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盛衰序列不会经常发生。一旦发生，他们能影响经济的基本原则，因而具有破坏性。只有市场被跟风行为主导的时候，盛衰序列才能发生。“跟风行为指的是人们以自我强化的方式，在价格上涨的时候买入，价格下跌的时候卖出。”
“不平衡的跟风行为是产生剧烈波动的市场崩溃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导致了跟风行为？”
乔治·索罗斯的答案是：“有缺陷的认知导致市场自食其果。换句话说，投资者将自己陷入盲目的狂热之中，或以羊群心理进行市场操作。”
这样的市场总是会反应过度，走向极端。这种反应过度，走向极端就造成了盛衰更替。
因此，要想投资取得成功，关键就是要分辨出市场何时开始消耗自己的势头，在这点的时候，投资者就会知道，盛衰序列即将发生或已经在进行了。
索罗斯解释说：“反身性过程之所以遵循辩证的模式可以这样来解释——不确定性越大，市场趋势对人的影响就越大；跟风投机的影响越大，形势就变得越不确定。”
一个典型的盛衰序列主要有以下几个主要阶段：还未被认识到的趋势；自我强化过程开始；成功测试市场方向；越来越确信；现实与认知之间的分歧；高潮；最终，相反方向的自我强化过程开始。
索罗斯认为，当一个趋势持续下去时，投机的意义就不断增大。而且，偏见紧随趋势，所以趋势继续，偏见也会越来越强烈。最后，一旦一种趋势固定下来，就会按它的规律发展。
拜伦·韦恩是摩根斯坦利在纽约的美国股市投资策略师，也是索罗斯的挚友。他用更为简单的语言解释了索罗斯的理论：“你应该知道，事情进展很顺利的时候，就离糟糕不远了。再把他的理论简单化，那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是认识到，一个趋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变化的，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关键就是界定这个拐点。”
关于反身性的例子举不胜举。1988年，索罗斯发表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当人们对一种货币失去信心的时候，这种货币需求的下降会强化国内的通货膨胀，因此又验证了人们对货币的没有信心。当投资者对一个公司的管理层充满信心的时候，股价上升使得管理层更容易实现投资者的预期。我将这种起初是自我强化，但最终自我挫败的联系称为‘反身性’”。
索罗斯最为可观的一次获利来自他发现了股票和股票群在“自我强化”。投资者突然间改变了他们对于一个行业的态度，大量购入股票。这时就产生了自我强化的现象，因为买盘的骤然上升增加了这个行业的财富，购入该股票群的公司通过更多的借款、股票销售和基于股票的并购刺激了该行业的收益。这就是盛衰序列中的繁荣。
当市场达到饱和，而不断增加的竞争损害了该行业的前景，股票的价值被高估时，游戏就结束了。当这个过程开始的时候，卖空者就要忙碌万分了。举个例子，20世纪60年代，企业集团的股票价格很高，这使得他们可以购买更多的公司，而这一决策将股票的价格拉得更高，直到股市崩盘。
反身性关系在借贷上也很明显，索罗斯说：“贷方根据借方偿还债务的能力进行评估，然后贷款，担保物的估价一般和贷款本身是彼此独立的。但是，事实上，贷款行动本身就能影响担保物的价值，个案是这样，而整个经济也是如此。”
再举个反身性的例子，它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末期。盘进一个公司的投标价格带来了该公司资产的升值，这使得银行家愿意给竞标者贷款，而反过来，又致使投标的价格越来越高。最终，价格攀升得太高，不稳定且被高估的市场不断发展。根据索罗斯的理论，市场的崩溃不可避免。
这就是乔治·索罗斯，一位非正统的投资者。
他不是按照传统规则来操作市场。其他投资者认为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一切，包括股市在内，都是理性的。
只有当索罗斯了解到游戏规则何时会改变时，索罗斯才会对游戏规则感兴趣。因为，当规则要改变的时候，它们可能会引发反身性关系，而反身性可能会带来盛衰更替。
乔治·索罗斯不断地监控金融市场，寻找盛衰序列。因为索罗斯知道，金融市场有时会体现出这些反身性关系的特征，所以他觉得比投资界的其他人技高一筹。
然而，拥有这个投资秘诀并不能保证索罗斯总能赢利。有时，存在一些与他的投资才能无关的问题。有时又是完全相关的。例如，有时反身性过程根本不存在，或者反身性过程存在，但是索罗斯没有及时地发现。最糟糕的是，索罗斯搜寻反身性过程，觉得自己找到了，但是结果却发现他找错了。
有时，索罗斯冒险投资时，他并没有思考一个特定的金融市场是如何操作的，也就是说，没有思考反身性过程是否存在。但是他总是在寻找反身性过程。而一旦他发现了，并且能够充分利用，那他就能大赚一笔。
索罗斯承认这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理论，他这是在暗示反身性理论不仅仅能解释如何在金融市场上赚钱，更为宏观的是，他认为反身性理论能够更清楚地说明世界的运行方式。此时的索罗斯更像是一个哲学家在说话，而不是投资者。
“我认为，参与者的偏见是理解任何历史过程的关键，正如基因突变是生物进化的关键。”
索罗斯知道，对他的理论有这么高的期望是一种幻想。不管他多么想让这个理论与众不同，他还是越来越感觉到失望，自己没能给世界提供一个不朽的发现。理论还是有缺陷的，他无法明确定义什么是参与者的不完全理解。还有，他的理论无助于做出良好的预测。
最后，索罗斯沮丧地承认，尽管他的理论“行之有效并且有趣”，但是参与者偏见的因果关系理论仍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理论。这个理论太宽泛了。“理论”要对人有所帮助，就必须解释清楚，盛衰序列何时出现。但是这一点，他的理论却做不到。
如果索罗斯不能诚实地面对自己理论的缺陷的话，那他将一无是处了。他曾经对他的理论抱有很大的希望，但是当这些希望都没有实现的时候，他本可以保持缄默，但是他却没有这么做。尽管他没有研究出一种通用的理论，但是他相信，他研究的内容至少部分是有用的：“我的理论有助于解释现在金融系统不稳定的状态。”
1994年5月，《金融炼金术》一书出版7年之后，索罗斯已经成为业界鼎鼎大名的人物。在这本书中，首次出现了一篇新的序言。索罗斯在序言中写道，他想再对他的反身性理论做点新的说明，以此来澄清他的原义。
他写道：“在《金融炼金术》中，我提出了反身性理论，好像该理论在任何时候都是适用的。反身性的特点就是双向反馈机制，它在任何时候都能够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身性理论在任何时候都适用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它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在发挥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句话又不是正确的。事实上，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双向反馈机制的力量很弱，几乎可以忽略掉。”
索罗斯也澄清了另一点内容：“我这本书的内容通常总结为，参与者的价值判断总是带有偏见的，而普遍存在的偏见影响市场的价格。”但是他表示，如果这一点就是他所要写的全部内容，那么它就不值得写出一本书了。“我的要点是在有些时候，偏见不仅仅影响市场价格，而且影响所谓的基本原则。这时，反身性就变得很重要了。这不是时时刻刻都发生的，但是一旦发生，市场的价格就遵循不同的模式。市场价格也会发挥不同的作用，不是仅仅反映所谓的基本原则，市场价格本身也会成为决定价格变动的基本原则之一。”
索罗斯批评那些断章取义的读者，只盯住第一点，即普遍存在的偏见影响市场价格，却错过了第二点，即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普遍存在的偏见才会影响所谓的基本原则，而基本原则的变动带来市场价格的变动。
他认为错在自己。他承认，他要做的不是提供一个通用的理论，在这个理论中，如果反身性没有出现，那是特例。他要做的应该是表明，反身性本身就是一种特例，因为反身性的关键特征就是它只在有些时候出现。
他为自己辩解的主要理由是，他并不是一开始观察反射的时候，就将它用来解释金融市场的行为。之前，他是将反身性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来研究的。他承认，在表示已经找到了反身性的通用理论时，他可能超越了限度。他接着写道，在表示经济理论是错误的时候，他也错了。如果反身性的条件只是间歇地出现，那么，经济理论也只是偶尔错了。
索罗斯的反身性理论到底有什么价值？如果索罗斯没有欲盖弥彰，承认有时他没有遵循这个理论，或许回答这个问题会比较简单。有时，他对金融市场的反应就如同丛林中的动物对环境的反应一样，他没有讲清楚，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在其他场合，他曾说，金融市场即将要发生不好的事情了，因为，自己的背疼又开始发作了。然而，他的背疼作为预警的有效性很有限。它不能够界定市场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一旦索罗斯界定了迫在眉睫的麻烦，他就好像服用了一剂阿司匹林。突然，他的背疼就消失了。
在2008年5月，我跟索罗斯谈话，请他解释反身性理论和他关于背疼是他投资出错的信号这样的论断之间的关系，使两者保持一致。
他说，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这两件事情真的是紧密联系的，因为我的哲学就是围绕不确定性的重要性。我主张金融市场中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比盛行的模式所认识到的还要多。这就是我想传递的主要信息。不确定性产生了压力。你必须做出决定。我能战胜对手吗，还是我应该选择逃跑？这就产生了压力，我在背上感觉到的就是这种压力。我目前的状况肯定是哪里出错了，而我需要做点什么。然后我就采取了一些行动，我的背疼就解决了。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关联。”
“对于不确定性的回应就是减少风险。可能不一定是正确的方式。你可能实际上会做错误的事情。在不确定性存在的时候，为了减少风险，我常常做错误的事情。”
背疼并没有告诉他要做什么：“我必须用我的头脑来找到要做的事情。”
我问索罗斯，反身性对他的投资是否有作用？他的答复是肯定的。但是他如何能证明其起作用了呢？我跟他提议说，这也许只是直觉。
索罗斯说：“我们需要直觉，反身性作为一个理论不能帮助你预测未来。它仅仅是一个框架，在这个框架中，我们能够预测未来的事情。因此，我们仍需要直觉，需要将理论和直觉结合起来，这样才能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