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色中，布勒被抱回家。它静静地躺了很久，除了脚爪前那一方泥土，什么都没办法看见。后来它终于能稍稍抬起头来，接着又能走路了。有一天，它摇着那条永远充满期盼的尾巴，嗅了嗅我的长矛，将脑袋埋进护套上的鸵鸟羽毛。但这已经是世界经历变革之后的事，猎猪行动也已成为历史。
我无法理解世界改变的任何缘由。父亲的脸色从未如此严肃，和他交谈的人们也都神色阴郁。人们时常摇着头，谈论着那些听来令人沮丧的、教科书里才有的地名，它们和非洲没有丝毫关联。
有个大人物在某个地方被枪杀，那地名我无论用英语还是斯瓦希里语都拼写不出来。因为这次枪杀事件，所有国家都卷入了战争。这似乎是一种吃力的复仇方式，但事情就是这么解决的。于是，一九一五年的时候，不仅仅“全欧洲”的灯火都熄灭了，东非难得的几扇窗户内也熄灭了灯光。
发生在内陆的战争则大相径庭。它是人的战争，而非武器的战争。尽管在别的地方早已有了新式武器，但坦克、飞机、防毒面具和射程在二十英里开外的枪炮在东非还属于未来。
未开发的土地上，打的是未开化的战争，使用的是未进化的武器，它依旧带着拓荒者的气息。
大英帝国振臂一呼，布尔人、索马里人、纳迪人、基库尤人、卡韦朗多人和各种国籍的殖民者们，纷纷带着自己的家当去打仗，将农田、村庄或是丛林抛在脑后。他们有的骑着骡子，有的步行。如果有枪，他们就带上枪；有些人除了一把丛林短刀，什么武器都没有。他们在内罗毕会合，站在街上或是聚集在内罗毕市政厅门前，看起来最多也只是一群革命分子，而不像什么皇家士兵。
他们戴着帽子，或是裹着头巾，有人穿自制的皮革外套，有人穿长袍，有人穿短裤，有人穿靴子，有人光脚。但这没有关系，各种穿着协力形成了一种制服：不属于单一的某个人，而属于整个团体。每个人都对整个军队的独特风格和色调有所贡献，这在美国曾有过先例，但在这次战争中，却是独树一帜。
他们为战斗而来，也确实留下来参加了战斗：有些人是因为识字，能明白自己读到的消息；有些人是因为从别人那里听到了消息；有些人则是因为被告知，为了人类文明，这是他们的新使命——白人的神总比别的神有更具体的指令。
在那些日子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隆隆的战鼓，也没有见过很多的旗帜引领着整齐的军队。我看见人们丢下他们在磨坊里的活儿离去了，牧场上横行着无人照料的牛。
农场依然在，却气息奄奄。农场还在生产，但已经没了以前充沛的生命力。虽然乐趣少了很多，不过吉比和我跟其他孩子一样，当外面发生的事超过了我们的理解范畴，我们只是形影不离，安静地游戏。
吉比是个纳迪小男孩，比我年纪小，但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之间的情谊是在战争年代培养出来的，但在太平盛世也一样可以。对我来说，许多年后，尽管我生活在地球的另一端，这情谊依旧存在。对留在非洲的他来说，想必也是一样。
一个信差带着一则新闻来到农场，比起那些时日里发生的事，这则新闻并没有重大意义。那是有关德属东非的战况，一个高大的年轻人阵亡了。
我想，他并不比其他阵亡的人更高尚或更优秀。这是则寻常新闻，但对于熟知他的吉比和我来说，没有什么新闻能与之相提并论，也没有什么新闻能比之更悲伤，即便现在，我们也依旧如此认为。
有一天，这个年轻人将条纹斗篷束在肩上，拿起他的盾牌和长矛去战斗。他以为战争由长矛、盾牌和勇气组成，所以他全都带上。
但他们给了他一把枪，于是他将长矛和盾牌留下，只带上了勇气。他去到他们要他去的地方，因为他们说，这是他的职责，而他相信职责。他相信职责以及他所知道的正义，还有与土地相关的一切：比如说森林的呼唤、狮子猎杀羚羊的权利、羚羊吃草的权利、人战斗的权利。他相信，年轻如他，应该有很多妻子，在村庄的树荫下听故事。
他拿过枪，用他们教他的方式握住，走到他们叫他去的地方，微微笑了一下，寻找决战的对手。
他被另一个也相信职责的人射杀，被埋葬在他倒下的地方。事情就是如此简单明了，不值一提。
但对于我和吉比来说，一切当然不是这样。因为这个高大的年轻人是吉比的父亲，也是我最特别的朋友。
“一旦我接受割礼，成为一名战士，”吉比说，“并像个男子汉一样喝下血与凝乳，而不用和女人一样煮粥、编织，那时候，我就要找到那个杀死我父亲的人，将我的长矛刺进他的心脏。”
“你太自私了，吉比。”我说，“我可以跳得和你一样高，玩游戏和你一样在行。长矛也能扔得几乎和你一样远。我们要一起找到那个人，一起将我们两个人的长矛刺进他的心脏。”
战争年代的日子就这样流淌着，像没有钟面也不显示时间的钟。过了一段时间，就很难再想起过去生活的模样，又或许是因为那些回忆太经常被记起，所以褪色暗淡，变得像件不值得多看一眼的琐碎玩意儿。吉比和我又开始了新的生活，日子按部就班地过着。
他依旧会谈论他即将接受的割礼，像一个人谈论自己对重生的渴望：更好的出身、崭新的希望。“等我成为一名战士……”他会吹嘘说。但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看起来总是比他的实际年龄更小，比起成年男人，他更像个小男孩。
于是，他等待着他的重生，而我，作为一个小姑娘，只要等待着长大就好。我们玩着玩惯了的游戏，对我父亲分配下来的养马工作也兴趣日增。
我们玩的是纳迪人的游戏，因为我不会玩别的，况且除了我自己，恩乔罗附近也没有其他白人小孩。两百英里开外的瓦辛基苏平原上有块小殖民地，那里或许有几个布尔小孩。
游戏之一是跳高，因为纳迪人说男孩或男人必须能跳得和他自己一样高，否则一无是处，而吉比和我都一心想要出人头地。当我最终离开恩乔罗的时候，依旧能跳得比我身高还要高。我也会摔跤，以纳迪人的方式，因为吉比教会了我所有的招式、诀窍以及如何给另一个孩子来个过肩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