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一九二一年，是奥地利战后最艰难的三年。这期间，我是在萨尔茨堡与世隔绝的环境里度过的。我已经放弃了重见世界的希望。战后的大崩溃、外国人对德国人或用德语写作的人所抱的仇恨、我国的货币贬值，都是灾难性的，致使人们准备一辈子都待在自己狭小的天地里。然而，一切都好起来了，人们重又吃得饱，重又坐在写字台旁不受干扰地去工作。已经没有抢劫，也没有发生革命。我生活着，感到自己精力倍增。难道我不应重新尝试自己青年时代的爱好，外出去旅行？
我还没想到远途旅行。但意大利就在近处，只有八个小时或者十个小时的路程。难道我不该试一试？我是奥地利人，到了那里可能会被看作“世敌”，虽然我自己并没有这种感觉。难道我可以先不友好地把自己拒之门外？难道为了不让自己的老朋友难堪，就该从他们身边一擦而过？不，我非要试一试，于是一天中午，我终于越过了国界。
晚上，我到达了维罗纳，走进了一家旅馆。门房递给我一张登记表，我填写完毕，门房粗略看了一眼，当看到国籍栏内写着“奥地利”时，他十分惊讶。“您是奥地利人吗？”他问道。我当时想，他是不是要把我赶出门去。当我作了肯定的回答之后，他显得十分高兴。“见到您我很高兴！终于来了一个奥地利人！”这是在“敌国”第一个向我表示欢迎的人，但再一次证实了我战争时期就有过的那种感觉：所有的煽动和仇恨的宣传只会使头脑一时发热，而从未触及欧洲真正的群众。一刻钟后，憨厚的门房亲自到我的房间，看是否服务得周到。他热情地赞扬我的意大利语，告别时我们亲切地握手。
第二天我到了米兰，我重又看到大教堂，在画廊里闲逛。在米兰，我又听到了舒畅的充满魅力的意大利歌曲。我在熟悉的街道上漫步，欣赏有点熟悉的异国风光，不胜愉悦。我看到一栋大楼上挂着《晚邮报》的招牌，突然想到我的老朋友朱·安·博尔盖塞就是那个编辑部的领导人。在柏林和维也纳时，我曾经常和凯泽林伯爵、本诺·盖格尔一起参加博尔盖塞举办的社交活动，度过许多轻松愉快的夜晚。他是意大利最优秀最富于热情的作家之一，在青年人中间影响很大。虽然他是《少年维特的烦恼》的译者，又是德国哲学的狂热信徒，在大战中，他始终坚持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立场。开始时，他紧密地同墨索里尼一起推行反对德国和奥地利的战争，后来又同他分道扬镳。在战争期间我曾经有过一个怪念头，找一个在敌方的老朋友充当调停人。现在，我更加迫不及待地想见见这样一个“敌人”。我并不想直接到他那里去，冒吃闭门羹之险。因此我给他留下了一张名片，写上我的旅馆地址。可我还没有走下楼梯，就有人从身后冲到我面前，一张脸庞高兴得春风满面——正是博尔盖塞。我们只谈了五分钟，就像往常一样的诚恳，也许更加推心置腹。因为他也从战争中吸取了教训，所以我们分别在此岸和彼岸的人比以前更亲近了。
这种情况到处可见。在佛罗伦萨的大街上，我的老朋友、画家阿尔贝特·斯特林加突然向我跑来，也不作任何介绍，一把把我抱住，吓得我妻子还以为这个满脸胡须的陌生男人要谋害我呢。一切都和战前一样，不，比战前更为诚恳。我舒了一口气，战争已被埋葬，战争已经过去。
但是战争并没有真正过去，只是我们不知道罢了。在善意的希望中，我们都常常欺骗自己，把我们个人的思想与世界的思想混为一谈。不过我们不必为自己的错误而羞愧，因为那些政治家、经济学家、银行家所受的欺骗并不比我们少。他们在那几年里同样被经济复苏的虚假繁荣所蒙蔽，为了国家安定疲惫不堪。实际上，斗争已从国家之间转到社会内部。我在战后的最初几天见证的那个场面，我后来才懂得它的深刻意义。我们在奥地利并不大了解意大利的政治状况，只知道战后失望情绪严重，社会主义倾向甚至布尔什维克倾向日益蔓延。在每堵墙上都可以看到用木炭和粉笔写就的笨拙的笔迹：“列宁万岁”。我们还听说，在战争期间一个名叫墨索里尼的社会党领袖宣布与本党脱离关系，建立了一个对立的党派。但是人们对这种现象只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样区区一个小党能翻起什么大浪来？当时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党派，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到处都有义勇队员在列队行走；在莱因兰和巴伐利亚都成立了分裂主义政党。到处都有游行示威和暴动，不过每一次暴动都被镇压下去，因而，没有人想到那些穿黑衫的“法西斯分子”——他们穿的不是加里波第义勇军的红色衣衫——在未来的欧洲发展中会成为重要因素。
在威尼斯，我突然对“法西斯”这个词有了感性认识。一天下午，我从米兰来到澙湖岛上那座可爱的城市，到达后竟没有看到一位搬运夫和一艘游船。工人和铁路员工无所事事地站着，双手插在衣袋里，正在举行罢工。当时我拖着很重的箱子，环顾四周，想找人帮忙。我向一个年龄稍大些的人打听，哪个地方能找到搬运工。他遗憾地说：“您来的真不是时候。不过我们现在经常罢工，这次是总罢工。”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罢工，也就没再继续问下去。我们在奥地利对罢工早已习以为常，每当社会党人走投无路时就采用这种貌似最厉害的手段，可事后并无效果。我拖着箱子步履艰难地走着，直到我终于看见旁边一条河里有一个划游艇的人偷偷摸摸地向我招手，接着他把我和两只箱子弄到船上。船驶开时，有好几个人向我的船主挥舞拳头，因为他成了罢工的破坏者。半个小时后我们到了旅馆。住下后，按我的老习惯一定要到外面走一走，我来到集市广场。那里极其冷清，大多数商店都紧闭着门，咖啡馆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大群工人三三两两站在商店的拱廊下，好像在等待什么特别的事。我便同他们一起等。不一会儿，等待的事情突然发生了，一队年轻人迈着整齐的步伐从一条巷子里急促走出来，更确切地说是疾步跑出来，队列整齐，以训练有素的节拍唱着一首歌，歌词的内容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是那首《青年之歌》。罢工的人数超出这支年轻队伍百倍，他们在罢工的工人拥来之前，就已经挥舞着棍棒从罢工人群前面飞奔而过。这支队伍组织严密，怀着极大的勇气。当罢工工人意识到这是对他们的一种挑衅时，他们已跑得无影无踪，无法把他们抓住。工人们气愤地聚集在一起，紧握着拳头，但为时已晚，再也追不上那支小小的冲锋队。
凡是亲眼看到的事始终是令人信服的。那时我才第一次明白，我几乎一点也不了解传说中的法西斯主义在现实中是怎么回事。它是一股领导得非常好的力量。法西斯主义能煽起那些坚毅、勇敢的年轻人的狂热崇拜。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赞同佛罗伦萨和罗马那些年纪较大的朋友的看法了。他们总是轻蔑地耸一耸肩膀，认为他们是一帮“雇用来的歹徒”，并以讥笑的口吻谈论他们的“魔鬼老头子”。出于好奇，我买了几期《意大利人民报》，从墨索里尼的尖锐、简洁的拉丁式文风中同样感到那种和奔跑着冲过集市广场的年轻人一模一样的坚毅。我当然不会预见到这场斗争一年之后会达到什么样的规模。不过，从那时我就意识到，不仅在这里，而且在世界各地仍然面临着一场斗争，我们的和平还不是真正的和平。
我们欧洲的表面似乎是风平浪静的，可它的底下却潜藏着危险的暗流，这给我敲起了第一次警钟。第二次警钟也没有等好久。由于重新享受到旅行的乐趣，我决定夏天到北海之滨的威斯特兰去。当时，对一个奥地利人来说，能到德国去旅游是颇为诱人的。马克和我们疲软的克朗相比，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信誉，看来，恢复工作正在全面进行。列车都正点到达，旅馆里窗明几净，铁路两旁新住房和新工厂拔地而起。到处都在执行无可指责的规章制度，这种制度在战前令人讨厌，可在混乱时期却受到赞扬。当然，德国国内仍存在一股紧张的空气，因为全国都在等待着，在热那亚和拉巴洛举行的最初几轮谈判中，德国作为一个平等国家，能否实现减少战争赔偿，或者至少能够得到真正谅解的一般的承诺。领导那几轮在欧洲历史上具有纪念意义的谈判的人，正是我的老朋友拉特瑙。他在战争期间充分发挥了组织方面的杰出才能；是他最早认识到德国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即易遭致命打击的原料供应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他及时（在时间方面他也很有预见性）把全部经济集中到中央控制之下。而在战后，需要一个人能与对手中最机智最富有经验的人物去谈判，这个外交部长的重任自然又落到他的身上。
我到了柏林之后，犹豫不决地给他打了一个电话。我怎么可以去打扰一个正在造就时代命运的人呢？他在电话里说：“是的，很难找出会面的时间。我现在为了公务不得不牺牲朋友之间的友谊。”不过，他具有充分利用每一分钟的特殊技巧，很快就找到了我们会面的办法。他说，他要到几家使馆去拜访，他是从格鲁内瓦尔德出发到那些使馆去，要坐半小时的汽车，所以最可行的办法是我到他那里去，然后我们在车上聊半小时。他的专注力很强，能够从对一个问题的思考很快转到对另一个问题的思考，所以他在汽车里和列车上的谈话，事实上就像他在办公室里一样准确和透彻。我不想错过这次机会，而且我相信，他能和一个不介入政治但又是他多年好友的人来谈谈心，同样会感到高兴。那是一次内容丰富的谈话。现在我可以证明，拉特瑙还不是一个完全超脱的人，因此他完全是在心情不轻松、没什么兴趣和不耐烦的情况下接受外交部长这个职务的。他预先就知道，他接受的任务暂时还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使命。在最好的情况下，他只能争取到四分之一的赔偿费，得到一些无关紧要的让步，但是还不能指望真正的和平和宽宏大量的对待。他对我说：“也许十年以后吧，到那时我们这些人身体都不行了。尤其是老一辈的人已离开外交界，那些将军们也只有自己的纪念雕塑默默地立在各个公共广场上。”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着双重任务，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也许在历史上难得有这样的人，内心充满着无穷的忧虑，抱着十分怀疑的态度，去迎接自己的使命。他很清楚，这个使命不是他凭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而是只有时代本身才能完成。他已预见到，这一使命还会给他本人带来危险。埃尔茨伯格尔就是由于承担停战协议中令人不快的义务而遭暗杀的。而鲁登道夫却在接受此项任务之前就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德国。从此以后，拉特瑙毫不怀疑，作为谋求和解的先驱战士，相似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不过，他没有结婚，没有儿女，孤身一人。所以他说他没什么好怕的；而我也没有勇气去提醒他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拉特瑙在拉巴洛的谈判中表现相当出色，在当时的条件下可以说是已取得最好的成果，在今天看来，依然如此。他具备及时抓住有利时机的出色才能和政治家的风度，再加上他个人的声望，使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但是国内有些组织变得很强大。那些人诡计多端，他们认为，只要向战败国的国民声明：我们根本没有战败，任何谈判和让步都意味着对国家的背叛。这样说的次数越多，就越能招徕更多的人。那些大搞同性恋的秘密团体势力很大，是当时共和国的领导人所始料不及的。但是共和国的领导人以自由的观念对那些要把德国的民主永远消灭的人抱着听之任之的态度。
我在外交部门前同他告别，当时我万万没想到，那竟是诀别。后来，我在照片中辨认出，我们一起坐车行驶的那条街，正是不久后暗杀者伏击的那条街，仅仅是由于侥幸，我没有成为那场不幸的历史事件的目击者。所以我事后对那一事件感到特别痛心。随着这一悲剧的结束，德国的不幸、欧洲的不幸也就开始了。
那一天，我已到了威斯特兰，数以千计的疗养旅客正在海滨快活地游泳。一支乐队就像宣布弗兰茨·斐迪南被暗杀的消息那天一样，照样为无忧无虑的避暑的人们演奏音乐。送报人像白色的信天翁一样穿过林荫道飞速而来，一边高喊着：“瓦尔特·拉特瑙被暗杀！”人们惊慌失措，全国震动。马克迅速贬值，一直跌到用数以兆计的疯狂比例来计算为止。通货膨胀的混乱局面刚刚开始。我们奥地利货币贬值的比例达到一比一万五千时，就认为已是非常荒唐，现在与德国的通货膨胀比例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如果能把马克贬值的细节和那些难以置信的事例都写出来，简直能写成一本书；而这本书在今天看来，好似童话一般。我经历了那样的日子：早上用五万马克买一张报纸，晚上就要用十万马克。兑换外币不能一下子换完，只好按钟点分几次兑换，因为四点钟兑换的比价可能要比三点钟的多好几倍，五点钟兑换的比价要比四点钟的多好几倍。例如，我给出版商寄一部我写了一年的手稿，为了保险起见，我让他立刻预付给我一万册的稿费，当支票到手时，其面值还抵不上一周前寄稿件的邮资。电车票价以百万计算。帝国银行用卡车向各支行运送钞票。十四天后，我在排水沟看到一张面值十万马克的钞票，是一个乞丐看不上扔掉的。当时买一根鞋带用的钱，在过去可以买一双鞋子，不，可以买一间有两千双鞋子的豪华鞋店；修一扇打碎的玻璃窗比过去买一幢楼的价格还高。一本书的价格比以前一家拥有数百台机器的印刷厂还要贵。用一百美元可以买到库尔菲尔斯滕达姆林荫道上一幢七层的高楼。几个刚成年的小伙子在港口发现别人遗忘的一箱肥皂，就可以坐小汽车兜几个月的风，因为每天只要卖出一块肥皂，就可以生活得像贵族一般。而他们的父母，以前是富人，现在却成了乞丐，处境艰难地到处奔走。送报人现在盖起了银行大楼，他在各种外汇兑换中发了横财。他们中的佼佼者是那个名叫施廷内斯的大赢家。他利用马克贬值的时机扩大自己的信贷业务，而自己只买进矿山和轮船、工厂和股票、城堡和农庄；但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没花一分钱，因为每一笔钱，每一笔贷款最后都等于零。不久，四分之一的德国财富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德国人总是对看得见的成就洋洋自得，于是对他推崇备至，甚至把他捧为天才，热烈欢呼。这当然是不正常的。成千上万的失业者到处都是，他们向黑市商人和坐在豪华汽车里的外国人挥舞拳头，因为他们把整个街道的东西全买光了，就像买一盒火柴那么简单。凡是能认字能写字的人都做起买卖来，想办法投机倒把，不过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种感觉：大家都在相互欺骗，同时又被一只为了使国家摆脱负债和义务蓄意制造这种混乱局面的黑手所欺骗。我自信对历史了解得很清楚，据我所知，历史上从来没出现过与此类似的疯狂时代，通货膨胀的比例会如此之大。一切价值都变了，不仅在物质上如此；国家的法规遭到嘲笑；所有的道德规范遭到鄙视；柏林成了世界上罪恶的渊薮。酒吧、游艺场、小酒馆像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相比之下，我们奥地利出现的那种混乱局面不过是在群魔狂舞面前的一次小小的前奏，因为德国人把他们的全部热情和一丝不苟的作风都搞颠倒了。穿着紧身上衣、涂脂抹粉的年轻人沿着库尔菲尔斯滕达姆林荫道游来逛去，不仅是有职业的年轻人，就连中学生都想挣钱。在昏暗的酒吧间里，可以看到政府官员和大金融家恬不知耻地向喝醉酒的海员献殷勤。甚至在斯韦东的罗马也没有见过像柏林那种舞会上互穿异性服装狂热放荡的场面。上百名男青年穿着女人的服装，女青年穿着男人的服装，在警察赞许的目光下跳着舞。在一切价值观跌落的情况下，那些迄今为止生活秩序并没有被波及到的市民阶层也遭受到一种疯狂情绪的袭击。年轻的姑娘们把不正常的两性关系引以为荣，当时在柏林的每所中学，如果一个女孩到了十六岁还是处女，就会被视为不光彩。每个姑娘都愿意将自己的风流事张扬出去，越有异国情调越好。但是，这种色情本身最令人反感的是它可怕的虚伪。事实上，这种伴随通货膨胀而迸发出的德国人的恣意纵欲无非是一味追求时髦而已；那些出身正派的市民家庭的女孩子，她们原本宁愿将头发简单地梳向两边，而不愿意梳男孩子那样光溜溜的发型。她们原本宁愿用小勺吃苹果馅饼，而不愿喝烈酒。可是每天都遇到的通货膨胀像脱缰的烈马一样飞奔，全国人民都无法忍受，人人都神经紧张。被战争弄得满目疮痍的国家，实际上都在渴望秩序、平静、安宁和法纪。整个民族在暗地里都非常憎恨这个共和国，却不是因为共和国粗暴地压制了放纵的自由，恰恰相反，共和国把自由放得太松了。
谁经历过世界末日似的可怕岁月，都会有这种感觉：事物发展到极限必然产生反弹，而德国正处在这一可怕的过程中。那些使德国陷入乱世的幕后人物，手里正拿着钟表笑嘻嘻地等待着：这个国家情况越糟，对他们就越有利。他们得势的时刻即将到来。一股反革命势力已经明目张胆地聚集在鲁登道夫周围，希特勒当时还未掌权，当然拥戴他的人更少些。那些被人扯下肩章的军官组成秘密团体。那些眼看自己的积蓄被人骗走的小市民悄悄进行联络，准备随时响应任何能恢复正常秩序的号召。对德意志共和国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具有灾难性的了：共和国本着理想主义的意图，既给人民以自由，也给敌人以自由。由于德国人民从来都是讲秩序守纪律的民族，所以对政府给的自由不知该怎么办，正急不可待地盼望有人出来剥夺他们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