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一片沉默。
过了一会儿，有两三个人举起了手，但一看，大多数人都没举手，他们也赶紧把手缩回去了。
余涛点点头说道：“谢谢各位的诚实。能不能因为各位没有举手，就界定各位不爱这个国家，不爱我们这个正在新建的工业园区？当然不能。大家没有举手，是不是因为你们都不懂怎么计算银行的利息？当然也不是。因为在座不少同人来自名牌大学经济系。几乎所有的同人也都和银行打过交道。但在我们这儿，在这块土地上，为什么就几乎看不到，或者说很少能看到这样一种动人的分秒必争、斤斤计较的景象呢？”说到这里，余涛停顿了一下，很严肃地扫视了一下在场所有的人。最后他把目光停在了那个承诺安装盥洗池的那个年轻人身上。
余涛看着那个年轻人说道：“对不起，我又要拿你这件事来说道说道。”
那个年轻人涨红了脸，有些慌张地站起来辩解道：“我……我……下午……已经把水池装起来了……已经能用了……”
余涛问：“小伙子，哪个大学的？”
年轻人脸更红了，低着头，不说话。
坐在余涛身边的一个领导起身，凑近余涛的耳根轻轻地说了句什么。
余涛点点头说道：“哦，那也是个名牌大学嘛。是不是因为让你去安装一个盥洗池，觉得大材小用了？”
年轻人忙抬起头说：“不是。”
余涛又问：“是不是觉得，一个盥洗池无足轻重，什么时候干完都无所谓？”
年轻人忙摇头：“不是……”
余涛再问：“那是因为什么才这么拖拖拉拉的？”
年轻人无语。
余涛说道：“我想，你自己也说不清楚，对不？”
年轻人红红脸，默默地点了点头。
余涛又问：“老师没教你这样。对不？你爹妈更没让你这样对待领导交办的工作。对不？”
年轻人红着脸，又点了点头。
大家笑了。但笑声是有节制的。他们从余涛的问话中，似乎感觉到自己身上也被什么刺激了一下似的。
余涛对那年轻人说道：“你自己在显意识的层面上，肯定也不会认为自己这么拖拉是应该的。对不？但你还是这样做了。为什么？这一路上我总结了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几十年来，我们这两三代人，端着铁饭碗，吃大锅饭，把我们惯的。这毛病已经带到我们的潜意识里去了，甚至都带到遗传基因里去了。干多干少，怎么干，反正影响不了自己那点固定的收入和生活质量。盥洗池早一天晚一天安装好，跟你个人也没多大的关系，大不了，我上外头公共厕所或者隔壁办公室去洗手嘛。就是这个单位垮了，共产党还是得给我一口饭吃。不管吃好吃坏吃多吃少，社会主义肯定不能让我饿着冻着。否则怎么叫社会主义呢？对不？从这里，我想到我们工地上的工人兄弟。我们老在责备他们，为什么不多推几车土啊？为什么一天只推二十车三十车土啊？但如果把问题换一个角度来问，会得到什么结果？他们为什么要替你多推一车土？因为中国曾经出过一个叫雷锋的解放军叔叔，出过一个叫王铁人的工人老大哥，他就得天天学雷锋、学王铁人，为你不计报酬地多推土？雷锋生活在全供给制的军队里，他衣食无忧，他办事可以不计报酬。王铁人的事迹产生在一个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历史时刻。在特定的一个历史瞬间，我们可以期待一个特殊的人物闪现出一种特别耀眼的精神火花。但是，你怎么可以据此去要求亿万普通劳动者天天为你不计报酬地去多推土，天天发出那种高尚无比的精神火花，而这些工人农民兄弟家里都有需要他们扶养的妻儿老小……”
在场的一个中年人好像有点不同意余涛的这种说法。他说道：“我们并没有要求工人兄弟无偿劳动。他们的每天劳动，我们都付酬了……”
余涛说：“你是付酬了。但你付出的报酬量是固定的。对不？”
那个中年人不作声了。
余涛又说：“你付的报酬是固定的，为什么要求他必须每天替你多干？就因为你的旗帜上写着‘社会主义’几个大字？”
那个中年人怯怯地反问：“如果每多推一车土，就要多收一份钱，这符合社会主义精神吗？”
余涛索性把身子转过来，正对着那个中年人，说道：“我觉得，这个问题恰恰要反过来问才对：如果多推一车土，我们不多给一份钱，这是否符合真正的社会主义原则、社会主义精神？社会主义为什么就不能给多推土多干活儿的人多付报酬？为什么不能让多干活儿的人比少干活儿的人活得更好一些？为什么社会主义要养懒人？更何况我们这个社会主义还比较穷，还没那么个本钱去养这些懒人。”
那个中年人不说话了。
现场的气氛有一点紧张起来。
余涛回过身来对着在场所有的人说道：“香港老板的精明算计，固然有他香港人的商业传统在这里起作用，有他利润至上的本性在起作用，但归根结底还是他们的一些有效的规章制度起了重要作用，这些规章制度的本质就是：谁多干，谁就能多得。干多干少在他们那儿，对任何一个人来说，结果都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本来应该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啊，怎么就让资本主义独占去了呢？”
会场上所有的人都直直地看着余涛，等着他继续往下说。
余涛却停顿了下来，这一瞬间，似乎陷入了一种自言自语的状态中。他抬起头，眼睛看着天花板，沉吟了一下，自问自答道：“在蛇口，我们当然还要坚持学大庆、学王铁人、学雷锋，但是，除此以外，我们是不是还需要提倡一点别的精神，喊一点别的口号？几十年来，我们就是没搞懂一个如此简单的真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你们说呢？”
说完后，他很锐利地向在场所有的人扫了一眼。
但现场没有一个人回答他。全场保持着一种异常的沉默。这种沉默是受了震动后的本能反应，也是一个群体的自我保护的本能反应。在场所有的人，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从小都是在“必须仇视金钱”的教育下长大的，最起码也是反复被灌输“不能为金钱而活着”，突然地从一个领导嘴里听到把“金钱”和“真理”联系在一起，他们都有一种被打蒙了的感觉。
吃饭时，随余涛去香港的那几个同人见余涛一边吃，一边在一张纸上写着什么，便劝道：“余董，赶紧吃吧，还写啥呢？一会儿不是还要跟政策研究部的那几个教授开个小会吗？”余涛没作声，继续在那张小纸条上写写画画。
过了一会儿。余涛忙把那张小纸条递给那几个领导：“你们都看看，能不能在我们蛇口公开提出这样几句口号……”
一个领导接过纸条，看了一眼，见纸条上写着：“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安全就是法律。顾客就是上帝。”他没吱声，又把纸条传给另外一个领导。
另外那个领导看了后，也没表态，只是把纸条传递给第三个人。
这第三个领导是在场的最后一位领导了。
他刚看完，余涛就迫不及待地问：“怎么样？咱们能不能提这样的口号，并且把它们做成大标语牌立在我们蛇口的大街上，让所有的人都天天看到它，想到它。蛇口人一定要学会算经济账……”
那位领导看着那张纸条，踌躇着，过了一会儿，他说道：“虽然只是一个标语牌的事情，但立到大街上，别人就会误认为这是我们工业园区党委的指导思想了。”
余涛说道：“啥叫‘误认为’？它就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啦！我们就是要把它作为我们工业园区的指导思想提出来嘛。”
那位领导又犹豫了一下：“可是，上边还在提工业学大庆，提无私奉献、铁人精神……我们这儿只说金钱和效率什么的，会不会让人觉得我们和中央不保持一致？甚至说我们故意和中央唱对台戏？包括文字表达上是否准确，比如说，能不能把安全和法律等同起来？什么问题涉法，什么问题不涉法，这得由全国人大来定，这不是我们说了就能算的。我看，还是等一等吧。应该找些专家来仔细推敲一下，再把它们公布出去。”
余涛愣了一下，只是看了看那位领导，再没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