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在我茅草屋外的树木长得参差不齐，如同稍息中的军团，它们将树影投在地上，如同手中握着过长的矛。
高大的树木扛着快要下山的太阳，它的光芒即将隐去，正催促夜幕降临。阳光仍努力穿透密集的防线，触碰着小屋的门、窗户、烟囱。但光线太微弱，和我防风灯发出的光差不多。放在木桌中央的这盏防风灯，虽然干净却显得寒酸。莫洛的夜晚来得早，在我的小屋里，则来得更早，但马厩尚未被黑暗笼罩，从我坐的地方可以清楚看见。我看见牢牢锁上的门，一段围场的篱笆，还有一个疲惫的马夫正蹒跚地向他的晚餐走去。辛苦劳作的一天已经结束，像一页写着日期的日历那样已成定局。但这一年还有许多的日子要过，还有许多别的工作要做。
有些事必须明天完成。被勒伤的柯乐塞尔需要配一副新马鞍——它的马夫会负责这事。栗色的小公马莱克已渐入最佳状态——我要让它拿出四分之三的速度，跑完一又四分之一英里。它跑的时候头抬得不够高，不能用马颔缰——只用环套，还有链状马衔铁。
还有威尔士卫兵。它没有问题：它是坎希斯康的儿子。该给它穿腱靴吗？它的腿就像不锈钢铰链一样稳当。明天是练快跑的日子，但它却不跑，它的脖子太沉重，必须花工夫慢慢调整。它会慢跑，好马总是能慢跑。明天我骑威尔士卫兵。这是三匹马。
还有两匹别的马，我靠训练它们来换取我的小屋和马厩。迟钝的马，年纪太大，而且先天不足。但工作就是工作，我想想有什么办法……
我思考着，潦草地做着记录。我真搞不懂饲料居高不下的价格，于是咬起了铅笔。我是赛马训练师，已经获得了执照。离内罗毕的赛马比赛还有两个星期，届时小旅馆会爆满，街上锣鼓喧天，观众席里将聚集来自十几个部落的不同衣着和肤色的人。赢家。输家。钞票转手。健壮的驯马师，瘦弱的驯马师，都争相解释着本应该得出的结果，说着：“要不是……”他们全都是男人。这些男人都比十八岁的我年长，他们大男子主义、自信、专断，或许还有些不拘小节。但他们有权这么做。他们了解自己的工作：这其中有些东西我还需要学习，但没有很多了，我想。我希望如此。我们走着瞧，我们走着瞧吧。
咬铅笔无济于事。我的工作手记写完了，饲料的价格固若磐石，情况很艰难，但光想可改变不了什么。
我从椅子里起身，伸了个懒腰，又看了一眼马厩，还有包围着我的肃穆的树木军团。但事情并没这么伤感。下周，有人答应再给我两匹马训练，所以我的马厩规模在壮大。只是工作量也在增加。
我对自己的马夫再满意不过了。他们都从恩乔罗跟随我到这里，尽管知道工资发放可能没那么快，食物和其他物资也可能没以前多，但他们还是跟来了，光着脚走过长长的小径，衣衫褴褛，羞涩地要求工作的机会，当然，他们得到了。
但马夫能做的工作毕竟有限。他们可以干马厩里的活儿，可以骑马，可以做一切清扫工作。但他们不会缠绕加压绷带，不会治疗跛足，或是判断马匹身体情况，或是应付一匹脾气失控的马，更不用说闹情绪的马。这些是我的工作，但从早上五点到太阳落山，工作时间看来已经很长，却依旧不够用。要是有个能信任的人就好了——某个我了解的人。但是，当然了，没有这么个人。暂时还没有。这里不再是以前的恩乔罗，那时的我年纪尚小，拥有一两个朋友。这里是现在的莫洛，我正准备去结交新朋友。老朋友都去哪里了呢？他们究竟去哪里了？
我从铁架床边的架子上取过闹钟，开始上发条。桌上的防风灯已经没有了阳光的竞争，它蹲在自己近乎派不上用场的琥珀色光晕里，将好端端的影子扭曲成骇人的形状，将黄色的光芒投射到墙上、椅子上，还有泥土地面上。
它是一盏年代久远的灯，本不属于我。它的底座是廉价的金属，到处都是刮痕，它的灯罩被烟灰熏得污渍斑斑。它曾为多少人点亮过怎样的夜晚呢？有多少人曾在这灯下书写、进食、酩酊大醉？它可曾见证过成功？
我觉得没有。它坑坑洼洼、污七八糟，习惯了承受失败，仿佛那些为它修剪过灯芯的手指，从来没能把握过希望。它散发出的光芒中没有快乐，它是只堕落的眼睛。看着它燃烧终于让我抑郁起来。我将它视为绝望的象征，只因为它不够明亮，或许是因为它不会说话。
但起码我可以说话，只不过是在纸上。我从墙上取下马鞍袋，找到父亲最近从秘鲁写来的信，再次打开阅读，然后回信。只有当笔尖在纸上的细语奋力想要刺穿它时，寂静才会显得如此难挨。我独自坐在一座迷宫里，用笔尖戳着它的层层壁垒，一层又一层……
像往常一样，我的门开着。它和关着没什么两样：除了夜色什么都看不见。很长时间里，都听不到任何声响。突然，我听见了声音，知道那是有人正赤足向我走来。但这脚步声非常磊落，没有任何杂音。这是熟悉黑暗的人才会有的坦然，它正穿越我宫殿的丛林卫队。
我没有停笔，也没有抬头。只是等待着一句问候，它传了过来。
“是我。”
声音很柔和。那低沉的音色听来异常熟悉，我却想不起来。它恭敬、温暖，还带着些羞涩。这个斯瓦希里词汇的意思是：“我在这里。”它的回声还附带着另一层意思：“欢迎我吗？”
我不需要考虑。只是将笔放在写了一半的信纸上，抬起头来。不知为何，这两个字总是被信赖。“是我。”说过的人都知道，它们会灼伤撒谎者的嘴唇，让小偷的舌头化为灰烬。这是一句温和的问话，传达着尊重。答案随之而来。
我从椅子里站起身，朝门外看，一个人都没看见，却回答了他。
“卡里布！”
我说的是：“进来吧，欢迎！”
我不认识走进来的这个男人。站在门槛外的是一个年轻人，身披武士的条纹斗篷。他很高大，腰间围着珠串腰带，别着一根棍棒，还有一把装在大红色刀鞘内的长刀。他的脚踝上缠着疣猴的尾巴，胸前则挂着一个中空的狮爪。他就和身后的夜色一样安静。他并没有走近，只是在门口站着。
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只好站起身等待，任凭狡猾的灯光愚弄我的记忆。然后我绕过木桌走上前去，看着他编成粗重长辫子的黑发、向前突出的下颚，还有眼睛、颧骨、手……
我的双手不由自主地伸向他。那个年轻人说话了：“我是来帮忙的，为你工作，如果你需要的话。我是埃拉·鲁塔。”
现在我已看得分明。现在我已明白了。
这是那个知晓白鹭秘密的小吉比，那个来自往昔岁月的吉比再次到来。
我不知道我们谈了多久，不知道在桌边坐了多久。防风灯就在我们手边，那是一盏好灯，一盏转变了性格的快乐的灯，不再佝偻，而是靠向我们，想为老朋友贡献一点光亮。我们或许谈了一个小时，或许三个小时。我们俩各自都有一本日记，没有书写下来的只字片语，但记忆栩栩如生，我们也为彼此找到了听众。
我说起恩乔罗，说到农场的结束，说到发生过的以及我希望发生的事。我们因某些事情而放声大笑，因为我们已经成长太多；我们对某些事情又非常在意，因为我们依旧年轻。
他说起自己获得那把梦寐已久的长矛并成为一名战士后的日子，他有了新名字：埃拉·鲁塔。他几乎已经不记得那个吉比，吉比已经消失，像一则传说。在我面前的是一位战士，一个庄重的男人。
“世界真大。”他说，“最北我到过瓦辛基苏，还到过比凯里乔更南面的地方，我还曾在肯尼亚山脉上走过。但无论人走到哪里，肩上、身后以及面前，总还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所以继续向前走已经没有意义。我捕猎过水牛和狮子，在一个叫索亚姆的地方卖过羊，和其他人去过别的地方。一个人经历过这些，就可以回家了，而他却并没有变得更智慧。”
“所以你失望了，埃拉·鲁塔？当你还是个孩子，当你还是吉比的时候，你不会像这样说话。”
“男孩不会像男人一样说话。这世界教会我的东西，并不比父亲教会我的多，也不比我从埃拉·图贡那里学到的多。”
“我不认识埃拉·图贡。”
“我父亲选他来帮我为割礼做准备，我认为他事先教会了我很多。他是我父亲一辈的纳迪战士，非常智慧的人。他告诉我纳迪族的历史以及人将如何度过一生，要语调轻柔，要收起愤怒，只将它用在需要的地方——就像别在我腰带上的这把长刀。他告诉我，上帝如何送来第一头牛，让我们族人得以繁衍，如果我们节省地使用，我们的部落就不会消亡。他告诉我战争的事，告诉我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战斗的意志，那他的灵魂就会像老太婆的脸一样枯萎。图贡教导我这些事情。告诉我男人该吃什么，怎样去爱，这样他就保有人的尊严，而不是牛群中的一头牛，或是大嚼猎物的土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