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淮入海
1932年7月，陈果夫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为什么蒋介石要将长期从事党务的陈果夫调去负责水利工程呢？这并非蒋用人不当，乱点鸳鸯谱，实际上，陈果夫对水利问题一直十分注意，并多有研究。
还在幼年的时候，陈果夫家乡常遭水灾，每当这种时候，陈果夫总爱到湖州驿西桥和管驿河头去看那汪洋恣肆的大水。有一次，他亲眼看到一只逃难的小船刚出桥头，便被大水卷走了，顷刻之间在附近沉没，船上4人死于非命。这可怕的水，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陈果夫的妹夫沈百先考入河海工程学校，每次见面，陈果夫总是不厌其烦地询问沈在学校所学的有关水利工程方面的问题，从工程设计，施工到工程预算等大小问题，都问得十分仔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沈百先毕业后，先后在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华北子牙河、上海浚浦局、广东韩江等水利工程处工作。这期间，陈果夫对水利的兴趣更加浓厚，常常与沈百先一起讨论有关水利工程的问题，学习到一些水利工程的知识，并由于沈百先的关系，先后认识了许多水利专家，与他们结成很好的朋友。
1929年初，沈百先任职于导淮委员会后，陈果夫对治理淮河关注起来，他阅读了许多有关淮河历史与现状、地理与水文方面的书籍，并时常向沈百先请教有关治淮工程的问题。有时，沈百先遇有重大问题要报告蒋介石，便请陈果夫代为转呈。陈果夫在转呈报告时，常要和蒋介石谈及有关导淮的工程情况，谈话中，既表现出他对导淮工程的热心，同时，也显露出他对水利工程的熟悉和研究有素。有一次，陈果夫在代沈百先转呈报告后，还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些有关导淮方面的政策建议。蒋介石听了，一时没有回答，沉吟半晌，突然说：“你去帮我办这件事，好不好？”陈果夫吃了一惊，平时虽说对导淮工程十分关注，但从来也没有想到要自己去指挥这一重大工程，他实在没有思想准备，便说：“我是外行。”想以此作为推词，他说的也是实话，他毕竟是搞政治的，过去在学校也从没学过工程技术。但蒋介石坚持说：“你知道注意这件事，而且所建议的并不是外行话，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中国共产党在重庆同国民党进行的为期45天的和平谈判。谈判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至10月10日结束。通过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图为：在赫尔利的陪同下，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飞抵重庆。所以这件事，就是你去办吧！”陈果夫深知蒋介石的脾气，他坚持的主张是很难改变的，也就不好再拒绝了。他静下来一想，觉得自己从小就对水利发生兴趣，多年来这个兴趣一直没有减弱，幼年时见到的那一幕大水卷走小船的悲剧还常闪现在他脑际，现在具体指挥治淮这一大型导水工程，正可施展自己的抱负，造福于淮水两岸的人民，因此，也就十分坦然地接受了这一任命。
淮河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向东流经安徽、江苏两省，原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但从1128年后，黄河多次决口，夺淮入海，其所挟带大量泥沙，淤高了淮河河床，使中游河槽变成半地上河，下游入海出路被淤塞，整个水系被打乱，每遇汛期，不能畅通泄水，以致破堤决口，泛滥成灾。千里淮河两岸，“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成为洪、涝、旱灾俱全的重灾区，“数千百万之全淮民众，无日不沦于饥馑，无刻不泣对洪波，此淮之导，所以不容稍缓也”。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决定治理淮河，在建设委员会下设立了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主要任务是搜罗关于导淮计划、图表及各方面的建议，并进行整理，分类，并印成《导淮图案报告》一书，为导淮工程作准备。经过近一年的努力，整理导淮图案委员会顺利完成了各项任务。1929年1月，国民党中央正式成立导淮委员会，蒋介石为了表示他对导淮工程的重视，亲自担任委员长，具体工作由副委员长负责，特派委员20人，并聘请德国汉诺威工程大学方修斯教授为顾问工程师，同时广泛征集专门人才，进行导淮的前期准备工作。从1929到1931年，导淮委员会集中了全国一些优秀的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对淮河入江人海各路河线进行了实地勘查、测量，广泛调查、搜集各方面资料，进行反复论证、研究，并根据研究成果，拟定了整个导淮工程的总体计划，呈奉国民政府核准后再予实施。
导淮工程计划确定了江海分疏原则，即整治淮河入江入海的水道，使之便于航运、防洪、发电等，据概算，整个工程需经费2亿元。由于蒋介石正和各军阀混战，军费开支都十分困难，哪来如此巨款去搞导淮工程呢？所以在此期间，导淮工程始终是纸上谈兵，不能付诸实际。
1932年7月，陈果夫正式就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主持导淮具体工作。10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导淮委员会组织法》，赋予导淮委员会在淮河流域内对公私土地清丈、登记、征用、整理等处理全权。陈果夫鉴于工程浩大，费用过巨，筹款不易，便决定先借用庚款，到时还本付息及自筹资金等办法，并采取分期施工的形式。为此，陈果夫与水利专家一起制定了两年施工及整理土地的第一期工程方案，即建造三河活动坝、邵伯船闸，淮阴船闸等一系列船闸，进行三河坝上下切滩，对淮阴闸上下、张福河上下进行疏浚整理，使淮河入江水道得以整治，然后再进行导淮入海的工程，计划工程费用1380万元。
工程计划经国民政府通过后，陈果夫便急忙筹钱，他亲自到中英庚款会要钱，并派专人进行催促，使庚款会不得不立即开会研究。该会的主要董事是上海英商商会会长马歇尔，他见陈果夫急着要钱，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为什么这样急，不能拖些时日吗？”陈果夫说：“导淮工程倡了六七十年之久，现在才做，不能算急了。”马歇尔说：“你们钱都没有准备好，就做起来，太冒险了。”陈果夫正色说：“钱在你们庚款会很多，我不怕没钱，只希望你们赶快通过我们的提案。不然我们的工程停顿，那将是你们的责任。”马歇尔不敢再拖延，于是，庚款会很快开会研究，通过了提案，并如数拨了款子。
陈果夫得到钱后，便将这笔款项用于张福河道疏浚工程中。经过一个夏季的奋战，终于很好地完成了这项工程。工程完工后，陈果夫有意邀请马歇尔及庚款会董事们前来参观，他们参观后，都对工程质量表示满意。陈果夫即抓住机会，趁热打铁，向董事们提出第二项工程费用，董事们当场拍板拨款。于是，这笔钱很快投入邵伯、淮阴、刘老闸三大船闸的建造。
待这三大船闸工程完成一半的时候，陈果夫如法炮制，像上次一样，邀请马歇尔等庚款会董事们前往参观，待他们参观后，兴致很高的时候，又和他们订立了另一工程费用的合约。这笔费用下达后，陈果夫即开始了杨庄、周门、刘老闸三大活动坝及高邮湖通运河间的小船闸等的修建。
正当导淮入江的工程热火朝天进行的时候，陈果夫于1933年10月被任命为江苏省政府主席，这对他的导淮工程无疑增添了很多方便，他正是考虑到对导淮有好处，才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命。陈果夫主持苏政后，即利用他的行政权力，让江苏省主动承担了导淮工程中一系列重要的子工程，如疏浚六塘河，兴建里下河通海各港水闸，将淮阴、邵伯间所有的护岸改为块石修建等。特别是承担了导淮人海的工程，本来这一工程是要等导淮入江工程完成后，再根据资金筹备情况选择适当时候进行，陈果夫认为这样太慢了，不能让导淮工程尽快完成而发挥它的作用。根据江苏省的经济状况，完全可以承担这一工程，另外，他还提出了发行公债以筹集资金的办法。国民党中央批准了陈果夫的请求，决定发行公债2000万元，用于导淮入海工程，这一工程由江苏省具体承担。
毛泽东总是一脸的从容，一副领袖的气质。1934年11月1日，导淮入海工程举行开工典礼，陈果夫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典礼，他亲自拿起铁锹，破土奠基。这一工程是开挖一条长176公里、底宽35米、两堤相距250米的一条运河，取名“中山河”，淮河水将从这条河疏导人海。
中山河工程主要是征调民工参加建设，每年1月至3月、11月至12月是农闲时间，大批农民被征调来做工，征工最多时达24万人，整个工地人山人海，雄伟壮观。沿线专员、县长、区乡、保甲长都卷入这无休无止的征调民工之中。在征工中，不管农民具体情况，只要是劳动力，均要上工地，而且在工地上，劳动强度大、劳动保险全无、所用工具基本上是牛车、独轮车、挑畚，人力戽水车等，再加生活艰苦，无医少药，因此，工地上死伤事件时常发生。就连陈果夫自己也说：“其辛苦劳瘁，非身经其事者听可得知。”但陈果夫不顾人民死活，强征硬派，待遇菲薄，只要劳动效率，不管安全保险，这就闹得广大人民怨声载道。整个导淮工地上，洒满江淮人民的斑斑血泪。
1937年4月，中山河工程完成，至此，整个导淮工程大部分竣工，对此，陈果夫充满成功的喜悦。5月初，他不顾身体衰弱，在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李仪祉和江苏省建设厅厅长沈百先的陪同下，前往中山河视察。他们兴致勃勃地沿河岸大堤步行，此时，中山河已经通水，河面波光粼粼，一直伸向远方，两岸是雄伟的长堤，一望无际。看到这一切，陈果夫十分欣慰，步行半个小时仍不感觉累。看完中山河后，他又饶有兴致地登上直升飞机，察看了整个导淮工程已告完成的部分。他从飞机上看到这一带与前几年相比已大不相同，田畴平整、河网如带、树木葱郁、房舍俨然。这一切都令陈果夫高兴万分，他觉得自己干成了一件大事，很快便可以向蒋介石交差，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将会更高，其他派系的人物将会对他侧目而视。想到这里，他差点笑出声来。
视察完毕后，淮阴等6县联合举行欢迎会。陈果夫在会上发表即兴演说，强调导淮之完工，证明人力之伟大，更证明有志竞成、事在人为之至理，并希望各地更进一步群策群力，继续建设，完成导准工程所有建设任务，彻底治理淮河，不使洪灾、涝灾、旱灾再出现于江淮大地。当晚，陈果夫久久不能入睡，他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便起床来，写下了一道导淮入海歌：
淮河！淮河！利我江北乎？害我江北乎？
全在我江北人能力如何。
我有能力，水为我用；
我无能力，我为水用。
我善用我力，淮水为我操纵。
导淮入海，要将西水导入东海中。
大水不为我害，大水不为我害。
大旱亦收灌溉之功。
大家齐用力，为了大家安乐与年丰！
大家多用力，为了永久安乐与年丰。
治淮的初步成功，对陈果夫的确是很大的鼓舞，他决心再接再厉，继续完成尚未完成的其他工程，以达到彻底根治淮水的目的。1937年先后开工的工程有：兴建周门活动坝、兴建刘涧浅水坝、兴建中运河涵洞、开挖里运河浅段、疏浚皖淮浅段等，但后来均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相继停工，所有运到工地的钢料，水泥，涵管、石块等，均损失殆尽。
1938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民党军事上的败退，整个淮河流域全部沦陷，导淮业务，陷于停顿。在此情况下，导淮委员会便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为了避免在导淮委员会服务的专业水利人才逃离星散，陈果夫向蒋介石建议，仍然保存导淮委员会的机构设置，为了保证这些人有事做，将四川省内的一些水利工程交与导淮委员会承办，如綦江工程、乌江工程、赤水河工程等。这样，导淮委员会在实施这些工程中，保存、培养了一大批水利建设人才。
陈果夫在主持导淮委员会工作期间，积累了很多治水的经验，他在一些文章中进行了总结，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治水必须达到综合利用的目的。陈果夫认为，治水是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工程，不能为治水而治水，必须使水利能综合利用，即治水后，不但使之能防洪防涝，而且要达到航运、发电、灌溉、水土保持等综合利用的目的。他说：“为国家长治久安计，每一河道应有详密计划，务使自上游至下游之水，均能尽其利。在山地高原之河道，如何建蓄水库及发电厂，利用水之冲击力，使水力电源，能协助工矿业之开发。如何兴建灌溉渠道及水闸等，利用水之渗透力，促进农田之生产。又如何改善渠化河道，利用水之浮载力，使航运畅通，以协助交通之发达。……自夏禹以来，中国治水，均以排洪水为能事，今则洪水泛滥，不应看得太重，而着重利用水之三种能力，以建国家，若三者同时建设，则洪水自然可以免除。”他多次强调：“一定要懂得水的三种力量，第一是渗透力，第二是冲击力，第三是浮载力，这三种力量都能尽量利用，使它发挥到最大的效用，才算是水利。”
第二，治水必须上、下游兼治。陈果夫反对治水非先治下游不可的意见，他说：“我在最初担任导淮工作时，就反对那种治水非先治下游的成见，后来我经过湘西、黔东及四川各地，又做过綦江蒲河流域的工程而后，更觉得治水非上下兼治不可，形成我对于治水的一个主张。水与旱相反而实相成，上游患旱，就因为下游患水，反之亦然。所以上游的水能积蓄起来，则上游也不致患旱，下游亦不会成灾，双方都有利益。”
第三，水利兵工化。陈果夫认为水利是规模巨大的工程，常需众多人力物力，因此，除临时征调民工外，需要有一支常年工作的水利队伍，他建议可以实行水利兵工化，将现有的军队拿出10万人改编成水利工兵，“每师增置技监1人，每旅增置技正1人，每团增置技士1人，每营增置技佐1人。均各叙以师长、旅长、团长、营长相等之军职，协同指挥”。认为照此办理，可以革命之精神，作非常之建设，能保持常年有人管水利，也能较快地完成一些艰巨的水利任务。
陈果夫上述有关水利的主张，应该说是有一定见地的。
有人在前方冲锋陷阵，有人却在暗地出卖战友。图为：1929年元旦阅兵典礼。
新官上任
1933年5月，陈果夫辞去监察院副院长职务。10月，蒋介石任命他为江苏省政府主席。当了多年的京官，现在一下子去当地方官，似乎多有降职之嫌，但陈果夫此时还很高兴。其一，他认为“省主席是独当一面的职务，中国一省，其幅员每等于欧洲一国乃至数国，故省主席的职务相当繁重”。其二，江苏省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所在地，其地位更在一般行省之上。其三，他正担任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率领10多万水利大军进行导淮工程，而导淮工地主要在江苏，担任江苏省主席，将会给他的导淮工程带来诸多方便。所以，陈果夫倒是十分乐意到江苏省任职。
但江苏人并不欢迎陈果夫主掌苏政，因为都知道他是国民党党魁、cc派首领，由他当省主席，将会给江苏带来灾难。因此，社会各界便联络起来，发了一个挽留前任省主席的通电，用意十分明显，不欢迎陈果夫。这对兴致勃勃前来赴任的陈果夫无疑是当头一盆冷水。
10月12日，陈果夫率省府各委员在镇江正式就任。就职典礼上，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提出4点意见。第一，一切遵照宣誓词实行；第二，对前任卓有成效的规程，一定萧规曹随，决不轻易变更；第三，做事必须科学化；第四，一切工作必须切实。对于“切实”两个字，陈果夫特别重复了几遍，以便引起大家的重视。很显然，陈果夫是要给那些不欢迎他的人一个好的印象，以表明他不是那种夸夸其谈、不务实际的人。
不久，江苏省党政官员举行联合纪念周，司仪唱了静默3分钟后，不过1分钟便唱静默完毕。陈果夫即走上前去，拿出当年军人的威严，命司仪立正，重唱静默3分钟，他看着表，到确确实实立了3分钟才终止。静默后，陈果夫走上主席台，借题发挥，向全体官员训话，将上次他在就职典礼上所说的“切实”两个字再次加以说明：“如说3分钟，必须恰是3分钟，才算是切实，不可为2分59秒，亦不可为3分零1秒。准时到，准时退，都是切实，从事建设不切实即不易成功。马马虎虎的习惯，必须革除。”陈果夫的这一下马威确实很见成效，众人都低下头，屏住声息，听他训话，自此以后，省府党政官员在陈果夫面前都不敢马虎从事了。
为国共合作共举杯，畅言美好未来。陈果夫主政江苏后，第一个重大举动便是革新吏治。他认为大凡担负某方面责任的人，在受命之始，必须注意的是怎样能够得到切实合作的帮手。治理一个地方，负主要责任的人很重要，他手下的帮手也很重要，不能忽略。在一个省当省主席，主要的帮手便是主管各厅的厅长、省府委员、省府秘书长及各县的县长。其次便是各厅的局、处长及县以下的佐治人员。而现实中国的官场虽经辛亥革命、大革命的洗礼，仍是十分黑暗，任人唯亲、结党营私、贪污腐化、欺上瞒下、不求政绩、不思进取等现象相当严重。陈果夫在国民党内干了多年，对此有深刻的了解，他觉得，不对吏治进行一番革新，他不可能干出什么成绩，甚至会站不住脚跟，为此，他要在自己主掌江苏期间，对政治来一番刷新。
首先是选择各级官吏，陈果夫十分严格和谨慎。对各厅厅长，他要求的条件是：干自己主管之事有专门研究和实际经验；有责任心、有创造力；对于省主席有相当信仰，能够接受他的指挥。特别是最后一条，陈果夫十分强调。对各县县长，陈果夫要求其有主管全面事务的能力，有把一个县办好的志愿和抱负；对省方的命令和计划要切实执行。不管是厅长也好，还是县长也好，陈果夫最重要的是要求他们对自己信仰，听他的话，做他的忠实臣仆，这样，他在江苏就可以令行禁止，江苏便可以成为他独来独往的自由王国。
为了选择好各级官吏，陈果夫在省政府成立了一个甄审委员会，甄审委员由省府委员充任。凡属任命官员，都得经过甄审委员会严格审查，不但看他的学历、文凭、谈吐、文章，更重要的是详细调查他过去的经历及其政绩，过去做事有无功过，何以会有此功过等。考查后，如果各委员都赞成，才予以任命，如意见不统一，最后由省主席决定，官吏任职后，必须定期报告自己的工作，省府经常对其工作进行检查，每隔一段时期，便召开会议，对有政绩的官员进行表扬与奖励，对没有政绩甚至有过错的官员进行训斥和处罚。奖优罚劣，功过分明，这一办法收到一定效果。
在用人时，陈果夫不限制籍贯与私人关系。他初到江苏时，常听到人将江苏分为江南与江北，他颇不高兴，加以申斥，他说：“我自己是浙江人，在江苏做事，从不想他是江苏，我是浙江。假使我用人限于浙江人，那就糟了。浙江的人才未必都来，而我就被同乡观念所限，用不着人才了，我又如何做得好事？所以我认为限于用同乡、同学、或亲族之类，都是自己把自己的范围缩小的一种表现。”当时，江苏省的县长中有22省的籍贯，东北人用的较多。当然，在一些关键部门中，陈果夫仍然用他的同乡、同学、亲族，特别是一些cc派人物，都被他安插在重要位置上。他自己并非像他所说的那样超脱和清廉。
为了使各级官员能克己奉公，廉洁自持，陈果夫开展了惩治贪污的行动。为了表示他对贪污行为依法办理、毫不容情的决心，一下子处理了三名贪污有据的县长，其中二名现任县长职期间，大肆贪污钱财，中饱私囊。查出后，陈果夫即令撤职法办，并勒令退还贪污款项，有一名现任县长与陈果夫有亲戚关系，事发后，找到陈果夫三叔陈其采，希望从中通融，陈其采为此专门写信说情，陈果夫考虑再三后，还是将这名贪污县长依法严办了。还有一名是10年前当过县长的，在任期间贪污款项10万多元，一直没有过问，他自以为年代久远，时过境迁，不会有什么事了，便特来应县长甄审，想再度出任县长，结果被审出10年前的贪污事实，陈果夫即将此人扣留，并严加惩处。
在惩治贪污官吏的同时，陈果夫还采取了其他一些相应的防范措施，他认为，光靠惩治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
首先，陈果夫指示省政府提高各级官员的俸禄，并在每个月发放奖金，使他们的经济收入高于一般人员，即使一般的县佐治人员也能养活8口之家。他认为，“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俸禄提高后，贪污现象将会减少。
其次，规定各级官员的婚丧喜庆应有限度，送礼的规格也应有限度。陈果夫认为，婚丧喜庆请客送礼，本来是中国社会一种重情谊、互助合作的好习尚，但越出范围，就不好了，尤其是下级对上级的送礼，足以造成贪污行为。1934年春，陈果夫主持制定了《婚丧喜庆送礼办法》，规定每一份礼以其每月薪水收入的1／100为限，对其他如宴会筵席的送礼规格，也加以限定，并不准借做阴寿为名，收受礼品。为了让大家都记住这些规定，陈果夫指令省府印制了“送礼办法”的宣传品，规定凡送礼时必附一纸，以为宣传。为了带动各级官员廉洁奉公，陈果夫也带头不接受别人的礼品。有时地方的县长、专员到省里报告工作或办事，带些土特产来，陈果夫不但不收，还加以训斥，他说，到省里来最好的礼物是工作成绩报告。
再次，严格规定不准太太干政。陈果夫说，“女子主持家务，对丈夫在外面所做的工作，绝对不可干涉，除非她们自己有能力去参政。然而即使参政了，与丈夫的政治工作各有职守，也须分别清楚，不能混为一谈。……女子要参政须靠自己的能力，决不能依赖丈夫，妄事干涉。”他规定从省到县的各级官员，不能让自己的太太干预政务，如有干预者，即撤除职务。他自己的夫人朱明也从不干预他的政务，他当省府主席，朱明却默默无闻。
陈果夫不但要求各级官吏守法奉公，还要求他们提高行政效率，但又不作死硬的规定。有人认为，提高行政效率，必须是“案无留牍”，公文不能积压，当天的公文当天办结。陈果夫却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说，当天的公文当天办结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因为公文的内容有简单和复杂之分，有些可以立刻办结，有些则需要广泛查询、查卷，有些还须与各方面会商，听取意见，不能一下子办结，也不必急于办结，即使为了满足形式上的效率而很快办了，反而会贻误大事，倒回头还得重新再办，这样效率更差。他以为，行政人员知识丰富、判断力强、文字熟练、思路清晰，再加安排适当，配合默契，自然会有很高的行政效率。所以，陈果夫更注意各级官员的业务能力。他要求各级官吏要多看书，多学知识，他还把一些县长送到中央政校学习，以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提高全省各级官员的行政效率。
通过几年的努力，革新吏治有了一些成效，任人唯亲、贪污腐化、不求进取的现象少了，行政效率也有所提高，官场的风气也较前有所好转。但陈果夫却乘机加强了cc派对江苏省党政各部门的控制，他自己也成为江苏的太上皇。
江苏的“太上皇”
陈果夫主政江苏后，在整肃吏治的同时，所采取的第二大举动便是整治民风。他认为社会风气反映一个省的精神面貌，而精神面貌又是一个省经济是否发达的表现。因此他十分重视民风民俗的转变。
首先，大力提倡科学、讲究卫生。陈果夫说他到江苏的第二个理想是要建成一个健康的江苏。陈果夫对自己家乡湖州落后、愚昧、迷信的社会风气深有体会，他认为要转变这种风气，就要提倡科学。他在江苏主政期间写了很多文章，向人们宣传科学，对人们所敬畏、恐惧、迷信的字纸、梦魇、狐仙、谶语、仙方、符咒、相术、风水等一一进行科学的阐述，要人们不要相信迷信，并通过各级政府广为宣传。同时，陈果夫为开化风气，增加人们的科学文化知识，提倡各地大办学校，鼓励人们进校学习，要求地方除办正常的小学、中学外，还办社会教育训练班、女子生活学校、男子生活学校等。人们的文化程度提高了，就不会去相信那些荒诞迷信的东西。
陈果夫认为落后民风中对人们危害最大的是不讲究卫生。他到任的第二年便成立了江苏医政学院，他说他办医政学院的目的是为了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转变人们不讲卫生的习惯。他亲自担任医政学院的院长，亲自办理学院的一些事务。该院设有医科、卫生行政科、卫生教育科等科系，除招收高中毕业生进行正规培养外，还经常临时性招收初中、高小毕业的青年进行为期6个月的短期训练，使他们成为普及医学知识的宣传员和各乡村、小城镇的简易医生。为了形成医疗网络，陈果夫还指示各县建立了县立医院，乡镇建立医疗诊所，为地方病人服务。他还亲自编写了《饮水卫生》一类的影片，以配合各地所进行的通俗化卫生宣传。在宣传中，提倡讲究个人和公共卫生、勤洗衣被、勤换衣裳、剪指甲、理发、不准随地吐痰等，基本上是蒋介石在江西实行的新生活运动的内容。
其次是开展禁烟禁毒的活动。烟毒危害中国近百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曾沽名钓誉地搞过所谓禁烟活动，而实际上是屡禁不绝，越禁越盛。特别是江苏，因紧邻上海，其吸烟吸毒者比其他省更为严重，虽在皇城脚下，南京政府也无可奈何。
陈果夫到江苏后，决心在禁烟方面打开新的局面，以表明他在施政方面超过他的前任。他说：“我在江苏禁烟，自始即下了一个决心，即是不戒则已，戒必不顾一切，务期贯彻到底。禁烟如同打仗，有了决心，自然可以打胜仗，至于打得吸烟的人呼痛叫惨，喘息不安，这是不应有所顾忌的。”刚开始，他并不是像其他省一样，立即公布禁烟方针，而是先派员到各地调查禁烟与吸毒的基本状况，然后根据所了解的情况，与省府委员进行认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陈果夫提出3条禁烟的原则，即禁烟不以筹款为目的；禁烟以控制烟民为根本；禁烟必须有其他各部门的配合。然后，将此事交给民政厅，命令省民政厅制定切实有效的禁烟法规与办法。
省民政厅接到陈果夫命令后，即组织专门人员商讨研究，他们根据陈果夫所提的3条禁烟原则，根据历年禁烟屡禁不止的情况，根据江苏本省的实际，在很短时间内制定了《禁烟大纲》，认为禁烟既是长期的任务，也要有短期的禁期，规定4年为绝禁期，4年以后也还须进行宣传、教育，随时出现吸毒现象，随时打击。
1934年4月，陈果夫主持的省府会议通过了民政厅所制定的《禁烟大纲》，正式向全省公布执行。同时，为了加强对禁烟的领导，陈果夫指示成立了省禁烟委员会，各县也相应成立了县禁烟委员会，具体负责各地的禁烟行动，并在省城和各县城建立收容烟民的戒烟所，作为常设的禁烟机构。
禁烟开始后，各地禁烟委员会根据陈果夫的命令，以雷厉风行的速度，将一些烟馆和变相的烟馆封闭，找到吸烟的烟民，不使一个漏网，然后将他们送进戒烟所，由戒烟所对他们进行教育，医治他们的胃病，教他们练习太极拳，使他们尽快戒烟。戒烟后，贷以小本资金，让他们从事生产和经营，以自食其力。禁烟期间，在社会上造成禁烟声势，小学生唱禁烟歌，中学生搞禁烟讲演比赛等。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禁烟还是收到一定效果，据陈果夫自己说，戒绝烟民已达总数的3／4，尽管这有些夸大，但应该承认，确实有一些烟民戒了烟，走上了正道。
与此同时，陈果夫还开展了禁赌禁娼的活动。对禁赌，陈果夫搞了一阵子，但成效不大，以后也就不了了之。对禁娼，陈果夫更显得无能为力，他甚至认为，对娼妓，无法使之不存在，与其禁止，不如放开。因此，他实行了所谓有管制性地放开的办法，实际上使这一丑恶现象置于合法的地位。
其三，引导、改善旧风俗向好的方面发展，提倡新风新俗。对地方上旧有的风俗，陈果夫善于加以引导，如江苏有比赛水龙的习俗，陈果夫便规定每年5月20日、10月20日进行水龙比赛，以此宣传防火、救火知识，训练救火人员。再如对庙会，以前政府是禁止的，陈果夫认为：“庙会为民间风俗之一，且隐然为平民生活之重心；百戏杂陈，负贩云集，则又为民间娱乐及临时贸易之集会，可以收教化之助，庶一举而两得。”因此，他大力提倡，使江苏各地庙会兴盛起来。
为了提倡新的风俗，陈果夫指示有关人士，编成了改良风俗的日历，根据时序的需要，加以新的内容，如1、2月与8、9月，为鼓励青年入学与立志月；3月为植树造林月；4月进行改良蚕丝研究月；5月为发扬民族意识月；6月为拒毒运动月；7月为合作运动月；5、6、7三个月为注重体育、卫生月；8月为艺术运动月；11月为造路运动月；12月为公共建设运动月等。陈果夫命人将这些日历发到全省各地，广为宣传。他说：“如各地人民月月行之，年年习之，三年而后，因风俗习惯之转移，其有助于心理及物质建设，必有可观者矣。”
陈果夫在主掌苏政期间，对改革旧的民风民俗方面作了一些努力，也多少有些成效。但总的来说，声势很大，收效甚微，特别是对一些丑恶现象，不能彻底根除，只能是沽名钓誉地做做样子而已。而且，他的整个整治民风的活动只不过是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蒋经国逝世后，蒋方良哀伤不已。蒋经国的去世也标志着蒋家政权时代的终结。
不欢而散
陈果夫主政江苏后，除了革新吏治，整治民风之外，还大力推动该省经济建设的发展。他说：“我第三个理想是要造成一个富足的江苏。”
为了发展江苏经济，陈果夫首先抓金融工作，他认为，要进行经济建设，没有资金是不可能的。江苏省原有两个银行，即江苏省银行和江苏农民银行，这两个银行没有明确业务分工，常为争夺蓄户而发生矛盾。陈果夫便以省主席的身份出面调解，使两行业务范围分开，江苏省银行专作发展工商业之用，江苏农民银行则致力于农村金融的推进，并由每行合作，组成全省金融网络。这样，两行的业务发展很快，特别是江苏农民银行，原是由陈果夫等人创办，现有陈果夫行政权力的支持，发展更快，成为与江苏省银行匹敌的银行，到1937年，江苏农民银行与江苏省银行两行资金共达6000多万元。这也为江苏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
重庆谈判时的毛泽东，大义凛然，气度不凡，陈立夫也不由地深要赞叹。其次，兴修水利工程。陈果夫在此期间集中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导淮工程，并在各县建成了众多小型水利工程，同时大力发展植树造林、出海捕鱼、养蚕、植棉等经济事业，使农村经济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再次，发展工商业。江苏最大的缺点是地下资源比较贫乏，这就制约了江苏工业的发展。陈果夫到江苏后，即组织人员对江苏的资源进行广泛调查。通过调查，发现肖县有较丰富的煤矿资源，陈果夫得知消息后十分高兴，即指令省政府投资，进行开采。很快，肖县煤矿建成，并投入生产，到1937年，已达到每天出煤100多吨的规模。对江苏能源的缺乏起了很好的补充作用。
通过调查，还发现宿迁县有玻璃资源，而且质地非常好，陈果夫便先在宿迁设立了玻璃职业学校，以培养玻璃生产技术人才。然后准备投资建设一个新式的玻璃厂，因抗战发生而中止。他还让省府投资，扩建了宜兴陶瓷厂，建起大窑，使之成为能生产浴盆等新式卫生陶瓷用具的大型陶瓷厂。除此外，陈果夫还准备在扬州设立酱菜厂、在苏州办糖果厂等，也因战争影响而未能实现。
为了培养经济人才，陈果夫在江苏各地办了一些职业学校，如宜兴陶瓷学校、扬州酱菜学校、苏州糖果学校、松江五金学校等，都是配合生产而设立的，这些，对江苏的经济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除此外，陈果夫在主掌苏政期间，还在教育、文化、合作、体育、交通、保安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并小有成就。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抗战爆发，8月上海抗战再起，战事沿京沪铁路逐渐向西扩展，各地秩序，日渐混乱，到处人心惶惶。12月23日，江苏省召开政府全体委员会议，研究撤退方向。大多数主张往南或者往西撤退，陈果夫则主张撤往苏北，他说：“向淮河去是我的正路，因我是苏省主席，不能不顾苏北，且是导淮副委员长，尤不能不在淮域，即殉职亦无悔。个人已不计，惟求如何可以帮助军队从事长期抵抗耳。”大家见陈果夫如此慷慨陈言，也就不好反对了，一致同意先迁往扬州。但实际上，陈果夫并不是真心实意想留在苏北，支持军队抗战，他在一面提出省府迁往苏北的同时，一面向蒋介石写了辞职报告，表示自己体弱多病，不能胜任烽火年月的省府主席，蒋介石见他态度坚决，只好准其辞职。11月26日，江苏省政府迁往扬州。27日，国民政府改组江苏省政府的命令下达，陈果夫卸任省主席。
11月28日，即他卸任省主席的第二天，便乘汽车离开了危城扬州，离开了战火硝烟的江苏省，前往安徽安庆，然后到江西九江，与他先期离开江苏的夫人朱明、父亲陈其业、弟弟陈立夫等家人汇合，再乘轮船到达战时首都武汉。不久，武汉危急，他又迁往长沙，最后到达重庆，远离战争前线，“隔江犹唱后庭花”去了。
周恩来总理大仁大义，大智大勇，宏博精深，吞吐日月。他曾以超凡的人格魅力征服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陈果夫主政江苏四年一个月零十八天，在整肃吏治、革新民风、倡导科学、鼓励建设等方面，确实做了一些努力，也多少有些成效。以致他在离任后，曾十分得意地说：“我们这些党人，不像老官僚一样，而是真正替江苏做了事的”，他还说；“自问在此四年中，各项事业虽不无些许成就，仍说不上有多大成绩。但地方政治风气，却因此不无转变，树立了‘廉洁’、‘切实’、‘服务’的政治风气。”这里陈果夫所说的实在带有自我炫耀的色彩，他在江苏期间，既没有、也不可能彻底转变社会风气、改变国民党一党专制的黑暗，各级官僚贪污腐化现象依然在，赌博、娼妓等不但没有杜绝，还披上了合法的外衣。而这些丑恶现象的存在本身是社会制度的反映，不是靠一次什么运动或者一纸什么法令所能根除的。
陈果夫离职后，并没有担任中央要职，暂被任命为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育长。因为蒋介石对陈果夫已经有所防范，怕他在中央久了，会形成威胁其统治的盘根错节的势力，原来让他到江苏当省主席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但那时陈果夫还没意识到，他在江苏四年后，开始有些醒悟，认为在地方久了，有碍cc派势力的发展。这次辞职后，希望重返中央，担任要职，但蒋介石只让他在中央政校代理教育长，心中老大不高兴，又无可奈何，整天郁郁不展。
蒋介石有自己的考虑，他不任命陈果夫在中央的正式职务，还是想把他放到省里去。1938年8月，蒋介石内定陈果夫为甘肃省主席，想让他到大西北去。对此安排，陈果夫满腹牢骚，考虑再三后，他即回电蒋介石，婉言予以拒绝。他说，现在抗战军兴，“以不主张此时更动甘肃省主席，军政仍应统一，及考虑盛氏（指新疆盛世才——著者）之猜疑为主旨”。蒋介石接电后，认为也有道理，便放弃此议，但将陈果夫挤出中央的念头一直没断，此后，蒋介石又有几次想让陈果夫去当省主席，陈均以身体不好为由加以拒绝。
直到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仍想让陈果夫到省里任职。1946年，蒋介石召见陈果夫，告诉他，浙江省主席黄季宽要辞职，想让他去接替黄，到家乡去当省主席，为家乡人谋些利益。陈果夫当面不好峻拒，只好再次以身体不好为由推辞，他说：“现在可当省主席之人不算少，余身体尚未痊愈，此时去任此职，一若前年之任组织部长，身体即无好的希望。”蒋介石见陈果夫受命中央职务时，总是欣然接受，而只要一提当省主席，则总是以身体有病为由而加以拒绝，不由一时火起，冲着陈果夫直截了当地说：“你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陈果夫见蒋翻了脸，他也忍不住了，多年的怨气一并发出，板着脸，反问蒋介石：“现在中央谁做得好？”蒋介石被问的无话可答，双方不欢而散。这是几十年来，陈果夫第一次顶撞蒋介石。
陈果夫不是不愿做省主席，而是不愿被蒋介石挤出中央，使cc派失去首领而陷于衰落，虽然有陈立夫，但毕竟孤掌难鸣。他知道蒋介石为了扶植太子蒋经国，时刻在防范他，在限制他的势力，他不愿就此干休，他要赖在中央，决不到省里去。另外，他从在江苏省四年地方官经历中，深深体会到省主席不好当，蒋介石大搞独裁专制，一切权力集中在中央，集中在蒋介石手中，什么事都得请示蒋介石，省主席只不过是代理人而已，因此他也不想当这种傀儡。
陈果夫自主政江苏后，再也没有当过省主席和其他地方行政官。主政江苏成了他一生中主持地方全面行政的仅有一次，因而也特别值得他深深地留恋。后来，他写了一系列文章，如《苏政回忆》、《苏政四年之回忆》、《我在江苏的业余兴趣生活》等，来回味这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历程。
寻找同中共接触的契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一步步加紧，到华北事变前后，中华民族已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日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蒋介石难以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方针，便开始逐步调整其对内对外政策。这一时期，蒋介石虽然继续将大量军队用来对付共产党和红军，另一方面也开始对日整军备战，并在国际上与苏联亲近。
南京国民政府为什么要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呢？因为蒋介石十分清楚，在国际上，能与日本抗衡的，除了英美外，还有与中国北邻的苏联，这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为了联合苏联遏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的扩张，南京国民政府开始与苏联谈判，并极力表示与苏联的友好。
1932年一二月，蒋介石采纳了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人的建议，派颜惠庆到日内瓦与苏联外交部长李特维若夫进行谈判，并签署了《联合公报》，宣布恢复中苏邦交。
1934年，蒋介石派他的幕僚，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蒋廷黻利用暑假前往欧洲活动。临行前，蒋介石当面向他交代，要他“尽可能地把时间用在苏联”，希望他能够“测探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并嘱其“注意研究苏联的情况”。蒋廷黻到达苏联后，曾与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莫尼雅科夫会晤，双方谈得十分融洽，都表示了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愿望。会谈后，蒋廷黻即向蒋介石“提出详细报告，并且建议仔细开创将来的局面”，蒋介石接报告后十分高兴，“复电甚表嘉许”。以后，蒋介石便通过各种渠道加强与苏联的联系，以达到改善中苏关系的目的。
1935年初，蒋介石委派驻苏大使颜惠庆率中国文化艺术团赴莫斯科演出，演出期间，颜惠庆与苏联领导人及各方人士进行了接触，加深了了解。4月，蒋介石派复兴社骨干邓文仪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首席武官，并给他交代了争取苏联军事合作的任务。邓文仪赴苏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他两次与苏联远东军区司令员布留赫尔（即加伦将军）会晤，在友好的气氛中交换了有关“中俄合作，共同防御日本侵略”的意见。
中苏关系的逐步进展，使蒋介石深受鼓舞，与此同时，在国内，蒋介石一方面对共产党大军“围剿”的同时，也开始寻找同中共接触的途径，以在适当的时候改善国共两党的关系。
陈立夫作为蒋介石的亲信，此时已担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他对蒋介石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调整国共两党关系、中苏两国关系的政策是赞成的。他以前就认为，对共产党不能完全靠武力的办法去消灭，应以招安的办法和软化的办法使之就范。现在大敌当前，用大军“围剿”而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这种办法显然不是上策。在国际上，他认为中国与苏联接壤，应该改善同苏联的关系，建立共同战线，就可以抵御日本的进攻。因此，陈立夫也主张和共产党接触，同苏联接触，在相互接触中改善关系。
1934年年底，陈果夫与陈立夫接受了蒋介石的命令，要他们主持同苏联驻华大使的外交谈判，并寻找同中共接触的契机。当时，陈果夫还在担任江苏省主席，省务繁忙，脱身不得，这项工作实际上是陈立夫一人担当。
陈立夫接受使命后，即参与了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早期会谈。这种讨论是在极秘密的状态下进行的，因此会谈内容一直没有对外公布。1977年，陈立夫在与一位美国学者交谈时，笼统地透露了一些当年会谈的内容。当时，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虽然开始了接触，实际上还互不信任，各存戒备之心，这种态度也影响了陈立夫和鲍洛莫洛夫的会谈。陈立夫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关键时刻，莫斯科之所以愿意与南京亲近，主要因素是它害怕中国妥协，与日本携手合作。这样，可能会导致蒋介石答应日军通过内蒙古直达苏联边境，而当时德国也正从西线窥测苏联，那么，苏联将会面临德日两线入侵的威胁。因此，陈立夫在会谈中，既表示愿意与苏联友好，又显露出有恃无恐的态度。而鲍格莫洛夫既担心中国的妥协会导致日军对苏联的进攻，又认为中国国力太弱，以致在日德联合进攻苏联时，对苏联不会提供多少军事帮助。中苏改善关系，结成友好联盟，至多只是有助于防御日德的联合进攻而已，其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因此在会谈中，鲍格莫洛夫一方面表示愿意中苏友了，但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不太迫切与不太积极的态度。
由于中苏双方各打各的算盘，这就使得陈立夫与鲍格莫洛夫的秘密会谈虽进行了很多次，却总是没有什么重大突破，双方都小心谨慎，如履薄冰。陈立夫曾经向鲍格莫洛夫提出了一个军事协定，但鲍格莫洛夫却认为这个协定只是对中国有利，苏联所能得到的好处并不多，而且万一协定公开，将会使苏联陷于很危险的境地，因此不肯与中国订立协定，这种讨论持续了半年多时间，还是没有多大进展。
陈立夫不时将会谈情况详细报告蒋介石，苏联的消极态度使蒋介石大为不满，他也不想在中苏会谈中表现得太主动，便指示陈立夫继续与鲍格莫洛夫进行这马拉松式的会谈。但到了1935年，日本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河北事件、张北事件、香河事件等相继发生，中日矛盾进一步激化，形势一天天紧张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不安了，他急忙找来陈立夫商量对策，陈立夫提出应该加快对苏交涉的步伐，在短时期内建立中苏合作关系，以便在必要时打出苏联这张牌。蒋介石点头表示赞许，并决定自己亲自出面。
1935年10月18日，由陈立夫陪同，蒋介石在孔祥熙的官邸接见了苏联大使，对有关问题阐述了中国的态度。在谈话中，蒋介石暗示，希望中苏两国尽快改善关系，希望尽快同苏联缔结秘密军事协定。他还向鲍格莫洛夫保证，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日本签订反苏的军事协定。蒋介石的保证使鲍格莫洛夫心中的疑虑一扫而空，同时，中国方面的积极态度也感染了这位苏联大使。因此，鲍格莫洛夫向蒋介石提出一个建议：最好由南京国民政府派遣一名高级官员访问莫斯科，直接与斯大林会谈。蒋介石点头同意，接受了鲍大使的建议，心中也开始考虑出访莫斯科的人选。
在蒋介石接见鲍格莫洛夫后，南京国民政府于10月下旬在国内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这是蒋介石为争取中苏友好所作的一大姿态。
为了使鲍陈密谈向前大进一步，为了尽快缔结中苏秘密军事协定，也为了找到与中共接触的契机，12月，蒋介石决定派高级官员出访莫斯科。那么派谁到莫斯科去呢？蒋介石选定了陈立夫，将出访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谈，力争缔结军事协定，并寻找机会与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进行接触这一重大而秘密的使命交给了他。此时的陈立夫可谓官运亨通，在12月2日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已高升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步入国民党高级中枢领导人之列，成为蒋介石左右不能离的至关重要的人物。所以能受蒋介石如此重托。
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蒋介石将这样重大的使命交给他，说明他在国民党中的作用已非他人可以取代了，想来真有点受宠若惊；忧的是此去责任重大，不知能否成功归来，想来又有点惶恐不安。但事已至此，还得努力去做，能否成功，只得听天由命了。陈立夫迅速做好了一切准备，再次晋见蒋介石，在聆听了蒋的训示后，便打点行装，启程赴苏。
1935年12月24日，陈立夫化名李辅臣，从南京乘车到上海，在上海秘密登上了一艘名为朴次丹号的德国邮船，他准备先到德国柏林，再从柏林转赴莫斯科。与他随行的是特工总部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张冲，他化名江融清；另外还有新任驻德国大使程天放及随员。邮船离开上海码头后，很快便驶入辽阔的大海，海面上一碧万顷，不时有海鸥掠浪而过，陈立夫此时无心欣赏海上壮观的景色，他望着水天交接的远方，深深思考着很多问题。他想，到莫斯科后，将与斯大林谈判，斯大林的性格、品质会是怎样的呢？自己将如何进行这场谈判呢？如果谈判成功，签订了军事协定，将会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倘若谈判失败，后果会如何呢？想到这里，陈立夫顿时感到肩上任务的沉重，他的内心，也如这大海一样，蕴藏着不可估测的种种神秘。
由于同船还有电雷学校20多名学生准备赴德进修，他们不久前都听过陈立夫的演讲，因此，陈立夫不得不尽量做到保密。船每到一个检查站，旅客必须到甲板上接受检查，这时，陈立夫便戴上大墨镜，以免被人识出。平时，便蛰居舱房，托词有病不出门，饮食用品一律送到房中。
船到法国马赛时，上岸很麻烦，在检查护照时，全都集合在一个大厅中。于是陈立夫便要张冲先去，到最后一名时他才去，这时检查人员也很疲困，得以安全过关。然后，他们托船上茶房代为找了一家旅社，稍事休息后，到了晚上，便乘火车去了柏林。
陈立夫到了柏林后，与张冲住进市中心一家出租房间，这儿离中国大使馆较近，程天放则去大使馆就职，陈与蒋介石来往电报由程天放负责。当时，希特勒当政，正处于权力顶峰，大街小巷特工密布，气氛十分紧张。蒋介石要求陈立夫在柏林静等行止，何时进入俄罗斯，要根据形势演变决定。由于陈立夫此行是秘密的，他与张冲不能公开活动，一般情况下都闭门不出。他只是希望尽快得到蒋介石的指令，好尽快东行，但天天盼望，都无消息，只能在惶惶等待中消磨时光。
后来，终于得到蒋介石的指示，说是到俄国“为时尚早，可先到法国、瑞士、意大利一行”。于是，陈立夫与张冲便遵嘱前往这些地方旅行，为了避人耳目，每到一地，都住最贵的旅社，因为这类旅社，一般中国人是不去的。他们白天蛰伏，晚上出来逛夜总会、看电影，打发时光。
陈立夫在出国时，为恐走漏消息，曾写了十几封亲笔信，嘱夫人孙禄卿隔几天便从杭州发往南京，告诉亲友与相关人士，说他在杭州有病休养，所以报端没登载陈立夫出席国内一些会议的消息，虽有种种猜测，但很快释疑。
日本方面不知怎么探知蛛丝马迹，不久便放出试探的谣言，说蒋介石派陈立夫赴苏俄，将与苏俄联合对日等。苏联听此消息后十分害怕，恐轴心国因此而联手制俄，因此对陈立夫赴俄不再热心。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对中苏关系作了错误的分析，他认为：“日俄两国对我中国，有一相同的企图，就是迫使我们中国脱离西方，尤其对美关系，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的宰割。日俄两国……为了共同对付西方尤其是美国，亦可以瓜分中国为条件，而互谋妥协。”基于这种错误的分析，蒋介石认为直接与苏联进行高级会谈的时机尚未成熟，如果匆匆行事，到时机密泄露，将使中国陷于难堪境地，因此，急令陈立夫取消赴苏计划，迅速返国，不得有误。
一个政府若只能用镇压人民的力量表达到统一或拥护，那它的结局只能是被人民的力量打垮。当时，陈立夫正在匈牙利旅行，中国驻土耳其大使贺耀祖专程到匈牙利，传达蒋介石指令说：“现在情势不佳，风闻日本已推测蒋委员长派陈立夫到苏俄去，苏俄获此甚感不安，深恐引起轴心国家对苏俄发动战争，故蒋委员长已令我转告不必去苏俄了。”
陈立夫接电后，感到十分意外，他还不知个中底细，当然更不知道蒋介石的用心何在，他只知道服从命令，这是他跟随蒋介石多年所形成的习惯。因此，他接到密令后，二话没说，即收拾行李，与张冲一道，踏上了返国的旅程。
关于陈立夫这次中途而返的莫斯科之行，有的外国学者提出相反的看法，他们认为，陈立夫到过莫斯科，并与苏联党政领导人进行过会谈。如美国学者约翰·w.加佛在他的《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由来：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这样写道：“陈在柏林待了两个月后，取道莫斯科回国，虽然陈在莫斯科逗留了几个星期，但斯大林既不愿见他，亦不愿向其他中国外交官表达他对中苏关系的意见，苏联领导人的确对中国使苏日陷入麻烦的计划有疑虑。斯大林与蒋均希望利用中苏关系改善本国与日本的关系。……陈在莫斯科主要是跟苏外长李特维若夫会谈。双方曾达成一个互不侵犯的协议草案，1937年8月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就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虽然陈李会谈的档案迄今没有公开，但他们可能就中苏关系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我们认为这位美国学者的看法是值得商榷的，陈立夫没有到过莫斯科，当然也不会与苏联外长李特维若夫会谈。
第一，在国民党的官方材料中，没有提到过陈立夫到过莫斯科，也没有陈李会谈的纪要。台湾官方出版的《中华民国史事日志》是这样记载的：“12月24日，陈立夫偕张冲秘密离上海赴欧洲（苏俄史达林请蒋委员长派人密商，陈奉命前往，与新任驻德大使程天放同船。陈在欧洲留四个月，未获与俄方代表会晤，无结果）。这条材料说明陈立夫在欧洲停留，没有到莫斯科，当然，莫斯科也属欧洲范围，但如果陈立夫果真是去了莫斯科，“史事日志”应该会清楚注明的。
第二，陈立夫在美国时，曾与人谈到过他这次中途而返的赴苏之行，没有透露他去了莫斯科，他写的《参加抗战准备工作之回忆》这篇文章也回忆到他与张冲秘密前往苏联，“企图就对日军事同盟的设想与苏联政府商谈”，说是中途返国，没有说到过莫斯科。他晚年写的回忆录《成败之鉴》，明确说明是在匈牙利接到蒋介石命令，取消莫斯科之行，中途而返的。
第三，国内一些人写的回忆文章及港台学者撰写的著作，在谈到陈立夫赴苏谈判时，都一致认为是中途回国，没有成功。
第四，当时在莫斯科担任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馆武官的邓文仪后来写的《冒险犯难记》一文也没有谈到陈立夫的莫斯科之行。当时邓文仪在莫斯科，也负有与苏联政府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接触的使命，如果陈立夫去了莫斯科，那么一切情况他是最清楚的，《冒险犯难记》正是记述他在莫斯科与苏联政府、中共代表团会谈的情形，不会对陈立夫的活动毫无涉及的。
根据以上几点理由，我们可以说，陈立夫没有到过苏联，是一次中途而返的莫斯科之行。陈立夫回国了，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也难于言表的，既有失去了一次打开新局面的遗憾，同时又为免去了一次与共产党领导人交手的麻烦而感到少有的快慰。
打通国共关系
陈立夫从柏林回国后，继续参与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判。这时，中日关系更加紧张，日本帝国主义陈兵华北，觊觎整个中国。在此情况下，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共产党为了集结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发动抗日战争，及时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果断地停止了反蒋宣传，放弃了打倒国民党、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主张，并为建立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作了不懈的努力。
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冲击下，在中国共产党合作诚意的感召下，同时从国民党本身的利益出发，蒋介石感到“围剿”共产党、“围剿”红军的政策难以继续推行下去了，不得不考虑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吁。
此时，陈立夫与鲍格莫洛夫关于中苏缔结军事协定的谈判正在紧张进行。在谈判中，苏联方面提出了改善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对此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鲍格莫洛夫一再向陈立夫表示：“苏联政府特别注意蒋介石同中国红军的关系。他说，如果蒋介石的主要力量用于‘剿共’，蒋介石的军队同红军不实现统一战线，那么，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严重的斗争，是不可能的。”
对于鲍氏的意见，陈立夫认为是有道理的。九一八事变后，陈立夫的思想就有了些变化，他认为日本侵略中国，造成了民族危机，现在是外敌当前，如果仍然将国民党大部分军队调往苏区，去“围剿”红军，以达到消灭共产党的目的，这种办法不但行不通，而且容易遭到国内外舆论的反对。因此，他主张和共产党接触，用招安的办法接纳共产党，在中日战争发生时，还可以利用共产党的武装去抵御日本的进攻。正是基于这种想法，陈立夫即向蒋介石报告了与鲍氏谈话的内容，特别报告了鲍氏提出的改善国共关系的建议，并陈述了自己对国共两党重新接触的想法。
对于改善同共产党的关系，蒋介石也早有考虑，他认为：“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1934年底，蒋介石在交给二陈主持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进行外交谈判的任务时，就另外给他们一项秘密任务，即寻求与中共接触的途径，但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一直再没有过问。现在，蒋介石听了陈立夫的报告后，重新又勾起了他与中共接触的兴趣，而且较以前还要浓厚。蒋介石心里明白，既然希望得到苏联的帮助，同时也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就不能不考虑在国共两党关系上作出新的姿态。
1935年夏天，蒋介石在陈立夫的陪同下，又一次接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见时，他向鲍大使表示遗憾，说：“中苏之间发生了一连串误会，特别是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他说他正着手改善同中共的关系，准备同中共讨论抗日问题，但他又强调，中共可以合法存在，但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鲍大使表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