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一生，对中国文化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对那个时代青年的思想进步做出了贡献。“青白团”和“同志会”实质上是cc派的核心，因此，吸收的成员主要以cc派的骨干分子为主，再加一些投靠他们的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委员、干部和党员中对蒋介石极为忠诚的分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这两个组织的控制也十分严密，参加他们的组织，除手续特别外，仪式也充满封建神秘的色彩。据曾经参加过“青白团”的cc派骨干分子刘不同回忆：“入团手续多在南京陈氏兄弟螺丝转弯故居办理。在这个居所里，梁间蛛网纵横，台上烛光惨淡，桌前壁上挂着一幅身佩匕首、脚穿马靴、目光凶恶直视的蒋介石像。陈立夫、张厉生、余井塘或徐恩曾等，就在此阴暗气氛中叫入团者面向孙中山遗像和蒋介石像举起右手宣誓：永久拥护蒋介石为领袖，实行三民主义，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至死不渝，云云。”
二陈对“青白团”和“同志会”管束很紧，他们十分强调该组织的纪律性，加入组织的成员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得暴露身份，成员之间禁止发生横的联系，只有单线的纵的关系。成员不能问组织内其他的事，问了就是违反纪律，这些戒律，每个成员必须牢牢记住，如有稍微越雷池一步者，将受到严厉处罚。每当有新成员加入时，陈立夫必然要召集他们训话，他不厌其烦地强调：“违反纪律要遭到严酷的处分，甚或处死；领袖叫你如何就得如何，抗命为纪律所不容。”
除了遵守纪律以外，二陈还规定，所有加入组织的成员都有维护组织、发展新成员的义务；有破坏共产党组织、监视共产党活动的职责；还有监视其他党派甚至国民党员的言行并向上密报的责任；必要时还得接受组织分派的特殊任务。
青白团和同志会成立后，二陈为了将其组织发展到全国，先后派出一些骨干分子到各地去建立地方组织，如派张道藩到浙江，派吴醒亚到上海，派张厉生到华北，派程天放到江西，派苗培成到安徽，又派吴醒亚到湖北，派叶秀峰到四川，派余井塘到江苏，派陈肇英到福建等。这些人到各地后，也按中央的一套严密系统，凭借当地国民党省、市党部，秘密建立起地方分会和外围组织，其中主要有：
北平、天津的诚社。张厉生到华北后，秘密往返于北平、天津之间，联络了一些“cc”死硬分子和国民党骨干分子，于1934年秋天正式成立“诚社”。参加该组织的成员达100多人，其纲领强调学习曾国藩、胡林翼等人，在“诚”字上下功夫，拥护蒋介石为领袖，“服从三民主义、国民党、蒋介石”，实行统制政治、经济、文化，提倡中国本位文化，提倡封建道德。诚社总书记为张厉生，副总书记为胡梦华，总干事为李白虹，副总干事为张光涛、赵在田、史国源。陈果夫与陈立夫对该组织十分重视，为此拨出专项费用，作为组织活动经费。诚社办有《存诚月刊》、《诚报》旬刊，进行舆论宣传。
上海的干社。吴醒亚到上海后，纠集一些“cc”重要成员，于1934年正式成立“干社”。其纲领、章程与“青白团”和“同志会”所差无几，而且在有些方面更甚，可以说，它的组织形式、领导建制、政治纲领完全是以德国法西斯党为蓝本，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他们公开提出“坚决信奉法西斯主义”、“坚决奉行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最高信条”、“誓死保卫、拥护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扑灭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匪徒”等反动口号。干社的社长为吴醒亚、副社长为潘公展，干事长为丁默邮。二陈对上海干社也十分重视，专派他们的堂弟陈宝骅任该社事务组主任。干社还创办了《社会主义月刊》，并以此为阵地，大肆宣扬法西斯主义。干社成立后，积极参与逮捕、绑架共产党人的活动，同时，在抢占上海艺华电影制片厂、袭击捣毁经营销售左联出版的书刊杂志和鲁迅著作的书局书店，抢占上海青年中学和民光中学等罪恶活动中，干社都充当了主要角色，因而，这一组织成为国民党cc特务的中坚。
除此外，在上海，还有潘公展、吴开先领导的“上海协会”、吴醒亚组织的“寅社”，在东北有齐士英组织的“东北青年学社”，在浙江有罗霞天组织的“五友社”，在山东有王潜组织的“学行社”，在南京有徐恩曾、萧铮、洪陆东组织的“青年社”和“三民主义革命同志会”，在河南有陈泮岭组织的“武德社”和陈泮岭、刘不同领导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等。这些组织建立后，积极拥蒋反共，破坏抗日民主运动，插手文教科学机关，进行法西斯特务活动，干了大量的坏事。
“青天白日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的建立是二陈cc派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此之前，cc派没有下层组织，他们进行活动主要是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而且主要是靠二陈的亲信骨干分子联系、指导工作，自“青白团”和“同志会”建立后，他们便从中央到地方有了一套严密的、系统的组织，他们以此控制国民党各级党部，镇压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监视人民的行动，剥夺人民的自由，在全国形成一个从上到下、渗透各部门各阶层的一个庞大的法西斯特务网络。
一个一生都想统治中国的人，却终老他乡，他的梦想永远地成为了“梦想”。
借力用力
1929年4月8日，国民党三届一中全会上，29岁的陈立夫被选为中央党部三届执委首任秘书长。最开始的提名，是由蒋介石与胡汉民两人共同推荐的。当时陈立夫在国民党中是区区小辈，与胡汉民仅见过几次面，没有任何接触，为什么胡汉民会推荐陈立夫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三全大会上蒋胡合作，打击了汪派势力，胡汉民得到了一定的利益。作为回报，胡汉民必须有一些亲蒋表示，陈立夫是蒋的亲信，蒋介石不好一人推荐，胡汉民与蒋联合推荐陈是蒋求之不得的事，可以使蒋避免结党营私的嫌疑。其次，陈在为蒋做机要秘书时，所表现出的认真、负责、谨慎、吃苦的精神，胡汉民也略知一二，虽然与陈没有接触，但对陈没有坏感。
正在上海的陈立夫得知中央秘书长的任命后，内心虽然高兴，但也多出一番考虑，他知道自己年轻，担此重任，一定会引来多方注目，于己不利。考虑再三，便以身体不好为由，向中央递上一纸辞职书。蒋介石等知道这是陈立夫故作姿态，因此，在4月11日召开第一次中常会，决议“电陈立夫同志促其即日就职，在陈同志未就职以前，由叶楚伧同志兼代”。其时，叶楚伧已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根本无暇做秘书长工作。陈立夫接电后，知道秘书长非他莫属，于是再度复电请辞其职。4月15日，国民党召开第二次中常会，决议再电促陈立夫提早就职，并让其兄陈果夫去函促请。中央越是电召，陈立夫越是觉得有作姿态的必要，于是又上一辞呈云：“余绝非自谦，乃自量无能胜此重任，请另选贤能，免误公事。”4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第六次会议，对陈立夫三次辞呈，有些不满，有人提议另选他人，但蒋介石当时不在南京，未参加会议，胡汉民不敢自作主张，便提出待蒋先生返南京后再商议办法。
这一下，陈立夫倒是慌了，再加上他认为三次辞呈，已转移了各方注意力，表明自己当秘书长是情非得已。于是，急忙由上海返回南京，称病情已有好转。后来，蒋介石回南京，在6月24日第十八次中常会上，陈立夫接受了任命，担任中央秘书长之职。
陈立夫在文化领域的同乐会上正疯狂叫嚣着。秘书处是国民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机构，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安排全会和常会的议程，注重重要议案的议程安排，妥善处理所有的决议案，并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处理与政府间有关系的文书及事务，处理党内联系和党外关系，间接监督党内其他组织单位等，权力既大而广，事务既多又复杂。
陈立夫上任时只带了一个人，其他人事，全部照旧，以稳定人心，让大家团结一起，努力干事。
陈立夫上任后，对文书室下的功夫最多。文书室负责复印、印刷、档案分类的工作。由于陈立夫过去搞工程工作，在美国待过多年，他引进一种新的印刷方法，使印刷效率提高了好几倍，以前只能印刷200份，现在增加到1000多份。同时，他要求用五笔检字法进行档案分类，使得原来杂乱无章的各种档案一下子井然有序。效率提高了，人的工作减轻了，地方党部的人来看了感到惊奇，蒋介石等人看了满意，秘书处的人也很高兴。
陈立夫十分强调工作纪律，他自己先做出表率，每天早上，他比秘书处其他职员早到办公室，晚上过了7点才离开，全秘书处四五十人，见陈立夫如此，无人敢迟到早退。这样，严格的办公纪律建立起来。
为了协调中央党部各部门的工作，增进各部门的合作精神，提高工作效率，陈立夫对秘书处工作作了改进。其中重要一项是：当秘书处收到有关组织部公文，便将副本送组织部，如果文件涉及其他有关部门，如青年部、妇女部等，便将副本送一份到青年部、妇女部并附上字条，说明组织部门会将直接与他们联系。这一办法有很大好处，它使各有关系的不同部门都会很快得到公文的消息，加强各部门的联系，也能提高各部门的工作效率，也受到各部门的欢迎。
秘书处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接待来中央的各地方党部人员，陈立夫从不拒绝任何人来访，他每天平均接待20多位来访客人。接待中，陈立夫总是认真听取地方党部人员反映情况，提出意见，并将这些情况按类别整理成文字，送到各相关部门，有些直接送蒋介石和其他常委。通过这些接触，陈立夫认识了各地方党部的大量官员，与他们加深了感情，并将一些信任者纳入自己的派系之中。
陈立夫在担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后不久，1930年12月，中央常委委员会便任命他兼任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中央政治会议是研究政策的单位，凡与政府有关的重要问题，由中央政治会议来处理，它是国民党联系政府的一个单位，主席由蒋介石担任。政治会议下设有内政、教育、财政、经济、外交等小组委员会，秘书处为具体办事机构。
政治会议秘书处工作比较简单，主要工作是会议的筹备，例行性公事并不多。在准备会议时，就提交会议的议案翻阅档案找寻先例，然后进行系统整理、分类排印，使得开会的每位委员都有一份特别案例的资料及所有先例的报告书。有些重要议案，必须在议案提出前，将议程送给蒋介石看，如蒋有指示，还须将指示告诉各位委员，使之照指示通过。
由于中央政治会议地位的特殊，开会通过的决定不对外公布，而是呈中央常委会通过后再交国民政府公布，因此保密性很强，弄不好有泄密的危险，造成重大损失。因此，陈立夫担任政治会议秘书长期间，花很大精力做保密工作，用办特务机构的办法来领导秘书处，使得这个党务机构在外人眼中既神秘，又恐怖。
陈立夫在担任中央秘书长和政治会议秘书长期间，希望通过他的努力工作，实现他创新国民党的理想，即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在蒋介石领导下，以陈氏集团为主流派的统一的政党。为了传递他们的心声，陈立夫与其兄陈果夫一起创办了一个刊物《政治评论》，由中央秘书处出资，蒋介石作后台老板，由郑亦同具体经营。《政治评论》发表大量文章，鼓吹所谓“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大造舆论，树立蒋介石在国民党的绝对权威。因为他们知道，蒋介石的权威一旦形成，二陈的重心在国民党内也就自然形成了。
看着辛苦了多年的劳动成果，被毁于一旦，陈果夫心里有难言的痛楚，一时间，立志勤政为民的念头闪现了他的心中。图为：淮河决堤时，逃荒的百姓。
胡蒋之争
国民党三全大会确立蒋胡合作体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胡汉民的话，蒋介石还是愿意听的，蒋胡关系一度比较融洽。在征讨各方势力的斗争中，胡汉民是站在蒋介石一边的，有人概括胡汉民的作用说：“在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蒋介石在胡汉民的帮助下，地位得到巩固后，逐渐变得独裁起来，而权势欲也很强的胡汉民又不肯与让寸分，于是，双方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
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冲突，最开始缘于与二陈的矛盾。胡汉民本来是国民党中二号人物，高高做官就是了，但却常常事无巨细去管党务，胡自己就说：“关于党务的，我不但愿意多谈，而且谈的非常认真，虽一个字也不轻易放过。”陈立夫说他“每一个会议，哪怕是比较不重要的小组会议，也场场必到”，引起二陈不满。
当时，经过清党整顿后，确定中央组织部由陈果夫掌管，组织部的一切事务，自然是陈果夫说了算，特别是由中央派往各地方党部的党务指导员，往往是陈果夫亲自挑选，亲自谈话，再派往各地。但胡汉民却总是进行干预，后来干脆成立了一个党务审查委员会，对陈果夫挑选的人进行审查，挑出种种理由不予通过，建议换人。陈果夫不肯让步，矛盾越来越大，陈果夫搞不过胡汉民，便跑到蒋介石那儿夸大其辞地告状。
蒋介石听了心中也老大不舒服，总想找个机会劝说一下这位高傲的元老。一天，蒋介石见到胡汉民，尽量压低心中的火气，平和地说：“胡先生常常严责党务工作人员，弄得这些人都惶恐不安，这对于胡先生的印象恐怕也不好。”但一向恃才傲物，言语尖刻的胡汉民并不把蒋介石看在眼里，毫不客气地回应道：“我严责这些人，正是我看重他们。任情所为，擅离职守，国家体统何在，这些人还不该受我教导吗？”几句话煽得蒋介石火冒三丈，但他还是忍了忍，略为提高声音说：“胡先生一定要责备他们，还不如先责备我吧！”蒋介石以为，把他自己的牌子搬出来，应该足可让胡汉民息事宁人，哪知胡汉民并不买账，鼻子哼了一声，轻蔑地说：“他们且不能责备，何况你？我亦又未尝不责备你，但可惜你不能受听，转而发生其他感想罢了”。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令蒋介石无地自容，这样，蒋胡之间的冲突达到白热化。蒋介石虽一介武夫，但他深知道，对胡汉民这种资历、声望比他高的人，不能硬来，必须先使软刀子，让他吃点亏，挫挫他的威风。蒋介石即将陈果夫、陈立夫叫来，一一进行交待，让他们去与胡纠缠。
当时，因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在前线指挥战争，由胡汉民在南京主持中央党部会议或中央政治会议。每到讨论至关键问题时，陈立夫总是不紧不慢提醒大家，应该听听蒋介石的意见。实际上，每到开会前夕，陈立夫都把议案内容电告蒋介石，蒋若同意，会议通过的程序自然生效，蒋若不同意，则以请示为由使议案不能通过。这样好几次，胡汉民希望通过的议案都让陈立夫这么一搅和而打了水漂。胡汉民处处碰软钉子，心中对蒋介石，陈氏兄弟充满了恨意。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认为地方势力已经平定，军政时期已经结束，做起了建立专制政权、一统天下的美梦。于是，致电国民党中央执委，要求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设立总统。对此，胡汉民坚决反对，因为设立总统，肯定是蒋介石，到时，五院均为总统府下，真成了蒋介石的天下。因此，在1930年11月12日召开的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胡汉民借致开幕词的机会，旗帜鲜明地1945年8月10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至此已胜利结束，全国顿时鼎沸，全国人民走上街头，载歌载舞，表达着发自内心的喜悦。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而且批评蒋介石的个人专权与军事独裁。他说：“我们每个同志都应该尽其所能，把所有的聪明才力贡献给党，但断不可以某人为万能，希望一切事情由他一人去担。可是目前却深犯这个毛病，以致兼职之风大盛，实有重新纠正的必要。”
蒋介石并不理睬胡汉民，仍怂恿手下递交了“制定约法”的议案，倔强的胡汉民也不让步，双方言辞激烈，在四中全会上吵得不可开交。会议开了7天，终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制定约法”一案终于搁浅。
四中全会给蒋介石极大的教训，他觉得，软刀子不足以制服胡汉民这种人，必须来硬的。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以开会为名，诱捕胡汉民。那天晚上，所有中央监察委员和执行委员，都被邀请到蒋介石的军校官邸开会和晚宴。胡汉民一到，蒋介石说要与胡汉民私谈，胡汉民刚入内室，便被拘捕。会议开始时，没有胡汉民出席，大家都知道胡汉民就被监禁在蒋的家中，但谁也不敢说话，会议气氛十分紧张。
陈立夫害怕会引起其他人反蒋，会后他提醒蒋介石，如此监禁胡汉民是否妥当，蒋介石十分强硬地说：“已经做了，我没有办法再掩饰了。”这么一说，陈立夫已知道蒋是下决心倒胡了，因此，自己也觉得腰杆硬了。胡汉民被捕后，囚禁于南京郊外的汤山。
胡汉民被囚禁的消息传出，全国哗然，一些汪派分子、丁派人物、粤系军人趁机聚集起来，拥汪精卫、孙科，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等为领袖，在广州召开非常会议，竖起了反蒋的旗帜。为了拉更多的国民党人参加，粤方表示，凡南京中央党部离职归顺粤方的人士，一律按原职酌情提拔使用。
陈果夫、陈立夫了解到粤方这一态度后，觉得可以利用。于是，他们秘密派遣了一部分自己信任的特工人员，如胡利峰、翁平、梅嶙高等，纷纷离宁赴粤，表示“反蒋拥汪”，取得粤方信任。这些人到广州后大搞情报工作，将粤方的一举一动向南京汇报，使得粤方反蒋活动一直处于南京监视之下。蒋介石得到情报后，分别采取不同对策，对粤方各派势力分化瓦解，使得粤方反蒋活动表面上十分热闹，却不能有所成就。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全国“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舆论下，反蒋几个月却毫无成就的粤方不得不坐下来与蒋谈和，经几番讨价还价后，宁粤再度合流。胡汉民被关押几个月后，已是锐气尽减，蒋介石也表示“宽大为怀”，将其放出。而那些粤方的下层工作人员，则受到严厉处罚。陈果夫一声令下，对这些人开除党籍，不再录用，斩除了反蒋派的根基。
胡汉民被放出后，虽官复原职，但受此打击后，情绪低落，郁郁不展，心中窝了一肚子气，无处发泄。1936年5月9日，胡汉民突发脑溢血，经再三抢救也无力回天，这位高傲的国民党元老终于撒手西去，除却了蒋介石心头之病。
在蒋胡争斗中，二陈兄弟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他们明里所起的阻挠，牵制作用，暗中所起的监视，捣乱作用，大大减缓了胡汉民派对蒋介石的冲击力度。
陈果夫对金融本就窥视已久，故想取孔而代之。但他忘了孔身后那位支持他的美丽小姨子宋美龄可是无人敢惹。
政学系之争
二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在国民党内争夺党权的斗争中，挫败汪精卫派、丁惟汾派、胡汉民派等元老派，不断取得胜利，其陈家党的地位不断巩固。但他们并不甘心只领有党权，他们还要涉足国民党所控制的政、军、财、经等其他领域。在向这些领域进军中，他们遇到了两大劲敌，即控制军队的黄埔系和控制政权的政学系。
黄埔系崛起最早，而且都是蒋介石的门生弟子，再加上蒋介石对军队控制很严，历来是不肯让别人染指的。对此，二陈内心十分清楚，当然不敢与其争锋。
而政学系就不同了，它崛起于蒋介石取得国民党领导权之后，而且，如陈立夫所说：“事实上政学系是没有正式的组织，但他们的组成分子都保持很密切的联系，他们不做低层工作，他们将力量集中在高层，尽力研究蒋先生、研究汪精卫，想尽办法来逢迎领袖及他身边重要的人，这一做法目的是赢取信任和好感，然后再运用这些权势去实现他们的计划和他们的目标——取得重要而正式的官位及发财。”虽然政学系发展迅速，成为蒋介石维护自己统治的不可缺少的政治力量，政治“铁三角”之一，但在蒋的心目中，政学系不仅不能与黄埔系比肩，也不能与cc系并论，充其量是蒋介石雇佣的门卫、管家之类，所以当时就有人私下称政学系头面人物张群为“张总管”、杨永泰为“杨管家”。正因为如此，二陈为了进一步扩展自己的势力，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政学系。
当时的二陈如日中天，红得发紫，再加在与各派系斗争中，攻必克、战必取，这就使得二陈过高估计自己力量，过低估计政学系力量。首先，二陈过去的胜利是在蒋的支持下取得的，而现在，二陈势力不断膨胀，对于“天下姓蒋党姓陈”的状况，蒋介石不得不有所警惕。尽管政学系不是他的嫡系，但蒋必须利用政学系，使黄埔系、cc系和政学系互相制约，自己的权力才能成为一股凌驾于三种力量之上的平衡力量。这一点，二陈没有看到。
其次，政学系虽没有组织，也无基层力量，但其头面人物都是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能干的指挥官，“反共”战争的大部分战果是他取得的。但他曾云自己是内心爱国、倾向抗日的。图中为：胡宗南。政坛强人，其在政治斗争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手段，决不在二陈之下。如杨永泰，早年接受严格的旧学训练，后又接受西方教育，民国后参加国民党，开始在旧官场中钻营谋略，升降浮沉，掌握多种应变办法和官场门道，在老“政学会”中，杨永泰就是重要一员。民国以后一段时期，杨永泰与张群、李根源等投靠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等。后来，桂系失败，杨永泰逃回上海，蛰居沪上，时刻窥测方向，以求一逞。北伐时，杨永泰看到蒋介石势力强大，便与张群一起投奔蒋，仅取得总参议一职。但杨很会钻营，讨蒋喜欢，正如陈立夫所说：“杨是一位道地的政客，他见蒋先生时，常对重要问题，携带了正面和反面两种方案，他先试探蒋先生的意思。如果蒋先生偏向正面的，他就呈上正面的方案；反之则呈上反面的方案，以迎合蒋先生之意旨。”正因为如此，杨永泰才得以步步高升。1933年，他以一份《政治剿共万言书》获蒋介石称赞，连升数级，被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南昌行营秘书长兼第二厅厅长，一时，“天下谁人不说杨”。在此期间，杨永泰、张群、李根源、熊式辉等人也抱成一团，形成新政学系。对于新政学系头面人物政治上的老辣、深沉，二陈也估计不足。
二陈通过种种手段，派出大批cc系统人员，打入政府部门，渗透于政府各个部门，但都是做小官，做不到省主席这一职，这使二陈十分伤脑筋。同时，在杨永泰担任南昌行营秘书长后，陈果夫、陈立夫如要到南昌见蒋介石一面，或者有密件呈蒋，还得杨永泰安排或转呈，这使二陈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不久，杨永泰向蒋介石建议，在军事剿共期间，一切服从“剿匪”大计，湖北、江西、安徽、河南是剿共前线，一切由当地军政大员统帅。于是，蒋介石下令将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的党部主任委员全部换上军政人员担任。这样一来，湖北省的党部主任便由张群担任，江西省党部主任便由熊式辉担任，安徽党部主任委员由省政府主席吴忠信兼任，河南党部主任则由省政府主席刘峙兼任，而吴忠信畏惧政学系，刘峙则与政学系骨干熊式辉关系深厚，实际上，这四省的党部成了政学系的天下。二陈一下子失去了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四省的党务大权，心中更是充满了对政学系的深仇大恨，二陈便开始了对政学系的反击。
本来，政学系是没有组织，也没有“政学系”这一名称的。二陈在分析调查杨永泰一伙人时，发现他们大多出身旧政学会，陈果夫便将杨永泰一伙人取名为“新政学系”。恰好这时，蒋介石突然下令解散党内一切小组织，陈果夫、陈立夫即向蒋告发杨永泰一伙人搞小组织，成立“新政学系”，破坏党的团结。这一着果然灵验，因政学系过去名声就不好，现二陈一揭发，揭了杨永泰等人的老底，给其重重一棒，当然也引起了蒋介石对杨永泰等人的警惕。
二陈的揭发引起了一些国民党元老人物对杨永泰等的一致愤怒，他们纷纷出场，写文章，发表讲话，大骂杨永泰等人。在此情况下，二陈不失时机地展开了一场“护党运动”。
“护党运动”中，二陈广泛开展各种活动。其一，指使cc派人物大肆宣传国民党元老人物如邹鲁、张继、谢持等人的讲话，宣传当年政学系反对孙中山的罪行，要求将政学系人物从国民党中赶走，从蒋介石身边赶走；其二，指示国民党各地方党部向中央常务委员会告状，揭发政学系在各地破坏党的纪律，摧毁基层组织的活动；其三，奔走于国民党元老之间，请他们出面，向蒋求情，将国民党湖北、江西等四党部交回中央党部即二陈手中。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果然有些成效，蒋对杨永泰有些疏远，而且答应交出一省党部给二陈。
这一仗取得一定胜利后，二陈即把矛头指向政学系中另一巨头人物张群。
张群，四川华阳人，曾是蒋介石在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和日本振武学校的同学。张群的绝招就是在蒋介石面前唯唯诺诺，一切顺从，而且不露阿谀的痕迹，这使他能与蒋保持亲密关系达70年之久。1929年3月27日，张群被任命为上海市长，而上海是二陈势力集中的地方，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cc派与政学系在上海时有冲突，二陈很早就想进行反击，但苦于抓不住把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很多对日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都由张群负责，而张参与蒋制定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怒了广大市民与学生，都大骂张群的这种亲日误圉政策。陈果夫抓住这一机会，指示cc派人物，策动一些学校学生、工厂工人、市民等举行一些游行、示威，使张群疲于应付，同时也让张群亲日面目为民众知晓。然后，二陈抓住学生痛恨张群的过激情绪，又下了一着狠棋，二陈秘密指定由顾顺章实施。
一天夜里，8名爱国学生失踪，于是群情激愤，大批学生涌向市政府，要求张群放人。张群即找来警察局长陈希，陈希却满是冤屈，说自己没有抓学生。随后，张群又给特工总部驻上海特派员黄凯打电话，请求帮忙，黄凯冷冰冰地说帮不了忙，张群只好直接向蒋打电话求救。此时，愤怒的学生拥进办公室，将张群团团包围，声称不放学生，决不撤出。
蒋介石接电话后，知道是二陈在捣鬼，即把陈立夫、徐恩曾找来，限令他们放人。陈立夫即通知黄凯，让他放了学生，救出张群。黄凯哭丧着脸说：“我没抓学生，如何能放？”陈立夫冷冷地说：“放学生你不管，你只管救人。”
黄凯接令后，不敢怠慢，即从租界捕房中学借来300学生，由特务率领、边喊口号边急行至市政府，说是来接替先期同学，硬是挤进市政府办公室，把张群救了出来，塞进预先准备的小车，往外开去。等学生明白过来时，小车已无影无踪。这时，顾顺章派人来告诉学生，所捕8名学生已放出，学生见已经放人，也就不再闹事，撤出市政府。
张群虽然被救出，但受此惊吓，胆子变得更小，生怕再惹出什么麻烦来，便于1932年1月，辞去了上海市市长职务，在与cc派争斗中败下阵来。
二陈在南面取得胜利后，在北面对政学系重要人物黄郛，也照此办理，踢了一脚。黄郛到华北后，遵照蒋介石的指示，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
二陈明知道黄郛是代蒋行事，但认为这是捣毁政学系的绝好机会，便利用鼎沸的民情，唆使其外围组织鼓动学生游行示威，给黄郛造成压力，同时指使一些cc派人物在党内攻击黄郛。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也不好明保黄郛，结果，黄郛内外交困，被迫辞去华北整理委员会委员长职务。
在与政学系斗争中，cc派虽然接连取得胜利，但并不能从根本上扳倒政学系，因为蒋介石要坚守平衡原则，不会让政学系太吃亏，也不会让cc派太占便宜，总的来说，“双方势均力敌，难分胜负”。
陈立夫在工作上的“出色”表现，赢取了蒋介石的充分信任。
黄埔系之争
黄埔系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cc系自然不敢与其争锋，但在国民党的权力系统中，两个组织实力相当，为了争权夺利，必然会发生矛盾，出现争斗。
黄埔系发源于黄埔军校时期的孙文主义学会，是一个在蒋介石卵翼下的反共反新三民主义的右派组织。黄埔系以军人为主，以控制军队为主要目标。本来，黄埔系为蒋介石办军，cc系为蒋介石为党，一文一武，相得益彰。但随着蒋介石政权的确立与稳固，双方为在政权中多得一分利益而发生争斗，早期主要是cc系与复兴社的攻伐。
1932年，蒋介石从一本介绍墨索里尼的小册子中受到启发，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必须有自己的核心小组织。于是他将陈立夫等党务亲信和贺衷寒等军务亲信召集起来开会，要大家想办法，改变被动局面，并暗示成立小组织。结果，二陈心有灵犀一点通，回去后，很快成立了“青白团”、“同志会”等小组织；而贺衷寒等则行动迟缓，被蒋介石再一次找去痛骂了一顿，说：“我的好学生都死光了！”
挨了骂回来，贺衷寒等终于开窍，决定成立小组织，于是，商议成立“复兴社”，以黄埔学生为基本力量，贺衷寒起草了章程，康泽起草了纪律条例，推蒋介石为社长，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郑介民、邱开基等为中央干事，田载龙、萧育赞等为中央监事。复兴社是一个半公开的组织，其内部结构分为三层：第一层是外围即复兴社；第二层为革命青年同志会；第三层是核心层，是力行社。进入核心层必须经蒋介石批准。总之，复兴社是黄埔系的核心组织，是为巩固蒋介石政权效力的。
复兴社成立后，即与cc系发生矛盾，这两个派系，“cc举着党部的招牌，复兴社利用军政力量，互相争权夺利，斗争日趋激烈”。
首先，黄埔系抓住机会，向党务部门渗透。当政学系与cc派相争时，杨永泰曾向蒋建议为适应剿共，将江西、湖北、安徽、河南四省党务，由该地军政负责人掌握。黄埔系趁此机会，让大量军人进入四省党部，并将cc派人员驱逐出去，同时将一些意志不坚定的cc派成员拉入复兴社。据不完全统计，当时，仅湖北、河南、安徽三省，有一半的县党部书记长加入或靠拢了复兴社，使得cc派元气大伤。
其次，明争暗抢，向文化系统渗透。本来，按蒋介石的规定，党务、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为cc派的活动范围，军人系统的黄埔组织不得插手。在蒋介石的支持下，cc派准备成立“中国文化协会”，以操纵和控制文化界，这就引起黄埔系的不满，黄埔系自认为搞文化宣传不会在cc派之下，他们中的贺衷寒、刘健群、邓文仪，还是有一定文化理论素养的。于是，复兴社壮着胆子与cc派争夺文化阵地，将“中国文化协会”这块牌子抢过来。由复兴社主要成员黄少谷、刘炳黎在武汉创办的《扫荡报》受黄埔系之命，突然在该报第一版上用通栏特号大字标题，抢先报道了由黄埔系主持的“中国文化协会”成立的消息和协会负责人的名单，这一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让cc派控制文化领域的计划转瞬间破灭，而黄埔系却兵不血刃，独占先机。
面对黄埔系咄咄逼人的攻势，二陈也不甘屈服，挺而反击。二陈是文人，爱动脑筋、想计谋，谋划一番后，先找蒋介石告状，再找陈布雷帮忙。蒋介石居中调停，还支持二陈继续在文化界活动。陈布雷与二陈关系深厚，其加入国民党，就是蒋介石和陈果夫一起作的介绍人，因此也答应帮忙，当然只限于舆论和文字上。
二陈心中有了底，回来，由陈立夫召集张道藩、程天放、吴醒亚等“cc”骨干开会，决定文化协会还得办，但名称已被复兴社盗用，怎么办呢？这时，吴醒亚提出，加上“建设”两个字，就叫“中国文化建设孙科抨击蒋介石不是出于民族大义，而是为了派系的斗争。协会”。这一说，大家拍案叫好，于是按计划分头行动。
陈布雷对二陈鼎力帮助，他起草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宣言》、《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纲领》两份重要文件。由于陈布雷的文采，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文化界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和诱惑力。三天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上海法租界爱麦虞限路中华学艺社大厦的大礼堂正式成立，陈立夫、张道藩等cc派骨干亲临大会。第二天，向全国发布了消息。这一战，只是为二陈挽回了一些面子，并没有止住复兴社进军文化领域的势头。随后，“中国文化协会”与“中国文化建设协会”都向各地发展，双方争斗更加频繁。
党方和军方在文化界的争斗一般说来，吃亏的是党方，军方有蒋介石的坚强后盾，可以说是有恃无恐；再加上有武力作为前导，在这种攻势面前，党方是无能为力的，可以说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二陈为此忧心忡忡，却又无可奈何，只好等待时机，以求一逞。
机会果然来了，1934年6月，南昌机场发生大火，原因是航空署长徐培根贪污汽油巨款，故意纵火以烧毁罪证所致。而黄埔系骨干邓文仪追查不力，受到蒋介石的训斥。陈立夫抓住这一机会，添油加醋向蒋告状，说邓文仪不务正业，把主要精力放在文化工作方面。陈布雷也在旁助威，说：“各方负责人要一心搞好自己的工作，在军一届政府若只以欺诈为谋，置人民于水火而不顾，结果只能是他人取而代之。言军，在党言党。”蒋介石一听，觉得有理，当即下令，让复兴社马上解散中国文化协会。
cc派与黄埔系的斗争，终于取得了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胜利。
经过这一次失败后，黄埔系更加怨恨cc派，但怕蒋介石干预，便从明转到暗，从上层转到下层。在各地方发展基层组织时，黄埔系与cc派互相挖墙脚，互相打击对方人员。如河南大学教授张金鉴，本是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属cc派，复兴社找上门来，逼其改换门庭，加入复兴社，张金鉴不愿意，结果被复兴社绑架。再如在中央政治学校，复兴社威胁三名学生，让其加入复兴社，三学生不答应，结果，复兴社南京负责人任觉五带领一批军人将三学生绑架并杀害。
事件发生后，陈果夫把官司打到蒋介石那儿，蒋介石见死了人，便将任觉五予以处分，但暗中却仍旧支持黄埔系。由于蒋的制衡手段，使得黄埔系与cc派的斗争愈演愈烈。到后来，两派之间还玩起了特务手段，不择手段安插内线，破坏对方。黄埔系曾派人打入cc派，破获cc派秘密的制毒机构；而cc派也派人混入黄埔系，对其骨干人物进行策反。
黄埔系更为大胆，将一个叫向心影的女特务派到二陈身边。这个向心影，本是戴笠的小姘头，后被戴笠派往殷汝耕身边做情报工作，因殷汝耕准备成立伪政府，戴笠命向心影下毒干掉殷汝耕，结果为殷汝耕发觉，抓起来投进大牢。后来戴笠花钱买通看守人员，将其救回，然后派往二陈身边。
二陈对向心影一度曾有好感，但不久，cc派中一特务认识向心影，悄悄向二陈告密，二陈才大吃一惊，即将向心影赶出cc派。
不仅向对方派人员刺探情报，就是上层人物，互相也做鼠窃狗偷之事。一次，贺衷寒去中央党部拜访陈立夫，陈不在，贺便偷看桌上文件，发现桌上一封已拆阅的信是复兴社号称“十三太保”之一的葛武启写来的，内容涉及复兴社高层的机密。贺衷寒见四下无人，便将信偷回，呈报蒋介石，要蒋按复兴社纪律处理葛武启。蒋介石听了报告，反而劈头盖脸将贺骂了一通，说贺衷寒到中央党部偷文件，是无耻之极。因蒋认为，葛武启卖主求荣不对，贺衷寒干梁上君子勾当也不对，此风一长，那便党将不党，军将不军了。
总之，黄埔系与cc派是犄角相向，水火不容，但蒋介石需要他们同在一个政权中存在，因此，双方虽有争斗，却谁也不能除掉谁。由此看来，cc派和黄埔系的斗争，与cc派和政学系的斗争不同，一个是争衡，一个是争锋。cc派和黄埔系的斗争，谁胜谁负，谁消谁长，不是看谁的实力强大，而是看蒋介石的态度，看蒋介石制衡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