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德国，季羡林又遇到了几个好老师。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教给他梵文、巴利文，西克教授则教给他吐火罗文。在这两位老师的栽培之下，季羡林成为国内在梵文和巴利文、吐火罗文诸语言学领域独一无二的权威学者。还有其他一些老师，也对他影响不小，使他获益匪浅。
在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恩师中，首席导师是他的“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一开始，教授只教他一个学生，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学生，教梵文、巴利文一直到被征从军。在从军时期，教授每次回家度假，还继续指导季羡林。季羡林不无激情地回忆说：
教授每次度假回家，都听我的汇报，看我的论文，提出他的意见。今天我会的这一点点东西，哪一点不包含着教授的心血呢？不管我今天的成就还是多么微小，如果不是他怀着毫不利己的心情对我这一个素昧平生的异邦的青年加以诱掖教导的话，我能够有什么成就呢？所有这一切我能够忘记得了吗？
对这样一位恩师，季羡林充满了感激之情，终生感念至深。
1980年，季羡林离开哥廷根有35年之后，他有机会重返哥廷根，又见到了几十年来昼思夜想最希望能见到的人——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夫人。教授已83岁高龄。夫人寿更高，是86岁高龄，分别35年，重又会面，真有相见翻疑梦之感。季羡林心里如波涛翻滚，一时说不上话来，老教授夫妇也非常激动。
这次会面的地方，不是在季羡林非常熟悉的老教授的房子里，而是在一所豪华的养老院里。原来他已经把房子赠送给哥廷根大学的印度学和佛教研究所了，汽车也已卖掉，搬到这所养老院里来了。
师生围坐在屋子里不太亮的电灯光下，杜甫《赠卫八处士》诗中的名句，一下子涌上季羡林的心头：
人生不相见，
动如参与商。
今夕复何夕，
共此灯烛光。
十几年和教授相处的情景，历历展现在眼前。而面前坐着的是八十多岁高龄的老两口，虽然养老院富丽堂皇，应有尽有，什么健身房、游泳池，无不齐备，饭食也很好，但对这些行动不方便的人来说，健身房和游泳池无异于聋子的耳朵。这么多高龄人聚在一起，已不再是为健身，而是来等死，头一天晚上还可能在同桌吃饭，第二天早饭前说不定有人就见了上帝。老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会怎么样，季羡林心里非常清楚了。
一听说自己的得意弟子要来，教授的心里激动不已。一下汽车，季羡林就看到在养老院高大明亮的玻璃门里面，教授已经端坐在圈椅上等候很久了。只见面前的教授：
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目瞧着我，仿佛想把我吞了去。握手时，他的手有点颤抖。他的夫人更是老态龙钟，耳朵聋，头摇摆不停，同三十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
就在这养老院里，师母还专门为季羡林烹制了当年在她家里常吃的食品。夫妇俩难得和弟子再聊一聊老哥廷根的老生活，他们现在大概也只有用回忆来填充日常生活了。
季羡林过去曾给教授寄过中国佛教的书，这次见面，他又问教授还要不要这类书，教授反问了一句，要那些东西还有什么用呢？谈及目前的情况，教授告诉他，想整理一下以前的旧稿，但不久也就要打住了。季羡林下意识地认识到，在他们前面，正如鲁迅在《过客》中所写的那样：“前面？前面，是坟。”
这时候，季羡林拿出自己翻译的《罗摩衍那》，当时只出了第一本，把它送给教授，没想到受到老师的批评：
我万没有想到，他板起脸来，很严肃地说：“我们是搞佛教研究的，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我了解老师的心情，他是希望我在佛教研究方面能多做出些成绩。但是他哪里能了解我的处境呢？我一无情报，二无资料，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真正是到了垂暮之年的老人，还在关心着别人的学术研究，这样的事情，只能在师生之间发生。
临别的时候，季羡林心里陡然凄凉起来。在季羡林1980年11月重返哥廷根时开始写作，一直到1987年10月在北京才补充写完的一篇《重返哥廷根》的文章里，写下了难舍难别的师生之情：
老教授毕生勤奋，著作等身，名扬四海，受人尊敬，老年就这样度过吗？我今天来到这里，显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我能永远在这里呆下去吗？我真有点依依难舍，尽量想多呆些时候。但是，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我站起来，想告辞离开。老教授带着乞求的目光说：“才十点多钟，时间还早嘛！”我只好重又坐下。最后到了深夜，我狠了狠心，向他们说了声：“夜安！”站起来，告辞出门。老教授一直把我送下楼，送到汽车旁边，样子是难舍难分。此时我心潮翻滚，我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但是，为了安慰他，或者欺骗他，也为了安慰我自己，或者欺骗我自己，我脱口说了一句话：“过一两年，我再回来看你！”声音从自己嘴里传到自己耳朵，显得空荡、虚伪，然而却又真诚，这真诚感动了老教授，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你可是答应了我了，过一两年再回来！”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噙着眼泪，钻进了汽车。汽车开走时，回头看到老教授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是一座塑像。
过了两天，我就离开了哥廷根。我乘上了一列开到另一个城市去的火车。坐在车上，同来时一样，我眼前又是面影迷离，错综纷杂。我这两天见到的一切人和物，一一奔凑到我眼前来；只是比来时在火车上看到的影子清晰多了，具体多了。在这些迷离错乱的面影中，有一个特别清晰、特别具体、特别突出，它就是我在前天夜里看到的那一座塑像，愿这一座塑像永远停留在我的眼前，永远停留在我的心中。
恩重如山的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就是一座永远竖立的塑像，他的恩泽，滋润了异国学子的一生。
2．西克教授
上面已经说到，季羡林之精通吐火罗语，是有缘结识西克教授之故。
而在感情上，季羡林更感到他是平生所遇到的中外老师中对自己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也最大的老师。他不仅以古稀之年来给季羡林授课，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积累了一生的知识，倾囊而出，全部传授给了季羡林，而且，还在各方面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般关心、爱护这位异域来的弟子。所以，季羡林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心便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
西克教授对季羡林的关心，真正做到了无微不至。季羡林在自己的日记里，真实地记载了他对这位恩师的感激之情。1940年10月13日的日记写道：
昨天买了一张prof．sieg的像片，放在桌子上，对着自己。这位老先生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激他。他简直有父亲或者祖父一般的慈祥。我一看到他的像片，心里就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
1941年2月1日的日记写道：
五点半出来，到prof．sieg家里去。他要替我交涉增薪，院长已答应。这真是意外的事。我真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这位老人家，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
1941年10月29日的日记写道：
十一点半，prof．sieg去上课。下了课后，我同他谈到我要离开德国，他立刻兴奋起来，脸也红了，说话也有点震颤了。他说，他预备将来替我找一个固定的位置，好让我继续在德国住下去，万没想到我居然想走。他劝我无论如何不要走，他要替我设法同rektor（大学校长）说，让我得到津贴，好出去休养一下。他简直要流泪的样子。我本来心里还有点迟疑，现在又动摇起来了。一离开德国，谁知道哪一年再能回来，能不能回来？这位像父亲一般替自己操心的老人十九是不能再见了。我本来容易动感情，现在更制不住自己，很想哭上一场。
季羡林经常到西克教授家里去，但对他的家世始终不是很清楚的。只见过他的夫人，是一个又瘦又小但很慈祥的老人。至于子女或其他亲眷，季羡林从来没有见过。季羡林觉得他的家庭是一个挺孤寂清冷的家庭，但夫妇俩情好极笃，相依为命。
有一次，是美国兵已经攻入哥廷根城以后了，美军曾从城西向城东发射炮弹。炮声一停，季羡林赶忙到西克教授家去看是否有什么危险，因为听声音，炮弹似乎就在他家的附近爆炸。到了家里以后，教授夫人告诉季羡林，炮弹爆炸之时，老头子正在伏案读有关吐火罗语的书籍，窗子玻璃随着爆炸声响，全部被炸碎，玻璃片落满了桌子，但老头子却奇迹般地一点也没有受任何伤害。
季羡林听了，不禁出了一身汗，内心受到深深的震动。
我听了以后，真不禁后怕起来了。然而对这一位把研读吐火罗文置于性命之上的老人，我的崇敬之情在内心里像大海波涛一样汹涌澎湃起来。西克先生的个人成就，德国学者的辉煌成就，难道是没有原因的吗？从这一件小事中我们可以学习多少东西呢？同其他一些有关西克先生的小事一样，这一件也使我毕生难忘。
这样的一位老教授，年届八十，对治学这样专心致志，这种精神可以说也影响了季羡林的一生。
3．西克灵教授
西克灵教授不是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的业师，但却是对季羡林有影响的老师之一。
西克灵教授工作的地点是柏林的普鲁士学士院。据说，他是不善言谈的，只要有三个学生以上，他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只在柏林大学教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吐火罗文，最后也还是由于不善言谈而辞了职，以后一生就只在普鲁士学士院工作。
西克灵教授是西克教授研究吐火罗文最好的合作伙伴，许多研究成果，都是用两个人的名字，只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西克灵被征从军的一个期间是例外。他们的分工很有意思：
西克灵小心谨慎，但没有什么创造的能力，同时又因为住在柏林，在普鲁士学士院（preussischeakademiederwissenschaften）里做事情，所以他的工作就偏重在只是研究抄写brāhmi（婆罗米）字母。他把这些原来是用brāhmi字母写成的残卷用拉丁字母写出来寄给西克，西克就根据这些拉丁字母写成的稿子来研究文法，确定字义。
当然，西克灵并不是只懂字母，而西克只懂文法，他们两人两方面都懂，不过西克灵偏重于字母，而西克则偏重于文法。
西克灵的个性是小心谨慎，有时候小心到常人不能想象的地步。本来根据许多别的字义，一个吐火罗字的字义，明明是毫无疑问地可以确定了，但他偏持怀疑态度，偏反对，无论如何也不承认。在写信讨论无法取得一致的情况下，西克教授一看信不再有效用，便只得坐上火车赶到柏林，用三寸不烂之舌来说服他了。季羡林感到，西克教授就像是火车头的蒸汽机，没有它，火车就不能开走，但火车有时候走得太猛、太快，也会出毛病，这就要用一个停车的刹车，西克灵就可以充当这样一个停车的刹车。
brāhmi字母并不像常见的拉丁字母一样，而是非常复杂的，字母之间的区别，有时候非常细微，稍一不小心，就会发生错误。所以西克灵教授单在读这种字母方面，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他的造诣是非常惊人的，甚至可以说是并世无二。
和西克灵教授的交往，当然不像和西克教授那样多，但季羡林为了读婆罗米字母的问题，在1942年春天，曾到柏林去拜访他。季羡休在普鲁士学士院他自己的研究室里找到他，只见他正在埋头工作，桌子上摆的，墙上挂的，全是些婆罗米字母的残卷，他用他自己特有的蝇头般的小字，一行一行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地抄下来。
所以第一次见面，季羡林得到的印象和听到的一样，人很沉静，不太爱说话，但是，只要问他问题，他却解释无遗。
从他这里，季羡林学到了不少读吐火罗文婆罗米字母的秘诀，感到他外表虽冷静，但内心却是个非常热情的人，像一切良好的德国人一样。
在吐火罗文方面，季羡林从西克灵这里得到的，还有他和西克教授、舒尔兹教授合著的在1931年出版的吐火罗语语法，一部长达五百一十八页的辉煌巨著，没有它，季羡林是读不通吐火罗文的。
到1947年，季羡林回国后的第二年，他接到西克教授的一封信，告知西克灵教授已于1946年春天去世。季羡林真为他惋惜，师友里面少了一个，感到对学术界，尤其是对自己，这个损失是再也不能弥补了。
4．布劳恩教授
布劳恩教授精通斯拉夫语言学，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其父是莱比锡大学的斯拉夫语言学教授。
布劳恩能说流利的斯拉夫语，由于一开始年纪轻，还不是讲座教授。
二次大战开始时，布劳恩也被征从军，但他没上过前线，只是担任军界的高级俄语翻译。在战争中，苏联的一些高级将领有被德军俘虏的，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往往要亲自审讯，以便从中挖出一些超级军事秘密。布劳恩就担任这种翻译工作。
奇怪的是，像这样的高级俄语翻译，涉及到许多尖端秘密，按照常规，这样的人是要被保护起来的。但布劳恩居然与普通军人一样，也享受休假。而每逢休假回家的时候，总是要同季羡林闲聊一些他当翻译的情况，有时就讲到德军或苏军最高司令部的一些机密。有几次，他对季羡林谈到苏军的大炮，说是如何厉害，德国难望其项背，这些话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战争的早日结束有了一定的信心。
布劳恩的家庭十分和美，夫人同样也很年轻。他们有两个男孩子，大的五六岁，小的两三岁。小的特别喜欢季羡林。因为住得很近，走二三分钟就到他家，季羡林常到他家去，一到他家，小男孩打老远跑过来，扑到季羡林的怀里。布劳恩夫人这时候就告诉季羡林：“此时你应该抱住孩子，身子转上两三圈，小孩子最喜欢这玩意！”她是个心直口快、说话直爽的人。不过说起话来，有时难免离谱。
布劳恩喜欢中国艺术，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幅中国古代刺绣，上面绣有五个大字：时有溪山兴。他让季羡林把这五个字翻译出来，以后就对汉语发生了兴趣。他自己去买了一本汉德词典，开始念唐诗。他的方法是把每个汉字都查出来，然后连贯起来，居然也能讲出一些意思来，不对的地方，季羡林就帮他改正，并讲一些语法常识。他对汉语的浯法结构，既觉得极怪，又觉得极有理，这种语言没有形态变化，同他所熟悉的印欧语系语言迥乎不同，而这正可能是个优点，能给读者提供极大的联想自由空间，不会像印欧语言那样被形态变化死死地捆住。
布劳恩教授多才多艺，喜欢画油画。有一天，他忽然兴致来了，要给季羡林画像。从这天开始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季羡林天天到他家里去，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当起了模特儿。他画得非常逼真，季羡林很满意。
在学术研究领域，布劳恩不像其他学者那样，把语言考据学作为自己的拿手好戏，他是与这些学者反其道而行之的，专门搞义理之学。他的论文和著作都不多，著作只见到一部讲沙俄文学的，从理论分析入手，把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列为两座高峰，而展开论述。书中见解独特，观察细致，思想深刻，季羡林认为是不可多得之作，但不知为什么在学术界没有引起多少注意。
大概与他这种离经叛道的志趣有关，布劳恩在哥廷根大学颇不得志。他既没有当上正教授，当然就更不可能当哥廷根科学院院士了。他曾一度想去斯特拉斯堡大学，因为那里有一个正教授的空缺，但终于没有去。
到1980年，季羡林重返哥廷根时，布劳恩告诉他，最后总算当了讲座正教授。这一次见面时，他已经很老了，年轻时的英俊潇洒无复存在。夫人也已去世，而两个儿子都不在身边，此情此景，季羡林不无感慨：
老人看来也是冷清寂寞的。在西方社会中，失掉了实用价值的老人，大多如此。我欲无言了。
后来，听德国来华客人说，布劳恩教授已经去世，季羡林以心香一瓣，祝愿他永远安息！
5．冯·格林和其他教授
冯·格林有博士的学衔，但一直只是担任俄语讲师，因为一直未发表过学术论文，所以副教授的头衔与他无缘。这是德国的习惯，不管你外语多么好，只要没有学术著作，就不能当教授，甚至也不能当副教授。工龄增加了，工资可能很高，但是名分却不能改变，名分是与学术成就相符的。对此，季羡林感触颇深，认为这一点同中国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教授贬值，教授膨胀，由来久矣，这也算是中国的“特色”吧。而在德国，冯·格林是出生于俄国的德国人，他精通俄语，俄语几乎是他的母语，俄语水平之高是可以想见的，但他一辈子只是当讲师。
季羡林对冯·格林是非常感激的，是经常想到的一位德国老师。
他教我俄文时已经白发苍苍，心里总好像是有一肚子气，终日郁郁寡欢。他只有一个老伴，他们就住在高斯—韦伯楼的三楼上，屋子极为简陋。老太太好像终年有病，不大下楼，但心眼极好，听说我患了神经衰弱症，夜里盗汗，特意送给我一个鸡蛋，补养身体。要知道，当时一个鸡蛋抵得上一个元宝，在饿急了的时候，鸡蛋能吃，而元宝则不能。这一番情意，我异常感激。冯·格林博士还亲自找到大学医院的内科主任沃尔夫（wolf）教授，请他给我检查。我到了医院，沃尔夫教授仔仔细细地检查过以后，告诉我，这只是神经衰弱，与肺病毫不相干。这一下子排除了我的一块心病，如获重生。这更增加了我对这两位孤苦伶仃的老人的感激。
而对冯·格林的外语教学，季羡林则从不适应到适应，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回忆说：
我在德国开始学俄语，每周只上课两次，每次二学时，共四个学时。第一次上课，教员领着学生念了念字母。我觉得速度不算快，还比较舒服；第二堂课以后，老师就让学生自己按照教科书的顺序，背生词，学语法，做练习，教员以后就不再讲解了。每次上课就做教科书上的练习，其中也有会话的练习，学生念俄文，学生翻成德文，错了老师纠正。大概过了两个礼拜，老师就让念果戈里的小说《鼻子》。这对我无异是当头一棒，丈二和尚，我简直摸不着头脑。我抱着一本字典，对着原文查下去。几乎每一个字都只能查到前一半，后一半是语尾变化，我根本不知道，只能乱翻语法，努力找出语尾变化。一个小时的课，我要五六倍七八倍的时间来准备。真是苦不堪言。结果在一个学期内，学完了一本教科书，念完了《鼻子》。我觉得这种教学法真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我曾对许多人谈过我的这一番经历。
季羡林离开德国以后，再也没有看到他。他虽然早已离开人世，但却永远活在季羡林的心中。
除了冯·格林博士以外，在哥廷根大学还有一些老师，季羡林或者听过他们的课，或者与他们有过来往，他们也待他亲切和蔼，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人。这些老师包括：阿拉伯文教授冯·素顿，季羡林曾从他学了一年阿拉伯文；英文教授勒德和怀尔德，哲学教授海泽，艺术史教授菲茨图姆侯爵，德文教授麦伊，波斯语教授欣茨等，季羡林对他们都是永志在心的。
6．程门立雪的好弟子
中国作为东方文明古国，一向有尊师重教的习惯。
唐代韩愈的名作《师说》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季羡林认为，古代是这样，今之学者亦然。各行各业都必须有老师，“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虽然修行要靠自己，但没有领进门的师父，也是不行的。结合自己的情况，季羡林在1987年写成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这一生，在过去的六十多年中，曾有过很多领我进门的师父。现在虽已年逾古稀，自己也早已成为“人之患”（“人之患，在为人师”），但是我却越来越多地回忆起过去的老师来。感激之情，在内心深处油然而生。我今天的这一点点知识，有哪一样不归功于我的老师呢？从我上小学起，经过了初中、高中、大学一直到出国留学，我那些老师的面影依次浮现到我眼前来，我仿佛又受了一次他们的教诲。
事实上，季羡林不只是怀念他们，他还是程门立雪的一个好弟子。
程门立雪的故事，旨在提倡尊师重道。在南宋朱熹和吕祖谦共同撰成的《近思录》十四卷中，有：“游（酢）、杨（时）初见伊川（程颐），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觉，顾谓曰：‘贤辈尚在此乎？’曰：‘既晚且休矣。’及出门，门外雪深一尺。”而《宋史·杨时传》中，则具体记载了弟子杨时、游酢拜见老师程颐的故事：
杨时字中立，南剑将乐人。幼颖异，能属文，稍长，潜心经史。熙宁九年，中进士第。时河南程颢与弟颐讲孔、孟绝学于熙、丰之际，河、洛之士翕然师之。时调官不赴，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颢死，时闻之，设位哭寝门，而以书赴告同学者。至是，又见程颐于洛，时盖年四十矣。一日见颐，颐偶瞑坐，时与游酢侍立不去，颐既觉，则门外雪深一尺矣。
杨时死后，谥文靖。元明之际学者谢应芳写过一首题名《杨龟山祠》（杨时曾隐于龟山，世称龟山先生）的诗，说：
卓彼文靖公，
早立程门雪。
从此，“程门立雪”成为尊师重道的故事。
季羡林作为炎黄子孙，齐鲁之邦、礼义之乡的“举子”，更深知尊师的重要，而且，他还不仅只是知其理，明其义，更重视自己的践其行。
对恩重如山的西克教授，季羡林执弟子之礼甚恭。每当回忆起冬天送老师回家的情景，季羡林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凄清中的温暖：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回忆当时的情景，总是同积雪载途的漫长的冬天联系起来。有一天，下课以后，黄昏已经提前降临到人间，因为天阴，又由于灯火管制，大街上已经完全陷入一团黑暗中。我扶着老人走下楼梯，走出大门。十里长街积雪已深，阒无一人。周围静得令人发怵，脚下响起了我们踏雪的声音，眼中闪耀着积雪的银光。好像宇宙间只剩下我们师徒二人。我怕老师摔倒，紧紧地扶住了他，就这样一直把他送到家。我生平可以回忆值得回忆的事情，多如牛毛。但是这一件小事却牢牢地印在我的记忆里，每一回忆就感到一阵凄清中的温暖，成为我回忆的“保留节目”。然而至今已时移境迁，当时认为是细微小事，今生今世却决无可能重演了。
实际上，西克教授的责任心极强，所以几乎每天都到研究所来。
我们天天见面，冬天黄昏，在积雪的长街上，我搀扶着年逾八旬的异国的老师，送他回家。我忘记了战火，忘记了饥饿，我心中只有身边这个老人。
在战争和饥饿的双重威胁下，季羡林深知是多么缺乏营养。
有一次，季羡林发下宏愿大誓，一定要给老人增加点营养，给老人一点欢悦，而要想做到这一点，办法只有一个，就是从自己少得可怜的食品分配中硬挤出来。他费心拔力地积攒了一点奶油，是自己两个月没吃硬省出来的，又想办法弄到了一点面粉和贵似金蛋的鸡蛋，还有一斤白糖，到一个最有名的糕点店里，请糕点师傅给烤制成一个蛋糕。他捧着这个蛋糕，简直就像捧着一个宝盒一样，小心翼翼地送到老教授家里。在当时，这无疑是一件极其贵重的礼物，老教授显然有点出乎意料，他的双手有点颤抖，叫来了老伴，共同接了过去，两位老人激动得连“谢谢”二字都说不出来了。
虽然自己的饥饿反而加重了，但能用自己所硬挤出来的这一点点东西来回报师恩，季羡林的心里是非常愉快的，而这件事很自然的，也就成为他一生最愉快的回忆之一。
至于后来季羡林和张维在哥廷根车站德军罐头食品存贮仓库里意外得到的一大宗牛肉和白糖罐头，自然也有西克教授和其他师友的份，季羡林是从来不吃独食的。
不仅对老师，对师母，季羡林也同样有一种程门立雪的精神。上面已经提到过，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从军以后，季羡林每周一次陪师母去剧院观看演出，然后又在黑暗中送她回家，最后自己才回家。
四、德国普通人
1．难忘欧朴尔太太
在德国的十年中，季羡林接触最多、几乎是朝夕相处的是欧朴尔太太。
从一到哥廷根开始，季羡林就住进了欧朴尔夫妇家里。老夫妇俩，还有一个儿子，全家人都没有把季羡林当外人看待，更没有把他当做外国人看待。法西斯头子对犹太人和中国人的歧视，在德国普通人中是少有响应的。就欧朴尔太太来说，季羡林就像她的亲生儿子，甚至比亲生儿子还要亲，因为对儿子不愿说的话，她都对季羡林说。
初到哥廷根之时，欧朴尔夫妇的儿子在达姆施塔特高级工科学校读书，离哥廷根挺远。夫妇俩爱子如明珠，惦记着在外的儿子，有一段时间，老头每月购买一些面包和香肠，打包寄给儿子。老头腿脚不好，走路一瘸一拐，拿着手杖也挺吃力，可为了儿子，他不辞辛劳，月月去邮局寄一次。
老夫妇俩趁出去度假之时去看望他们的儿子。到了大学生宿舍，他们看到香肠和面包干瘪瘪地躺在桌子下面，发了霉，已不能食用。
回到家，欧朴尔太太絮絮叨叨地在季羡林面前诉苦，但是，老头明知儿子没吃寄去的东西，却还是照寄不误。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古今中外都相同。
后来，儿子结了婚，还是住在另外一个城市，有了一个小女儿。有时候，一家三口回来探望父母，儿媳妇人长得漂亮，衣着也摩登入时，但就是不讨婆婆的喜欢。就连小孙女，祖母也不喜欢。原来儿媳妇有点马大哈，事事都不在意。一天，女房东忽然拉季羡林到卫生间，指着马桶给季羡林看，是儿媳使用卫生纸过多，把马桶给堵塞了。老太太一边嘟念着，一边脸上还露出了许多怪物相，有愤怒，有轻蔑，有不满，也有憎怨。可这样的事，偏偏不敢对儿子讲，连丈夫也不敢讲，她心中的不平，在茫茫宇宙间，只有对季羡林一个人诉说了。
女房东不仅有不平，也有偏见，尤其是宗教偏见。她自己是基督教徒，对天主教怀有莫名其妙的仇恨，对天主教徒中的好人，也照样有偏见。有一个天主教老处女，每月要来欧朴尔太太这里洗一次衣服，人很老实，但宗教信仰却很虔诚，每月的收入，除了少量维持生活以外，都捐赠给教堂。女房东虽然承认她忠诚得像“黄金”一样，但一提及她信仰的宗教，便难免有微词了。
在政治上，女房东比较迟钝，既不赞扬希特勒，也不懂去反对他。
经过十年相处，季羡林形成一个对女房东的总体印象：
我的女房东就是这样一个有不平、有偏见、有自己的与宇宙大局世界大局和国家大局无关的小忧愁小烦恼、有这样那样的特点的平平常常的人，但却是一个心地善良、厚道、不会玩弄任何花招的平常人。
欧朴尔夫妇一生和睦相处，从来没拌过嘴，吵过架，丈夫饿死于战争之后，儿子大多在另一个城市住，不回家。结果，季羡林就成了她惟一的亲人了。
战争临近结束之时，日子更难了，食品缺，燃料也缺。哥廷根市政府只得让市民上山砍伐树木，代替燃料。但在林海中划出一片可砍伐地区，在区内，将树又逐一检查，可砍伐者画上红圈，砍伐了没有红圈的树，受罚是理所当然的事。女房东没有劳动力，季羡林则当仁不让，帮老太太上山砍树，再运回家来。
住在这样一个女房东的家里，季羡林从来没把她当成一个小业主看待，自己也从来不以租房者自居，而是把自己当做这个家庭中的一分子，把女房东当做母亲看待，他深情地说：
一想到我的母亲般的女房东，我就回忆联翩，在漫长的十年中，我们晨夕相处，从来没有任何矛盾，值得回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即使回忆困难时期的情景，这回忆也仍然是甜蜜的。
离开德国回国以后，季羡林一直对女房东惦记在心。季羡林和女房东保持了几年的书信联系。他回到北京以后，费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弄到一罐咖啡，大喜若狂地连忙跑到邮局把邮包寄走，希望能越过千山万水，使这一罐咖啡能让老太太在孤苦伶仃的生活中获得一点喜悦。因为季羡林知道，同千千万万德国人一样，她嗜咖啡如命。到1950年代以后，国内突出政治，“海外关系”成为十分危险的东西，季羡林没敢继续给她写信，从此便云天渺茫，互不相闻了。
女房东现在早已不在人世了。季羡林每每回首前尘，总是百感交集，他只有遥遥地祷祝老太太的在天之灵，永远安息。
2．伊姆加德和她的家
老师们，女房东，都是季羡林在德国最亲近的人。然而，还有一位既不是老师，也不是房东，却也是最亲近的一个人，她就是伊姆加德小姐，她和她的一家，都与季羡林交往深厚。
伊姆加德小姐一家就住在欧朴尔太太的同一条街上，两家相距不远，她的父亲迈耶先生与欧朴尔先生几乎一样，老实巴交，不善言谈，所以很少说话。人多的时候，他总是呆坐在一边，一言不发，脸上则挂着憨厚的微笑，听着别人在天南海北地议论，职业也同欧朴尔先生一样，是个地位不高的小职员，天天忙着上班、工作。退休以后，便呆在家里，不与外人交际，也不大出去活动。季羡林对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像他这样的人，一看就知道，决不会撒谎、骗人。
丈夫老实，不善交际，家庭中活跃的是迈耶夫人，她执掌大权，能说会道，善于应对进退，更擅长交际，她同欧朴尔太太年龄相仿，性格却不太一样，是一个乐天派。她总是忙忙碌碌，里里外外，连轴转地忙个不停。不管什么时候，她都是喜笑颜开，没有愁眉苦脸的时候，不像欧朴尔太太有那么多不平和偏见。她们的家庭更为和美。
在她们家里，也住有中国留学生。迈耶一家像欧朴尔一家一样，也善待这些中国人。迈耶太太为中国留学生做的事情，也同欧朴尔太太一样，房主与房客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摩擦，他们相处得非常好。这当然不仅是房主待留学生友好之故，也更有留学生素质比较高之原因，双方有一方不得体，就不会相处得好，这是常识。
当时，住在迈耶家里的中国留学生是田德望。季羡林去看田德望，认识了迈耶一家。田德望走后，又有别的中国留学生住进去。季羡林与他们也有些联系，三来两往，也与迈耶家熟起来。
迈耶夫妇有一对如花似玉的女儿，大女儿就是伊姆加德。
1940年秋天，季羡林的毕业论文已近尾声，季羡林用德文写成的稿子，在送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西克教授审阅以前，必须用打字机打成清稿。而季羡林是既没有打字机，又没有学会打字，这就需要一个会打字的人帮忙。
正巧，迈耶家有一台打字机，伊姆加德小姐会打字，而且很愿意帮这个忙，因为博士论文的要求极高，需要屡次反复修改，打字量是很大的。
这样一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季羡林必须天天晚上到她家去，白天他没有时间，她也在上班，只有晚上才能安排打字。原本季羡林的稿子由她一人打字也就行了，但是原稿改动很多，而且改得太乱，论文内容又不是伊姆加德所熟悉的，简直如同天书一般，稀奇古怪，打字稍一不慎，就会出错。因此，她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她身旁，随时以备咨询，工作往往持续到深夜，结束后，季羡林再摸黑回家。
打完了这篇博士论文，季羡林和迈耶家的关系又加深了一层。
这之后，季羡林又写成了几篇学术论文，发表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造成了不小的轰动。而这些论文，也都是由伊姆加德小姐帮忙打出来的，所以，一直到1945年秋后，季羡林离开德国以前，都是伊姆加德家的常客。
关系熟了，她们家里一有什么喜庆日子，或者是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季羡林则必定被邀参加，特别是在伊姆加德小姐生日的那一天，季羡林一定要去祝贺，成为她家的贵宾。一到这天，迈耶太太在安排宴席座位时，总是让季羡林坐在伊姆加德的旁边。
用不着为贤者讳，伊姆加德一家显然把季羡林当做她的挚友，而伊姆加德小姐本人，已经爱上这位异国青年学者了。
所以，如果季羡林不是齐鲁之子，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清规戒律，没有浓厚的家庭观念，不时时想念着自己的贤妻彭德华女士和女儿婉如、儿子延宗；或者，如果是今天的时代，像今天这样开放、婚姻多变；那么季羡林很有可能会与伊姆加德结合。但是，事实不是这样。
季羡林不隐讳自己对这位异国女孩的好感，在离别德国前，他在日记里写下了对她的感情。1945年9月24日的日记写道：
吃过晚饭，七点半到meyer（迈耶）家去，同irmgard（伊姆加德）打字。她劝我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呢？像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女孩子。
在启程回国离开哥廷根城的前四天，1945年10月2日，季羡林又在日记里写道：
回到家来，吃过午饭，校阅稿子。三点到meyer家，把稿子打完。irmgard只是依依不舍，令我不知怎样好。
直到上世纪80年代，季羡林在写《留德十年》时，还不无深情地说：
日记是当时的真实记录，不是我今天的回想；是代表我当时的感情，不是今天的感情。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感情离开迈耶一家，离开伊姆加德的。到了瑞士，我同她通过几次信，回国以后，就断了音问。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1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实际上，早在1980年，季羡林第一次重返哥廷根时，坐在从汉堡到哥廷根的火车上，脑海里想到的，除了老师、女房东，还有“那个宛宛婴婴的女孩子伊尔穆嘉德（伊姆加德），也在我眼前活动起来”。
伊姆加德小姐，是永远活在季羡林心中的一个德国普通人。
季羡林的道德理念，切断了这桩有可能发展成恋情的异国情缘！
3．反战者伯恩克一家
除老师、女房东、伊姆加德小姐之外，季羡林还有一个在政治上能够谈得来的同学，就是伯恩克小姐。
伯恩克小姐比季羡林要大几岁，主修斯拉夫语言学，于是也就成为冯·格林博士的学生，与季羡林则成了俄文班的同学了。
伯恩克小姐读的是本科生，而不是研究生。她是个高材生，通很多语言，在斯拉夫语系中，她就会俄文、捷克文和南斯拉夫文。她的主系就是斯拉夫语言学，但副系是什么，季羡林却无从问起。
他们俩人共同跟冯·格林学俄文，上俄文课也在高斯—韦伯楼里，是在二层楼的斯拉夫语言研究所，与梵文研究所同一层。认识了季羡林之后，伯恩克小姐有时就请他到家里去做客，吃点饭，喝点茶啊什么的。季羡林还把中国留学生张维、陆士嘉夫妇介绍给她。
她家里只有一个老母亲，所以她们一家实际上只有母女二人，父亲早已去世，生前是一位待遇优厚的大学教授，属于德国的高薪阶层。借父亲的福荫，她们家的经济情况仍然相当好，母女二人住一层楼，家里摆设既富丽堂皇，又古色古香，是相当讲究的。
有的传闻说，伯恩克小姐的父亲是四分之一或六分之一血统的犹太人，但反正是越过了被希特勒屠杀或迫害的临界线，所以还能安然地住下去，但也正是因为有这一点瓜葛，使她们母女对希特勒抱有强烈的反感。而这种反感，她们就经常当着季羡林的面发泄出来，这样一来，他们便成了政治上的同盟者，起码在言论上是如此，为此，他们很谈得来。
有一次，伯恩克小姐请季羡林和张维、陆士嘉夫妇到她家去吃饭。当时，食品奇缺，客人到别人家做客，往往要自带粮票，即使这样，主人请一次客，自己家里往往也要节省几天，才能勉强招待得像个样子。
伯恩克小姐的母亲中等身材，谈吐风雅，雍容大方，满面慈祥，有很高的文化修养，不愧是高薪教授的夫人。对欧洲的古典文化，老太太懂得很多，文学、艺术自不在话下，连音乐和绘画，谈起来也头头是道，娓娓动听，令听者怡情增兴，乐此不疲。但没想到教授夫人下厨房做起饭来，竟也毫不逊色，是个行家里手，伯恩克小姐，则只能在旁边端端盘子，洗一洗菜，当个下手。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可没想到老太太在物资供应短缺的情况下，却烹制出一桌颇为像样的饭菜来。
她简直像是玩魔术，变戏法。我们简直都成了神话中人，坐在桌旁，一恍惚，热气腾腾的美味佳肴已经整整齐齐地摆在桌子上，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几个沦入饥饿地狱里的饿鬼，是如何地狼吞虎咽了。这一餐饭就成了我毕生难忘的一餐。
然而，真正让季羡林兴奋的，还不是美味的饭菜，而是在政治上他们之间的沟通。他们开怀畅谈，一起痛骂希特勒等法西斯头子给德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母女二人的犹太人瓜葛，就对希特勒的“劣等民族论”有一层仇恨，但她们更痛恨的是法西斯分子的倒行逆施，把世界人民推入战争的深渊。这些想法，在德国人面前自然只能埋藏在心底，决不敢随意吐露，否则，脑袋就保不住了，但在几个中国同道面前，中国人和犹太人都是进了希特勒的黑名单的，自然就成了志同道合的人。所以，有机会和中国人在一起，又是在自己家中，伯恩克小姐母女二人就能够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竹筒倒豆子一般，一吐为快了。
而季羡林、张维和陆士嘉，则除了要忍受德国人普遍忍受的战争和饥饿的灾难以外，还更有家国之思，民族存亡之忧。他们的祖国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之下，日本法西斯和德国法西斯完全是一丘之貉，家人生死不知，情况不明，乡愁在无情地吞噬着他们的心。心的痛苦之外，又有身的痛苦，他们远处异域，无亲无故，生命又朝不保夕。英美盟国的飞机也时常来空袭哥廷根城，说不定什么时候一高兴下几个“炸蛋”，落到他们头上，则必将去见上帝或阎王爷。肚子里是饥肠辘辘，难耐的饥饿，生命又时时受到威胁，没有安全感。他们的精神是绝对不会愉快的，这是常情。
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到了伯恩克家里，我才能暂时忘忧，仿佛找到了一个沙漠绿洲，一个安全岛，一个桃花源，一个避秦乡。因此，我们往往不顾外面响起的空袭警报，尽兴畅谈，忘记了时间的流逝，一直谈到深夜，才蓦地想起，应该回家了。一走出大门，外面漆黑一团，寂静无声，抬眼四望，不见半缕灯光，宇宙间仿佛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一个人仿佛变成了我佛如来，承担人世间所有的灾难。
在家中，伯恩克小姐和季羡林他们侃侃而谈，但在外边，她的脾气却有点孤高。因此同她来往的人也非常少，母女俩几乎形影不离，感情极为深厚诚挚。
有一次，季羡林在山上林中散步，看到了她们母女俩。只见到她们母女二人并肩站定，母右女左，母左胳膊，女右胳膊，胳膊挽在一起，然后是同出左脚，就好像是演兵场上在训练女兵一样，在无形无声的口令之下，步伐整齐，丝毫不乱，俩人目光直视前方，脚下刷刷刷直响，用近乎竞走的速度走上前去，刷刷刷鞋底叩地的声音，转瞬就消逝在密林深处了。从中季羡林悟出一个道理，“散步”这两个字，看来只适用于中国人，这母女俩的散步，同中国人的悠闲自在，慢慢腾腾，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对她们俩的散步，季羡林始终百思不解，只好怪自己缘分太浅了。
伯恩克小姐有这样孤傲的脾气，所以虽然早已过了及笄之年，却从来没有见过她有男朋友与她来往，她自己似乎也不在意。
季羡林回国时，路过瑞士，曾给她们寄过一封信。回国后，从张维那里后来才知道，她终于嫁给一个瑞典人，母女俩都搬到北欧去了。母亲一直活到九十多岁才去世，伯恩克小姐则仍在瑞典。只是现在，生死不知了。
可以说反战的人们中，伯恩克小姐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
当然，另外也还有反战者。
季羡林认得的，就有两个。
其中一个是退休法官，岁数有七十左右了，这位法官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先认识的，但季羡林他们几个人对这位留学生印象极差，因为他行动诡秘，来历也诡秘，怀疑他是蓝衣社之类的人物，因此是不大乐意和他来往的。蓝衣社成员的制服为蓝衣黄裤，原名为复兴社，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简称，是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为加紧镇压抗日民主运动，于1932年以“复兴民族”为名，在国民党内部成立的一种带有特务性质的派系组织，其核心是“力行社”，下设特务处，大特务戴笠为头子。1938年4月该组织取消，其成员转入“三青团”，“力行社”的特务处，则改组为“军统局”。这样一个中国留学生，却认识了一个反希特勒的法官，就有点古怪了。他的主子是崇拜希特勒的，而他却结识反希特勒的法官，从这一点来说，算是一个“不肖”之徒了。本来对法官也有疑问，后来发现他是个孤苦伶仃的老人，没有什么复杂的背景，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他确实是激烈反对的。而且，他也只有与中国留学生在一起时，才敢说几句心里话，发泄发泄满腹的牢骚。这时候，一向表情严肃的老人，才有了一点乐趣。
另一个反希特勒的德国人，是医科大学的一个学生，是龙丕炎先认识的。这个人年纪轻轻，不过二十来岁，热情洋溢，精力充沛，黑头发，黑眉毛，处处透露出机警聪明。季羡林他们对他的家世不了解，对他反希特勒的背景也不了解，他们相信的是一条：
反对希魔同路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有了这一条，他们便走到一起来了，有时候，到了星期天，他们便相约到山上林中去散步。双方的目的，都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季羡林回忆说：
记得有几次在春天，风和日丽，林泛新绿，鸟语花香，寂静无人。我们坐在长椅上，在骀荡的春风中，大骂希特勒，也确实是人生一乐。林深人稀，不怕有人偷听，每个人都敢于放言高论，胸中郁垒，一朝涤尽。此时，虽然身边眼前美景如画，我们都视而不见了。
在季羡林看来，德国人在政治上并不敏感，甚至有点迟钝，因此，除了伯恩克小姐母女二人，还认识了这样两位反战者，觉得也就很不错了，也就很满意了。
回到国内后，季羡林还经常想到他们。不过，人世变幻，盛会难再，季羡林回忆着往事，山上林中的场面一幕幕再现出来，但人再也见不到，他不禁感到惘然了。
4．蘑菇山洞与转折中的众生相
对于德国普通人，季羡林的印象随着德国人的情绪变化而有所变化。在希特勒上台初期，德国人受法西斯头子的蛊惑，也有点忘乎所以的样子，把自己的前途看成一条阳关大道，只有玫瑰，没有荆棘。战争开始了，他们随着统治机器的“特别报道”和一连串的“胜利”，自己的情绪也昂扬奋发，有时候甚至高兴得手舞足蹈。听到一些前线不利的消息，则低沉抑郁。到了战争后期，盟军从东西两面压境，他们这才感到情况不妙了。季羡林亲眼目睹了处在天翻地覆转折中的众生相。
这是一个种蘑菇的山洞。在战争后期，为了躲避盟军飞机的轰炸，德国人就暂时把它当做防空洞了。
1945年4月5日、7日、8日，这三天，季羡林和几个中国留学生也到这里来躲空袭。
4月5日晚间，季羡林到了蘑菇山洞，德国人都入睡了，而季羡林怎么也睡不着，里面又潮又冷，坐着又无依无靠。过了很久，响起了空袭解除的警报，但德国人都不离开，季羡林也只好陪着，腿冻得像冰。那时真是思绪万端，啼笑皆非，一有警笛或大的响声，人们就胡猜起来。一直等到6日清晨四点，他终于忍耐不住，回到家里。
季羡林倒下就睡，醒来已经九点了，正要吃早点，又听到大轰炸机的声音，接着是“前警报”、“警报”声连成一片，季羡林又回到蘑菇山洞。德国人也都抢着往里挤，飞机声震得满山颤动。季羡林刚进山洞的门，哥廷根城就是一片爆炸声，山洞仿佛也被震动了，连木头椅子都强烈地抖动起来。德国人有的跪在地上，有的竟哭了起来。
4月6日十一点，季羡林惦记着厨房里煮着的热水，一个人赶回家，不久响起了“前解除警报”。这才吃完了刚才没能吃的早点，生好了炉子。刚躺下，又一次“前警报”，接着是“警报”，下午五点，又到山洞外站了一会儿，警报解除，又回家。
就这样，蘑菇山洞里老是有人进进出出，老是挤满了人。
4月7日，人们仍在山洞里躲避，这一天，飞机来得勤。天空里成排的飞机，一批批炸弹往哥廷根城里扔下去。静下来以后，人们走出山洞，看到哥廷根西城车站一片大火，浓烟直升入天空。装弹药的车被击中，大火里子弹声爆成了一片，汽油车也被击中，大火烧得更猛了。晚上八点，回家吃过晚饭，人们心里还是不安，一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结果还是带了东西去山洞躲避。
到4月8日，早饭以后，远处炮声响得厉害，蘑菇山洞里已经乱成一团。消息多起来了，有的说，德国军队要守哥廷根城，有的说，全城准备投降。蓦地，城里响起了五分钟长的警笛，告诉人们盟军已经进城了。山洞前面，有被打散的德国军人在仓皇地奔跑着。很久以后，外面静下来，胆大一点的人出去看，美国坦克车已经开到了。
山洞里更乱了，都害怕美国兵开枪，谁都不敢走出山洞。最后，还是季羡林同一位德国太太走出去，找到一个美国兵，告诉他山洞里的实情。德国人这才陆续出来。而季羡林心里很高兴，自己也不能制止自己了，就跑到一辆坦克前面，忘记了这是战争状态，忘记了炮口正对着他，竟同一个美国大兵聊起来。
回到家，已是下午三点，张维、陆士嘉夫妇带着孩子来了，原来他们房东的房子被美国兵占据了。他们几个人坐在一起，谈论着。心里乱成一团，又快乐，又兴奋。吃过晚饭，同张维又聊，一直到夜深才睡。
季羡林从这几天蘑菇山洞的一个点，看到了整个德国的情况，这个蘑菇山洞的小点，放大了来看，就是整个德国普通人处在大转折中的众生相。
季羡林写道：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极大的转折点。从此以后，哥廷根——我相信，德国其他地方也一样——在历史上揭开了新的一页。法西斯彻底完蛋了。他们横行霸道，倒行逆施，气焰万丈，不可一世，而今安在哉！德国普通老百姓对此反应不像我想得那样剧烈。他们很少谈论这个问题。他们好像是当头挨了一棒；似乎清楚，又似乎糊涂；似乎有所反思，又似乎没有；似乎有点在乎，又似乎根本不在乎。给我的总印象是茫然，木然，懵然，默然。一个极端有天才的民族，就这样在一夜之间糊里糊涂地，莫名其妙地沦为战败国，成了任人宰割的民族。不管德国人自己怎样想，我作为一个在德国住了十年对德国人民怀有深厚感情的外国人真有点欲哭无泪了。
对于季羡林个人来说，这样一场人类历史上迄今最为残酷的战争，本来觉得该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但是没有想到竟这样平平淡淡地开始，又平平淡淡地结束。当然，他是战争的局外人，但他深知，战败对于德国人来说，却绝非平平淡淡，有一部分德国人难免会有切肤之痛。
回想从1935年到达德国之日起，一直到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整整十年间，季羡林几乎与德国人朝夕相处，所以他对德国人的了解是非常深刻的。和德国人十年的接触，季羡林形成了这样的总体印象：
德国人民怎么样呢？经过我十年的观察与感受，我觉得，德国人不愧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民之一，文化昌明，科学技术处于世界前列，大文学家、大哲学家、大音乐家、大科学家，近代哪一个民族也比不上。而且为人正直，淳朴，个个都是老实巴交的样子。在政治上，他们却是比较单纯的。真心拥护希特勒者占大多数。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希特勒极端诬蔑中国人，视为文明的破坏者。按理论，我在德国应当遇到很多麻烦，然而，实际上我却一点麻烦也没有遇到。听说，在美国，中国人很难打入美国人社会。可我在德国，自始至终就在德国人社会之中，我就住在德国人家中，我的德国老师，我的德国同学，我的德国同事，我的德国朋友，从来待我如自己人，没有丝毫歧视。这一点让我终生难忘。
十年了，季羡林似乎已经成了德国人的一分子，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战争已经结束，自己就要回归家园了，一想起老师、房东、同学、朋友，真感到依依难舍。
但决心已下，季羡林还是要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