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有愤世嫉俗倾向的人曾说过：“我们活着，什么都没学到。”然而，我确实学到了些东西。
我学会了如果你必须离开一个地方，一个你曾经住过、爱过、深埋着所有过往的地方，无论以何种方式离开，都不要慢慢离开，要尽你所能决绝地离开，永远不要回头，也永远不要相信过去的时光才更好，因为它们已经消亡。过去的岁月看来安全无害，能被轻易跨越，而未来藏在迷雾之中，隔着距离，看来叫人胆怯。但当你踏足其中，就会云开雾散。我学会了这一点，但就像所有人一样，待到学会，为时太晚。
我以最缓慢的方式离开了恩乔罗，并且从此再未见它一面。
我本该回头的，载我离开的珀伽索斯也本该回头的，因为即便是它，也有三年的记忆，编织成网，拖拽它的脚步。但我们的世界已经像风中的碎屑般逝去，没有了回头的余地。
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些和蔼的神明争吵起来，拒绝再送来任何雨水。以前，他们在绝大多数时候都相处和睦，起码在重要事项上观点一致。
一场雨，单单一场雨，对一个人的生活来说具有什么意义？如果一个月不下雨，天空像孩子的歌声一样清朗，阳光普照，人们漫步阳光下，世界因此一片金黄，又有什么关系呢？一星期不下雨，又有什么关系呢？谁会那么阴郁，期待暴风雨的来临？
看看农夫掌心的种子，一口气就能将它吹走，它的未来也就此终结。但它却掌握着三条生命：它自己的生命，以它的收成为食的人的生命，靠种地维生的人的生命。如果种子死了，人或许不会，但他们再也无法以原来的方式生活。种子死了，会波及人。他们或许会改变，或许会将信仰寄托于他物。
有一年，恩乔罗地区所有的种子都死了，恩乔罗附近所有农场的情况也一样，无论是低处、山上还是林中的田地，无论大农庄还是仅靠一把犁与一个希望开垦的农田。因为得不到营养，种子都死了，它们绝望地渴盼着雨水。
第一天早晨，天空如窗户般明净，第二天早晨依旧如此，接下来的每个早晨也都一样，直到人们不再记得下雨是什么感觉，也不再记得田野看起来是什么样。它们曾绿意盎然，浸润着生命，赤足可踩踏其间。一切都停止了生长，叶片蜷缩，所有生物都背朝太阳。
或许在别处——伦敦、孟买、波士顿，某家报纸上写了一个标题（在一些次要的版面上）：旱情威胁英属东非。或许有人看到了这条新闻，抬起头来看着他头顶的那片天空——就和我们头顶上的这片一样清朗，他可能觉得非洲最边缘的干旱根本算不上新闻。
可能果真如此。某个你不曾见过、也不会见到的人在一片远得无法想象的土地上白白耗费了一年的辛劳、十年的辛劳，甚至一辈子的辛劳，这根本就算不上新闻。
但当我离开恩乔罗的时候，它已与我太过亲近，无法轻易被忘怀。雨水滋养种子，种子滋养磨坊。当雨水停止，磨坊里的磨盘也就停了。如果它们继续转动，碾压的不过是它们主人的绝望。
我的父亲就是它们的主人。在干旱来临前，他和政府以及个人都签订了合同，保证供应上百吨的面粉和粗玉米粉——以商议好的价格，在商议好的时间内。如果说合算的买卖并不在于获取三倍于本金的利润，那起码也不该是入不敷出。在我懂得一英镑的价值之前，我就了解了数字的专横。我知道父亲为什么要那么长久地枯坐着，直到深夜，徒劳地看着那些涂改过的账本、打开的墨水瓶和窃笑的灯芯。你不能以二十卢比的价格买进一袋玉米，把它们磨成粉，然后以十卢比的价格卖出去。或许你依然可以这样做（如果你信守诺言），但你将看着自己的积蓄，随磨坊里出产的每一勺面粉离你而去。
有好几个月，同样成排的马车从堪皮亚莫托缓缓来到恩乔罗农场。它们装载着这些年来一直运送的谷物，但不再是新收割的谷物。它们不是刚从农田里辛苦收割而来的谷物，而是囤积储备起来的粮食，或者是从一块块田地里搜刮来的。即便对最年长的拓荒者来说，它们也是记忆中最昂贵的粮食。
我的父亲买下它们，只要找得到，就买下来，每当他花一卢比，就多损失两卢比。磨坊运转着，面粉涌进张着的口袋里，每个缝合起来的口袋里，都封存着农场的一小部分。
有人觉得我父亲有些傻。合约上的责任已经失效了，不是吗？难道不该由上帝承担干旱的责任？
我父亲认为，确实如此，上帝还要为其他一些事负责，包括消除干旱。但他也认为，上帝在合约这件事上，理应毫无责任。
有一天，满怀成就感的小发动机拖着货车离开了磨坊，最后一批面粉磨好了，合约上的第一个字到最后一点墨水印，都得到了履行。发动机转过最远处的一道弯，汽笛发出一声长鸣，在洁净无瑕的地平线上喷出一阵浓烟，然后消失了。它带走的还有我几乎全部的少年时光，以及我父亲对农场的拥有权、房屋、马厩和所有的马匹，除了那匹带翅膀的马。
“现在，”父亲说，“我们该想想了。”于是我们思考起来。
我们在他的小书房里坐了一个小时，他和我说话时，语气中有从未有过的严肃。他的手臂枕在如今已合拢的黑皮书上，告诉我很多我从未知晓的事——还有些则已知道。他要去秘鲁，那片土地和这个国家一样无拘无束，同时也是一个热爱马匹、需要懂马的人来照料它们的国家。他想让我一起去，但选择权在于我。我已经十七岁零几个月大，不再是孩子。我能思考，我能理智行事。
他认为我有足够的专业能力训练纯种马了吗？
他确实这样认为，但还有很多要学。
根据英国赛马会的规章，我有机会获得训练资格证书吗？
我可以。俗话说：一顺百顺，一通百通。
我对非洲的了解还太少，不能离开。而对于我已经了解的那些，我又是如此热爱。秘鲁只是个名字：只是教科书中地图上的一块紫色污渍。我可以用手指触摸秘鲁，但双脚却是踩在非洲的土地上。非洲有火车，有几条路，还有像内罗毕这样的城镇，有学校、明亮灯光和电报。有自称探索过非洲的人，他们写下关于非洲的书。但我知道真相。我自己知道，这片土地还未被发现，它依旧是未知。它只是刚出现在别人梦想中而已。
“去莫洛吧。”我父亲说，“在莫洛有你需要的马场。记住，你还是个孩子，不要期望太高——不时会有几个马场主雇你训练马匹。然后，就要埋头工作并心存期望。但永远不要眼高手低。”
父亲的忠告里贯穿着斯巴达式的严酷，直到现在依旧如此。
道路向北通往莫洛，夜晚，它直指漫天星斗。它沿穆阿悬崖一侧上升，直到在一万英尺处找到高原才停歇。有些星星就在它的边缘亮得如火。清晨时分，高原比太阳还要高。即便是白昼，也要顺这条路爬到莫洛。我则带着所有家当，向上爬去。
我有两只马鞍袋、一匹珀伽索斯。马鞍袋里装着小马的毯子、刷子，一把铁匠用的刀子，六磅重的碎燕麦，还有用来预防马得病的温度计。我用得上的东西有睡衣、马裤、一件衬衫、一把牙刷和一把梳子。我拥有的东西一直就这么些，我也不确定自己会需要些别的什么。
我们在天亮前就动身，所以当群山显露出形状时，恩乔罗已经看不见了，与黑夜最后一次有气无力的皱眉一同消失。农场也失去了踪影，连同它的磨坊、田地、牧场、马车以及喧闹的荷兰人。还有奥泰罗和托波，我的新镜子，我那带松木屋顶的新木屋——所有这一切都被留在身后。它们不是人生的一小部分，而更像是我开始又终结的整个人生。
多么彻底地终结了！对布勒来说，也是如此。它带着无数战役中获得的累累伤痕，在它已经停止跳动的心脏中依旧保留着那些记忆：它的快乐以及我的快乐；那些它熟悉的气味、小径、小游戏、落败的疣猪与无声潜行的猎豹。它也曾有过丰富的一生，并且也已终结。它被我留在身后，深埋在通往我们共同狩猎之处的小径上。它的墓穴上方有我亲手搬去的石块，我将它们堆成金字塔的形状，没有留下姓名或墓志铭。
对于一条狗来说，能说什么？关于布勒，又有什么好说？它不过是条寻常的狗，只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谁又能重复那些用以自我慰藉的华丽辞藻：这只高贵的动物？这位模范战友？人类的朋友？
布勒那热切、傲慢、依旧在冷冷月光下昂首阔步的魂魄，将如何面对这些叹息般的感伤之语呢？它只能侧着它永远不知疲倦的鼻子，稍稍睁大一些它那双总有些低垂的眼睛，说：“以我父亲的名义，我父亲的父亲的名义，还有所有杀过猫、偷过肉、咬过农场小孩的好狗的名义起誓，这说的可能是我吗？”
安息吧，布勒。没有任何在山丘上号叫的土狗或是在夜晚畏畏缩缩的胡狼会来亵渎你的墓碑。这是出于对你的尊敬，尽管你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但你的灵魂会守护着你曾走过的路。
我的道路一直向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