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医学有这样的不确定性，既然硬膜外穿刺如此“任性”，我为什么非要冒险尝试呢？答案又绕了回来，因为我要做剖宫产。为什么要做剖宫产呢？因为我的骨盆测量不合格。是不是骨盆测量不合格的孕妇，都必须做剖宫产呢？
实际上，很多欧美国家，乃至我国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多家医院，早已不在孕期常规测量骨盆大小。产科学在根本上认为，一个身体健康的女人能怀上孩子，就能把孩子生下来。女性骨盆的形状和大小多和她的身材成比例，人高马大的欧美女性胎儿的平均体重大，产道也宽大，娇小瘦弱的亚洲女性产道不太宽裕，但是怀的孩子也小。所谓大马路走路虎，小马路过奥拓，母亲的身材、骨盆大小、产道的宽敞程度和胎儿大小基本匹配。
而且，骨盆大小也不是顺产与否的唯一决定性因素。胎儿能够顺利分娩，除了产道是否宽裕、胎儿大小是否合适、胎位是否正常，还包括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母亲的产力。有时候产道不太宽裕，孩子又偏大，但是母亲身体强壮，产力超常，照样能把孩子顺利生下来。换句话说，产道宽敞，胎儿不大，胎位也不错，但是产力太差的“柔弱”母亲，照样无法将胎儿顺利娩出。自然界是残酷的，优胜劣汰的生存法则不允许没有体力耐力或者病恹恹的动物拥有可能同样孱弱的后代，分娩是新生命降临之前的一场生死考验。
实际上，即使骨盆出口狭小，胎头仍然可以利用会阴后三角部位的空间娩出。胎头的最大特点是可以塑形，它会像变形金刚一样适应母亲产道的形状，保证胎儿顺利降生。无可否认，在能否顺产这件事上，我个人没有做到百分百的努力和尝试，就直接举手投降了，直接去做貌似可以“一刀解千愁”的剖宫产了。我早早叛变，必须承认是因为内心深处，一个妇产科医生对分娩过程的极度恐惧，知道越多的人，往往越胆小，就像审讯室里的书记员，因为见过太多严刑拷打，被捕的时候最有可能第一个成为叛徒。而且，和人世间大多数人一样，我总是心存侥幸，认为那些可怕的并发症或者意外不会出现在自己身上。
这一切将我一步一步推向之后的剖宫产、硬膜外麻醉、穿刺失误、头痛、卧床，乃至现在还要考虑是否需要通过另一次穿刺，去挽救前一次穿刺失败所造成的后遗症。
老百姓不懂这些，也不做产前检查，更没有医生给她测量骨盆，她就知道女人都会生孩子，别人能生，我也能生，肚子一疼就往产房跑，说不定还顺产了。而我这个妇产科医生，因为知道太多，又有偏倚和盲点，反而此刻躺在床上备受煎熬，世事无常，可能说的就是我现在这个状况。当然，不做产前检查绝不值得提倡，不出问题则已，出了问题就是“一尸两命”，悔之晚矣。
“打穿了”是一次医疗意外，如果再穿刺一次，会不会发生同样的意外，或者发生另外一个更可怕的意外？例如脊髓周围感染或者血肿，向上引发脑部感染，向下引起下肢瘫痪，到时候别说再当医生，我可能彻底变成一个废人。
用一个有创伤的方法去解决一个因为创伤导致的创伤，就有可能发生新的创伤，这条法则对所有人适用，医生也不例外。
二次穿刺，做，还是不做？
医生，这个每时每刻都在做判断、都在做主、都在做决策的职业角色，使我多年来都在内心的世界里一意孤行，很少将求助的目光真正望向他人。现在，也只有一个人安静下来，仔细想想，何去何从。
当晚，我想到曾在一本书中读过的一个真实案例。
一个三十几岁的男性，已经有了三个健康的孩子，夫妇二人决定不再生育，于是丈夫选择了输精管结扎术，也就是男性绝育手术。
这是泌尿外科小得不能再小的手术，安全性已经得到全世界的肯定和论证。在门诊就可以进行，熟练的医生几分钟搞定，病人不需要住院，手术后稍事休息，就可以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