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接过论文，从走廊溜进助教室，在办公桌前坐了足足10分钟，才鼓起勇气翻开论文，准备阅读他龙飞凤舞地写在页边空白处的那些可怕字句。可打开一看，我惊呆了，论文里竟没有任何标记。我该如何是好？我鼓起勇气返回费斯廷格的办公室，问他：“你没在论文上做任何批注，我怎么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呢？”他瞪了我几秒，然后掌心朝上耸耸肩，眼里又浮现出蔑视和遗憾的神色。他反问我道：“什么？你自己都不重视自己的研究和见解，不愿意倾注更多的心血，也没能推导出合理的结论，难道要我替你做这些？这是研究生院，不是幼儿园，应该由你来告诉我错在哪里。”
我折回助教室，坐在办公桌前生闷气。刚刚度过愉快的一学期，被研讨课的学生们称赞为好老师，转眼一个月后又被心理学系最有趣的教授看做白痴。我又迷惑又气恼，无法忍受这种羞辱，当然不想跟这个混账多打交道。我期待赶快修完这门课，从此跟费斯廷格分道扬镳。
当然这些天以来，通过上研讨课，我发现费斯廷格确实是位卓越的思想家和优秀的科学家。如果耐着性子坚持学习下去，我定会受益良多。长叹一声过后，我重新拿起论文，试着从费斯廷格的角度仔细阅读起来。结果发现这篇论文的推理过程的确不够严谨，分析也不够全面，辩论也不够充分。这个混蛋是对的！现在该怎么办？如果重写一篇，他会愿意读吗？“混蛋，”我自言自语道，“怎么还是本科生的思维？重写这该死的论文，不为别人，只为自己。你有责任这样做，别管那混蛋怎么想的。”结果我真的将论文重写了一遍，我其实十分在意那个混蛋的看法。
接下来的三天，更确切地说是连续的72个小时里，我反复斟酌修改那篇论文，直到自己满意为止。我拿着定稿走向费斯廷格的办公室。门像往常一样敞开着，他正埋首读书。我不想打扰他，于是就在门口等。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外，似乎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我犹豫了一两秒钟，大步走进办公室，把论文重重地扔在桌上说：“也许你会认为这篇好一些。”说罢掉头就走。他居然立刻放下手边的事情来阅读我的论文。20分钟后，他拿着论文走进助教室，把论文轻轻放到我面前，坐到桌角，用手按着我肩膀说：“现在这篇值得一评了。”
对我而言，这件事的意义如同收到一份堪称无价之宝的礼物。当然，如果这件礼物拥有更温和友善的包装，我会更喜欢。费斯廷格以最形象的方式表明，没付出最大心血的成果他拒不接受。通过宣布修改后的论文值得一评，他告诉我，他在我身上没有白费工夫。
之后读博的日子里，当我与费斯廷格走得越来越近，并悉心观察他的行事作风时，那一刻的洞见得到了确认。他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视若珍宝，如果学生不用功，他不会在他们身上浪费丝毫精力。但如果学生的表现令他十分满意，他就会倾囊相授，并贡献出最有价值的礼物——一语中的的批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不厌其烦的批评，正是对你最高的褒奖。
从那以后，斯坦福对我而言就是利昂·费斯廷格的代名词。斯坦福心理学系拥有一批一流的教授，但没有谁像费斯廷格一样在学术研究中兼具卓越的技能、过人的才华和严谨的态度。费斯廷格不允许我们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妄下结论。他告诫说：“如果你想超越数据本身，那就是在推测你下一个实验项目的假设。”他认为妄下论断的行为不仅草率而且近乎不道德，称其为“耍滑头”。要我说，费斯廷格喜欢的笑话正揭示出他对缜密思维和准确表达的钟爱。一对犹太老夫妇躺在床上。妻子说：“索尔，快关上窗户，外面真冷。”索尔哼了一声，起床关上窗户，转头问妻子：“现在外面暖和了吧？”
入门考验实验
学期论文事件后，费斯廷格的课还是一如既往地令人兴奋不已，但我不再畏惧他那咄咄逼人的教学风格了。课上他多次对我做出那些吓人的表情，我都视其为挑战而非威吓。研讨课上的六名同学都认为自己身负重任。认知失调理论正改变着我们对人类思维和社会影响的思考视角，而对于这个即将改写社会心理学的理念的发展，我们正有所贡献。
社会影响
人们影响他人的各种方式，包括因他人的观点、行动，或仅仅只是他人在场而导致的态度、信念、情感和行为的变化。
认知失调理论在社会影响方面给了我很大的启迪。作为一名学者和作家，我之后50年的思想都被该理论引领着：人们的态度改变之后，行为会随之而改变；但如果想让态度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要设法激发人们在行为上的改变，态度自然会随之改变。当时这一理念对普通大众，甚至对大多数社会心理学家而言，都是完全违反直觉的。比如你想请别人帮忙，你必须先让对方相信你是一个好人。这个方法没错，但效果欠佳。正如后来我学生的研究所阐述的，若要获得显著的效果，你要先请他帮忙，于是他就会说服自己认为你值得他帮忙，因此认定你是一个好人，他以后就有可能帮你更大的忙。
失调理论是吹进心理学界的一股清风，涤荡着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激进行为主义。20世纪50年代，几乎所有的行为都被心理学家以酬赏和惩罚的概念来解释。行为学家认为，人们之所以喜欢食物、喜欢打高尔夫、喜欢母亲，究其原因，都是因为人们从食物、高尔夫和母亲那里获得了酬赏。因此如果我们看到一只老鼠、一只鸽子和一个人，一直做着无法获得酬赏的事情，行为学家就断言是我们的观察不够仔细，他们肯定获得了这样或那样的酬赏，否则就会停止这种行为。
失调理论承认强化原则的重要性，但指出人的思想远比奖惩原则预料的复杂。亚伯拉罕·马斯洛也曾指责行为主义的局限性，但他的观点表述含糊且未经证明。当得知是马斯洛最先培养出我对心理学的兴趣时，费斯廷格说道：“马斯洛？那家伙的观点烂得不值一提。”失调理论孕育着许多可以证实的观点，其中一些后来影响十分深远。下半学期时，我们开始提出这些可证实的假说。
社会酬赏
诸如表扬、积极的关注、实在的报酬、荣誉和感激之心等，可以从他人那里得到的好处。
那时候我正巧在读一本约翰·怀廷（johnwhiting）的著作，是有关非洲和南美洲土著部落成人礼仪式的研究。怀廷描述了两种仪式的差别，但没有对其起源和目的给予理论化概括。我在费斯廷格的研讨课上联想到这本书，忽然领悟到，这些对加入者进行考验和磨炼的入会仪式也许能够发挥一种作用：形成一个更有凝聚力的群体。这就好比新入伍的海军士兵经过严格的基础训练后，会培养出对军队的强烈忠诚；预备会员经过数周的磨砺后，会培养出对兄弟会的深厚感情；我在汽车里睡了一学期后，便开始喜欢布兰迪斯大学。
由失调理论可以预测，认知“我千辛万苦加入这个群体”与认知“却发现这个群体没啥意思，其成员也甚是无趣”不相协调。为减轻心理失调，大多数人就会故意忽略这个群体不好的一面，而侧重其好的一面。但自愿参加海军的人以及刻苦学习考进布兰迪斯大学的学生的行为都属于自我选择。在接受入门考验之前，他们也许已经出于喜欢的原因，选择参军或就读布兰迪斯大学。因此在检验假设时，数据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充分。我需要设计一个实验项目，将被试随机分配到重度入门考验情境和轻度入门考验情境，检验是否前一组被试比后一组的更喜欢一个没有吸引力的群体。
某一天从利昂的课堂上走出来时，我把自己的假设说给贾德森听，他对此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接下来我们花几天时间设计了一个实验项目。我们的实验研究需要建立一个虚假的研究背景，设计一个人们甘愿竭尽所能成为其会员的组织。然后随机将1/3被试分配到重度入门考验组，1/3分配到轻度入门考验组，另外1/3分配到无入门考验组。最后我们将询问被试对自己所加入组织的喜爱程度。
眼下我们面临一个难题：什么样的有趣组织才能吸引大学生们为加入其中不惜经受烦人的入门考验？我和贾德森突然想到了性。我们认为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有兴趣谈论性。一旦小组讨论的主题确定了，实验程序便开始按部就班进行。
我们到处宣传说要征集几组学生进行几场有关性心理的讨论，结果大多数志愿者都是女性，于是我们决定只征募女性。我们跟被试电话联系，每次安排一位被试来实验室进行一个小时的一对一访谈。访谈中，我对每一位被试表示欢迎，告诉她自己是正在学习群体动力学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生。我强调说，具体的讨论内容对实验而言并不重要，选择性话题只是为了吸引更多的志愿者。“但这个话题也有不利因素，”我补充说，“害羞的学生在群体情境中特别不敢谈论性话题，而任何阻碍讨论顺利进行的因素都可能导致研究结果无效，我得知道你是否能在小组讨论中无所顾忌地谈论性话题。”听到这里，每位被试都表示没问题。
至此，我们给每位被试提供了相同的指导语。如果一位被试被分配到无入门考验组，我就告知她已经成为讨论小组成员了。对于分配到重度入门考验组和轻度入门考验组的被试，我会对她们说，由于我需要绝对保证每个人都能对性话题畅所欲言，所以设计了一个筛选环节，需要她们参加一个有关难堪程度的测试。这个测试就是入门考验。重度入门考验组里进行的测试令被试甚为难堪，女学生得给我背诵包括操（fuck）、阴道（cunt）和吹萧（blowjob）在内的12个淫秽词汇，以及选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iladychatterley'slover/i）一书中的两段色情味很浓的文字。在那个年代大声读这些文字，无论对学生还是对我而言，都是相当难堪的。轻度入门考验组的被试则要背诵一组跟性有关但不带淫秽色彩的词，比如阴道（vagina）、阴茎（penis）和性交（sexulintercourse）。
接下来，每位被试将听到一段有关性行为的讨论录音，我告诉她们这就是她们刚刚加入的小组的讨论内容。每位被试听到的录音一模一样，是一段被我尽力处理得缓慢、乏味而冗长的讨论。最后贾德森（他不知道被试属于哪一组）访谈每一位被试，让她们从多个维度对这场讨论和小组成员的表现进行评价，比如小组对被试的吸引程度如何、小组成员的才智和口才如何等问题。实验结果与我们的假设完全一致：重度入门考验组的被试认为小组讨论相当有趣，而轻度入门考验组或无考验组的被试认为小组讨论枯燥乏味（确实如此），有几位甚至立刻要求退出讨论小组。
审视重度入门考验组的被试为减轻心理失调而形成的独特认知是相当有趣的。例如，录音里有个家伙结结巴巴地咕哝说，他还没有阅读有关某种稀有鸟类求偶方式的必读材料。轻度入门考验组的被试听后觉得此人很讨厌：“不负责任的笨蛋！连最基本的阅读都没完成！把整个组都搞砸了！谁想跟他做组员？”但重度入门考验组的被试却认为小组讨论十分有趣，组员富有魅力，才思敏捷。他们对那位不负责任的笨蛋很是宽容，认为他坦率的风格令人耳目一新！谁不想跟这位诚实的组员共事呢？我简直不敢相信两组人听到的是同样的录音。
得出结论时的欣喜若狂至今记忆犹新。我兴奋地意识到，自己在人类思维的研究中有了全新的发现：人如果经历千辛万苦才赢得某物，就会更加珍视它。我发现，虽然人的行为相当复杂，但也有规律可循。我的任务就是发现人类行为的规律，将其提炼成可被验证的假说，设计实验验证假说的关键部分。入门考验实验的完成也揭示出，我可能有某种天赋，能打造研究方法之匙，开启人类行为的神秘大门。多么出乎意料啊！我想人生中没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事了。理智点说，这是我进行的第一个实验研究，同时也成为一个经典的实验，是失调理论的一个代表性实验。
高影响实验
进行这类实验的困难之处在于，你得想法子让被试置身于一个前后连贯、引人入胜而又真实可信的预设情境中。实验者既要具备编剧、导演和演员的才能，又得遵循严谨的科学精神。在我们的实验里，实验室变成了真实的环境，真实的事情发生在真实的人身上。与传统的实验室实验相比，这种研究方式没有过重的人为痕迹，我们称这种实验方法为“高影响实验”（high-impactexperimentation）。实验中我们把被试引入一个逼真的情境，确保他们的反应与在实验室外并无区别。通过设计这类实验，我发现不依靠人为或真空环境进行严谨的科学研究是可能的，事实上也是十分重要的。这是我作为实验者的座右铭。
以前社会心理学的很多研究要么调查无足轻重的现象，比如为什么同一篇文章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比发表在《真理报》上更令人信服，要么观察人格测试中获得高分或低分的人在不同情境下的行为差异，比如成就动机研究。费斯廷格则教会我树立创新的理念，科学家不能将研究局限在无足轻重的课题抑或平淡无奇的研究方法上。凭借充分的创造才能，我们能够在实验室里研究任何现象。这样就能将科学家从过分依赖人格变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也不再仅仅以人的个性解释其行为。我们能够直接弄清楚是什么因素引发了人们的某种行为，因为作为实验者的我们创造了这些因素。使被试爱上讨论小组的是重度入门考验，而不是被试的儿时经历和人格因素。
高影响实验成功的关键在于戏剧性。若想实验进展顺利，剧本必须可信，实验者必须是令人信服的演员，否则无法令被试融入其间，实验只能宣告失败。大概是因为有过在里维尔海滨木板道上担任话筒男的经历，实验中的表演要求根本难不倒我。比如在入门考验实验中，我成功地设计出一个情境，令被试相信，通过难堪程度测试后参加小组讨论是值得一做的事情。此外，我很快就领悟到试测的重要性。由于实验的程序相当复杂，试测可以确保整个实验过程按计划进行，就如同百老汇音乐剧要先在纽黑文彩排一样。如果试测不顺利，就要回到研究设计阶段进行改进。
进行入门考验实验的第一次试测时，我邀请利昂从单向镜后面观看试测过程。试测完成后，我去他的办公室问他：“实验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吗？”
“没有。”
“‘没有’是什么意思呢？我怎样才能做得更好？”
“实验设计十分完美，你可以着手进行正式的实验了。”
“可我下午还约了另外三位被试进行试测。”
“全部取消，可以正式进行该项实验了。”
我曾说过，费斯廷格的赞美通常包裹着批评的外衣。看来他的赞美偶尔也会以更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像这次他对我的实验设计居然不做任何批评。这种赞美是最高褒奖，因为我知道他这样做并非出于善意或是向别人示好，他不需要这样做，也无意为之。
不久后的一天，费斯廷格居然来向我请教。他设计了一个实验来验证如下假说：为了少许酬赏而撒谎的人，远远比为了丰厚酬赏而撒谎的人更相信自己的谎话。因为后者有相当充分的撒谎理由：“我为了20美元而说谎，值了。”前者则感觉心理失衡：“为什么我会为了区区1美元就说谎？我必须相信这不是谎言。”费斯廷格让研讨课上的那位本科生梅里尔·卡尔史密斯去做这个实验。整个实验像亚瑟·米勒的戏剧一样构思精妙。
被试来到实验室后被要求完成几件极其无聊的任务：将12卷线轴装满一个托盘，而且必须用一只手将它们一个一个地放进去，然后又一个一个地将它们取出来，然后再放进去，如此反复进行半个小时。梅里尔在旁边一边观察一边记录，手里还握着一个秒表，神神秘秘地不知在做什么。半小时后他通知被试实验结束，并对对方的参与表示感谢。他向被试解释说，自己正在验证一个假设：如果人们事先被告知要完成一项特别有趣的任务，那么之后干活的速度就会比事先不知情的人要快一些。梅里尔告诉被试：
“你被分在了在控制组，所以事先对要完成的任务一无所知。”
接下来梅里尔对被试说，负责告诉下一位被试这项任务十分有趣的家伙刚刚打电话说来不了了。梅里尔恳请这位“控制组”的被试帮忙，代替那个缺席的家伙，并付给他1美元（或20美元）作为酬赏。一旦被试同意，梅里尔立刻付钱，并递给他一张纸，上面列举了称赞这项任务的几条内容，让他独自准备几分钟。随即梅里尔把被试带到等候室，里面坐着一位女本科生（实际上是我们的实验同谋），让被试在她面前将工作任务好好称赞一番。
但是实验进行得并不顺利。梅里尔很沮丧，因为被试对实验意图表示怀疑。于是在梅里尔进行第五次试测时，我和利昂坐到单向镜后面观察整个实验程序。梅里尔头脑特别聪明，但在实验中却表现得十分木讷，这可怜的家伙缺乏人生历练。当我在海滨木板道上积累珍贵的人生经验时，他却把时间都花在了打曲棍球上。看着他在实验中的迷糊劲儿，被试对他产生怀疑的原因昭然若揭：他的表演本身令人生疑。费斯廷格对我说：“训练训练他。”
我听命对梅里尔进行表演强化训练。“你不能仅仅嘴上说研究助理来不了了，”我告诉他，“你得表现出坐立不安、懊恼不已的样子，你要来回走动，绞扭着双手，向被试传递出明显的讯息：你真的遇到麻烦了。然后你要装作突然想到一个好主意，抬头看着被试，两眼放光：‘对了，就是你！你可以代替他。我甚至可以付你报酬。’”
接下来的三天，我和梅里尔就像是在艺人培训班里一样，经过训练，梅里尔终于脱胎换骨了。实验进行得十分顺利，40位被试只有一人对实验产生怀疑。实验假设也得到了证实：仅仅拿到1美元酬赏的被试说服了自己，认为任务是相当有趣的；而拿到20美元的被试仍然认为这项工作枯燥无趣，当然这本来就是事实。
我热爱实验研究的每一个过程：先在脑子里形成一个观点，然后设计实验程序，并撰写剧本；之后进行彩排，训练助手；正式进行实验；向被试坦承实验的真实意图；分析数据，撰写研究论文并发表。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能够从事实验研究了，那种感觉就像儿时在里维尔掌握了接地滚球的技术一样，不再因场上的紧张气氛而不安，也不会祈祷击球手把球击到别处（老天保佑，别打给我），而是希望球向自己的方向飞过来。
就这样，我找到了自己渴望从事的研究，正如诗人巴勃罗·聂鲁达（pabloneruda）在一首诗中所描绘的那样，“它点燃了我的心灵之火”。我发现了自己的天职，但如果心理学系下一学年请我走人，这不就是天大的笑话吗？要是这该死的统计课分数高一些就好了。学期快结束时费斯廷格告诉我，他打算让我给他当两年研究助理，就从下学期开始。我回答说：“如果能一直留在学校的话，我当然愿意做你的助理，可我的统计课成绩不太好。”
他摊开手心耸耸肩说：“统计？不要紧。像你这样的家伙愁什么？等拿到博士学位，你可以雇一个甚至两个统计员，到处都是。”
他这番温情的反应是消除我和他之间师生隔膜的第一步。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将他仅仅看做一个严格的项目监工或是一位难缠的导师，而是开始视他为朋友。当时薇拉还取笑我，说正是因为我在费斯廷格手上经受了重度入门考验，所以才会喜欢上他。也许一开始的确是这样，但入门考验的实验结果无法解释，为什么人们会对一个群体（或一个人）的喜爱程度与日俱增，一直持续几十年。32年后，当我在费斯廷格的追悼会上致悼词时，想到往日他对我的严苛以及他那遗憾而轻蔑的经典表情，不禁会心地笑了。我很遗憾失去了人生中最温暖、最愉快的一段友情。
1959年我拿到了博士学位，受聘到哈佛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因vw完全报废，我们买了一辆1954年产的雪佛兰旅行车，宽敞的车厢足够容纳日益壮大的家庭——我和薇拉，三岁的哈尔，两岁的尼尔和八个月大的朱莉。我们踏上了新一轮的横穿美国之旅，这次是从帕洛阿尔托一路开到剑桥镇。此趟旅行我们有足够的钱住旅馆，而且到芝加哥探望了贾森及其新婚太太。我几乎忘记了最初吸引我投身心理学的人本主义理想。我不再考虑为世人谋福利，只想着如何做出好实验。奔赴剑桥镇的途中，我的车厢里塞满了小孩子，而我的脑袋里塞满了各种想法。我迫不及待地想赶快到哈佛安顿下来，翻开人生新的一页。
乔纳斯·索尔克（jonassalk）：美国实验医学家、病毒学家，因研制出首例安全有效的小儿麻痹症疫苗而闻名。——译者注
佐尔坦·科达伊（zoltankodaly）：匈牙利著名作曲家、音乐教育家。——译者注
美国职业棒球联盟之一。——译者注
约翰·华生（johnwatson）：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人。——译者注
有关斯金纳及其著名的动物实验，请参见《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者注
唐纳德·赫布（donaldhebb）：加拿大心理学家，认知心理生理学开创者。——译者注
库尔特·勒温（kurtlewin）：德裔美国心理学家，常被称为社会心理学之父，是最早研究群体动力学的学者。——译者注
有关费斯廷格及其认知失调理论的具体内容，请参见《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者注
塞勒姆审巫案（salemwitchtrials）：塞勒姆是波士顿北面的一个小镇，三百多年前，这里的人染上一种怪病。当地人认为是巫婆在做怪，并抓来一些“行迹可疑”的女人，审问她们，逼迫她们承认自己是巫婆，整个小镇的人都陷入极度恐慌。——译者注
亚瑟·米勒（arthurmiller）：美国著名剧作家。——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