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教授离开协和后，没人再像当年的林巧稚一样住在医院旁边，一个电话就能从家赶到病床边。国营单位分房福利取消后，北京的房价翻着倍地往上涨，医生都住到四环五环通州顺义去了，产妇再不寻常的喊叫也无法把医生从几环外吸引过来了。有了电子监护仪后，再不需要把耳朵贴在孕妇肚皮上听胎心了，很少有医生再去拉产妇的手或者擦汗了。产科仍然不提供在欧美国家已经运用得非常成熟的无痛分娩，撕心裂肺的惨叫仍然每晚从产房传出。
但协和仍然是协和，而且越来越紧俏，建档制度逼迫备孕女性还没停经呢，就跑去买试纸条验孕，一旦有两条红杠出现，哪怕其中一条极其微弱，就得赶紧挂号建档，才有机会争到一张九个月以后自己分娩时候的床位，这让在协和生孩子活生生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情。
那以后，接连又发生了几件事：医生给一个胎位不正的孕妇手转胎头时发生了百年不遇的脐带脱垂，几分钟孩子的胎心就没了；紧接着，又有一个做了剖宫产可能就没事的巨大儿，医生没有做手术，结果孩子生出来的时候就没气了。
同时，协和之外也不消停，用了不知道多少年的产科引产古法——蓖麻油炒鸡蛋，导致产妇发生子宫破裂，最终人死了，医院败诉。第二天，协和产科临床用了好多年的蓖麻油炒鸡蛋引产法，还有产科实验室进行了多年的基础研究，并且先后成全几位博士研究生顺利拿到学位的“蓖麻油炒鸡蛋引产的作用机制”，一下子都停了下来。
那以后，协和产科的剖宫产也不再控制得那么严格了。因为，我们确实无法保证每一个孕妇都能顺顺当当地生出来，我们也确实无法保证不让每一个试产的孕妇遭受二岔罪。再后来，一些常用的助产方式，例如手转胎头，甚至低位产钳，渐渐地都失传了。医生再也不死命为难产妇，严防死守剖宫产手术指征了，差不离的都拉去剖了，反正大多数家庭就生一个，剖了也就剖了。再者说，人家孕妇也有道理，你们协和不给我们提供无痛分娩，我们就是怕疼怎么了？我们就是不生，我们有选择自己分娩方式的权利，你们大夫做不了这个主，医疗是服务行业，我们选择剖，你们就该为我们提供医疗服务。
再以后，大教授在不值班的时候，也很少主动过问产房里七零八碎的小事了，值班表上该谁负责就谁负责。社会越来越快地向前发展，每个人都开始关注自己的生活质量，谁又愿意生命中的每一个24小时都充斥着工作呢？况且，这工作除了技术上的惊险，还充满人性上的惊吓。
这也锻炼了我们后辈异常顽强的战斗能力。
35岁那年，我开始值长三线夜班，就是每隔一晚上值一个夜班，单号我值，双号琳琳值。我身在中国，执行的却是完全的美国时间，这种工作，我俩一干就是小一年，终日时差颠倒，满脸蜡黄。白天，世人神采奕奕朝气蓬勃上班去，我则带着满脸困倦逆着城市上班的滚滚洪流赶回家睡觉。晚上，世人倦鸟归巢，我却要吻别女儿，接过整个妇产科白天的一大摊子事，工作才刚刚开始。三线是夜间整个医院里所有和妇产科相关事物的总指挥官和执行官，好在有什么重大事件还可以和四线商量。最怕的就是周末，个别四线不仅不在医院，还不在北京。碰到个别的教授就更惨了，他们白天霸着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床位和手术台，只收熟人、有关系的病人做手术，对于聘了主治大夫甚至是副教授的中层医生，一律以能力不足为借口挡在专业组之外，而在夜班来了又穷又急又没后门病情又重的“滥病人”时，他们一律在电话里对你委以重任，说你没问题，说你什么手术都能做，你就放手做吧，然后挂上电话接着睡觉或者继续在外头不是讲课就是开刀，在迈向个人幸福的康庄大道上卖力奔跑。
在经历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之后，闲下来的时候，我总是惦记东堂子胡同那个清瘦的老人，那个一生都准备随时听从病房呼唤的老人，还有一群大猫，是否安然依旧，是否于漂泊乱世依旧宠辱不惊。
许教授走了，琳琳也走了。
在成为主治大夫和副教授以后的若干年里，在经历日复一日的煎熬和历练之后，在终于练就了一把手术刀之后，琳琳仍然在协和没有一席之地，或者说就算论资排辈，还仍然轮不上她。
还是千禧年夜里我们在玉兰树下说过的那句话，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还刚到沙滩上，岂容小字辈如何怎样？
琳琳说，她不能让这把手术刀闲着。
每个星期五，她都穿过臭气烘烘的候车室，挤过自己前胸贴别人后背的检票口，坐上散发着各种人类的体味还有频率不同的大小呼噜声的绿皮火车，从首都北京祖国的心脏赶到二级城市、三级城市甚至是偏远小县城看门诊、做手术。
我问：“找你做手术的都是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