早一点出狱的话，引发纷乱的就是她，而不是另一个残害孩子更恶名昭彰的凶手。她看了一眼餐桌对面的希尔达，对方埋头对着盘子，两绺头发几乎遮住了她的脸。洋蓟非常适合作为一顿尴尬晚餐的第一道菜，因为吃的时候需要倾注许多注意力。
克莱格霍恩说：“在认定绞死杀人犯是错误的之后，我们现在正意识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不会轻易地死在监狱里或者慢慢消失。同样，我们也正渐渐意识到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必须有人看管他们，如果我们不为这些社会捍卫者支付适当的报酬，就没人愿意从事这份不讨喜的工作。但是显然，那个女人早晚会获得假释。我看快了吧。”
诺拉·克莱格霍恩说：“不过，据说她变得可虔诚了。我记得我在哪儿看过说她想进修道院或者想去照顾麻风病患者之类的。”
加布里埃尔大笑道：“可怜的麻风病患者!他们好像总是沦落为别人悔悟的牺牲品，他们的麻烦已经够多了。”
克莱格霍恩湿漉漉的嘴唇吸吮着多汁、美味的洋蓟心，好似一个吸橡皮奶嘴的小孩，嘴角挂着一股酱汁。他含混的声音透过亚麻餐巾传来。
“我不在乎她照顾谁，只要她离他们的孩子远点儿。”
他的妻子说：“不过，如果她真的洗心革面了，出狱后也不会掀起多大波澜，是吧？”
克莱格霍恩不耐烦地开口。菲莉帕以前就注意到他放任妻子的愚蠢，可是当她说得有道理时他反而会生气。
“她当然不会。那是最不需要她担心的事情。要知道，如果她想做好事，监狱和其他地方一样。所有这些关于悔悟的说法都是无稽之谈。她和她的情人活活折磨死一个孩子。如果她真的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醒悟的话，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还能活下去，更别提着手计划出狱后的生活了。”
加布里埃尔说：“所以，为了她自身的利益，我们希望她冥顽不化。但是，公众为什么会对她的精神状态感兴趣呢？我认为社会有权利惩罚她，以警示他人，并且在释放她之前确保她不再是危险分子。但我们没权利要求她悔改，那是她和上帝之间的事。”
菲莉帕说：“当然，这就像一个非犹太人声称自己宽恕了纳粹的大屠杀一样嚣张。这种说辞毫无意义。”
莫里斯冷冷地说：“和这种说辞一样毫无意义的是，悔悟是她和上帝之间的事。”
克莱格霍恩笑着说：“好了，莫里斯，把这个神学争论留到你见到主教时再说吧。顺便问一句，他们给你的新系列付了多少钱？”
接着，话题转到合同和电视制作人的癖好上。大家不再谈论谋杀。漫长的晚餐先后上了小牛肉和柠檬蛋奶酥，最后大家移步花园，开始悠闲地品尝咖啡和白兰地。菲莉帕觉得自己从未经历过如此漫长的一天。那天早上醒来时，她还是个私生女；短暂又无止境的时间赋予了她合法的身份，却将她拖入惊骇和耻辱之中。仿佛同时经历了生与死，各自充满痛苦，然而却属于同一个无情的过程。此刻，精疲力尽的菲莉帕坐在露台的灯光下，一心期盼着克莱格霍恩一家赶紧离开。
她太累了，可是思维异常清晰，关注着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赋予它们异乎寻常的意义：诺拉·克莱格霍恩的胸罩带子滑下了她亮闪闪的肩头，她丈夫巨大的印章戒指紧箍着他的小拇指，桃树在露台灯光的照射下闪着光；如果她抬起胳膊，摇晃树干，树叶就会像一阵晶莹的弹丸，哗啦啦地落下来。
到了十一点半，谈话变得断断续续，敷衍了事。莫里斯和克莱格霍恩聊完了学术话题，而加布里埃尔早已带着近乎讽刺的礼节告辞了。直到湿冷的寒气弥漫花园，紫色的天空徘徊着将近的天光，克莱格霍恩一家依然固执地消磨着时间。临近午夜，他们似乎才想起来该回家了，于是依依不舍地起身告别，穿过花园大门，钻进车库的捷豹车。菲莉帕终于能回自己的房间了。
7
这封信甚至比最具难度的每周随笔还要棘手。写这么一小段英文居然要花费这么长时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即便最普通的词汇也暗含着讽刺、傲慢或者冷酷的麻木。首先是信封的写法，“亲爱的妈妈”似乎会吓人一跳，几乎可以说是冒昧；“亲爱的达克顿夫人”透着强硬、咄咄逼人，过于正式；“亲爱的玛丽·达克顿”显然是一种折中方案，承认了挫败的事实。最后，她决定用“亲爱的妈妈”。毕竟，那就是她们之间的关系，一种原始、永恒的血缘纽带。她只是承认了这个事实，仅此而已。
信的第一句话相对而言较为容易。菲莉帕写道：
希望这封信不会困扰您，我行使了《一九七五儿童法案》赋予我的权利，向注册总署申请了一份出生证明副本。之后，我造访了班克夫特园街，从一个邻居口中得知了您的事。
没有必要再多说什么。最后一句隐藏着过去的恶名昭彰，扼要地提起，然后略过。这些词句沾染了血迹。
她继续写道：
我非常想见您一面，除非您并不非常想见我；如果您告诉我一个方便的时间，我随时可以趁探视日去梅尔库姆农场见您。
菲莉帕划掉了第二个“非常”，“方便的时间”这几个字也让她取舍不定，不过她思量再三还是决定这么写。虽然她不太满意这句话，不过好在它很简短，表达的意思也很明确。接下来更难写。“释放”“假释”“获准出狱”或者“重获自由”都带着轻蔑的语气，但很难完全避开这些词。很快，她潦草地写出了一个备选草稿：
我并不是强迫您接受我，但是如果您没有地方可去……没有地方落脚……如果您还没决定离开梅尔库姆农场后去哪儿的话，您愿不愿意来找我？
不过，最后一句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儿勉强，仿佛在邀请一位不速之客，语气像要人领情似的。她解释道：
十月份，我将获得剑桥大学的奖学金，我希望能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在伦敦租一套公寓。如果您还没有最终决定离开梅尔库姆农场后的计划，并且愿意和我共用一套公寓的话，对我来说是个好消息，但是请不要觉得您必须答应这个提议。
她突然想到，她的亲生母亲或许会为自己那份房租发愁。她刚离开监狱，大概也不会有太多钱。她应该直截了当地说明，她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于是，菲莉帕写道这个提议没有附加的义务，然而这种苍白的商业注释不免令人想到销售目录。毕竟，或多或少还是有义务的。只不过，她希望从亲生母亲那里得到的东西无法用金钱衡量。最后，她决定相关细节可以等到她们见面时详谈。信的结尾她写道：“那只是一间小公寓——我们有各自的房间，此外还有厨房和浴室——但愿我能找到一套靠近市中心、相对便利的公寓。”
菲莉帕也不清楚便利指的是什么。考文特花园歌剧院，又或者伦敦西区的商店、戏院和旅馆聚集区？她设想了一种怎样的生活？倘若由无期徒刑改判假释算得上是种自由的话，她又想要为这个背负着命债、即将重获自由的陌生人勾画些什么呢？她齐整地誊抄了一遍草稿，签上名字——菲莉帕·帕尔弗里，然后仔细地读了一遍。假惺惺，菲莉帕腹诽道。她不知道她的亲生母亲能否看穿这些小心翼翼的措辞，但她别无选择。事实上，她又一次遭到了穷追猛打。她们之间的会面在所难免；即便不是现在，也将是不久的将来。她的妈妈无论如何也阻止不了。
或许这封信应该写得更坦率一些，既然方式取决于坦白的程度，残酷的事实或许更能令人满意。
如果你刑满释放后没有称心的地方可去，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伦敦合租一套公寓，直到十月份我去剑桥大学读书？时间不可能比那更久；我不想为你改变自己的生活。我只需要知道我是谁。假如你需要一个为期两个月的住处，这似乎是一个公平的交易。如果你希望我到梅尔库姆农场详谈的话就通知我。
她听见两个人上楼的脚步声。接着，有人敲门，一定是希尔达。莫里斯或许是受了海伦娜的影响，从来不敲门。二人身穿睡袍，肩并肩地站在那里，仿佛一个代表团，希尔达穿着印花衬料的尼龙睡袍，莫里斯则穿着深红色的细羊毛睡袍，看起来娇小而脆弱，身上带着一股肥皂和爽身粉的气味，让人回想起小时候洗完澡后的味道。他说：“菲莉帕，我们得谈谈。”
“我太累了。现在都过午夜十二点了。有什么好谈的？”
“至少……在你见到她，和她聊过之前，别轻举妄动。”
“我已经写好信了。明天就寄出去，哦不，我是说今天。如果等我们见了面再提议的话，就没有意义了。我不能把她当成试用品一样，先看看再说。”
“那么，难道你打算为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承担几个星期、几个月，甚至一辈子的义务吗？她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除了给你难堪，她对你来说毫无意义，你很可能根本不喜欢她。这跟她恰巧是个杀人犯没有关系，菲莉帕。更糟糕的是，你的任性太蠢了。”
“我并没有承诺过什么。”
“这当然是种承诺。你又不是在雇用小职员。即便不满意她，你也很难将她扫地出门。这不是承诺又是什么？”
“这只是一个帮助她度过出狱后头两个月的合理安排，我只想提供一个选择。或许，她根本不想见我。就算她愿意见我，并不一定意味着她愿意和我共住一套公寓。她很可能已经有其他的安排。但是，如果她无处可去，而接下来的几个月我刚好有空。至少她有个选择。”
“这不是她有没有去处的问题。如果没有家庭愿意接纳她，缓刑犯人监管处会帮她安排去处。她不会无家可归。只有善后安置工作获得内政部的批准后，他们才会假释无期徒刑的犯人。”
希尔达紧张地说：“不是有宿舍之类的地方吗？我听说那里条件很好。或许，她可以先住宿舍，直到她整理好自己，找到工作。”
她把我妈妈说得像是个提早出院的康复病人似的，菲莉帕想。
莫里斯说：“说不定，她会跟在监狱里认识的人一起住。我想这些年她不会一直孑然一身。”
“你是指情人？同性恋？”
他烦躁地说：“这并不是没有发生过，你对她一无所知。她让你远离她的生活，毫无疑问她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现在，也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她吧。你有没有想过，或许你是这世上她最不想再见的人？”
“那么，她只要这么说出来就行了。我必须先写信。我不想一个招呼都不打就突然出现在监狱。还有，如果她放弃我是因为她别无选择呢？”
希尔达低声呜咽透露着不甘心。
“可是你不能就这样离开!其他人会怎么想？我们该怎么跟你的朋友们说，怎么跟加布里埃尔·洛玛斯说？”
“这跟加布里埃尔·洛玛斯没有关系。告诉他们我出国了，十月份回来。反正，我十月份就回来了。”
“但是，他们必然会在伦敦见到你，看见你和她在一起!”
“那又如何？她的额头上并没有耻辱的烙印。如果你担心的只是你的朋友们的话，我会编些理由搪塞过去。不过是几个月而已，人偶尔离开家很正常。”
莫里斯踱进她的房间，走到亨利·沃尔顿的油画旁。他背对着她，盯着那幅画问：“你看了多少关于那起谋杀案的东西？”
“我什么也没看。我知道我父亲强奸了一个叫朱莉·斯凯思的孩子，之后她杀了那孩子。”
“你还没查阅过关于那起谋杀案的新闻报道吗？”
“没有，我没时间翻阅档案，而且我也不想看。”
“那么，我建议你在做出任何蠢事或者任何决定之前，找到当年的剪报和审讯报道，了解事实的真相。”
“我知道真相。今天早上有人直言不讳地告诉了我残酷的真相。见到我的妈妈之前，我不打算调查她。如果我想知道更多的事实，她可以告诉我。现在，请出去吧，我很累。我想睡觉。”
8
两天后，七月十四日，星期五，诺曼·斯凯思庆祝了自己的五十七岁生日。同时，今天也是他作为当地政府会计员的最后一天。他告诉他的同事们，他的叔叔给他留下一笔数量可观的遗产，这笔钱足够他三年不用养老金，提前退休。他不擅长撒谎，这个谎言令他寝食难安。但是总得说些什么来解释，这个在大家印象中过去五年一直穿着同一件西装上班的普通中级职员现在为什么能纵容自己提前退休。他无法告诉他们真相，残害他孩子的女谋杀犯八月即将出狱，他必须做些准备，现在他必须把全部时间放在这些事情上。
庆祝这个词既不适用于他的生日，也不适用于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天。如果可以像过去八年间每个工作日结束时那样悄无声息地离开办公室，他将不胜感激；不过，财务部门有个惯例，即便最不善交际、最内向的职员也不能免俗。这个部门的习惯是，无论职员离职、结婚、升迁还是退休，都会获邀喝一杯茶或者雪利酒来纪念这个日子，形式的不同取决于他们的身份、嗜好以及即将发生的变化的重要程度。那些升迁太慢、没有私人秘书的职员的请柬由速记室代劳，然后交由初级职员助理随五花八门的部门记录、公函和期刊传阅。请柬一出现，高级私人秘书米莉森特·耶尔兰德小姐就会开始有目的地拜访每间办公室，她随身带着用来筹钱买礼物的信封和一张祝福卡，筹款者们可以在措辞不同的道别寄语和祝福下签上自己的名字。选卡片的任务一向由耶尔兰德小姐负责。五十四岁的她升华了自己的母性本能，充当起部门母亲的角色，过去的十五年里，她努力维系着他们是一个快乐大家庭的假象。
她总是耗费很大精力，浏览军需用品商店和威斯敏斯特教堂书店的货架，偶尔甚至逛到了牛津广场。如果是职位更高的职员，她通常选择一张有狗图案的卡片。狗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唤起她一种模糊的情绪，饱含着情感和渴望、忠诚和奉献，粗犷的男子气概，松鸡栖息地和石楠花丛中上流社会的神秘活动，一种克制的好品位。乡村小屋的图案意味着美满的婚姻，不适合送给一个鳏夫，也很难将斯凯思先生同小鹿斑比或者黑色猫咪这种孩子气的东西联系在一起。于是她决定买一张荒原风景卡片，卡片上印着一只不知道品种的长毛狗，嘴里叼着一只野鸡。
当她在办公室查看卡片时，不由得一阵疑惑。那只野鸡，至少她认为那是一只野鸡，看起来已经彻底死了，耷拉着脑袋，眼睛呆滞无神，极其可怜。很难说它是一张令人愉快的卡片。但愿斯凯思先生不反感户外杀生运动，她腹诽道。再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狗的表情十分不友善，几乎称得上是幸灾乐祸。算了，现在也只能这样了。这张卡片花费了募集来的十英镑中的三十三便士——真是个不吉利的数字，不过可怜的斯凯思先生也从未费过心思让自己受欢迎，而且再买一张卡片也只是不切实际的浪费。给他选礼物并不是一件容易事，这真令人遗憾。八个月前，他的妻子过世了，在这件事上他像处理其他私事一样并没有过多地透露什么。她曾代表部门送了一张悼念卡片，卡片上的银色十字架装饰着紫罗兰和勿忘我编织的花环。事后她也曾想过当时的做法是否合适。他已经在这个部门工作九年了，但是同事们对他一无所知，只知道他像她一样往返于利物浦街站和东郊线。但是，他们很少在车站遇见，有时候她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故意躲着她。
几年前，她曾在办公室的圣诞节派对借着两杯廉价的雪利酒壮胆，打听他有没有孩子，他当时回答“没有”。过了几秒钟，他又补了一句：“我们确实有过一个女儿，不过她年纪很小就死了。”他忽然涨红了脸，接着别过头，仿佛后悔刚刚那短暂的交心。这不免让她觉得自己好奇心太重，得罪了人。于是，她低声说了声抱歉，赶紧走开了，重新斟满酒杯后又附和起别人的玩笑。但是，后来她告诉自己，他从未跟别人提起过他的孩子，那份信任，即便是无意识的，也只向她展露过。她再也没有跟他或者办公室的其他人提起这件事，而是将它当成一个小秘密珍藏起来，它某种程度上证明了她在他眼中的分量。了解他个人不幸的遭遇后，她萌生出一种关注，激发了她的好奇，让他变得与众不同起来。他的妻子去世后，她发现自己沉溺于无法吐露的幻想中：他们都很孤独。斯凯思先生体贴、勤勉。资历浅的职员不喜欢他，因为他上班准时准点，工作认真负责。只有上了年纪的成熟女人才能欣赏他的优点。或许，和这个人能结交为朋友，而以后，谁知道呢，说不定不仅仅是朋友。给一个男人幸福，对她来说还不晚。除了她的妈妈，她还能为其他人做饭，照顾他。但是她知道，她必须迈出第一步。
她的灵感源自女性时尚杂志的咨询专栏，其中一位读者写道，她对她办公室里的一个男同事有意思，但是对方总是表现得礼貌而友好，从未邀请过她，更别提约会了。答案直截了当。“买两张你认为他会喜欢的电影票。然后告诉他，你意外地得到了两张票，问他是否愿意跟你一起去看电影。”这是耶尔兰德小姐难以实践的计策。首先，很难说服一个邻居照料她的妈妈，其次还要决定买什么票。最后，她觉得音乐剧最为稳妥，于是排队买了两张高价票，打算约他星期五晚上到皇家节日音乐厅听勃拉姆斯音乐会。星期一，她拘谨地对他说起那几句练习过很多次的话，然而她的邀请听起来既无礼又虚情假意。起初，他没有回答她，眼睛盯着账簿，她甚至怀疑他有没有在听。然后，他笨拙地站起身，匆忙地扫了她一眼，讷讷地说：“谢谢你的邀请，耶尔兰德小姐，但是我晚上从不出门。”
她在他眼中看到的不仅仅是尴尬，还有一种恐慌。这种彻底的拒绝让她羞愧得满脸通红。她躲进卫生间，把两张门票撕得粉碎，扔进马桶里冲掉。她知道这是一种愚蠢的浪费。这场音乐会很受欢迎，订票处几乎肯定能帮她转让掉这两张票。不过，她当时的做法对她的自尊心而言是个小小的安慰。之后，她再也没有找过他，在她的印象中，他似乎变得更加缄默，彻底地蜷缩进他的保护壳。现在，他要离开了。将近九年的时间里，他一直设法回避她的善意。现在，他就要永远地一走了之了。
正式的告别会安排在十二点半举行，考虑到这些职员的级别，财务主管不一定会出席，于是下午一点钟，部门总会计师威尔科克斯先生代为主持了仪式，他口若悬河地说道：“如果你们中有人问我，作为诺曼·斯凯思的上司，我如何看待他在本部门的工作，那么我可以毫不迟疑地告诉你我的评价。”
接着，他精准地停顿了半分钟，给召集在一起的部门职员们留出时间，假装出期待的样子，仿佛这个有趣问题的答案就挂在他们的嘴边，副主任会计师忧郁地盯着天花板，初级私人秘书咯咯地笑着，耶尔兰德小姐对人群那头的斯凯思报以鼓励的微笑。然而，对方面无表情。他站在那里，手里握着餐厅的玻璃杯，杯中装着半杯南非甜葡萄酒，注视着他们头顶稍高的地方。像往常一样，他把自己收拾得很干净。蓝色的正装已经有点破旧，袖口被桌面和账簿磨得发亮。衬衫的领子虽然起了皱，但非常干净，一条普通的领带系得服服帖帖。他站在那里，和大家保持着距离，像在受审似的，他让耶尔兰德小姐想起了某个人：一幅画、一张照片、一段新闻影片，然而并不是她认识的人。她猛地想起，那是纽伦堡被告席上的一位被告。脑海中邪恶、无礼的精神形象吓了她一跳；她满脸通红，紧盯着手里的雪利酒，仿佛她做出了失礼的举动被人抓了个现行。但是，脑海中的影像却一直挥之不去。她再次将注意力放在威尔科克斯先生身上。
“用一个词概括，”他断言道，接着说出一串同义词，“尽职尽责、注重细节、办事有条理。”他漫不经心地说。耶尔兰德小姐怀疑那究竟能不能算是个词。“非常可靠!无论经手什么事，他都能一丝不苟地坚持到最后，干净利落地完成。”
他的助理垂着眼睛，一口干了杯子里没什么可回味的雪利酒，心里寻思着，还有比这更无聊、更该死的告别吗？然而他不得不听下去。斯凯思的提前退休令他好奇不已。关于那笔遗产，他听说了许多传闻，如果他能提前三年退休的话，那笔钱想必不是个小数目。当然啦，不排除他另外找了份工作，只是没有声张而已。但是，似乎又不太可能。现如今，谁愿意雇用一个五十七岁又没什么资历的老家伙呢？
自鸣得意的演讲还在继续。众人暗中旁敲侧击，打听斯凯思退休后的生活；打趣似的祝福他，不仅提前三年退休，甚至不用退休金也能衣食无忧，任谁也阻挡不了嫉妒的蔓延；最后的惯例是祝愿他的退休生活能有长久的富足和幸福，但愿部门赠予的小礼物能令他体会到一丝愉悦，记起同事们对他的喜爱和尊敬。伴随着一阵扭捏的掌声，一张支票传了过来，威尔科克斯先生有节奏地鼓掌，却没什么声音，像是复兴集会上三心二意的动员人一样。众人转过目光，停留在斯凯思身上。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塞进他手里的信封，却没有打开它。有人猜他或许不知道这里的惯例，他应该先假装找不到封口，然后挑起眉毛对支票的数额表示满意，再感叹卡片的设计，最后仔细端详卡片上的签名。但是，他却像个孩子似的用瘦弱的双手紧抓着信封，仿佛不确定那究竟是不是他的。他说：“非常感谢。我在这里度过了九年的时间，很多东西都会让我怀念这个部门。”
“难熬的九年。”有人笑着嚷道。
他却没笑。
“差不多九年了，”他重复道，“我会用你们贴心的礼物买一副双筒望远镜，它会让我一直记得这儿的老朋友和老同事，谢谢你们。”
然后，他笑了，那笑容幸福得不可思议，却极其短暂，看到的人甚至会怀疑他的表情是否真的有过变化。他放下还没喝完的酒，同站在他身旁的一两个人握了握手，转身离开了。
斯凯思回到同另外两个职员共用的小办公室，他已经将为数不多的个人物品打包进塑料手提袋：用昨天的《每日电讯报》仔细包裹的茶杯和托碟；一张简便计算表和一本字典；他的盥洗用品袋。他最后环顾了一圈，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在去电梯的途中，他忍不住想，如果他坦白地说出内心的想法，他们会怎么说，又会怎么看待他呢？
“我必须提前退休，因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要做一件事，需要大量的时间和完善的计划。我必须找到杀害我孩子的那个女凶犯，然后杀了她。”
他们不安的笑容是否会因为难以置信而凝固，那些习惯了假笑的人是否会发出尴尬的笑声？又或者，他们会披着超现实主义的伪装站在那里，仍然笑着、点着头，举起廉价的雪利酒祝福他，好像那些可怕的话跟威尔科克斯先生浮夸的陈词滥调一样毫无意义？他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念头，他好像真的听见自己在威尔科克斯先生致结束语的最后几秒钟说出了真相。他当然没有冒险做这种傻事；但是他竟然有这种有违常规、戏剧化的幻想还是出乎了他的意料，甚至有些触怒了他。无论思想或者行为，他都没有被赋予一种伟大、无私的形象。杀掉玛丽·达克顿是他不想逃避的责任，也是他想逃也逃不掉的责任。当然，他打算实施一起成功的谋杀，就这种意义而言，他不能被发现。他寻求的是正义，而不是殉道。但是，直到今天下午，他从未想过他的同事们会怎样看待他这个即将问世的凶手，他隐约觉得自己遭受了诋毁，严肃的目的沦为一起耸人听闻的事件，他本该现在就想到这些。
9
他走着平日里回家的那条路，经过威斯敏斯特大桥，穿过议会广场，沿着乔治大街走进圣詹姆斯公园。搭乘滑铁卢城市线到利物浦街站和东郊线更快，但是他更喜欢每天傍晚穿过泰晤士河，从圣詹姆斯公园乘地铁。梅维斯去世后，他便不再急着回来了。现在更不必着急。
圣詹姆斯公园人山人海，不过他还是设法在湖边的长凳找到了一个空位。他轻轻地将装着为数不多个人物品的手提袋放在脚边的小路上，透过柳树枝条凝望着湖面。然后他意识到八个月前，妻子去世第二天的午休时间，他也在这个位置坐过。那是十一月一个异常寒冷的星期五。他还依稀记得，那天昏暗的太阳仿佛一轮巨大的白色月亮高悬在湖面上，柳树枯黄的叶子缓缓地掉落，随着湖面荡漾。曾经繁茂的玫瑰花床里还有几朵尚未绽放的红色蓓蕾，由于寒冷而枯萎，花茎上还挂着枯叶。波光粼粼的湖中央泛起涟漪，如同一个锻打得很薄的银色大托盘。一位年纪大到市议会再也不会雇用的老人，拖着脚步走过面前的小路，扎起散落的垃圾。那时候，公园里笼罩着阴郁、老朽的气息，蓝色大桥的栏杆在观光客的打磨下变得破旧、斑驳，喷泉一片寂静，茶馆也因即将来临的冬天暂停营业。此刻，空气中传来游客们断断续续的聊天声，夹杂着孩子们的尖叫和欢笑。接着，他想起当天那个跟妈妈待在一起的孤僻孩子。海鸥在他刺耳、沙哑的笑声中拍打着翅膀飞了起来，嘎嘎地叫着。他也伸开双臂，期盼着圆胖的海鸥停在他的掌心。远处树下的草丛中覆盖着零落的初雪，仿佛是逝去的夏天丢弃的垃圾。
回想起那天，他好像还能感受到十一月的寒冷。他闭上眼睛，对阳光下绿意盎然的公园和波光粼粼的湖面视若不见；对孩子们的叫闹声和远处乐队的鼓点充耳不闻；思绪回到梅维斯去世的那间医院病房。
那不是一个适合死亡的日子，星期四是做大手术的日子，下午四点钟担架车陆续从手术室返回。他感觉这些事情最好能在夜里处理，那时候病人们已经安顿下来或者进入梦乡，护理人员能暂时放下手中的工作，照料那些没能坚持下来的病人。护士长疲惫地解释道，正常情况下他们会将他的妻子转移到旁边的病房，但是眼下旁边的四个病房都腾不出空。也许明天吧。那是一句心照不宣的承诺，如果她能在恰当的时机离去，她就能死得舒服些。他坐在她的病床旁，周围挂着扯帘。帘子上的图案深深地刻进了他的脑海中，粉色的帘子上点缀着小小的粉色玫瑰花蕾，营造出一种温馨的家庭氛围，美化了死亡。扯帘半遮半掩，透过帘子的缝隙，病房里的一切都一览无遗，担架车不紧不慢地推到等候的病床旁，身穿大褂的护士稳住摇摆的点滴瓶，周围是嘈杂的说话声和脚步声；勤杂工时不时地探进头，欢快地问：“来点儿茶吗？”
他接过茶杯和托碟，厚实的白色瓷器中两块方糖渐渐溶入褐色的液体。
她的两只胳膊放在被单外。他握着她的左手，想知道如果她在做梦的话，她在生命里做着什么样的梦。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不会像曾经的那些噩梦那样令她痛苦。朱莉死后的前几个星期，接二连三的噩梦摧毁了她的夜晚，他发觉她常常在凄厉的尖叫声中伴随着冷汗惊醒。她现在栖居的那个世界一定很平和吧，不然她为什么如此安静地躺着？他无动于衷地看着她脸上稍纵即逝的表情，她再也感受不到那种瞬息万变的情绪了，不耐烦的皱眉，诡秘、牵强的微笑；这让他突然想起朱莉小时候嗅味道时赌气的皱眉，仿佛在思考似的。她的眼睛时不时地颤动，嘴唇微动。他低下头，凑近了听。
“最好用刀。这样更有把握。你不会忘记吧？”
“不，我不会忘。”
“你带着那封信吗？给我看看。”
他翻出钱包里的信。她艰难地集中注意力，颤巍巍地伸出右手，像是一个信徒抚摸着圣物。她费力地盯着它，下垂的下颌不住地颤抖，仿佛全神贯注地盯着那张皱巴巴的白纸令她彻底崩溃。他握住她干枯的手，紧贴着信封，然后开口道：“我不会忘的。”
他还记得她写这封信时的情形。大约一年前，她刚刚被诊断为罹患癌症。当时他们坐在沙发的两端，一起观看一档关于南极鸟类的电视节目。他关掉电视后，她说：“如果我的病情没有好转，你只能一个人动手了，或许并不容易。你需要一个借口，调查她的下落。她死后，如果他们怀疑你，你还得解释为什么追查她。我会写一封信，一封原谅信。到时候你就可以说你在我临终前答应过我，一定要将这封信交到她手上。”
她在看电视的时候肯定一直在筹划。他依然记得失望和恐惧突如其来的冲击。某种程度上，他相信她的死或许能令他解脱，没人会指望他独自肩负这个重担。然而，他无处可逃。她立即坐到餐桌旁，写了那封信，然后装进一个未封口的信封里，甚至想到他可能要给某个人看，某个官员，某个可能知道凶手下落的人。他当时没有读那封信，后来也没有。他一直将它放在钱包里，随身携带。直到这一刻，她临终前的片刻，她从未再提起过这封信。
她陷入了昏迷。他僵硬地坐在她身边，握着那只干枯的，如同蜥蜴一般的手，毫无生气、令人厌恶。松弛的皮肤在他的抚摸下左右挪动。他告诉自己，这只手曾经给他做过饭，为他操劳过，帮他打扫过房间、洗过衣服。他试图想象这些画面，唤醒自己的同情心，却无济于事。他的心中涌起一股遗憾之情，然而那只是无可避免的失去引发的失望，并不带有个人色彩。无效的治疗和无谓的痛苦令病房嘈杂不堪。他明白，如果他失声痛哭，也是为了那里的所有人而哭，无论是生病的还是健康的，但更多还是为了他自己。他克制着自己，尽量不抽回手。想到护士可能会拉开帘子，希望看到他就这样坐在她身边，给予她最后的慰藉，他才觉得好过一些。爱情早已消失。当那个女人掐死他们的孩子时，同时也扼杀了他们的爱情。或许，爱情并不是那么坚定，所以才消失得这么容易，但是它曾经看起来很坚定。他们爱过，像每个人一样，尽自己所能地爱着。不过，最后失败了。或许作为爱得更坚定的那个，她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无论如何，他都应该帮她回归生活。现在，只剩下一个不让她失望的办法。他必须独自肩负起他们二人共同的目标。或许，那个女人的死既是一种补偿，对他而言又是一种解脱，也为那段逝去的漫长岁月画上句号。
她心怀悲痛与仇恨，就像一个畸形的胎儿，不断地长大，却迟迟没有出生。就连她的主治医师也不耐烦地收起处方笺，另外写了一封精神科门诊的预约信，明确地表示他认为她悲痛的时间够久了。悲伤终究是一种放纵，没有任何值得称道的地方，没有任何社会价值，就像分发给等待救助的穷人的硬币一样，是坚强和自立的人不需要的东西。他想，或许维多利亚时代的哀悼形式有它的意义。至少它界定了哀悼的时长。他记得祖母曾经告诉过他，寡妇要先穿一年的黑衣服，然后穿六个月的灰衣服，最后穿淡紫色。那些高贵的习俗当然不适用于她，但是她在城里的大宅子里做女侍时注意到了这些礼节。他忍不住猜想，如果为一个先惨遭强奸后遭杀害的孩子服丧的话，要穿多久的黑衣服呢？也许不会太久。在他祖母那个时候，大概不会超过一年吧。
人类很容易接受普遍的商业规则：公事公办。你有你自己的生活，他们这样告诉梅维斯，她不明所以地睁大了眼睛，盯着对方，显然她不再拥有自己的生活。你必须为你的丈夫想想，她的医生嘱咐道，她确实为他考虑过。他一言不发地同她并排躺在卧室的双人床上，一动不动地凝视着黑暗，他看透了她的想法，自怨自艾的情绪如同一团乌云悬在漆黑的天花板上，又或者一种传染病，从她的大脑蔓延至他那里。她从未向他寻求过帮助。偶尔，她伸出一只手，可是当他握住时，她又赶忙缩了回去，仿佛那一具曾经让她受孕的肉体已经变得令人厌恶。有一次，他怀着满腹的背叛感胆怯地向医生坦白。然而，医生的回答不仅职业、圆滑，而且毫无帮助：“她把肉体的爱、悲伤和失去混为一谈了。你要耐心一点儿。”好吧，他一直很有耐心，耐心极了。
她又想说话了。他低下头，嗅到了她又酸又甜的气息，夹杂着一股腐烂的味道，他压抑着想用手帕掩住嘴巴以免被污染的冲动。他屏住呼吸，尽量不咽唾沫。最后，他不得不说服自己她就要死了。她花了好几分钟才说出几个字，原本含混不清的嗓音却变得异常清晰、粗哑、低沉，好似从未有过一般。
“坚定，”她说，“强大。”
他不明白她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最后一次鼓励他要坚定决心吗？或者，她是指凶手很强大，如果他赤手空拳就没办法制服她？在老贝利受审时，他没觉得对方特别高大或者结实；不过，或许是因为那个法庭出乎意料地小，又没什么名气，在浅色木制装饰的映衬下，所有人都被削弱了气势，无论罪恶还是清白。甚至皇室盾徽下佩戴着红色肩带的法官也成了戴着假发的提线木偶。蹲监狱的这些年并不会令她变得虚弱。监狱里有人照顾你，既不会劳累过度，也不会营养不良，生病时能得到最好的治疗，他们还会看着你锻炼。他和梅维斯一起策划谋杀时，曾经打算勒死那个女人，因为朱莉就是这么死的。但是，梅维斯说得没错。他现在孤身一人，最好有武器傍身。
他并不希望她在悲苦和怨恨中死去。这也是那个凶手从他们手中夺走的众多东西之一。爱情；敏感肉体的慰藉；陪伴、欢笑、抱负、希望。当然，还有朱莉。有时候，令他讶异的是，他几乎忘了朱莉。而梅维斯不再相信她的上帝。像其他信徒一样，她按照自己的想象改造了上帝的形象，一个循道卫理的上帝，和蔼、古板，愉快地唱着歌，温和却不切实际地布道，不强求超出她给予范围的东西。星期天早上的礼拜与其说是一种必须履行的敬奉，更像是一种例行公事。梅维斯自小就是循道公会教徒，她不排斥早期的正统观念。但是，她无法原谅上帝带走了朱莉。有时候，斯凯思觉得她同样没原谅过他。爱情消失了，主要是因为内疚；他们共同的负罪感；她对他的责备，他对自己的责备。她一次又一次地受困于这种负罪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