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人们会彼此喜欢
我们的研究成果在社会心理学家中影响很大，被称作“失态效应”。从那以后，每当我的研究生在实验室里搞砸某些事时，总会狡辩说：“我是故意这么做的，这样你就会更喜欢我了！”我则会回答说：“但在犯错之前，你最好确保一开始做的是近乎完美的。”
就在约书亚快出生的八月的一天，家里的电话铃声突然在晚上10点钟响起。在我们家，只要电话铃声在晚上8点以后响起，就预示着有坏消息来临，无一例外。电话是贾森打来的，他的右肩被诊断出感染了癌症，将要接受截肢手术。放下电话我直接去了机场，赶上晚间航班飞到芝加哥。在飞机上，我一直在脑海中勾画着贾森失去肩膀后的模样，希望这不是真的，只是一次可恶的诊断失误。没想到5天后坐在回程的航班上时，我却在想，若只是失去肩膀就好了。
失去贾森
手术后没几天，一位实习医生偷偷告诉我和贾森的妻子埃丽卡，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贾森的全身，哥哥活不长了。贾森并不知道实情。在那个年代，如果病人的病情堪忧，医生很少对病人以实相告。我讨厌对贾森隐瞒病情，因为我知道贾森是那种无论真相多么残忍都希望如实了解的人。但医生和埃丽卡认为他不知道真相反而更好。于是我和他们达成默契，任由贾森相信截肢手术很成功。
九月贾森来到波士顿看望母亲和妹妹，顺便见见新侄子。我邀请他在我的社会心理学课上做一次客座讲座，从一位政治学家的视角谈论社会影响。他一口答应下来：“我原以为你永远不会请我来讲课！”作为像我一样的里维尔孩子，哈佛在贾森心目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他讲得十分精彩，从古雅典到当代芝加哥，关乎政治影响和权术的案例信手拈来，深深吸引了学子们。其间贾森频频走到黑板前，用左手毫不费力地写板书，仿佛生来就是左撇子。学生们都很喜欢他。当我们走出教室时，他用仅存的手臂搂着我的肩膀说：“看，我的梦想实现了，我们真的在大学里教书了。”
探亲期间，贾森抱怨说老觉得呼吸不畅，很想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怀疑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他的肺部，那一刻我不想再佯装不知了，贾森有权利知道真相，有权决定如何度过他人生中最后的一段日子。于是我向他说明了真相。贾森听后深深地叹了口气，沉默了。然而几分钟后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不是关于他自己，而是关于我的。贾森谢谢我敢于告诉他实情，他说：“这些日子你受累了，一直守着这个秘密。”
小时候在里维尔的日子里，棒球、扑克对我和贾森而言不仅仅是游戏。像在木板道上打工的经历一样，我们一直从游戏中学习君子为人行事之道。我俩十几岁时，有一次在看台上观看高中棒球赛。三振出局的击球手走向长凳时满脸不屑地看着球柄，仿佛它才是罪魁祸首。贾森冲着他大喊：“笨蛋，又不是球棒的错！”我大笑。贾森扯着嗓子的模样很有趣，同时也给我上了一课：一个人要敢于承担责任。贾森教我打扑克时也一直对我进行教导。有一次我连续抓了三张烂牌，抓到第四张时不禁大发牢骚：“又是一张烂牌！”贾森瞪了我一眼，说道：“永远不要抱怨自己手里抓到的牌。从长远来看，好牌、一般的牌和烂牌出现的机会均等。任何白痴抓到全家福都会赢。打扑克的乐趣就在于想办法把手里的牌以最佳方式打出去。如果打法得当，再烂的牌也能赢。”
波士顿之行四个月后，贾森去世了，当时他刚刚过完32岁生日。最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和自己最喜欢的朋友们待在一起。贾森的朋友都是特别聪明、睿智和善于言辞之人，他的公寓就像在举办文学沙龙和哲学沙龙。在不怠慢家庭和学生的前提下，我想多陪在哥哥身边。于是那年秋季学期，我几乎每个周末都穿梭于剑桥镇和芝加哥之间。
一天深夜，我睡在贾森家客厅的沙发上，忽然听到厨房传出声响。当时大约是凌晨三点，贾森正手忙脚乱地烧开水。我们一起坐下来喝茶，他说：“看来老天自有安排。我总以为自己惧怕死亡，可是到最后，因为疼痛如此强烈，我已做好离去的准备了。”哥哥抓到了最烂的牌，但一直到游戏结束，他都打得很好。
我和贾森置身于一个大如洞穴的火车站，有点像纽约的中央车站。我们知道列车即将驶出，但没有车票，也搞不清楚我们要乘的那趟列车从哪一条铁轨出发。我们跑来跑去，始终找不到售票窗口。最后总算看到了，却是在远远的车站尽头。“你在这儿等着别动，我去买票。”贾森对我说。他攥着钱包飞奔而去，回来时气喘吁吁地递给我一张票，指着前方说：“赶快跑过去，停在那条铁轨上的列车马上就要出发了。”
“你不跟我一起走吗？”
“我恐怕不能陪你了。从现在起你得自己照顾自己。别担心，也别回头，一切都会顺利的。”
不知为何，听到他说这番话我并不惊讶。而且在梦中我也很惊讶自己居然能如此淡定。随即我深吸一口气，在列车开动的那一刹那一跃而上。回头看时，贾森正伤心地朝我挥手道别。
不需要劳驾弗洛伊德，我自己就能分析出这个梦的含义。在我17岁那年，哥哥违抗了舅舅们的意愿，指引我步入一条正确的轨道，把我送上一列快车。如今我拥有了美满的家庭和蒸蒸日上的事业，他却永远离开了我。他将永远伫立在那座站台上，离我越来越远。
我异常思念贾森。除了薇拉，他是我最交心的朋友和知己。获知他死讯后的震惊慢慢退却后，我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大限之日。我骤然明白，阿伦森家族显然是遭到天谴，存在某种基因缺陷，致使家族成员成为癌症高发人群。可怕的疾病不仅夺走了正值壮年的父亲和哥哥的生命，也让父亲的两个兄弟在三十多岁时就离开了人世。我担心自己死后薇拉和孩子们生活堪忧，于是想到投保一份数额巨大的人寿保险，就算我年纪轻轻就离开人世，也不能让妻儿挨饿受冻。就这样，一个29岁，身体十分健康的教授竟然购买了一份大额人寿保险，保诚保险公司实在太开心了。
不仅如此，我还开始向朋友和同事们调侃自己家族的“短命”遗传。我将这种令人讨厌的行为视作对自己的死亡警告。若无其事的家族“短命”史描述，就如同摆放在中世纪学者书桌上的头骨，警示效果如出一辙。它不断告诫我：人生苦短，前途未卜，别把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和乏味无趣的事情上。我要求自己好好珍惜有生的岁月。我对自己说：“好吧，笨蛋，别再自艾自怜了。认真地计划一下，如果人生只剩下四五年光阴，你该如何度过？”
我想多陪陪薇拉和孩子们，还有更进一步的愿望：我想努力成为最好的丈夫和父亲。哈尔、尼尔和朱莉如今分别是六岁、五岁和三岁，约书亚还是个单纯快乐的小婴儿。我也想尽力成为最好的老师、研究者和同事。我原本就怀揣这样的雄心壮志，现在更专注于此，更迫切地想要实现它。我想方设法地合理安排时间，尽量多陪伴在家人身边，也丝毫没有疏忽自己挚爱的工作。我全心追求现世安好，积极地和薇拉、孩子们一起规划未来，也为他们今后的生活早作打算。
我惊讶地发现，如果不为琐事所累，你其实有充足的时间把每一件事做得尽善尽美。在大学里我工作勤奋，表现出色。但几乎每个晚上和周末都是不容干扰的家庭时间。我不允许备课、写论文、学术报告会和其他事务占用周末时光。我对待周末的原则是：人在家，心也在。周末白天，我极力确保与孩子们共享甜蜜的时光，晚上则另有安排。我和薇拉经常雇临时保姆，把孩子们安顿好以后，我们就去电影院、剧院和餐馆消遣，或者赴宴。我那些爱交际的同事们没完没了地举办教授聚会。我和薇拉郑重决定，我们不只是四个孩子的父母，还依然是一对年轻的情侣。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如果没有外出安排，我和薇拉就在家里制造浪漫氛围。待孩子们就寝，我们常常用烛光和红酒调配出简单而精致的午夜大餐。
贾森去世对我的影响并不都是积极和理性的。我开始酗酒。以前我喜欢跟薇拉喝点睡前酒，或者一有喜事就跟研究生们喝一两杯马提尼庆祝一下。但在明尼苏达，我愈发贪杯，饮酒也愈发频繁，聚会时甚至经常喝醉。薇拉和朋友们说我喝醉后会变得很感性，并不会发酒疯。但事实是他们不得不告知我醉后的所作所为，因为第二天早上酒醒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另一方面，薇拉一直在告诫我开车不要太猛，这样太危险。现在回想起来才发现，以我固执的个性，能活到现在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很多年以后，我得知悲伤的男人最常见的三个表现是酗酒、飞车和在雨中唱忧郁伤感的歌曲。没错，三样我都有份。所幸的是，强烈的悲伤和过度的不理性行为在两年内慢慢减少了，没有酿出惨烈车祸，也没有导致朋友失和。但有关贾森伫立在站台上的场景，毕生都反复出现在我梦中，不断提醒我，为人处事眼光要深邃一些，长远一些。
暖意融融的明尼苏达
刚到明尼阿波利斯时，我和薇拉在离校园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租了房子。第二年九月租约快到期时，虽然手头并不宽裕，我们还是决定买一幢属于自己的房子。寻找了数月，仅看中两幢房子，既够宽敞，又不算太贵。然而两幢房屋几乎找不到共同点。一幢是迷人的老式维多利亚风格房子，从那里步行就能到校园。我十分喜欢这幢房子，主要因为它靠近学校，我的同事和研究生们可以经常来家里做客，讨论研究课题，或只是闲聊。但那幢房子毗邻工业区，没有供孩子们玩耍的户外场地。另一幢房子位于郊区成片开发的住宅区内，虽然新一些，房屋样式却跟周围的住宅没有区别，离学校有30分钟车程。这幢房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有一个大院子，二是离奥瓦索湖还不到两公里。最终我们选择了它，觉得这里更适合孩子们居住。
搬进新居后不久，我看到一则二手独木舟的广告，立刻买了下来，想给薇拉和孩子们一个惊喜。那会儿正是萧瑟寒冷的十二月，我将独木舟绑在车顶拉到家，薇拉见后大笑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我奇怪地问。
“你自己去问费斯廷格！”她答道。
我真是活该被取笑！在郊区买房让我有点心理失调，总是想立刻做点什么来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知何故，我刻意无视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此刻正是明尼阿波利斯漫长冬季的开端，待五个月后冰封的湖面完全融化，才能泛舟湖上。冬天里，明尼苏达人常常为了抄近路而驾车从湖面横穿而过。人们开玩笑说，春天到来的非官方标志，就是第一辆掉进冰窟窿里的车。于是我的独木舟在车库里足足躺了五个月。不过除了挤占空间，它还发挥了其他作用，令我正视了在校园边安家梦破碎的事实。
第一次搬进社会关系学研究实验室时，我无比惊讶地发现，这个实验室并不像我去年春天到访时那样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事实上那儿看起来冷冷清清。斯坦曾向我保证，实验室秘书掌握了所有工作要诀，可以把我从繁重的行政工作中解脱出来。可如今她已怀孕七个月，正处于半休假状态。更要命的是，实验室里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研究生。哈罗德和斯坦离开时带走了他们最喜爱的研究生，余下的几个不是忙于做毕业论文，就是已经效力于实验室的另外两位同事达纳·布拉梅尔和本·威勒曼。我该怎么办？我需要一个研究助理，却没有可用之人。达纳和本告诉我，双子城里的能人应有尽有，建议我在《明尼阿波利斯论坛报》（iminneapolistribune/i）上登广告招人。
这般聘用研究助理的办法似乎不合常规，事实上却是一个极好的主意。应聘者蜂拥而至，我面试了其中11位最符合条件的人。他们大多数都能胜任这份工作，但其中一位应聘者以异乎寻常的聪慧打动了我。她的名字叫埃伦·伯沙伊德（ellenberscheid）。埃伦从内华达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在皮尔斯伯里磨粉公司市场营销部工作，“找寻游说家庭主妇购买蛋糕粉的方法”。她在面试中的举止很令我困惑。她说她很想得到这份工作，但不会为了给我留下好印象而刻意为之。事实上她的态度比这更差。打她一进门，言行举止就流露出争强好胜的个性，似乎什么话题都要和我争执一番。我想如果我说“今天真是个大晴天”（确实如此），她一定会立即反驳“胡说，快下雪了”。
但她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我决定聘用她。几个月后，我彻底被她的聪明才干折服，催促她去修几门研究生课程，并继续读博士。她照做了，并且以破纪录的速度拿到了博士学位。35年后，当埃伦被授予美国心理协会最高荣誉——杰出科学贡献奖时，她写了一篇简短的职业回忆录。读后我欣喜地得知，她将那次面试视为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她在回忆录里写道，因为在上一份工作中遭遇到普遍的性别歧视，当她走进我办公室时，以为这次也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然而我录用了她，只是因为看中她的能力，而没有计较她所谓的“错误的性别和明显的恶劣态度”。这让她惊喜不已。
新来的研究生们既机灵敏锐又活力充沛，都是我、达纳和本从申请者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到了十月，实验室里一派繁忙景象，让人兴奋的各项研究进展顺利。他们中有才华横溢的天主教牧师尤金·杰勒德和天才登山家达文·林德。约翰·达利在哈佛完成课程之后也来到实验室，成为我的大总管和新生们的学习榜样。我们最好的博士后来得出乎意料。一天，我接到费斯廷格的电话，说他有一个一流的博士生，名叫伊莱恩·哈特菲尔德·沃尔斯特。当时大多数学校都不聘用女教授，因此她难以谋得一份教职。费斯廷格问我可否想办法帮她在明尼苏达大学找一份工作。
“她到底有多出色？”我问。
“你知道斯坦·沙克特吗？”
“当然了。”我说。
“你知道埃利奥特·阿伦森吗？”
“知道一点点吧。”我说。
“她可以同他们并驾齐驱。”费斯廷格斩钉截铁地说。
当时我们系里没有空缺的教职，所以我觉得这事可能没戏。但几周后我打听到学生活动办公室正在招聘一位研究专员筹备新生舞会，我立刻给学校教务长打了一个电话。
“这对你我来说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说，“与其临时雇用一个研究人员分析舞会情况，为什么不正式聘用一个熟练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呢？
他可以从中找到有趣的东西，把这份工作做好的同时说不定还能发掘出具有科研意义的课题。如果你聘到合适的人，我们实验室也可以与之合作。这样不仅你得到了一个能干的科研人才和顾问，我们也多了一位好同事。”
“好主意，”主任说，“你有什么人可以推荐吗？”
“还真巧呢……”我说。接着，伊莱恩就来到了明尼苏达大学。事实上，她确实利用这次任务进行了一项关于大学生约会偏好的突破性研究，发表在社会心理学的顶级期刊上。我们在实验室里给她安排了一间办公室。正如我们所期望的那样，大多数时间她都待在实验室里，与研究生们一起工作、交流，研究生们都视她为正式教授。伊莱恩是一位天生的优秀学者，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位同事。因为不用教课，实验室的这份工作对于伊莱恩来说相当于拿高薪的博士后。两年后她正式成为心理学系的一名助理教授。最终伊莱恩和埃伦·伯沙伊德结成一对高产的研究伙伴，愉快地合作了二十多年。
冰天雪地的明尼苏达却拥有暖意融融的人际氛围，与我在哈佛的遭遇迥异。同事之间没有等级和终身教授资格构筑的壁垒，菜鸟级助理教授可以随意与大师级同事开玩笑。在这里你可以见到斯塔克·哈撒韦（starkehathaway），他设计了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试，这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项人格测试。你还能见到从生理学层面分辨谎言的国家级专家戴维·吕肯（davidlykken）、研究儿童复原力的前卫临床心理学家诺曼·加梅齐（normangarmezy）和两卷本著作《社会心理学手册》（ihandbookofsocialpsychology/i）的主编加德纳·林齐（gardnerlindzey）。
明尼苏达多相人格测试
由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哈撒韦和麦金力设计的一种人格测试，被广泛运用于犯罪调查、职业选择等多个领域。
当时美国大多数大学的心理学系都存在临床心理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家之间的对立，双方都觉得自己做的研究更重要——临床心理学家研究真正的人，实验心理学家的研究科学精准。而我们系里并无此类门第之争。我确信形成相互尊重氛围的主导力量是保罗·米尔（paulmeehl）。米尔思维异常敏捷，他不仅是优秀的实验家、娴熟的心理咨询师、卓越的科学哲学家，也是一流的心理测量专家。连系里的超级大腕都涉猎各个分支领域，其他人又怎么好意思掐架呢？
我相信是米尔的远见卓识使明尼苏达大学的终身教授资格审批制度与哈佛截然不同。同样是维持学术上的高水准，哈佛采用极其保守的终身教授资格审批方式，而明尼苏达大学选择对年轻教授未来的学术成就进行精确判断。我回忆起第一年在明尼苏达大学时与米尔的一次交谈。我告诉他，我才毕业两年明尼苏达就给我终身教授资格，让我受宠若惊。米尔说，他们并不是在赌博。
“真的吗？”我问。“何以见得？”
“我们看到了你的激情。”他说。
“激情？”
“过去的成绩固然可以很好地预测未来，”他说，“但最可靠的预测指标是你对工作的热情。你的论文字行间都流露出对研究的热情和喜悦，任何人读后都能真切地感受到。”
米尔在教授晋级的时间间隔上也不愿墨守成规，他说：“如果研究水平很高，就应该迅速晋级。”一年后的一天，他满面春风地冲进我的办公室，宣布资深教授们全票通过同意晋升我为正教授。突如其来的晋升把我弄懵了。我并没有申请晋升，也没有其他学校来挖我，晋升我为教授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我应得的。在学术圈里摸爬滚打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明尼苏达大学晋升教授的做法是多么弥足珍贵。
如果系里的人际关系和学术气氛可以描述为温暖宜人的话，那么实验室里的氛围称得上是百分之百的温馨惬意了。大家享受着一起工作、教学、合作研究的乐趣。哪怕只是待在实验室里，心情也十分愉快。终于能和一大帮意气相投的实验社会心理学家们一起工作，我提议每周二晚上召开所有社会心理学教授和研究生参加的研讨会。我们会在其中一人的家里碰面，一边享用啤酒和椒盐卷饼，一边相互探讨研究课题、实验程序和数据分析，并且相互担任对方课题的非正式顾问。我们甚至组建了一支师生垒球队，水平足以与校队一争高下。我们也从不放过任何一次开派对的机会。
我和薇拉视研究生们为家庭成员，这些学生和我们的孩子混得越来越熟，经常在我们家一待就是好长时间。某个周二晚间的例行研讨会上，还不到三岁的约书亚和几个学生闹着玩。那时早已过了他睡觉的时间，但他玩得太开心，根本不理会薇拉的呼唤。最后薇拉来到客厅一把抱起他，约书亚拼命扭动着想要挣脱她的怀抱，小胳膊伸向达文·林德，哭喊着：“达文，救命！救救我！”此后的几个月，其他学生都用约书亚的呼救来向达文打招呼。
在明尼苏达大学，我发现，建筑物的设计风格会显著影响在里面工作的人的工作效率和创造性。我们实验室的布局很完美，占据了福特大楼第四层约一半的地盘，老师的办公室和实验室聚集在一起，毗邻实验室里最重要的地方——大楼尽头的一间超大的房间。在这个房间里，每个社会心理学研究生都拥有一张桌子，大房间里还有三四块黑板和两只交替使用的咖啡壶。我们称大房间为“牛棚”，因为我们常聚在那儿侃大山。从琐碎的八卦和体育新闻到重大的研究话题，我们无所不谈。我们经常在那里提出研究构想，许多实验构想就是在那里形成的。
一天下午我走进“牛棚”时，看见尤金·杰勒德和达文·林德笑作一团。尤金正在大声朗读帕金森（rthcoteparkinson）一本书中的章节。帕金森在这篇文章中用讽刺的口吻写到，在政府官僚机构里，工作总是被一拖再拖，直到所有时间都被工作占满。帕金森还援引了一些滑稽可笑的例子加以说明。
听了几分钟后我说：“尤金，这不仅仅是好笑，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糟了，”达文说，“尤金你可要小心了，我看出来了，你马上就要被引诱去做一个实验项目了。”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我说，“但你碰巧说对了。官僚机构里工作的人们确实擅长混日子。他们假装一直在工作，于是工作拖到占据了所有可用的时间。他们整日闲坐在那里，处理枯燥的事务，不时看看时间。假设交给某人一项工作，并且要求他一天之内完成，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会反复查验自己完成的工作，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不久后，再交给他一项相似的工作任务，但允许他一旦完成便可下班回家。我的假设是，上次的经历会让他认定完成此项工作需要花费整整一天时间，因而他可能花费比实际需要更多的时间去完成它，即便现在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而不是机构的时间。”
尤金问：“你是说，一旦完成任务的规定时间变长，人们就会认定真的要花这么多时间才能完成任务？”
“你说对啦。”
于是尤金和我着手进行实验。实验程序很简单，几乎和我们在“牛棚”设想的一样。首先请被试完成一项乏味的任务，过程中实验者（尤金）突然被叫到房间外去接一通紧急的长途电话。我们刻意安排好尤金接电话时间的长短。在一种情境下，他离开的时间远远超出被试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在另一种情境下，他离开的时间短一些，但也足够让被试从容地完成任务。下一步，尤金给被试安排另一项相似的任务，并且告诉他完成后即可离开，然后尤金就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结果发现，完成第二项任务时，有“额外时间”的被试远比有“足够时间”的被试花费了更多的时间。我们的实验结果比帕金森定律更完善！我们不仅证实了工作任务会被拖沓到占满一个人所有的可用时间，而且证实了从事该工作的人会就此将工作设定为需要额外时间才能完成。
“牛棚”里的人们都很喜欢这个实验，而且我们不断地把它应用于生活和工作中。我第一次受邀到美国心理协会专题研讨会上做一个特别演讲时，请柬是七月收到的。当时我的时间很充裕，用了五天时间来准备演讲。两三年后我又收到一个类似的邀请，但这次我手头有其他紧急的事情要做，最后只剩两天时间来准备。一开始我张皇失措，几乎想要谢绝邀请，毕竟写一份演讲稿就要花五天时间！细想后我才意识到，可能根本用不着五天时间。果然，我只用两天就准备好了演讲。
个人吸引力研究
社会心理学有一个基本的研究问题：为什么人们会彼此喜欢或相互厌恶？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几乎所有心理学家都会从行为主义角度进行解释：我们喜欢以某种方式给予我们酬赏的人。我们喜欢外貌出众之人，因为悦目的美丽给予我们审美上的酬赏；我们喜欢聪颖能干之人，因为我们可以依仗他们帮我们把事情做好；我们喜欢那些与我们有共同信仰和价值观的人，喜欢那些看似也喜欢我们的人，尤其喜欢那些拼命称赞我们、关注我们的人。相反，我们讨厌那些使我们遭受痛苦、尴尬或不愉快的人。
这些解释在任何一个外行人眼里都“仅仅是常识而已”。我祖母会说：“你辛辛苦苦读博士就是为了学这个？你还包着尿片时我就可以教你这些道理了。”我和同事开玩笑地称这种研究为“芭芭（bubba）心理学”，芭芭在意第绪语里是祖母的意思。这些研究的指导原则没有错，只是对问题解释得不充分，也过于简单。相反，一提起入门考验实验我就兴奋，原因之一就在于，没有任何人的祖母可以预测出我们的研究结果。
当我决定深入研究个人吸引力时，我开始琢磨与上述说法相悖的可能。例如，如果一个人很能干就意味着给予我们酬赏，那么这个人越能干，我们就应该越喜欢他。但他人的聪明能干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复杂的认知，这种复杂性为人类所独有。如果一个人太能干，会给人留下难以亲近的印象，如果一个人像超人似的无所不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面对太有才的人，我们反而会觉得不舒服。但如果这个人偶尔表现出某些弱点，我们反而会更喜欢他。假设赫布是一位聪明的数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篮球选手和衣着考究之人，如果他偶尔将一列数字加错了，很简单的带球上篮出现失误，或者在公共场合露面时领带上有肉汁渍，我可能反而更喜欢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