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的流氓，由于刚刚在1983年被全国集中严打了一把，已经基本打光。新生代的流氓，大多是以大工厂的宿舍区、家属院的子弟构成的团伙，严格地说，他们只是小混混，战斗力并不怎么强。直到赵红兵他们横空出世，才改变了这个现状。
一、赵红兵和他的战友们
1985年临近春节的某天，孔二狗终于结束长达3年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被一辆212小吉普接回了城里。
孔二狗人生第一次记事儿，好像就始自那天。多年以后才知道，由于以前二狗爸爸单位分的房子冬天漏风、夏天漏雨，不适合幼儿成长，所以，二狗在断奶后，就被送到乡下的奶奶家生活。直到1985年底，二狗爸爸的单位科级以上职工分了新房子，每家都是带院子的二层独楼，一共分了七家，由于二狗爸爸刚当上科长，正好分到一套，就把二狗接了回来。正是这里的邻居，让二狗见到了许多像二狗这样本本分分的人可能一辈子闻所未闻、想都不敢想的腥风血雨。
二狗回城后认识的第一个人就是赵爷爷。那天进了城再七拐八拐之后，车终于停到一排小二楼前。二狗爸爸打开第一道门进了院子，兴冲冲地去开第二道门也就是房间的门，却好久都打不开，急得满头是汗。
由于天气太冷再加上想奶奶，孔二狗这时大哭了起来。他刚干号没几声，就听隔壁院子里一句声如洪钟的吼：“小孔！怎么啦？”二狗从来没听过如此中气十足的吼声，直到二十多年后，他依然认为这是他人生中所听见的最爷们儿的一嗓子。二狗顿时就被吓得不敢哭了。这时，二狗爸爸说：“赵局长，我家门锁坏了。”
隔壁院子里又发话了：“哈哈哈！我来看看！”连笑都笑得这么中气十足。
门响了，进来一个穿深蓝色毛料中山装的五十几岁的老人。这老人的腰板就像枪杆一样笔直，长着一张坚毅的脸，脸上没什么皱纹，两侧的脸颊上却有两道极深的竖纹，目光炯炯，十分精神，眼睛上面是两道又黑又重的英雄眉。老人进来后没跟二狗爸爸说话，直奔二狗而去，掐住二狗的腮帮子又吼了一句：“让你哭！哭巴精！”他脸上没一丝笑意，这六个字说得斩钉截铁。二狗顿时被这个威严的老人吓得呆住了，再也不敢哭了。
（题外话：二狗虽然成年以后老老实实、小心本分，但小时候可不是善茬，其顽皮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能号。两三年后的某个周末，他在妈妈办公室里和一群小朋友一起看电视，由于妈妈的同事换了一个台，把《黑猫警长》调没了，二狗连号了四声“我——要——看——黑——猫——警——长”——据江湖传言，当时一栋楼里所有的人都听到了这几声怒吼，几乎所有人的心都为之惊悸。而后多年，当天和二狗同时看《黑猫警长》的小朋友在恐吓其父母时，最常说的一句就是：“小心我像二狗那样号！”二狗当时之所以没号第五声，是因为他妈妈轻描淡写地说了句：“你赵爷爷来了。”二狗当时就吓得呆住了，老实了。）
那个老人接过二狗爸爸手中的钥匙，拧了几下也没拧开，老人拧着眉头没说话，转身走了。5分钟后老人回来了，手里多了一支铅笔、一把小刀和一张纸。只见他拿起小刀开始削铅笔的铅芯，不一会儿铅芯的粉末就在纸上堆成一小堆了；他拿起纸，包着铅芯的粉末开始往锁孔里慢慢倒，倒了一些以后又拿起钥匙，轻轻一转。嘿！锁还真开了！
“哈哈哈！开了！这就是润滑剂！”老人爽朗地大笑着说。
“赵局长，进来坐坐，呵呵。”二狗爸爸说。
“好！”老人爽朗地答应了。
老人进了二狗家，二狗妈妈去烧水，二狗跑来跑去。在这个新家里，二狗感到十分新鲜，楼上楼下跑了好几圈。这天，他第一次见到了楼房，第一次看到了电灯，第一次……
“听说红兵复员回来啦？”二狗爸爸问。
“哈哈，是啊。”老人说。
“听说红兵在战斗中立了个人三等功？”二狗爸爸又问。“哈哈哈哈，是啊，能活着回来就不错了。”老人又大笑着说。
“好几年没见过红兵了，春节休息时可得好好聊聊。”二狗爸爸说。
“不耽误你们了，我走了。”说完老人转头就走了，行动如风。二狗爸爸居然也没挽留。
在开门时，老人又说了句：“小孔，你家也就三口人，现在咱们又是邻居了，今年春节就在我家过吧！”这句话既像是邀请，又像是命令。
二狗爸爸也没客气：“好！就这样定了。”
在这简短的对话中二狗发现，这个老头爱爽朗地大笑，说话斩钉截铁，废话不多，还有点爱讲粗话，威风得很。一直到他去世，他都是二狗最敬畏的人。
二狗后来才知道，这个老人姓赵，是市里的组织部部长，年底刚刚调动工作，春节以后去新单位。在这之前他是二狗爸爸单位的局长，而二狗爸爸就是他的秘书。单位里有很多“文革”前的大学生，而赵局长最器重二狗的爸爸，两人既是同事又情同父子。二狗爸爸从毕业到现在，一直追随着他。
而他们所说的红兵是赵局长的二儿子，他作为一名侦察兵刚刚从老山前线回来。红兵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由于家教颇严，兄弟几个都是安分守己的好市民。而他们的妈妈则由于成分不好死于“文革”之中，赵局长丧妻之后没有再娶，有什么事儿就去妻子的遗像前说说，老两口感情极深。赵红兵已经成年的哥哥姐姐都在市里安家落户，所以，这座小二楼只住着赵红兵和赵局长两个人。
二狗在第二天早上就看见了赵红兵。一大早，他戴着大棉手套，头上戴着棉军帽在扫雪。都说是各扫门前雪，而赵红兵却一早上就把一排七栋的门前雪全扫完了，就剩自家门口的雪没扫。扫得那叫一个干净，就连扫出的雪堆都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几个雪堆的距离也几乎相同。他看见二狗爸爸骑着自行车带二狗出来，愣了一下就扔下大扫把，大喊了一声：“孔哥！”接着冲到二狗爸爸面前就是一个熊抱，把二狗爸爸的自行车差点没撞倒。
然后他摘下一只手套，掐了二狗的脸一把问：“你叫什么名字？”
“二狗！”二狗也扯着嗓门说。
“哈哈，好听。”赵红兵说。
这时二狗仔细地端详了赵红兵：大眼睛，高鼻梁，有着和他爸爸一样的英雄眉，和他爸爸长得很像，但比他爸爸帅许多，他爸爸是国字脸，而赵红兵的脸则较为瘦削。这样介绍还是太抽象，其实他长得比较像黄晓明——如果说黄晓明长得可以打95分的话，那他可以打96分，因为他比黄晓明的眉宇间多了一股英气。那种英气，仿佛只有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年轻人才有。
小孩子总是对长得顺眼的人喜欢一些，二狗觉得，以后跟着这个叔叔玩肯定不错。
“红兵，你壮了。”二狗爸爸说。
“孔哥，你胖了。”赵红兵说。
“这几年挺辛苦吧。”二狗爸爸说。
“为人民服务！”赵红兵吼了一声，并摆了一个正规的军姿，“啪”地一下行了个礼。
“哈哈。”他把二狗爸爸和二狗都逗笑了。
“我带二狗去剃个头。快春节了，正月不能剃头，现在早点去，省得排队。咱们回来聊。”二狗爸爸说。“好嘞！”赵红兵笑着说。二狗爸爸带着二狗骑车离开了二三十米，赵红兵在后面喊了一句：“孔哥，我爸说你们家春节来我们家过！热闹！”“知道啦。”二狗爸爸笑着回答说。
这是二狗第一次见赵红兵，英俊爽朗的赵红兵给二狗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奶奶他们全生产队，乃至全村、全乡，也没一个看着这么精神的小伙子。
大年三十的下午，二狗全家就去了赵局长家过年人多果然热闹，赵爷爷的儿女中除了赵红兵以外都结婚了，而且都有了孩子，孩子基本上都是1980或1981年出生的，和二狗差不多大。二狗很快就忘了离开奶奶的痛苦，和赵爷爷的孙子、孙女玩成一团。二狗和几个小孩在一楼玩，大人们找到自己的位子挨个坐好。赵爷爷众星捧月似的坐在最里面，外面是他的几个儿女和二狗的爸妈，好热闹的家庭聚会！一向严肃的赵爷爷那天显得十分开心，话也格外多。赵爷爷当领导当习惯了，吃饭前总爱说几句。看见他要说话，儿女们都自觉地肃静了，把筷子放在桌上，几个小孩子也安静了下来。
赵爷爷说：“今年我市粮食大丰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农民今年能过个好年！”“可喜啊！”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赵爷爷的家宴只要超过六个人，一准儿变成“党代会”。老革命就是老革命，不服不行。
说完这些，赵爷爷顿了顿，说：“对于我们家来说也有好消息，那就是红兵光荣复员。来！我们为红兵干杯！红兵，从今天起，爸爸允许你在家里喝酒，因为你是大人了，但除了过年你不许喝多。”大家一起举起酒杯，喝着辛辣的五粮液，场面十分温馨。
不一会儿，大人们喝得都有点多了，小孩子们也开始吃饭了。二狗由于刚从农村回城，不大懂规矩，坐在妈妈的身上就伸手去抓桌子上的点心吃。还没等抓到东西，随着一声脆响，就感觉手背一阵火辣辣的剧痛，二狗的手被赵爷爷用筷子狠狠地抽了一下。
从那天起二狗知道，吃饭必须用筷子，千万不能用手，尤其是在人多的时候。这也让二狗养成了一个习惯，甚至是恶习，那就是：无论任何东西，都必须用筷子塞到嘴里才敢吃，用手抓的不敢吃。上大学时被同学嘲笑吃馒头用筷子夹却不用手抓，上班以后被同事嘲笑吃手抓小龙虾的时候非跟服务员要筷子。当年那一筷子的功效长达22年之久，可能赵爷爷也没想到。
大人们的酒越喝越热闹，舌头也慢慢短了。赵红兵酒量不行，没喝多少就已经醉了，兴奋地讲着和越南人打仗的事儿，边说边伸出双手比画。
这时二狗爸爸和二狗同时发现，赵红兵的右手有三根手指都只剩下最后一节指节，其他的全没了，而断的指节已经长好了肉，显然是老伤。
“红兵，你的手……”二狗爸爸惊问。
“在战场上被溅起的石头砸的。”赵红兵故作轻松地回答。
屋子里的空气顿时凝固了。事后才知道，赵红兵复员以后，很不愿意让人提起他的残手。冬天的时候，他总带着一副大棉手套；回到家里就把手攥起来，由于断的三根手指还剩下最长的那一节，所以攥起来还真看不出来；更多的时候，他把右手放在衣服口袋里。虽然手指头已经断了5个月，但他还很难接受右手残疾这个事实，他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希望这个世界上所有人都不知道这件事。
这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聪明能干并且心地善良。从他十六七岁起，几乎全市同龄人都认识他。他篮球和乒乓球打得都很好，他家又可以算是高干家庭（赵爷爷是副厅级干部），所以，赵红兵是十足的少女偶像。退伍以后，军旅的磨炼让他又平添了几分英气，这更让全城的待嫁少女为之着迷。
就是这样的一个青年，如今却成了半个残疾！他才22岁啊！
或许，上帝真的是嫉妒世界上有这样的男孩子存在。
他那极强的自尊心和断指给他带来的自卑心理，注定了他悲惨的后半生。
二狗在成年后的某次春节聚会时听到他说：“二狗，二叔我后悔选择了这条路。”
二狗说：“二叔，你复员以后的状态和你的性格注定了你要走这条路。”
他说：“或许还可以不走。”
二狗问：“为什么？”
他缓缓地说：“医疗条件只要稍微好一点点，或者医生只要用心一点点，我的手指根本不需要截。”
二狗无语。那天也是大年三十的下午，距前面提到的那次聚会，已经整整20年。窗外，同样飘着鹅毛大雪。这20年，二狗从一个刚记事儿的傻孩子变成了一个精壮的小伙子；赵红兵由一个身背战功与荣誉的退伍军人变成了全市最恶名昭著的黑道大哥。如今的二狗，应该和20年前的赵红兵同岁。不同的是，二狗在22岁时对人生充满了憧憬与希望，而赵红兵当年则因为断指，心里满是悲观和绝望。
这年的大年初一，赵红兵介绍二狗认识了和自己同时复员的三个战友——费四、小纪和李四。说是战友，并不是在同一个连队的战友，而是在这座城市同一年入伍，然后在同一个集团军里参军。由于市区里当兵的名额有限，所以即使不在同一个连队也倍感亲切，而且，这几个人在高中时就是同学，来往一直比较多。
李四和赵红兵一样是侦察兵，费四和小纪都是炮兵，虽然这四个人都不在同一个连队，但是都参与了老山的轮战。
费四高大强壮，个头足有一米八五，长得虽然不帅气但非常有男人味。他嗓门极大，浑身上下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一看就是忠厚朴实的人。他复员后分配在工商局开车，春节前已上班。
李四转业后在市政府做勤务员。他黑黑瘦瘦，高鼻梁，有点儿驼背，眼皮比正常人长很多，一双眼睛总像是睡不醒似的耷拉着，有几分像大烟鬼，没事儿总打哈欠。李四话不是很多，但每句话都能切中要害。
小纪复员后被安置到离市区近30公里的一个小镇上工作。他不愿意去，就在离赵红兵家不远的地方开了个废品回收站，不仅收废铜烂铁，也收一些从工厂机器上偷下来的零部件和文物什么的。此人总是一脸坏笑，嘴角斜着，让人觉得他总是不怀好意。
说实话，二狗虽然从小和他们一起玩，但基本都是只知道昵称。他们的大名，二狗还是多年以后看到市法院门口贴出的“xxx因为xx罪被判有期徒刑xx年”的告示才知道的。
正所谓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春节时，二狗终于见识了赵红兵的这几个战友究竟有多能折腾。
大年初一那天，费四和小纪先到赵红兵家拜年。赵爷爷由于是领导干部，大清早就去市宾馆参加团拜去了，家里就剩赵红兵自己。上世纪80年代中期，能玩的东西并不是很多，不像今天这样令人眼花缭乱，所以，春节时的烟花炮仗是当时最受年轻人欢迎的东西。二狗所在的城市大年初一讲究“迎财神”，就是一早上放鞭炮和双响。费四、小纪和李四的到来，让二狗所在的家属院里的所有人都大开眼界。
说到这里，必须说说费四是怎么放“双响”的。平时大家放双响，是把双响立在地上，点燃引线，转头就跑。但二狗所在的这座城市，民风自古以来都比较彪悍，大人小孩都把双响拿在手里，轻轻捏住双响的上方，点燃引线，在手里炸响一次后，双响自动弹上天，在天上炸响第二次——这也是火箭的原理。这样干虽然安全系数不高，但是一般情况没什么大问题，除非双响炸底。
可姓费的这位爷怎么放双响呢？他右手牢牢攥住双响，左手点燃引线，双响第一响在手里爆炸，他依然不让双响飞出去，还是用力牢牢地攥住，直到第二响的前两秒左右，才像扔手榴弹一样把剩下的半截双响扔出去，基本上每次都会在他5米之内爆炸，响声极大。别人吓得看都不敢看，费四却哈哈大笑，仿佛只有这样玩才算过瘾。可能在费四这样的炮兵眼里，那根细细短短的双响实在不足为惧。
二狗爸爸给了他一句简短的评语：牲口。
费四这样干顶多就是胆子大、不遵循规律，而小纪的做法则异常血腥。那时赵红兵家新养了一只黑背狼狗，小纪一进门就对这只狼狗产生了兴趣，只等赵红兵说了句“放鞭炮去”，小纪便一个箭步蹿过去，把一挂500响的大地红钢鞭，牢牢地系在狼狗的尾巴上。还没等狼狗明白是怎么回事，小纪已经把这挂鞭给点燃了。那挂钢鞭特别响，狼狗受了惊，开始狂吠乱窜，先在院子里跑了大概十几秒，然后慌不择路地上了墙，接着从墙上又跳上了二楼的楼顶，继续在二楼的楼顶上惊吠着狂奔。这只可怜的狼狗无论怎么跑，也脱离不了绑在尾巴后的那挂500响的钢鞭。狼狗足足在二楼的楼顶上来回逃窜了两三圈，鞭炮总算炸完了。鞭炮虽然停了，狼狗却依然吓得两腿哆嗦。
鞭炮的巨响、狼狗在房顶上狂奔的凄惨号叫、小纪的狂笑，这组镜头给二狗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正在这时，参加完团拜的赵爷爷回来了。推开门时，他正好看见自己的爱犬尾巴上绑着一挂鞭炮在楼顶狂奔的那一幕，当时就气不打一处来，直接朝小纪走了过去，上去就是一脚。二狗不得不佩服赵爷爷，因为他根本没看见是谁系的鞭炮，但他准确无误地踢了小纪一脚。看来赵爷爷对赵红兵这几个朋友是了如指掌。
在那天来拜年的赵红兵的三个战友中，只有李四一人没在鞭炮上玩什么花活儿。二狗当时认为这个叔叔比较老实，没那么多花花肠子，但是没过五天，二狗就彻底改变了印象。
那天是初六，赵红兵带二狗和晓波去李四的单位玩。按当地的风俗，秧歌队该出来了，先是在大街上吹吹打打，然后挨个单位去拜年，说是拜年，其实就是变相地要钱。那年好像有五六支秧歌队，他们挨个要钱，的确能烦死人。而当时，李四则负责给这些秧歌队发钱。
李四也特烦这些简直是逼着人家给钱的秧歌队，虽然领导给了李四钱让他打发这些秧歌队，但李四就是不想给。不给怎么办呢？人家当然有高招。他先拿出一个装复写纸的圆桶，这个圆桶大概有七八十厘米长，直径30厘米左右。他用这个做芯，外面用牛皮纸糊了一层又一层，糊成直径、长度的比例大概和普通双响差不多的样子；外面用春节写对联剩下的红纸包着，又在这个东西下面钻了个孔，塞上了用废牛皮纸做的假引线。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号的双响诞生了，但这是伪造的，怎么点都不会响。
就是这个假双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大年初六上午十一点半左右，也就是李四刚把这个特大号的假双响做完的时候，一支秧歌队进了市政府大院，进来就敲锣打鼓地开始扭秧歌，扭个没完，看样子是要一直扭到这个单位出来给钱为止。可是这次，他们等来的根本不是钱，而是一个特大号的伪造双响。
只见李四搂着这个半人高的大双响，从单位的楼门里冲出来后直接撞向了秧歌队，冲的姿势极其像是尖刀班在突击，而抱着那个特大号假双响的姿势则像是英雄王成抱着爆破筒。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几乎每天都有新生的事物，秧歌队里的人看见这个特大号双响都很好奇，边扭秧歌边盯着这个双响看。
哪知李四一直冲进了他们的秧歌队里，把这个假双响戳在队伍当中，扯出引线，然后点燃自己嘴里的那根香烟，作势要拿香烟点这个双响。
试问：谁见到一个半人高、比人的大腿还粗的双响会不害怕？
李四作势要点的一刹那，秧歌队的队员们发出齐声的惊呼和哀号，队伍马上乱了。由于秧歌队里人人都踩着“高跷”，走路十分不便，于是有的摔倒，有的往院外冲，一时间人仰马翻。而李四则始终扶着那个特大号的假双响，一次又一次地作势要点，而且每次都做出点了但是没点着的架势。李四眯着他那特有的睡眼，咧着嘴猫着腰点双响的架势，的确够逼真的，也够吓人的。
等他第七次作势要点这个双响的时候，秧歌队全体队员已经冲出院外，而且看起来还是心悸不已，个个捂着耳朵，惊恐地看着院内，再没一个人敢进去了。因为，他们都知道院里有个大号炸药包。
这招屡试不爽，初六那天，市政府一分钱都没付给任何一支秧歌队。
二狗现在分析：赵红兵、费四、李四和小纪这群衣食无忧、游手好闲、一个比一个鬼点子多的退伍兵成天聚在一起，不惹事那才是怪事儿呢。但二狗没想到的是，他们会犯下如此之多震惊全市的罪行，这之中活下来的人，都成了拥有独立“码头”的黑道大佬。
二、你别侮辱军人
春节过后不久，赵红兵就被安排转业了。赵爷爷全家和二狗家都为这件事高兴，唯独二狗和侄子赵晓波高兴不起来，因为成天带着他俩到处拿弹弓打麻雀和堆雪人的叔叔要去上班了，只能周末陪二狗和晓波玩了。赵红兵的弹弓准极了，用土制的弹弓打麻雀，三发必有一只麻雀落地。小时候玩过弹弓的应该知道，这个成功率相当高了，因为有很多麻雀被弹弓打中以后不一定落地，落地以后再飞走也极有可能，只有打麻雀的头才可以一击落地。二狗玩了9年弹弓，玻璃不知道打碎了多少，但是一只麻雀都没打下来过。
赵红兵被分配到某银行的办公室工作。所谓办公室就是负责招待客人，帮领导安排安排活动的地方，是个肥差。赵红兵长得精神，穿得利索，虽然当了几年的大头兵，但看起来还是温文尔雅，身上没有经历过战火之后特有的匪气。银行的行长一眼就看中了他，心想：把这小伙子放在办公室，肯定提高银行的形象啊！
可接下来的事情可能是任何人都没想到的。
发生在赵红兵身上的这件事，放在现在肯定不算什么，如果有人现在去纪检委或反贪局去说谁谁谁因为这事儿腐败，那大家肯定会说这告状的人有病。
赵红兵就是这么个“有病”的人。
赵红兵所在的办公室，经常需要招待一下其他银行来的客人。几天下来，赵红兵已经十分看不过眼了。这些人号称视察工作，其实来这里就是吃吃喝喝，烧鸡什么的人家根本不愿意动，只爱吃当时流行的“焦熘里脊”、“糖醋鱼”之类的，喝酒只喝茅台和五粮液。上午来视察工作，中午就喝得烂醉，下午连班都不上，直接睡在银行的招待所里。但是到了晚上，又生龙活虎地大吃大喝，一桌子十几个菜基本没人动，90%都是废品。
这个叫赵红兵的“病人”有点受不了，他心疼了，心疼国家的粮食和肉。
这个“病人”开始琢磨：我才当兵出去几年？走的时候很多人连饭都吃不上，才这几年，咱们国家啥时候富到这地步了——整盘子整盘子的肉都倒掉？一个领导下来就要十几个人陪？这个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病人”可能没想到，他去当兵这几年，国家是比以前富裕了，但是也没富裕多少。他所看到的现象，不是富裕所致，而是因为腐败了。
赵红兵上班第12天的中午，又一个省里的领导下来开会。半小时后便开始山吃海喝，他们喝了3个小时，一直折腾到下午3点赵红兵才回到办公室。主要负责接待的办公室主任姓李，他是赵红兵的直接上司，回到办公室时醉意正浓；而赵红兵作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也去陪着喝了点，没喝多。当然，据赵红兵自己说没喝多，但根据二狗对他的了解，二狗认为他那天肯定喝多了，因为他这人不喝酒还好，一喝就多，二十几年来无一例外。没人知道他的酒量究竟有多少，有人说是8两，有人说是一斤，还有人说是两斤。因为他很少和外人喝酒，但只要喝酒就只喝白的，少则一斤，多则三斤，唯一不变的是他每次都喝多。
赵红兵这个自称没喝多的“病人”踉跄地走进办公室，一进办公室，他就看见办公室的李主任正在拿着“绕把子”打电话。当时咱们国家还没有普及程控电话，所有电话都是“绕把子”，先接邮电局话房，告诉它转哪里，然后人家再给转。赵红兵一听，李主任正在跟话务员说转市宾馆，赵红兵心想：这才刚吃完回来又要订桌了？晚上又要腐败了？又要浪费国家的钱和粮食了？
他借着点酒劲抓住李主任的手，挂掉了电话。
李主任笑嘻嘻地喷着酒气说：“小赵，别闹，李叔办事呢，给领导晚上订桌呢。”
赵红兵说：“没跟你闹。怎么，中午刚吃完，菜都剩下了，这晚上又要吃？”
李主任说：“是啊，怎么？不吃怎么办？”
赵红兵说：“你们就这么糟践国家的钱？”
李主任终于从赵红兵的语气中听出来这不是在跟他开玩笑了，说：“小赵，你今天中午就没去喝酒吗？难道你就没糟践国家的钱吗？”赵红兵一时有点语塞，说：“中午我是去了，但我下次不会去。”“你爱去不去，别挡着我打电话。”李主任拨开赵红兵的手，终于不耐烦了。被拨开手的赵红兵火气上来了，操着他们赵家独有的大嗓门吼了一嗓子：“你们这帮蛀虫，你们这帮蛆！”请注意，他喊的是“你们这帮蛆”，而不是“你这个蛆”，他这是连行长一起骂了。
“去你妈的，你算个什么玩意儿，你说谁呢！”李主任也不是善茬。
“我们在老山前线流血，就是为了保护你们这帮蛆吗？”
“你个臭当兵的，别以为当了几天兵就可以来教训我了，谁他妈的用你保护！”
“你别侮辱军人！”
“你这个残废不就是靠你爹才……”
这句话李主任没能说完，这也是李主任在之后的半个月里最后的半句话。这半句话之后，整层楼都听到了山崩地裂的一声巨响，然后又听见“哗啦”一声。
在医院里，医生问李主任的银行同事：“他这是被什么重物砸的胸部，肋骨折了这么多根？”
“被人打的。”
“被多少人打的打成这样？”
“一个人打的。”
“用什么打的？”
“用脚踹的。”
“踹了多少脚？”
“一脚。”
“被什么人踹的？”
“……”
据说，医生听完以后愣了半天。这可能是他所接诊过的病人中被踢得最惨的一脚，以至他在警察来问话的时候，坚信这不是一个人打的，更不相信只踹了一脚。医生可能不知道，在这一脚里，有着赵红兵对社会现状的惊诧与愤怒，有着赵红兵对断指造成的自卑的发泄，有着赵红兵对那些无耻嘴脸的愤懑，更有着他对现实巨大落差的恐慌。
12年后，赵红兵口中的这只蛆终于被“公正”了。那年二狗上高三，放学时赶上公审大会，看见旁边有一张告示，第5行写着：原工商银行副行长李xx在担任市工商银行副行长期间，挪用公款xxxx万元用于赌博，现一审判决有期徒刑11年。
二狗回家后兴高采烈地告诉了赵红兵，没想到，当时已经是黑道大哥的赵红兵听后只是淡淡地说：“二狗，他只是一只蛆。你记住，那天我说的是‘你们这帮蛆’。”是啊，一只蛆可以被正法，可全中国那么多只蛆能正法得完吗？二狗直到那天才明白，赵红兵那一脚踹的不止是一个人。
在这之后的14年里，不知道为什么，赵红兵再也没在任何场合中主动提到自己曾经是个当兵的，起码二狗再也没听说过。即使战友聚会，在一起回忆当年一起当兵的事，赵红兵也避而不言，从不参与讨论。
直到1999年夏天，已经在外面读大学的二狗回家后，听到一个高中同学讲了一个自认为好笑的笑话。虽然已经过去了8年多，但当时的对话二狗一句都没敢忘，以下是原文实录：
“二狗啊，炸大使馆的时候你们去游行了吗？”
“游了，我嗓子都喊哑了。”
“我们也游了，不过特搞笑。”
“被炸大使馆又不是什么好事，有什么搞笑的？”
“游行那天基本上全是市里几个高校和中专的学生，可是你知道不，那天游行在最前面、口号喊得最响、别人只游半天他却游行了一整天的是谁？”
“谁？”
“红兵，哈哈！知道不？红兵大哥！他在最前面，身后带着费四等几个大流氓，还扯着一面条幅。游得真欢，从城南走到城北，从城北走到河西，然后又走到棉纺厂。一路上，那些小流氓、地癞子一看红兵在游行，全他妈的加入了，从早上走到晚上，身前身后聚集了二百多号流氓，染着黄毛的、剃着光头的、文着身的、光膀子穿拖鞋的什么都有。走到中午，我们这些学生就都不行了，走到学校附近，人全散了，冲食堂去了。红兵领着那群流氓战斗力倒是真强，走了大半天，水都没喝一口。红兵还跟学生说，他当过兵，费四也当过兵，小纪也当过兵，都打过仗，现在国家有难，只要需要他们，他们还去当兵，他们不怕死。太他妈的搞笑了，他们这群奔40的老流氓，居然还想当兵？谁要啊？即使去了也都是大兵痞，靠他们打仗国家早完了。同学都说，现在才知道黑社会也爱国啊。二狗你说他们这是出哪门子洋相，平时少犯点事少砍俩人什么都有了。”
“你他妈的说话真操蛋，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别瞎说！”
“二狗，你怎么了，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滚！”
“……”
看来，赵红兵还是没忘了自己曾经是个“臭当兵的”。
三、流氓世家
一向与人为善的二狗，之所以罕见地对高中同学说出了“滚”字，是因为，在他的言语中，二狗没有听出一点点对美国炸我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愤慨，从他的眼神中，二狗也没有读到一丝对客死他乡的三名同胞的同情，更没有从他手舞足蹈的谈吐中，看出哪怕一分一厘对此事的悲哀。
就这样的一个人，他凭什么举着国旗去游行？或许，他只是想去凑热闹吧。
6年以后的2005年，在上海人民广场临近延安东路的天桥上，加了一宿夜班准备回家的二狗，又亲眼所见一群嬉皮笑脸地举着“抵制日货”的大横幅游街的学生。看到他们洋溢着兴奋与激动的脸庞上那空洞的眼睛，听着他们喊着仿佛中国已经征服了全世界一样欢快的“抵制日货”的口号声，二狗实在无法跟着兴奋起来，反而心中感到一阵又一阵的凄凉。
当时二狗还拉住一个笑得最欢、喊得最响的男孩子问：“同学，这次是因为什么游行啊？是因为有人又去参拜靖国神社了还是……”该同学支吾半天，竟无法回答二狗的问题。二狗的心沉到了谷底。二狗相信游行的人群中有许多爱国且有思想的同学，并且钦佩他们。但从心底，二狗鄙视那些在游行队伍中打着爱国的旗号以参加这盛大的集会为目的的人。或许，他们只是想“赶集”而已。
赵红兵去游行却被嘲笑，那是因为他是流氓，他是黑道大佬，他是几进几出监狱的人。但二狗相信，经历过战火并为此付出了三根手指的赵红兵，爱国程度未必比那些在街上游行的人低。
人一旦被定义为流氓，连爱国都变成了笑料。
由于重伤办公室李主任，赵红兵蹲了半个月的小号。这位李主任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月后又去上班了，不过气焰相比以前差了很多。
从小号出来后，赵红兵像是变了个人，成天沉默不语，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其实凭着他爸爸的关系，他完全可以再去银行上班，但他没有，姐姐们怎么劝，他都不去。他在床上足足躺了一个多月，偶尔出门转转。一向严肃的赵爷爷，这次也没有过多地批评赵红兵，因为赵爷爷虽然严肃得很，却个讲道理的人。他明白，除了踢那一脚外，儿子做得都没错，说得都有道理；而踢出那一脚，更多的是因为被那句“你这个残废”戳到了痛处，一时冲动才做出傻事。
其实，赵红兵在想失去工作以后究竟要做些什么，他想了很多。比如想过和小纪一起去经营废品回收站，也想过承包一辆大巴跑运输，还想过自己经营一个小杂货店。总之，只要当时能够想到的职业，赵红兵基本上全考虑了，唯独没有考虑混黑社会。
二狗的爸爸和妈妈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道义上，都站在赵红兵这一边，他们在愤怒的同时也替赵红兵出谋划策。当时，二狗爸爸建议赵红兵在火车站前承包一家旅馆，二狗爸爸和这家国营旅馆的负责人以及上面的领导都很熟，希望赵红兵能在1987年年初把这家旅馆承包下来。经过不怎么艰难的谈判，基本敲定了这件事。在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后，赵红兵明显开朗了很多。
在两三个月后，春暖花开的一天，赵红兵骑着自行车，前面带着二狗，后面带着侄子晓波去买自行车的辐条，准备帮姐夫修自行车。正骑着，忽然后面有人大喊：“红兵！红兵！”
赵红兵回头一看，惊喜地喊：“张岳！”
张岳下了自行车：“红兵，什么时候复员的？怎么不去我家找我。”
“唉，别提了。你呢？毕业了？”赵红兵说。
“是啊，分配回来了，在粮食局上班。”张岳说。
“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大学不是要四年吗？我还以为你现在没毕业呢，所以没去找你。”赵红兵说。
“我只上了专科线，3年就毕业了。”张岳笑着说。
说着两个人到了跟前，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谁都不会想到，这次久别重逢的握手彻底改变了这两个年轻人的命运。
两人紧接着好一通叙旧。听了聊天二狗才知道，他俩是高中同学，也是最好的朋友。张岳是个清瘦秀气、白白净净的年轻人，谈吐文雅且举止斯文，一双大眼睛透着一股精明劲，一双手细细长长，像是个弹钢琴的。几个月后二狗就知道了，这个浑身透着书卷气的年轻人的斯文外表全是假象，他发起狠来恐怕十头牛也拦不住。
后来二狗又知道，张岳家堪称“流氓世家”。张岳的爷爷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纵横当地及周边几市的著名土匪，匪号“镇东洋”，意思就是压住小日本。当年他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号到处抢夺，手下常年百十来号人，见到日本鬼子就抢日本鬼子，见到地主就抢地主，见到土匪就抢土匪，完全没规矩没章法。虽然见谁抢谁，但还是有特别对待的——对同胞他们基本是只抢不杀，对日本鬼子是抢完再杀，之后还把鬼子的头割下来示众。当时，我们这里属于伪满洲国的地盘，每个乡镇都会有几个日本兵把守，但通常不会超过10个，几个日本鬼子怎么会是百十来号如狼似虎的土匪的对手？日本鬼子是真怕他，“镇东洋”这绰号来得一点都不含糊。“镇东洋”行踪飘忽不定，谁也奈何不了他。
二狗听过他的一个确切事迹。有一年，他勇闯伪满警察公署，并且打死打残了三个持枪警察。据说，他当年去警察公署要人，要一个月前被抓的两个兄弟。进了警察公署大院以后，他站在门口大喊一声：“我就是镇东洋，赶紧把我兄弟放了，否则我烧了你们警署。”
这时警署值班的只有三名警察，一听见他这声吼，全拿着枪出门了。出门一看，镇东洋正站在警署的院子门口耀武扬威，这三个警察上去就要抓他。镇东洋以为凭自己的匪号完全可以震住这三个小警察，哪知道这三个警察胆子也不小。镇东洋手里拿着两把匣子炮，先是鸣枪示警，目的是让警察别过来。当时还没有电视机，有了电视机，镇东洋多看看电视剧就应该知道，鸣枪示警应该朝天上打，而不是朝地上打。
镇东洋当时鸣枪示警就朝地上打了一枪，结果不知道是因为喝多了还是枪管没矫正，他这一枪竟然打在自己脚上了！这三个警察一愣：嗬！敢情这镇东洋到我们警署自残来了！“抓！”
镇东洋一枪打在自己脚上，气正没地方撒，拿起匣子炮就和警察开打，这几个警察也开枪还击。他们四个人互射了十几枪，结果，三个警察两死一重伤，镇东洋除了“自残”那一枪外居然毫发无损。
据说，在四个人对射的时候，那三个警察全是边开枪边躲，而镇东洋则站着纹丝不动，只管开枪，根本不躲。这股狠劲，天生就是土匪头子的气质！不躲的人毫发无损，东躲西藏的三个警察却两死一伤，这不是传奇是什么？
枪战过后，镇东洋从容地救出那两个兄弟，扬长而去。
按理说，既然你镇东洋是抗日救国，日本鬼子投降以后你也该收山了不是？他不收山，没日本鬼子那就抢地主。后来人们都说，镇东洋这人好啊，不但杀日本鬼子，还杀富济贫。二狗爸爸却不这么认为，他说：镇东洋杀富的确是杀富，因为他杀穷人也抢不到什么。他的确也济贫，那就是他们土匪在谁家留宿，看谁家实在揭不开锅了就扔几块大洋，算是住宿费和伙食费。他眼中就一个字——钱。没传说中那么高尚的精神。
镇东洋就是这么个传奇，日本鬼子、伪满政府、国民政府拿他都没什么辙。但是1947年，他便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手里了。不久，镇东洋就被押到一条波涛汹涌的大河边上，和其他几个土匪一起执行枪决。结果，在马上就要开枪执行死刑的时候，镇东洋突然跳进大河中。从此，他是死是活无人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没人看到过他的尸体，他也再没出现过。
镇东洋没挨这一枪，但他可能做梦也想不到，四十几年后，他的孙子却挨了这一枪。
镇东洋留下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张岳的爸爸。
人们都夸镇东洋的儿子仁义、明白事理，一点也不野蛮。直到1966年红卫兵去抄家时大家才知道，镇东洋的儿子的确仁义，但是疯劲上来恐怕镇东洋也比不了。
张岳家是土匪出身，红卫兵自然要去抄他们家。一大早，十几个红卫兵闯入张岳的家准备抄家。但是，还没等这群红卫兵进屋，张岳的爸爸就冲了出来。
根据当年闯入他家的一名红卫兵，也就是赵红兵的表姐回忆说：当时看见一个瘦骨嶙峋的汉子手持一根扁担冲了出来，只见这汉子浑身赤条条，只穿一条红色的三角裤衩，这个三角裤衩根本遮不住他那胯下之物，十分性感。
据说，当时很多女红卫兵第一次看见那东西，都羞愧地转过头去。看样子，他还没起床，不知道是不是正晨勃呢。二狗不禁感叹他真是聪明啊，几乎全裸地跑出来，基本上就消灭了对方的一半有生力量——在那个年代，女红卫兵看见这阵势，谁还好意思上？
“你要干什么？我们是来抄家的。”红卫兵喊道。“操你妈！小逼崽子们，谁上前一步我就打死谁！”张岳的爸爸吼道。赤手空拳的红卫兵们已经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抄了太多的家，他们哪知道，这次遇上硬茬子了。“打！”领头的红卫兵解下腰上的武装带抽了过来。只见张岳的爸爸不慌不忙，武装带抽下来他根本不躲，而是迎武装带而上，同时挥起了手中的扁担。“啪！”武装带的铁头结结实实地抽在了张岳爸爸的头上，鲜血顿时流了下来。
同时，张岳爸爸的扁担也砸在了那个红卫兵的头上，红卫兵顿时倒地。
满脸是血的张岳爸爸嘶吼着继续挥舞扁担，有如下山猛虎一般，在他家狭小的院子里把这群连武装带都来不及解的红卫兵打得狼哭鬼嚎。但是，女红卫兵他一个都没打。
头上的那一武装带，也是张岳爸爸唯一挨的一下。
“滚！”张岳爸爸吼。
“你等着。”那个领头的红卫兵被人扶着爬起来，晃晃悠悠地说。
一个小时后，一百多个红卫兵骑着自行车，风尘滚滚地冲进张岳家的胡同，气势汹汹，各自手里都拿着家伙。这次，一个女红卫兵都没来。
而张岳的爸爸正坐在自家院子前的门房顶上等他们。身上，穿的还是那条红色三角战裤；手里，拿的是一把锋利的砍柴刀。他的身后站着14岁的大儿子张飞，手里拿的同样是把砍柴刀，只不过穿得要比他老爸整齐多了。看来，那时候老一辈的人更加开放。
当地50岁以上的人，全知道这一仗。那年，张岳的爸爸一定是本命年，否则一个大男人穿什么红色三角裤衩？
这一百多号红卫兵见此场景，愣了一愣，没想到张家父子已经在这里等他们了。
“崽子们，怎么来的怎么滚回去！”张岳爸爸在屋顶上说。
“今天就是要抄你的家！”这回领头的红卫兵年龄更大，气势也更盛。
说着，领头的红卫兵解下了腰上的武装带，身后的红卫兵们也下了自行车，举起手中的角钢、板凳腿、菜刀。“操你妈！”张家父子先后跳下房，和这群红卫兵相距不到一米。
这时，红卫兵们才发现，张岳的爸爸连鞋都没穿。
“让开！”领头的红卫兵喊。
“儿子，他那条武装带不错，给我抢过来。”张岳的爸爸没答话，淡淡地跟他儿子说了一句。张飞一刀砍向领头的红卫兵，然后只听见“啊”的一声，武装带落在地上，张飞顺手捡了起来。红卫兵们呆住了，他们100多号人本来是来抄家的，居然在一瞬间变成了弱者，领头的竟在转眼间被人缴了械。半分钟过去了，没一个人敢动手。“儿子，给我砍！”张岳的爸爸吼道。
只见这父子二人杀入红卫兵中，如入无人之境。红卫兵们什么时候见过这阵势，个个都手软，拼命想往后退，但胡同比较窄，在前面的想往后跑是跑不掉了。这父子二人冲向红卫兵后，红卫兵们没一个人敢还手，全被这气势和杀气所压倒。
三分钟后，胡同里的角钢和板凳腿满地都是。人，只剩下毫发无损的张家父子。
朝阳升起，一缕阳光照在张岳爸爸那只穿着一条红色三角裤衩的瘦骨嶙峋的身体上，暖暖的。
人的尊严和家的尊严，在张岳爸爸的心中可能远比生命重要。
据事后不完全统计，起码有四十多个红卫兵在这仗中受到了不同程度的伤害，但致命的没有。从那以后，当地的抄家和武斗少了很多。有人说，这是红卫兵们被张家吓破胆了。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或许只有真正的斗士，才能抵挡那群根本不知道“革命”为何物却被“革命”冲昏了头脑的红卫兵小将。
四、国庆节闹灯会
张岳和赵红兵见面以后，相谈甚欢，约定了再见面的日子。
1986年，城里的幼儿园正在重建，因此二狗回城以后一直没上幼儿园。到1987年初，幼儿园重建完成时，二狗直接上了大班，而且只上了半年就上育红班（学前班）了，小班和中班都没上过。所以，二狗的童年不是跟着漂亮的幼儿园阿姨度过的，而是和一群成天打架斗殴的社会流氓一起度过的。因为父母工作忙，城里的亲戚又少，父母就把二狗交给赵红兵去哄，反正赵红兵无业在家，要哄同样没幼儿园可上的侄子晓波。“一只羊是赶，两只羊也是放，俩孩子一起哄吧。”二狗妈妈说。
所以，哄孩子成了赵红兵在1986年初到1987年的最主要的任务，虽然后来成了副业。但不可否认的是，赵红兵喜欢哄孩子，这是他的爱好，而他的那些兄弟显然也有这爱好。当时，二狗的爸爸被省里调用一段时间搞统计，而二狗妈妈则由于当时搞全国土地普查，结束后又去管理另一个城市的
化验室，所以也不在市里。二狗就吃在赵爷爷家，住在赵爷爷家，俨然是其中的一员。
在赵红兵和张岳那次在街上见面的一个礼拜后，张岳带着他的邻居孙大伟，到赵爷爷家找赵红兵玩。
孙大伟高高胖胖，面皮白净，梳个大分头，是个无业游民。他平时话特别多，大家都叫他孙大嘴巴。孙大伟显然十分怕张岳，张岳只要眼睛一瞪，孙大伟就不敢说话了。
二狗记得那天孙大伟还带了一把吉他，从那以后，赵红兵就彻底爱上了吉他。赵红兵有着极高的音乐天赋，从完全不会弹奏到熟练掌握各种和弦，顶多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在以后的十几年里，他还收了俩徒弟——二狗和晓波。他这俩徒弟都完全不爱音乐尤其不爱吉他，但没办法，被强行收了。他这俩徒弟弹琴还都有个缺陷，那就是只会用拨片弹奏，因为赵红兵右手是残疾，只能用两个手指拿着拨片弹奏。
由于吉他的原因，赵红兵和孙大伟越走越近，借吉他玩一个礼拜，刚还回去一天就又去借，直到几个月后，赵红兵跟他几个姐姐要钱自己买了一把吉他，才不再去借了。在这个过程中，赵红兵和孙大伟、张岳三个人几乎每个周末都在一起。
由于赵红兵的关系，孙大伟和张岳也与赵红兵的战友费四、小纪、李四熟悉了起来，这六个年轻人经常在赵爷爷家的二楼说说闹闹，有时候也凑钱去饭店喝顿酒。三四个月的时间，他们已经打成帮连成块了。孙大伟的话痨，小纪的鬼点子，赵红兵的沉稳，张岳的博学多才，费四的实在，李四的厚道，都给二狗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
1986年9月，赵红兵的一个北京战友来找他玩，赵红兵跟赵爷爷要了200元钱，在当时市里最有名的紫月亮饭店吃饭。当天吃饭的共10个人，除了平时总在一起玩的赵红兵和他的三个战友以及张岳和孙大伟外，还有张岳带来的邻居李武，以及赵红兵的北京战友、二狗和晓波。
赵红兵的北京战友虽然很瘦，但看起来很结实的样子。高鼻梁，大眼睛，腰板特直，总是一副玩世不恭的表情，举手投足间完全是一副北京顽主的范儿。
张岳的邻居李武烫了卷发，穿着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喇叭裤、白皮鞋，这在当时挺时尚。但是当年市里以此装束示人的基本上全是小混子，李武当然也不例外。
席间主要聊的是他们当兵时的一些事儿，没当过兵的几个人也饶有兴味地听着。他们越聊越开心，越喝越激动，好几个人醉得哭了起来。最后，一桌人全喝多了，只剩下俩明白人——二狗和晓波还在抢酱牛肉吃。
孙大伟提议，八人结拜兄弟。正处于感情汹涌澎湃、勃发状态中的其他七人全部同意，当场跪地拜了把子。其中赵红兵年龄最大，小纪第二，张岳第三，费四第四，孙大伟第五，李武第六，赵红兵的北京战友第七，李四第八。结义拜把子，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就流行这个。
这顿极其偶然的聚会，把这八个人的一生全部改变了。
从此，当地有史以来危害社会时间最长、名气最响亮的黑社会团伙诞生了。这个团伙的组织并不严密，比较松散。在这八个人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哥，都只是朋友、兄弟而已。赵红兵之所以后来被其他人认为是这个团伙的领袖，是因为他沉着稳重、思路清晰，很少主动生事，兄弟们都愿意听他的话。但他并不是这八个人里面绝对的老大、绝对的权威。
正是这样的组织形式，使他们这些人几乎同时成名，而松散的结构又便于每个人拉拢一大批小弟开展自己的“事业”。成名以后，这些人虽然来往密切而且互相帮助，但所涉足的行业并没什么相关性。
当然，后来演变成流氓团伙，在他们结拜之初肯定任何人都没有想到。
那天，他们还用赵红兵的北京战友带来的相机拍了一张黑白照片，晓波按的快门，拍得歪歪斜斜，赵红兵坐在最中间。这是这个组织的第一张相片。
赵红兵的北京战友在他家一住就是半个月，他俩关系相当密切，在当兵的时候就是最好的朋友。为了方便起见，下面我们就把赵红兵的北京战友叫“小北京”吧，大家都这么叫他。
1986年10月1日，刚刚拜了把子的八个人决定一起去广场看花灯、猜灯谜。国庆后小北京就要回北京了，所以，在去广场之前大家先到饭店喝了一顿酒，喝得都很兴奋，但没一个人喝多。晚上七八点钟，他们带上二狗和晓波一起去看灯。上世纪80年代初，国庆节十分热闹，几乎每个单位都要放鞭炮。当时全市在两个地方放花灯，一处是体委前面的体育广场，一红旗公园。赵红兵等兄弟八人去的是离家比较近的体育广场。
国庆放灯三天，10月1号是第一天。几乎全市的人都出来了，老人、
妇女、小孩和成群的学生，好不热闹。人多拥挤，磕磕碰碰是难免的。
“你他妈的踩我脚了，长眼睛了没？”一个长头发、长着一脸横肉的年轻人朝赵红兵喊。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赵红兵赔礼说。
“你他妈的以后看着点！”那个长头发年轻人看见赵红兵挺老实，也没再怎么说，骂了一句转头要走。
“你丫说话干净点，别出口就是脏话！”小北京一口浓重的北京口音骂了一句。
“我就骂了，怎么着？”本来转身要走的长头发年轻人又回来了，气势汹汹。
“怎么着，想开练不是？你毛长齐了吗？你长了多少个牙，够让小爷敲吗……”（后面还说了很多，连着十几个疑问句，二狗实在是记不起来了，反正二狗从此对北京人的贫嘴功夫彻底叹服。此人语速极快，连着说了十几句却一点都没停顿而且一点没重复，骂得极具趣味性，听的人全都乐不可支。在二狗那幼小的心灵中，小北京骂人的境界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是珠穆朗玛。直到十几年后，二狗读大学时不小心骑车撞倒了小北京的一个同乡大妈，才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是后话。）
这个长发年轻人终于被激怒了，冲上去就是一拳。小北京不愧是侦察兵，嘴上功夫过人，手底下也不含糊，只见他伸手抓住这个长发年轻人的手腕顺势一扭，脚下再一绊，就把这年轻人摔在了地上，然后朝他头上就是一脚。
小纪和费四也冲了上来，开始朝这个长发年轻人头上、身上乱踩。听说参过战的退伍兵都有个共同点——打架有瘾。但赵红兵一直没动手，动手的是小北京、费四和小纪。三个打一个，够了。
这时，倒在地上的年轻人捂着脸狂喊：“二虎，二虎！二哥，我挨打了，二哥！快过来！”
听他喊出这几句话后二狗就发现，除了小北京外，其他七个人的脸色全变了。他们都知道，二虎是东边毛纺厂一带有名的大流氓，弟兄几十个，基本全是毛纺厂职工的子弟，从小玩到大的。由于他们住的地方属于郊区，所以这些人只要来市区，一出来就是三四十个，从不落单。当时全国的严打刚刚结束不久，全市成名的流氓大都还没放出来，敢惹他们的也只有铁南的路伟一帮和张大嘎子一帮。他们之间成天掐架，谁都不服谁。
“哗”一声，围观的人全散开了，冲过来二十几个年轻人，发型全和躺在地上的年轻人一样，领头的正是二虎。二狗记得很清楚，当时二虎留着长发，而且烫过，男不男女不女。去年春节，二狗在家时又老远看到了二虎，当时这爷们儿坐在轮椅上正要过红绿灯，留的发型还是烫过的长发，和20年前完全一样，真是念旧。
“谁打我兄弟？操你妈的！”二虎拔出了一把军匕。他身后也有几个人拔出了军匕和三棱刮刀，其他十几个人看样子没带刀。
“我打的。”赵红兵也没含糊，笑嘻嘻地看着他。在这些经历过炮火的退伍兵面前，这几把军匕和三棱刮刀跟玩具差不多。
“你知道我是谁吗？”二虎挺横地问。
“知道！”小北京假装很胆怯地低头小声接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