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通货膨胀结束的那一年（一九二三年）可以说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用令人眩晕的一兆马克兑换一个新马克的时候，也正是一切都恢复正常之日。事实上，随着通货膨胀泛起的污泥浊水从此迅速消失，酒吧、小酒馆也消失了，社会秩序日趋正常。现在，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算出自己的得失。大多数人，即广大人民遭受了损失。可是，这种责任没有让那些挑起战争的人去负，而是要那些本着牺牲精神恢复新秩序的人来负，他们不但得不到感谢，建立新秩序的责任也落在他们的肩上。再也没有什么能像通货膨胀那样使全德国人民变得如此充满仇恨、如此充满杀机——这是需要我们永远引以为戒的。因为战争是杀戮的工具，但人们却以胜利的号角和钟声欢呼胜利的时刻。德国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军国主义国家，曾为自己一时的胜利无比自豪，与之相反，通货膨胀却使德国感到自己受到玷污、屈辱和欺骗，国家的声誉遭到损害。整个一代人不会忘记和原谅德意志共和国时期那些苦难的日子，他们不愿受屈辱，宁愿回到大肆杀戮的时代。不过，这一切离我们还很遥远。到了一九二四年，从表面上看，这种混乱不堪的局面，犹如飘忽不定的鬼火，似乎已经过去。光明的日子重新到来，秩序得到恢复。我们的内心感激不已。我们再一次认为，战争永远消失了。我们像以前一样，又当了无药可救的大傻瓜。但是，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想给了我们十年的工作、希望和安全的时间。
在今天看来，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三年短暂的十年时间，是德国通货膨胀结束到希特勒攫取政权的这十年，我们这一代人作为见证人和牺牲品，这十年是自一九一四年所开始的一连串灾难后出现的一段平安无事的安全时期。并不是说这十年里没有出现过任何紧张局势、动荡不安和危机——特别是一九二九年的经济危机。不管怎么说，这十年里欧洲的和平得到保障，仅仅这一点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十年里，德国被光荣地接纳为国际联盟的成员，利用贷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秘密扩充军备），英国裁减了军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接管了对奥地利的保护。世界好像要重新建设自己。巴黎、维也纳、柏林、纽约、罗马，无论是战胜国的城市还是战败国的城市，都变得比以往更加美丽。飞机加快了速度。办理护照的规定已经放宽。货币比价的大幅波动已经停止，人们可以知道收入和支出的具体数字，注意力已不再热衷于那些琐碎的表面问题。人们能够重新工作，集中精力去思考文学艺术等方面的事情。人们甚至在梦想一个统一的欧洲。好像那十年时间，虽然不过是世界上的一瞬间，却重新把一种正常的生活赋予我们这一代经受考验的人。
在我的个人生活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那几年中，有一位客人来到我家，并友好地留了下来，那是我从未期待过的客人——成就。不言而喻，谈论我的书取得的表面成就对我来说并不愉快。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也不会留下那些可能被看作沾沾自喜或自吹自擂的粗略说明。但是，我有一种特殊的权利，甚至可以说我是在强迫自己对我一生中的历史事实不再保持缄默。因为七年以来，即自希特勒上台以来，我的成就已经成为历史。我的数十万册甚至数百万册书曾在当时的书店和无数家庭中有过稳固的地位。可是在今天的德国，我的书一本也买不到；要是谁还有我的一本书，就要小心谨慎地藏起来。我的书在公共图书馆里始终被塞在所谓的“毒品柜”里，在极少的情况下，除非经过官方批准，才有人为了“学术上”的需要去看那些书籍——大多数是为了批判辱骂。我的读者，我的朋友们给我写信时，在信封上早就没人敢写上我那已列入另册的真实姓名。更有甚者，在法国、意大利以及所有目前被奴役的国家，我的书同样根据希特勒的命令遭到禁止。而在当年，我的书的译本在那些国家属于读者最多之列。如我们的格里尔帕策所说，今天我作为一个作家，是一个“在自己的尸体后面行走的人”；四十年来，我在国际上所创作的一切，或者说几乎一切，都被那只拳头击得粉碎。因此，在我谈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时，我说的并非今天属于我的东西，而是过去属于我的东西；正如我的家、我的祖国、我的自信心、我的自由、我的没有偏见一样，都已属于过去。如果我事先没有指出我在被人推入深渊之前所达到的高度，就无法形象地说明我和其他无数相同的无辜者以后又被人推落到有多深。我也无法说明我们整整一代文学工作者是如何一下子被彻底消灭的，因为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还会有第二个例子。
我的成就不是突然降临到我家的；它是缓慢地、小心翼翼地来到的。在希特勒用法令的鞭子把它从我身边赶走以前，它一直忠实地、顽强地与我相伴。我的成就一年比一年高涨。继《耶利米》发表以后的第一本书，是我的《世界建筑师》三部曲中的第一卷《三大师传》，它为我开辟了道路；在此之前，曾出现表现主义者、唯意志论者和实验主义者，不论是这个主义还是那个主义，对坚韧不拔的人来说，那条通向人民的路又畅通了。我的中篇小说《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深受读者的欢迎，达到了平常只有长篇小说才会有的程度。这两篇小说被改编成戏剧，它们的片断被公开朗诵，后来又被改编成电影。我的那本小书《人类群星闪耀时》成了所有学校的读物，不久被列入“岛屿丛书”，印数很快达到二十五万册。没几年时间，我就获得了在我看来是一个作家最有价值的成就，那就是：一个广大的读者群，一批可信赖的读者，他们期待购买我的每一本新书。他们信赖我，我也不能辜负他们的希望。我的读者群越来越大，我的每本书刚出版，在德国第一天的销售量就可以达到两万册，而且报纸上还没有登过广告呢。有时我故意避开这种成就，可是它却出人意料地始终伴随着我。所以，为了自娱自乐，我写了一本《富歇传》。我把书寄给出版商后，他立刻回信说要印一万册。我随即复信，请他不要印那么多。我说富歇是个不会给人好感的角色，况且书里也没有任何描写女人的情节，不会吸引读者，所以最好印五千册。一年之后，这本书在德国销售了五万册。可是在同一个德国，今天却不允许人们读我写的一行字。我以一种几乎是病态的狐疑心情写的悲剧《伏尔波尼》也遇到类似的情况。我原计划把它写成诗剧，于是先花了九天的时间用散文体写出各场次，当然显得有点松散和肤浅。由于德累斯顿宫廷剧院首演了我的第一部剧作《忒耳西忒斯》，我总觉得对该剧院欠了一份情，正巧就在那几天，剧院偶然来信问我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我马上就把散文体写的剧本初稿寄去，并表示歉意说：我所寄奉的只是我打算改成诗剧的散文稿。可是剧院立刻给我来了电报，说对我的剧本不需要作任何修改。后来，这个剧本就是以散文的形式登上世界各国舞台的（在纽约，是由以艾尔弗雷德·伦特为首的戏剧公会演出的）。总而言之，我在那几年取得的一切成就，总是受到日益增长的德语读者忠诚的守护。
由于我为外国的作品或人物写评论或传记时，始终把探求这些作品或人物在其所处的时代里发生影响或不发生影响的原因为己任，所以，我在思考过程中不得不反问自己，我的书之所以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就究竟是由于哪些特点。最终我才相信，那是由于一种个人的恶习，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急躁又易动感情的读者。在任何一部小说、任何一本传记里，或者在一场思想意识的辩论中，任何冗长繁琐、空乏铺张、晦涩朦胧、含混不清以及一切画蛇添足之处，都使我反感。只有每一页都始终保持高潮，促使人一口气读到底的书，才能使我感到完全满足。我发现，我手里有十分之九的藏书都是描写过多，对话啰嗦，有许多配角没有必要，面铺得太广，因而使作品显得不紧凑，没有生气，甚至一些经典名著也有许多拖泥带水的地方，破坏我的情绪。我曾多次向出版商阐述我那项大胆的计划，把全部世界名著，从荷马、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直至《魔山》，进行彻底的缩写，去掉个别累赘段落，出版一套简明丛书。只有这样，所有这些无疑包含着超越时代内容的作品，才能在我们的时代重新生气勃勃地发挥作用。
我对所有的繁琐和冗长所抱的反感，势必会从阅读外国作品转移到自己的写作上，同时教我养成一种特殊的警惕性。本着这种警惕性，我的创作刻意追求轻快和流畅。书的第一稿，我只是信手写来，把心中所思倾泻在纸上。同样，在写一部传记时，我首先把一切想到的可供使用的文献中的细节利用起来，如在《玛丽·安托瓦内特》这部传记作品中，我事实上把每一笔账目都核算过，以确定她个人的开销；我还研究当时所有报纸和小册子，从头至尾仔细研读了所有的诉讼卷宗。可是在印刷好的书里，却找不到素材里的任何一句话。因为一本书的第一稿刚刚誊清，对我来说正式的工作才刚开始，即进行压缩和结构调整；我一遍又一遍地推敲各种表达方式，这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一项不断地去芜存精，对内部结构进行精炼的工作。大多数人总是下不了决心对自己所知道的一些事保持缄默，而热衷于在字里行间将所知道的一切加以扩展；而我的看法是，绝不能只看表面现象，重要的是了解事物的内情。
这种对作品压缩的过程，也是使作品更加戏剧化的过程，要在长条校样上重复一次、两次和三次，这种反反复复的工作成为一种兴趣很浓的捕猎，即在不会影响作品的准确性，同时又能加快节奏的情况下，找出可以删减的一个字，一句话甚至一大段。我的整个创作中，最使我感到有趣的就是这种删节工作。我记得有一次，当我特别满意地放下工作，站起来时，我妻子说我看上去分外高兴，我自豪地回答她：“是的，我成功地删去了一大段，这样文章更紧凑了。”如果说，我的书被誉为情节紧凑和富有戏剧性，那么这种特点并不是由于我天生的性急或者内心的激昂，而仅仅是因为我采用了去掉多余的休止符和杂音的条理化的方法。倘若在已写完的一千页稿纸中有八百页被扔进纸篓，只留下二百页经筛选的精华，我绝不会抱怨的。我的书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具备那么大的影响，那是因为我严格遵循我的原则：宁可在形式上紧凑些，但内容必须是最重要的。我觉得非常幸运，由于我的写作意图从一开始就是面向全欧、超越国界的，所以国外的出版商，如法国、保加利亚、亚美尼亚、葡萄牙、阿根廷、拉脱维亚、挪威、芬兰和中国的出版商，纷纷来信同我联系出书事宜。不久，我不得不购买一个特大的书柜，以便容下不同译本的样书。有一天，我从日内瓦国际联盟的《智力合作》的统计表上看到，我的作品是当时世界上被翻译最多的（按我的禀性来说，我会认为它是一篇错误的报导）。又有一天，我收到了俄国出版社的来信，说该出版社要出版我的作品的俄文版全集，问我是否同意请马克西姆·高尔基为全集写序言。当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就喜欢高尔基的小说，是偷偷摸摸把书藏在长椅底下读的，多年来我一直爱戴和敬佩他。但是，我从未想过他会知道我的名字，也没想过他会读我的一些作品。至于这样一位文学巨匠认为有必要亲自动笔为我写序，我更是不敢妄想。还有一天，一位美国出版商带着一封介绍信——好像非这样不可似的——来到萨尔茨堡我的家，建议出版我的全部著作，并保留连续出版权。这就是瓦伊金出版社的本雅明·许布施。从那以后，他就成了我最可靠的朋友和顾问。当希特勒践踏了欧洲的一切，我失去了我真正的故乡，德国故乡和欧洲故乡之后，是他为我建造了一个文字的故乡。
这样一种表面上的成就，很可能产生危险，使人飘飘然，更多地相信自己事先美好的打算，而对自己的能力和作品的效果却想得很少。一个人不管以什么方式出名，本身就意味着他自然平衡的状态遭到了破坏。在一般的情况下，人的名字不过是一个标记，犹如雪茄的外壳一样，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客体，它与真正的主体本来只有松散的联系。一旦这个名字取得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离主体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各种强烈力量的作用下，成为一种左右主体并使主体发生变化的力量。那些走运的、充满自信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受这种力量的影响。头衔、职业、勋章以及名扬天下，都会使他们的内心产生更大的自尊和自信，使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在社会、国家和时代之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于是他们为了用本人的力量达到他们那种外在影响的最大容量，就情不自禁地大吹大擂起来。不过，一个天生对自己持怀疑态度的人，他就会把任何一种外在的成就看作一种在那种微妙的处境中使自己保持不变的责任。
我这样说，并不是说我对我的成就不感到高兴。恰恰相反，我的成就使我欢欣鼓舞。不过，我的成就也仅仅限于那种脱离了我这个主体的产物，即我所著的书以及与书相联的我的虚名。当我偶然在德国一家书店里看到一个我不认识的小小中学生用一点零花钱买我写的那本书《人类群星闪耀时》，那情景使我深受感动。当卧铺车厢的列车员在登记姓名之后，十分尊敬地把护照交给我时，当意大利海关人员因读过我的一本书而不再对我的行李作检查时，我心里也曾沾沾自喜。个人的作用日益扩大的时候，会使一个作家忘乎所以。有一天我到莱比锡去，正巧那天要发行我的一本新书。当我看到我用三四个月写完的三百页的书竟在无意中要花费那么多的人力时，我内心无比激动。工人们用大木条箱把书捆装起来，另一些工人唉哟唉哟哼着号子将木箱抬过来，装上汽车，然后卡车将木箱送到发往世界各地的火车车厢里。几十名姑娘在印刷车间分层堆放纸张。排字工、装订工、搬运工和批发商从早工作到深夜。我自己计算了一下，那些书如果像砖块一样排列起来，就能建成一条相当壮观的马路。我从不因为自命清高而轻视物质利益。开始那几年，我从不敢想我的书能赚钱，或者甚至靠版税能够维持生活。而现在，我的书给我带来了可观的而且是不断增长的收入。这些钱似乎可以永远消除我的一切忧虑——当时谁还会想到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我还能够慷慨大方地纵情于我青年时代的爱好：搜集名人手迹，那些最精美最宝贵的圣人遗物在我这里找到了妥善的归宿。我能用我写的，从更深的意义上说，相当短命的作品换来的钱，去换取那些不朽作品的手稿，如莫扎特、巴赫、贝多芬、歌德、巴尔扎克的手稿。所以我认为，那种意想不到的表面成就竟无所谓地或者说内心并不情愿地落在我身上，真是一种可笑的举动。
不过，当我今天说，我只为我的书所取得的成就和我在文学界获得的声誉而高兴，但如果好奇心转移到我个人身上，那么这种成就只会引起我的反感，我这是在说实话。从我少年时起，我心中最强烈的本能愿望就是：永远保持自由和独立。我甚至感到，任何一个酷爱自由的人，如果到处刊登他的照片，他身上最美好的东西就会受到阻碍和歪曲。除此之外，我出于爱好而开始的事业，很可能会变成一种职业或企业形式的危险。邮局每天送来大批信件、请柬、通知和要求答复的咨询。每当我外出一个月，回来时就得用两三天时间处理那些堆积如山的邮件，以便让“企业”的工作恢复正常。尽管我不想这么做，可由于我的书十分畅销，使我陷入忙碌不堪的事务中。为了处理好各种事宜，我必须井井有条、统观全局、办事准确、工作熟练，这一切可以说是非常受人尊敬的美德，可是与我的秉性却格格不入，必将严重影响和威胁那种纯粹的无拘无束的思考和梦想。所以，越是有人请我到大学讲课，出席各种庆典，我就越深居简出。我从不抛头露面宣扬自己。我也从未克服那种几乎是病态的腼腆。直到今天，我还有这种出自本能的习惯：在大厅里、在音乐会上、在剧院看戏时，总是坐在不显眼的最后一排；没有比在台上或者在抛头露面的位置让大家盯着我看更使我难以忍受的了。对我来说，各种形式的隐姓埋名是一种本能的需要。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老一辈的作家和艺术家，像我尊敬的朋友阿尔图尔·施尼茨勒和赫尔曼·巴尔，总是喜欢穿丝绒茄克衫，烫着鬈发，让鬈曲的头发飘落在前额上，或者留奇特式样的胡须，穿与众不同的服装，在大街上招摇过市。我深信，任何一个想以非常装束使自己闻名四方的人，会在不知不觉中使自己的生活变成像韦尔弗尔所说的那种“镜中人”。人的每一个姿态无不显示出一个人的风格。过于注重仪表的多样化，那么内在的诚恳、自由和无忧无虑就消失殆尽。如果我今天还能重新开始，那么我会用另一个名字，一个杜撰出来的名字，一个笔名发表我的作品，这样我就能够一箭双雕：既能享受文学成就带来的幸福，又能享受隐姓匿名带来的平静生活。因为像这样两全其美的生活，本身就充满了魅力和层出不穷的惊喜。
马蒂亚斯·埃尔茨伯格尔（1875—1921），德国政治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任德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力主接受《凡尔赛和约》，后被狂热的国家主义者暗杀。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拉特瑙在去外交部的途中被德国国家主义者暗杀。
斯韦东（约70—140），罗马传记作家，他所处的时代正是罗马帝国安东尼王朝的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