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再次和比利抡起铁锹，挥起铲子，在高速公路建设工地干活挣钱。与此同时，我收到两封学校教务长的来信。第一封信是六月下旬收到的，祝贺我在第一学年取得了优异成绩。一周后，我收到第二封来信，通知我因学校经费紧张，不能再向我提供学费资助了。满心的希望破灭，我心酸地猜测，教务长可能把有限的奖学金留给了新生，也许他觉得我已经是上钩的鱼了。确实如此，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学习，谁都无法阻止我重返布兰迪斯校园。
暑假里我挣够了学费，却无力支付住宿费。学校离里维尔太远，没法走读。我曾在贾森宿舍的地板上睡过几夜，但清洁工发现后把我告了。我被叫到教务长办公室，教务长警告我，宿舍管理条例十分严格，如果再因留宿被抓，我就会被学校开除。
于是大二第一学期我四处找地方睡觉。晴天我就睡在校园周围的树林里，雨天就设法找没上锁的车，钻到车后座睡觉。一天晚上我从酣睡中惊醒，发现车子竟然在移动。司机是个叫哈维的小伙子，正和女朋友驶往一个有名的约会地点，叫做“鸭子喂养和集散地”（duckfeedingandparkingarea），学生们暗地里称那里为“鸭子撒尿和骂娘地”（duckpeedingandfarkingarea）。毫无疑问，他们根本不知道我睡在后座。怎么办？我决定还是沉默为妙。但20分钟后，我听到拉链拉开的声音，决定还是现身。我轻轻地清了清喉咙，他们惊得跳起来，仿佛听到了警笛。哈维回头认出是我，忙对女友说：“亲爱的，没事，那是埃利奥特。”显然同学们都知道我居无定所，他们好心地把我送回学校，让我再找其他车子睡觉。
我就这样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稍不留意就会失去求学的机会。白天，校园自助餐厅是唯一能吃饭的地方，但得签一份订餐合同才能就餐。我只能在餐厅经理“严厉先生”（我断定那是他的真名）警觉的目光下，偷偷从朋友手上讨得午饭。“严厉先生”跟宿舍清洁工一样，总是对不速之客保持高度警惕。他一转身，我朋友就偷偷把盘子推到我那边，让我风卷残云般一扫而光。这样的就餐方式毫无优雅可言，却能填饱我的肚子。晚上运气好时，我能在打工的快餐厅狼吞虎咽自己私藏的汉堡。
这段历史听起来像是出自狄更斯的小说，更像祖父以前常挂在嘴边的那段被美化得十分浪漫的故事：沙俄时期他常常赤足穿越暴风雪，步行去上学。我的经历毫无浪漫可言，但我甘愿承受这些小小的艰难困苦。教授讲课再枯燥我也从不跷课。我想，自己若是逃课，就如同拼命挣钱买了戏票却没去看一样愚蠢。那个学期我靠打工攒够了钱，在校外租了房子。马萨诸塞州的严冬到来时，我终于有了自己的栖息地。
冬季学期开始时，按学校规定我要申报主修专业。我很想报自己感兴趣的文学或者哲学专业，却突然记起经济大萧条时期父亲那绝望的表情，保不准下一个经济危机说来就来。所以我想，学点毕业后能糊口的实用知识和技能也许是更明智的选择。于是我不太情愿地申报了经济学专业。
偶遇马斯洛
我和芭芭拉顺利交往了一年半。那时候的恋人关系很少有能维持几个月的：要么分手，要么订婚。我和芭芭拉都意识到，尽管两人都深爱着对方，但却无意成为彼此的人生伴侣，于是我们分手了。
一天下午，我和一位打算深交的迷人女孩一起喝咖啡。突然，她看了看表说上课要迟到了。我决定陪她一起上课，这样两人就可以手牵手地坐在教室后面。这门课叫做“心理学导论”，授课教师亚伯拉罕·马斯洛是布兰迪斯大学新聘的教授。我们走进教室时，马斯洛正在从心理学角度阐述种族和民族偏见。
我听后震惊万分，他提出的问题不就是10年前就困扰我的那些难题吗？那时我坐在里维尔的马路边上，擦着流血的鼻子，不明白为什么这些爱尔兰天主教徒如此痛恨犹太人。偏见从何而来？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后天习得的？若和自己讨厌的群体中的成员有过愉快的交往经历，是不是会改变这种偏见？抑或持有偏见者只是把这种经历当做例外而不予重视？此刻我才知道，原来有一门学科能解决我的这些困惑。我着迷了，放开身边女孩的手，开始记笔记。那一刻，我失去了女孩，却找到了天堂。第二天我就转到心理学系了。
偏见
对特定团体的人所持有的敌意或负面的态度，只因为他们属于那个团体。严格来讲，偏见有正面和负面两种，但社会心理学家通常用它解释对别人的负面态度。
那时候布兰迪斯大学还是一个不太正规的小学院，乡下味十足。布兰迪斯大学创建于1948年，两年后我进校时仅有500名学生，还没有一个学生从那儿毕业。心理学系4位全职教授的办公室也不在一般的教学楼里，而是位于校园旁边里奇伍德街上一栋舒适迷人的小洋楼内。教授们常常在客厅开研讨会，学生们总爱在那里逗留，一边读书一边跟教授们交谈，彼此越来越熟悉。
转到心理学系后，我经常待在小楼内跟马斯洛学习。他既是一位能够启迪学生心智的教师，也是一位富有远见的思想家。马斯洛魅力四射，但不会使人联想到“炫目逼人”这样的字眼，而是散发着一种温和的吸引力。他说话轻声慢语，而且富有哲理，一句话说到一半常常停顿几秒，抬头望着天花板，吹着几不可闻的不成调子的口哨，思索着最确切的字眼，但我们总是认真地倾听他所说的每一个字句。听他讲课令我受益良多，但我更喜欢跟他私下交流。
当时心理学有两大主导学派：行为主义学派和精神分析学派。马斯洛持有革命性的观点，认为这两种研究方式都没能揭示出人性本质或是人类发展的可能性。他尤其鄙视行为主义学者，觉得在实验室人为控制的环境中研究老鼠和鸽子的人根本提不出关键性的问题，更别说回答了。他同样反对精神分析学家对人性进行过于阴暗的描述。该学派主要研究神经衰弱、心理防御机制、生存焦虑和潜意识冲突。
马斯洛提出，心理学应该发展出第三种学派来取代这两种主流研究视角，新的学派应从人文主义和哲学视角研究人的本性和动机。他主张心理学家观察和访问健康而成熟的人，了解他们的情感和思维活动，研究他们如何应对人生的挑战，比如他们是如何面对逆境和贫困的。
马斯洛还将人的需求进行了层级划分，最低层级是对食物、水和安全的需求，最高层级是光辉灿烂的超越动机，即自我实现。马斯洛认为自我实现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因此他希望心理学家研究如何更好地达到自我实现的目标。
“自我实现”的概念立刻在我心中激起共鸣，其中蕴含的“超越”理念正与我的人生理想，以及我对自己人生经历的理解相契合。但这一概念仍然比较模糊，马斯洛在著述中以及跟我的谈话中不断改变自我实现的定义。我想那时我就算是一位菜鸟级科学家了，因为我一直设法让他将此概念明确地表述出来。
有一次我问他，“终极目标”的说法是否意味着人们是在有意识地渴望自我实现。他哼哼哈哈地吹着口哨（完全不成调），仰望了一会儿天花板，然后答道：“我觉得‘渴望’这个词说得太重了。自我实现并不是一个人刻意追求的目标。当需求层级中的其他需求得到满足后，自然就会有自我实现的需求。通往自我实现的旅途是没有尽头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终极目标，如果有，那一定是圣人。”
“这么说肯定不包括我！”我说道。马斯洛大笑着说：“也不包括我！”
在一次研讨会上，马斯洛列举了人们在自我实现过程中的主要特征，包括：自然地表露自己的情绪和思想，笑看人生的困境与烦恼，乐于解决问题，有开放的心态和无私的爱心，不持偏见，敢于自嘲，有坚定的主见，能无视反对意见坚持走自己的路。马斯洛对这类人的描述很像他对自己的评价，我们几个学生还为此嘲笑他。他坚持说这些个人特质的总结来自于实证研究。
自我实现
当人们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和自尊被满足后，就会追求更高层次的心理需求，是人们充分发挥潜力的动力。
当然，他的“实证”概念不甚严谨。马斯洛说他观察和访谈了好几百人，并分析了爱因斯坦、埃莉诺·罗斯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和简·亚当斯等名人的生平资料。我同意他列举的这些名人都是追求自我实现的人，但几年后我就发现他的推论有致命的弱点：这是循环论证。我们如何知道爱因斯坦等人是追求自我实现的人？因为他们具备自我实现之人的特质。那么自我实现之人的特质又是什么？就是爱因斯坦等人身上所显现的特质。
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马斯洛算不上一位科学家。科学家所阐释的理论能够被证实或证伪，而马斯洛的理论表述得不够明确，没法验证。当我追问他有关偏见的问题时，他只回答说他确信偏见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因此偏见可以被纠正，良好的环境可以教化出同情心和利他主义。但他始终没有给出具体的方法。
虽然马斯洛的答案令我有些失望，但这份失望也令我有所收获。我希望他能回答我所有的疑问，希望他是我未曾拥有的完美父亲，不过他显然没法做到。“别纠结了，”我安慰自己，“他已给了你很多。”马斯洛是我的第一位导师、我亲密接触的第一位长者、第一位对我的生活和学业都很上心的人。一次课堂口头报告后，他特地把我拉到一边，先赞扬我的表现，随即对我嘲讽尖酸的表述风格提出异议：“你的利刃上没有毒，但却让人退避三舍。”虽然他对我的关注让我受宠若惊，但讽刺式言语风格是我展示阳刚之气的方式，因此我还不打算改变。大多数时候我觉得自己依然很腼腆，犀利的说话风格可以稍加掩盖这个缺点。
马斯洛还给我注入了充满生机而影响深远的人文主义观，他四处宣讲他的观点，这是他人生快乐的源泉。他的很多教诲都让我受益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对人类发展的乐观态度，他相信人们拥有成长、学习和改善自我的潜力，社会也可以变得更健康。这种乐观主义已融入我的血液。受马斯洛的影响，我决定运用心理学的智慧和知识去改善人类的境况。虽然当时这只是一个模糊的想法，但却是马斯洛送给我的一份厚礼。
女神薇拉
不过此时此刻，马斯洛送给我的最好的一份礼物还没出现。大四那年他雇用我和另一名学生当他的助理，给他打杂。对方是一名出众的女生，名叫薇拉·瑞宾柯。她是马斯洛的得意门生，马斯洛将她视为已经沿着自我实现道路走了很远的人。而且马斯洛正在当红娘。当时有两名心理学系一年级研究生正热情地追求薇拉，但马斯洛觉得两人跟薇拉都不般配，认为也许我能赶走他们。
薇拉在匈牙利长大，是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17岁时移民美国。她聪慧美丽，周身闪耀着一种静谧的气质。在布兰迪斯大学的前三年，我只能在远处默默地欣赏她，两人并不相识。薇拉的学识素养远胜于我，她和她的朋友都具有学者风范，似乎和我的社交圈没有什么交集。
我一直以为我和薇拉通往布兰迪斯的求学之路没有太大差别。几个月后，薇拉向我讲述了她的故事。薇拉生于1930年，有个幸福的童年。她家在布达佩斯市中心，经常去近在咫尺的歌剧院观看演出。然而到了40年代，匈牙利本土纳粹组织箭十字党与极权政府合谋屠杀了一批犹太人，并将其他犹太人驱逐出境。薇拉的哥哥乔治被抓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薇拉死里逃生。最后苏联军队终于打败德军，将德国人赶出了匈牙利。1947年薇拉来到美国，被巴尔的摩的一个家庭收养。因为听不懂英语，进高中的前几周她一直哭哭啼啼。但她学东西很快，三年后便以班级第五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获得布兰迪斯大学提供的连续四年的奖学金。
后来我发现，过去的悲惨经历留下的心理阴影，令很多纳粹大屠杀的幸存者在多年后依然深陷愤世、狂躁和悲痛的情绪中无法自拔，这些情绪的发泄对象包括纳粹分子、普通德国民众，甚至整个人类。但包括薇拉在内的一些人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他们决定捕捉生活赋予的每一份美好。
我们一起散步时，薇拉常常停下来看孩子们玩耍。在我眼里那不过是一群小孩子，但薇拉总能引导我发现这幅画面中的美妙与神奇。薇拉的眼中仿佛没有平凡的事物，甚至每一次日落都是一份礼物。她还培养了我对高雅艺术的欣赏品位，教我欣赏舒伯特的三重奏、莫扎特的歌剧和梵·高的绘画作品。对我这样的年轻人来说，这无疑是启蒙课程，在毫无艺术气息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严重缺乏审美情趣。不久，多年前提醒我离开芭芭拉的直觉，如今召唤我向薇拉靠近。那个小小的声音在说，有过世间最惨痛的经历后，她依然能在身边的点滴小事中感受快乐和美好，如果能和这样的女人共度一生，该有多么美好啊！
与芭芭拉以及其他几位我交往过的女孩不同，薇拉是个直性子。她在恋爱中从不受限于普通的游戏规则，而是想什么就说什么。她如果说“不”，决不是在掩耳盗铃，不会表示“无论一小时、一个星期还是一个月时间，只要我假装不知道的事情，你就得认为我真的不知道”。而当她说“是”，就真的表示她十分清楚如此回答的原因，以及这对她、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爱上了她，她也不可思议地爱上了我。
10年后我才得知，不仅马斯洛在“谁将掳获薇拉芳心”的打赌中押我赢，其他心理学教授也是。我跟薇拉第一次约会时，里卡多·莫兰特还只是新来的助理教授。他后来告诉我，每一次心理学教授们开会时，都会讨论谁会赢得薇拉的芳心。莫兰特还笑嘻嘻地提醒我，薇拉在他的实验心理学课上拿了a，而我只拿了b+。
我和薇拉打算结婚，但我们面前还存在一道障碍。我早已下定决心，没有明确人生目标之前绝不结婚。毕业的日子越来越近，我越发感觉前途一片迷茫。马斯洛一直想让我从事跟临床心理学相关的职业。我听从他的建议申请了几个研究生专业，被顺利录取了。
为了积累临床经验，也为了维持生计，每逢暑假和周末我都在布莱顿的圣伊丽莎白医院精神病房当护理人员。其中一项工作是协助医生为病人实施电休克疗法。我得按住病人的肩膀和臀部，以免治疗中病人的身体因抽搐而移位。慢慢地，我与几位病人建立了友谊，他们病愈出院时我由衷地为他们开心。令人沮丧的是，几个月后他们又回来了。我发现那时的治疗手段，比如精神分析、电击疗法和大剂量镇静药，最多只能暂时缓解病情，对重度抑郁症和精神分裂这类严重的精神疾病几乎没什么疗效。医院如同一扇旋转门，重复着不变的步骤：病人入院—接受治疗—病情好转—出院回家—再次复发—再度入院。在医院的所见所闻动摇了我想成为优秀临床心理学家的理想。由于没找到其他中意的专业，我放弃了去那几所学校读研究生的机会。
我始终坚持认为，每个人都需要依次明白两件事情：第一，我将何去何从？第二，我将与谁同行？那时正值大四的春季学期，一个月后就要毕业了，我已经知道我将与谁同行，却不知道何去何从。
幸运之神意外降临。距离毕业只剩三周时，马斯洛突然收到卫斯理大学心理学系主任戴维·麦克莱兰的一封来信。为了给本科课程配备助教，麦克莱兰开设了一个小规模硕士专业，但当年居然没人申请这个专业。焦急万分的麦克莱兰写信给马斯洛，问他那里是否有聪明好学、目前又尚无深造计划的心理学专业学生。马斯洛把这封信钉在他办公室外的公告栏上，立刻被薇拉注意到了。她一反平日的淑女风范，一把从公告栏上撕下信飞奔着找到我，把信递给我说：“亚伯拉罕就是想让你去！这个研究生名额简直就是为你而设的！”我想了想回答道：“也许真是这样。我不想当心理咨询师了，如果去卫斯理，我也许能学到如何成为一位优秀的大学老师。”
我立刻给麦克莱兰打电话。几天后我和薇拉借了一辆车开到卫斯理，和他谈了一个下午。我们相谈甚欢，他不仅当场给了我一个兼职的助教职位，还答应让薇拉在他的实验室里专职做研究。我们顿时有了经济保障，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们结婚了——除了弗雷德舅舅。
母亲虽然喜欢薇拉，但她更看重长期的经济保障。薇拉不像芭芭拉那样有良好的家庭背景，因此母亲对这桩婚姻有些担心。她向姨妈们吐露了心事，于是范戈尔德家族决定再次召开家庭会议。会议仍由弗雷德舅舅主持，他综合了大家的意见后对我说：“我认为你犯了大错。出生背景相同的男女结婚，彼此都很辛苦。而且薇拉出生在国外，她是匈牙利人！谁知道她父母是什么人呀？而且他们都不住在美国。她没钱，也不可能继承任何遗产，你也一样。”
自从我离开家去念大学并有了不错的发展后，就不常跟舅舅和姨妈们碰面了。弗雷德舅舅的潜台词是，在他们眼里我依然是那个无能的小男孩，永远不会变成神奇小队长。
弗雷德舅舅再次给了我错误的建议，娶薇拉是我做过的最正确的决定。但如果麦克莱兰的信没有及时到来，我猜自己可能会去当兵，一边打发日子，一边思考自己的未来。没有明确自己的职业方向之前，我不会娶薇拉，至少在那个时候不会，也许我会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职业道路。借用莱奥·齐拉特的故事，我可能会错过成功逃亡的列车。
毕业那年夏天，我和薇拉把俩人微薄的积蓄凑起来买了第一辆车。以前在里维尔一起打棒球的一位发小如今当了汽车修理工。他给我们找了一辆破旧的纳什车，售价仅140美元。他说汽车的内部性能良好，就是变速器坏了。他自告奋勇到附近所有废弃汽车场搜寻，看能否找到一个性能良好的变速器。几天后他赶过来，举着一个油乎乎的东西大喊道：“找到了！35美元！”随即他熟练地帮我们安装好。从那以后，薇拉就把那个变速器称做她的订婚戒指。
婚礼十分愉快，但没有按照常规仪式举办。按范戈尔德家族的标准来衡量，这是一场很糟糕的结婚仪式。他们喜欢奢华的结婚典礼，男式晚礼服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女式晚礼服、众多女傧相、6道菜的宴席和5人乐队，一样都不能少，即使新娘父母没有能力支付宴席和乐队费用也要勉力为之。平心而论，范戈尔德家族对结婚仪式的看法在当时相当普遍，但我和薇拉选择一切从简。我们并不是故意跟家里作对，也不是故意逆潮流而行，只是坚持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完全摒弃了奢侈的念头。我们只想结为夫妻，仪式和婚宴并不重要。最后双方各让一步，我们在母亲家客厅举办了一场招待会。舅舅、姨妈和朋友们齐聚一堂，喝点杂牌酒，吃点熏鲑鱼、面包圈和海绵蛋糕。亲戚们早早地就离开了，朋友们却待了很长时间。
但最重要的还是结婚典礼，庄重的典礼中竟意外出现了诙谐的小插曲。外公本·范戈尔德坚持结婚典礼要由正统的犹太拉比主持。这虽不是我们的首选，但我们也不想跟家里人把关系弄得太僵，因此欣然接受了。外公出于对我们“新式婚礼”的迁就，特意找了一位年轻的拉比。他说：“我想你们不会愿意让一位弯腰驼背、白胡子一直拖到膝盖的老叫花子来主持婚礼。”外公选的教士果然年轻，我们的婚礼是他的处女秀。只见他战战兢兢的，话说得结结巴巴，还不时停下来慌慌张张地把手伸进口袋里掏讲稿。我斜着眼看了一眼贾森，这位伴郎此刻紧咬下唇，脸憋得通红，差点忍不住笑出来。贾森的古怪模样把我逗乐了，结果引发了连锁反应，薇拉忍不住哈哈大笑，握着婚礼遮蓬杆的朋友们也跟着笑起来，遮蓬被弄得东倒西歪，只有弗雷德舅舅一直保持着严肃的表情。
秋季学期即将开学，我和薇拉没时间度蜜月，结婚第三天就赶往卫斯理大学。我们驾驶着那辆纳什老爷车，从里维尔一路开到米德尔敦。老爷车虽然卖相不佳，却把我们顺利带到了目的地。棒球队的发小没说大话，在米德尔敦的日子里，它一直出色地为我们效劳。
约琴夫·麦卡锡（josephmccarthy）：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极端狂热的反共产主义者。——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