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雪后的严冬飞越苍茫的俄罗斯原野，并看见一棵椰枣树映衬着白皑皑的雪地，就像春光般青翠欲滴，你或许会继续飞上大约二十英里，直到冰天雪地里出现的一棵热带树木让你感到有违常理，这才调转航线，回去一窥究竟。你或许会发现那并不是棵椰枣树，如果它依然是，那你的神经就错乱了。
在五到十分钟的时间里，我注视着兽群四散开去，就像横扫平原的蛮族。我无意识地注视着，几乎陷进它们扬起的尘埃里，水塘明亮得如同制玻璃的工人桌上的一块碎片。
我了解下方这片土地，除了生长着的耐旱草类，它在一年中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死寂的。我知道，无论谁发现了什么水源，那水必是污浊泛黄，全被饮水的兽群踩浑了。但我看到的水塘不是泛黄的，它很清澈，被阳光照耀，然后又折射出明亮锐利的反光。
就像俄罗斯原野上的椰枣树，这样水晶般明澈的水塘出现在干燥荒芜的塞伦盖蒂，既不合时宜，也不可能。尽管如此，我还是毫不犹豫地往回飞去，飞到它上方，直到它消失在我的视野中，也消失在我的脑海里。
东非没有黄昏，夜色毫不客气地踩着白昼的脚印到来，以严酷而肃穆的寂静将这片土地占领。存在于阳光下的一切都失去声响，这其中也包括四处流窜的飞机的轰鸣。要是它们的驾驶员受过教训，他们该知道夜晚的天气就像永不缩短的距离，还有白天看来机场般大小的着陆地点会背信弃义，消失在夜色中。
我看着岩石悄悄投下暗影，看着灌木丛中黑压压的鸟群回巢，开始想念自己的家、热的洗澡水和食物。期望总是比理智更顽固，但要继续坚持找到伍迪，似乎已无必要，下午都快过去了。如果他还没死，他当然会在夜晚燃起篝火。但我的燃料已经不多，我没有配备急救补给——也没有睡过觉。
我触控右舷的方向舵，将航向转为内罗毕。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想法第一次闪入我脑海，刚才我那么平静地飞越的那个闪光点不是水塘，而是克莱姆式单翼飞机的银色机翼，闪闪发光，纹丝不动地躺在斜照的阳光里。
其实那算不上是个想法，甚至都赶不上小说中那些及时闪过英雄人物脑海的毫无缘由的顿悟。那只是种直觉罢了。但有哪个飞行员鲁莽到会无视自己的直觉呢？我就不会。我永远分不清灵感与冲动的界限，我想答案只存在于结局中。如果你的直觉得到善终，那你就受了启迪；如果不得善终，那你就该为盲从轻率的冲动而感到羞愧。
但在考虑这些之前，我早已经调转飞机，下降高度，并再次打开节流阀。这是一场与飞奔的暗影进行的赛跑，是我与阳光之间友好的试练。
当我飞行的时候，我的直觉愈发坚定。我觉得，世界上再没有别的东西会比伍迪飞机的机翼更像反光的水面了。我记得上次看见那机翼时，它们是多么明亮，刚刷过新漆，亮得像白银或不锈钢。然而它们不过是由轻薄的木头、布料以及干涸的胶水制成。
这个小把戏让伍迪很开心。“全金属的。”他会朝克莱姆竖起大拇指说，“全金属的，除了机翼、机身、螺旋桨以及诸如此类的小部件外，其他所有部件都是金属制成——甚至引擎。”
甚至引擎！这笑话只有我们和赤道非洲的狂风才懂。一台鼓噪而癫狂的玩具引擎，一台歇斯底里的引擎，尽管我们和伍迪会开它玩笑，但或许，我们都惧怕它最终会心存愧疚。
现在几乎可以确定它的愧疚了，我想，这是我最不想发现的东西——而非不可能存在的水塘。现在一切都已明了，克莱姆像只被射中的鸟一样蜷缩在地上，不是坠毁，但毫无生机、孤苦伶仃，它旁边没有火光，甚至没有飘动着布条的木杆。
我减慢速度，倾斜着向下盘旋。
那一刻我的双唇或许该为伍迪虔诚祈祷，但我并没有。我只担心他有没有受伤，被几个马塞土著抬进了他们的村庄，或者，愚蠢地游荡在没有道路的旷野中寻找水和食物。我想，我几乎稍稍诅咒了他一番，因为当我滑翔到距离克莱姆不到五百英尺的地方时，我能看见它毫发无伤。
这种时刻的情绪可以说是五味杂陈。看到飞机并没有受损那瞬间的宽慰，同时，还掺杂着愤怒的失望，因为没有看见伍迪又饥又渴但总算是活着待在飞机旁。
紧急迫降时的首要原则应该是：“不要离开飞机。”伍迪该和所有人一样知道这一点，他确实知道，但他在哪儿？
又盘旋了一周，我看到尽管有凹洞和散乱的石头，但降落还是有可能的。在距离克莱姆三十码的地方，有块茶色矮草的天然草皮。从空中判断，这块空地大约有一百五十码长——对一架没有刹车的飞机来说不够长，但加上逆风的风势，我准备尝试滑行降落。
我减速下降，将发动机保持在恰好不会熄火的转速，飞机因为要在空间有限的场地上降落而飞得很慢。稳定机身，左右摇晃机尾以确定我在地面和前方可获得的视野，我平缓地降落，触地时出乎意料的流畅。当时我在脑海中留意了一下，如果要起飞，尤其是带上伍迪的话，可能会困难得多。
但伍迪不在那里。
我爬出飞机，从储物箱里拿出满是灰尘和凹痕的水壶，朝克莱姆走去。它纹丝不动，但在暮色中依旧熠熠生辉。我站在它的机翼前，没有看见任何事故痕迹，也没有听见任何声响。它栖息在那儿，脆弱而柔媚，在粗糙的灰色地面映衬下，它漂亮的翅膀完美无瑕，螺旋桨随意倾斜着，驾驶室空空荡荡。
世间有许多种静默，每一种都有不同意味。有一种寂静随林间的清晨一同降临，它有别于一座安睡的城市的寂静。有暴风雨前的静默以及暴风雨后的静默，这两者也不尽相同。有虚无之静默，惊惧之静默，疑惑之静默。有一种静默可以从没有生命的物体中散发出来，比如说从一把刚被使用过的椅子，或者从一架琴键蒙尘的钢琴，甚至从任何一件曾满足人们需求的物品之中，不管是为取乐还是为工作。这样的静默会说话。它的嗓音或许忧郁，却也并非总是如此，因为椅子可能是一个欢笑的孩子留下的，钢琴的最后几个音符曾经喧闹而欢快。无关氛围与场合，事物的本质将在随之而来的静默中延伸。它是一阵无声的回响。
我一边把水壶的长背带悬在手上，水壶像个钟摆似的不规则地晃荡着，一边绕着伍迪的飞机走了一圈。但尽管暗影像缓慢流淌的水一般淹没了地面，野草在呜咽的风中低语，四周却没有哀伤或灾难的气氛。
我觉得，属于那架纤弱小飞机的静默洋溢着蓄意的味道——这静默里包裹着一个肆无忌惮的淘气灵魂，仿佛一个爱慕虚荣的女子，为着某个残忍的小胜利所带来的狂喜而展露无声的微笑。
轻佻又无常，我对克莱姆并不抱什么期望，但我突然意识到伍迪没有死。这不是那种静默。
我找到一条小路，上面的草倒伏了，小石子挪动过位置，我顺着这条路穿过几块大石走进荆棘丛中。我大声呼喊伍迪的名字，却只得到自己的回声作为应答。但当我转身想要再次大喊时，看见两块靠在一起的巨石，它们的裂缝间有两条裹在肮脏工装裤里的腿，在前面，是伍迪身躯的其他部分，他趴着，将头埋在手臂下面。
我向他走过去，拧开水壶盖子，俯下身推他。
“是我，柏瑞尔！”我喊着，更加用力摇晃他。一条腿动了，接着另一条也动了。生存有望，我抓住他的皮带猛拽起来。
伍迪开始倒退着离开石头缝，那动作毫无缘由地让人联想起法国南部的美味小龙虾。他在呻吟，我想起因为口渴而濒死的人会呻吟，而他们只需要水。我倒了几滴在他脖子后侧，滴下去的时候引来惊恐的呻吟，让我一阵难受。接着又传来几个“优雅”的词汇，它们是水手、飞行员和码头工人的常用语。然后——伍迪突然直挺挺地从地上坐了起来，消瘦的脸庞藏在脏兮兮的胡子下面，嘴唇干裂，眼睛布满血丝，两颊深陷。他生病了，他在龇牙咧嘴地笑。
“我最恨被当成尸体对待了。”他说，“这是侮辱。有什么吃的吗？”
从前我认识一个人，每次和朋友相见他都会说：“哎呀，哎呀，人生何处不相逢！”他现在应该很不开心，因为，我上次看到他的时候，朋友们正纷纷脱离他的轨道如同蜂群离开枯萎的花朵，他的世界变得孤独而空旷。但他了无新意的老生常谈里也包含着真理。我有毕肖恩·辛格的故事为佐证，伍迪是证人。
当毕肖恩·辛格在翻滚的尘埃中走来，太阳只剩下一丁点。我们客套地和克莱姆道了别，准备起飞回内罗毕找个医生——还有一台新磁力发电机，如果找得到的话。
“有个骑马的人。”伍迪说。
但那不是一个骑马的人。
我已经帮伍迪坐进飞机前驾驶舱，正站在飞机旁准备转动螺旋桨。这时，那一团尘土闯进了我们这近乎英雄史诗般的场面。六只抖动瑟缩的耳朵从灰尘顶端露了出来，那是三头驴子的耳朵，还有四张风尘仆仆的脸，其中三张是基库尤男孩的脸。第四张则是毕肖恩·辛格的脸庞，黧黑、胡子拉碴，而且忧郁。
“你不会相信的，”我对伍迪说，“但那个印度人我从孩提时代起就认识。他在我父亲的农场上工作过好几年。”
“你说什么我都信，”伍迪说，“只要你带我离开这里。”
“贝露！贝露！”毕肖恩·辛格说，“我这是在做梦吗？”
毕肖恩·辛格是个锡克教徒，所以他蓄着长长的黑发和络腮胡，它们连在一起就像顶兜帽，僧侣戴的那种。
他小巧严肃的脸庞从兜帽中露出，有一双敏锐的黑眼睛。它们会流露善意或是愤怒，和其他人的眼睛一样，但我觉得它们不会流露快乐。我从未见它们快乐过。
“贝露！”他重复道，“我不相信这事。这里不是恩乔罗。这里不是恩乔罗的农场，或是荣盖河谷。这地方离那儿有上百英里远——瞧瞧你，长高长大了，而我老了，正要带东西去杂货店卖。但我们碰上了。相隔这么些年，我们碰上了。我不相信这事！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上帝真是关照我！”
“人生何处不相逢嘛。”伍迪在飞机里哼哼着说。
“我很高兴再次见到你。”我用斯瓦希里语对毕肖恩·辛格说，“我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他的打扮依旧是我记忆中的样子——厚重的军靴、蓝色裹腿、卡其布马裤、破烂的皮革马夹，这身打扮的制高点是硕大的头巾，层层缠绕，就像我记得的那样，起码由一千码尺质量上佳的棉布缠成。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这头巾总是让我充满好奇。它这么惹眼，而毕肖恩·辛格却那么神秘。
我们站在离他那些点头的驴子几码远的地方，每头驴子都有一个安静的基库尤男孩看管，每头驴子背上都驮着硕大的货物：锅子、锡锅、成捆的廉价孟买印刷品、用来做马塞耳环和手镯的铜线，甚至还有烟草，以及土著人编头发时用的发油。
有皮革做的东西、纸张做的东西、赛璐珞与橡胶做的东西，全都堆在那些巨大的包裹上，鼓鼓囊囊，东垂西荡，满满当当。这就是通商贸易：全靠蹒跚的四条腿，缓慢而耐心，不疾不徐，却确信在明天货物将会抵达非洲内陆的某个柜台。
毕肖恩·辛格扬起手臂，指了一下克莱姆和我的禽鸟式飞机。
“飞机！”他说，“白人的鸟类！你不是骑在它们背上吧，贝露？”
“我驾驶它们，毕肖恩·辛格。”
说这话的时候我很伤感，因为这个上了年纪的家伙用左手指着飞机，我看见他的右手萎缩残废，派不上用场了。我上次看见他的时候，不是这样的。
“所以，”他感慨道，“现在都用这些了，光走路不行。骑马也不管用。现在人们一定通过空气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就像‘迪基·图拉’。这不会带来什么好处，只有麻烦，贝露。上帝唾弃亵慢之举。”
“上帝已经唾弃过了。”伍迪叹息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