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实现的渴望
一天下午，我陪一位迷人的女孩上课，无意中走进了亚伯拉罕·马斯洛的课堂，他正在讨论种族偏见的心理学特征。我听后震惊万分，他提出的问题正是10年前就困扰我的那些难题，此刻我才知道原来有一门学科能解答这些疑问。我着迷了，放开身边女孩的手，开始记笔记。那一刻，我失去了女孩，却找到了天堂。
在我面临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次抉择时，弗雷德舅舅都给了我错误的建议。父亲去世时我即将念高三。当时专门召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与会者不是阿伦森家族的成员，而是彼此走动频繁的范戈尔德家族。阿伦森家族从不会特意为某位亲戚召开家庭会议，也不会对别人的事指手划脚，范戈尔德家族则热衷于此。
学习的意义
舅舅和姨妈们全都聚集在我家客厅，商讨多萝西和孩子们何去何从的问题。范戈尔德家族几乎无人缺席，母亲、贾森和12岁大的葆拉也参加了。弗雷德舅舅主持了这次家庭会议。他是牙科医生，兄弟里数他最年长也最富有，因此他自诩为家庭首脑，主宰着会议进程。弗雷德舅舅提议在布兰迪斯大学念大二的贾森继续求学，而我高中毕业后就去找工作，供养妈妈和妹妹，并资助贾森完成大学学业。
弗雷德舅舅的观点听上去合情合理，然而贾森一下子就捕捉到了问题的核心——钱。贾森听出了弦外之音：弗雷德舅舅不愿接济我们家。他也许愿意给我们提供一年的经济资助，直到我找到工作为止，然后就会离我们远远的。于是贾森喊道：“胡说八道！阿伦森要上大学，我们都可以半工半读，不会花你们一分钱。”
“你母亲和妹妹怎么办？”弗雷德舅舅问。
“妈妈会去工作。”贾森答道。母亲结婚前做过速记员，但她有二十多年没工作了。
母亲将一切看在眼里，但一言未发。我想她既不愿冒犯弟弟，也不愿得罪长子，可能有点惧怕他们俩。弗雷德舅舅对贾森的计划表示怀疑，并且对他的反抗态度大为恼火，他已经习惯了当家作主。
大家都在七嘴八舌地争论我的出路，贾森的态度却异常坚决。大学为他开启了一片充满机遇的天地，他希望我也能走进那片天地。他担心我如果高中毕业就直接去工作，就再也不会重返校园了。最后家庭会议不欢而散。待舅舅和姨妈们离开，贾森对母亲说：“妈妈，你肯定行的。”母亲果然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没过几个月就找到了心仪的工作，在波士顿特里蒙特街上的钱德勒高档百货公司卖服装。
贾森不但要赢得弗雷德舅舅的信任，还得说服我继续求学。我讨厌高中生活，学校老师几乎个个无精打采，讲课乏味，历史老师甚至经常醉醺醺地来上课。老师们并未对我寄予厚望，我也无意责怪他们。我学习不怎么用功，成绩大多是b和c。为了给我打气，贾森特地跟我深谈了一次，鼓励我在毕业班好好努力，争取考上一所好大学。我打心眼里觉得自己是扶不起的阿斗，天生就不聪明，而且即便考上了也没钱去读。我可不打算向弗雷德舅舅伸手借钱。贾森试图说服我像他一样申请奖学金。“我又没你那么聪明！”我立马反驳。
贾森伸出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肩膀，说道：“笨蛋，你真想过那种推着婴儿车，沿着雪莉大街闲逛的日子吗？”
那真是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画面。那些年，我俩目睹了许多早早地就跟高中女友结婚的小伙子，才20出头便身为人父，推着婴儿车在镇上的一条主干道上闲逛，干着没啥前途的低贱工作。看着他们，我感到既悲哀又恐惧。
就是因为怕沦落到那种境地，我才开始发愤学习。第一学期结束时，我的成绩有了一点提高，但最大的惊喜是sat考试，我考出了一个极高的分数，别说老师，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于是我申请了几所波士顿地区的大学，被波士顿大学、东北大学和布兰迪斯大学录取。布兰迪斯大学成立仅两年，却已步入全国一流大学之列。但贾森也在布兰迪斯就读，这让我有了一丝迟疑——我得再一次以弟弟的身份，追随成绩斐然的贾森。他是学校的优等生，已当选为第一届学生会主席，即将成为学校第一本年鉴的编辑，同时还担任校园时事讽刺剧《嗨，查理》（hicharlie）的总导演。
不过我最终还是决定去布兰迪斯大学，因为该校免去了我一年的学费，并给我提供了一份兼职工作，薪水足以支付大部分房租和伙食费。每周我要在校园快餐店工作五个晚上，做奶昔，烤汉堡。
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没有回木板道游戏场，而是找了一份挣钱更多的工作，在马萨诸塞州联邦高速公路工地干活。暑假期间我思考了很多，觉得自己是时候做些改变了。在海滨木板道上担任话筒男的经历令我明白，新环境能够为我提供一个重塑自我的良机。高中三年我从没参加过校园舞会，也没有一次约会经历。因为我太害羞，不好意思约女孩子出来。同学们都认为我很腼腆，这一评价影响了我的自我概念，自我概念又反过来束缚了我的行为。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现象叫做“自我实现预言”。上大学可以将过去一笔勾销，我可以在新环境里按自己的意愿重塑自我。我想如果自己待人接物时落落大方，新朋友们就会认为我很开朗。
1950年秋季到布兰迪斯大学读书后，我立马行动起来，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要多与外界接触。我结交了一些密友，他们大多个性强硬、言辞犀利、聪明绝顶，擅长冷嘲热讽。从一开始我就认识到，要想与他们并驾齐驱，我就得学会反击。过去我很脆弱，现在为了保护自己，我给自己打造了一个坚硬的外壳。我也开始和女孩约会，几个月之后我发现自己颇有女人缘。我有了固定的女友芭芭拉，是个人缘极好的漂亮女孩。慢慢地，我不再认为自己是笨头笨脑的小男孩了。芭芭拉告诉我，她的朋友们称我们是校园里最迷人的一对。
每晚我在快餐店从7点工作到10点，而女生宿舍11点就要关门。芭芭拉会在快餐店快关门的时候来找我，俩人就能在一起待上一小时。那时候没地方亲热，更别说做爱了。我们不能去宿舍，因为女生宿舍禁止男生进入。当然也不能去旅馆，即便付得起房费，也得结了婚才行。旅馆前台总用怀疑的眼神打量没带婚戒又神情紧张的年轻情侣。因此我和芭芭拉只能在汽车后座或者昏暗无人的投币洗衣房里亲热。
第一个月我们只是接吻和抚摸，经常达到高潮，但并没有进一步的动作。直到一天晚上在朋友的汽车后座上，我才完全进入她的身体。这是我的第一次，难言的快感传遍全身，心中对芭芭拉充满了感激。
自我实现预言
最初持有的某种错误的期望引发某些行为，最终使期望变成现实的现象。例如人们相信某银行即将倒闭，纷纷排队提款，于是他们错误的直觉便创造出银行倒闭的事实。
几分钟后芭芭拉问我：“你进去了吗？”
“你不知道？”我反问。
“不知道！我当然不知道！你真的进去了？那就糟了！”
“我以为你愿意。”
“我不愿意。我是处女——以前是。”她开始哭泣。
“天哪，芭芭拉，实在抱歉。”
我心中的兴奋和感激之情骤然退去，代之以罪恶感、悔恨和迷惑。她怎么会不知道？我像往常一样开车将芭芭拉送回宿舍，跟她吻别，脑子里却想着刚才发生的一切。我的确没经验，但也没那么幼稚。芭芭拉当然知道，她肯定知道。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正在表演一出情爱剧，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她假装不知道我进入她的身体，我也假装不知道她在装腔作势。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时不时这般“不小心地”做了爱。不过后来俩人都心照不宣地卸下了伪装。
一天晚上我和芭芭拉分开后回到宿舍时已过了11点，一打开门，发现贾森正在屋里等我。
“又跟芭芭拉在一起？”他问，“你这样哪有时间学习？你该把空余时间用于学业，而不是跟芭芭拉鬼混。考不及格你会被退学的。”
“怎么回事？”我说，“我是跟老爸待在一间宿舍吗？别烦我了。”
“我不是你老爸，我是你哥哥。我希望你能在这所大学里有更多的收获。”
“我已经收获良多。”
“好吧，随你的便，”贾森一边往门外走一边扔给我一盒避孕套，“你还是小心为妙。”
贾森指责我学习习惯不好是有道理的，不过这与芭芭拉无关。进入布兰迪斯大学不久，我就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如何学习，连笔记都不会做。我坐在教室里边听课边鬼画符般地记录，期中考试前翻出笔记，连自己都看不懂。
那次考试考砸了，我也吸取了教训。以后每节课后我都会找一个小角落，有时就在教室外面的楼梯间，把课上做的潦草笔记通读一遍，认真写出一两页概要。这些概要就是课程的核心内容，还能反映出教授所讲知识点的范围和框架，以及讲课内容与阅读材料的联系所在。掌握提炼知识精华的技巧要走很长的路，而我已迈出了第一步。通过对课堂笔记进行浓缩，我把握到了教授的思维过程和思考方向。我发现自己正学着去热爱学习，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批判性地思考并质疑未经证实的论断。平生第一次，我理解了学生的职责，第一学年下学期就拿了全a。
政治觉醒
我在布兰迪斯大学还经历了强烈的政治觉醒，事实上，正式上课前我的政治觉悟就被唤醒了。新生报到周的某天晚上，我与指导我们的学长斯蒂夫在宿舍休息厅有过一次长谈，话题是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讨论很快就变得热烈起来。在里维尔，我认识的每一个人，包括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麦卡锡是一位英雄。我上高三那年，他到处演说，从共和党妇女团体讲到参议院，宣称共产党员已经混入国务院并位居要职。他总是郑重其事地举起一页纸，宣布道：“我手上就有一份国务院里的共产党员名单！”对于国务院居然允许这些危险分子参与制定外交政策，他表示出极大的愤慨。
高中老师们也在说共产党员已经混进国务院的事，我感到十分焦虑，同时非常崇拜麦卡锡。我一直认为苏联是邪恶和残暴的化身，因此也觉得美国共产党员都是潜伏的间谍，理应被揪出来接受惩罚，而麦卡锡正是这么做的。我身边其他人都这么想，历史老师还曾援引前美国大使约瑟夫·肯尼迪（josephkennedy）的评价，称麦卡锡既是战斗英雄，又是和平英雄。在里维尔，我和父母、朋友只看赫斯特集团（hearst）旗下的小报《波士顿每日纪事报》（ibostondailyrecord/i）。该报大肆渲染共产党员的恐怖行径，称赞麦卡锡是民主的救世主。结论显而易见：我们若想自保，就得铲除共产党员。正好麦卡锡手上有这些人的名单，问题解决了。
然而在布兰迪斯大学，我发现自己仿佛置身于一个摆满镜子的大厅。令我震惊的是，斯蒂夫和宿舍里大多数新生居然认为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他们认定麦卡锡的声明是轻率而不负责任的，实际上他本人对民主的危害远大于国务院里任何人。大家指出，麦卡锡手上黑名单所列的共产党员人数根本不可信。他一会儿说国务院里有205名正式的共产党员，一会儿又说有87人抑或79人。而在参议院，麦卡锡则说有57人。
“请注意，”斯蒂夫向我喊道，“他其实从未说出任何一个黑名单上的名字！”我强词夺理地争辩道：“即使提一个人的名字也显得多余。”斯蒂夫反驳道：“泰丁斯委员会（tydingscommittee）已认定，麦卡锡手上所谓的黑名单就是一场骗局，国务院里根本没有间谍。”
我听得目瞪口呆。头一回，我自认为绝对正确的观念受到猛烈冲击，还遭到嘲笑。这个泰丁斯委员会到底是什么来头？怎么会有人认为麦卡锡是危险分子？他不是爱国主义者吗？说不定斯蒂夫和其他一些同学本身就是共产党员。但我很快意识到，这种争论不仅仅是看法和喜好的问题，比如你是否对某部电影情有独钟，或者你认为乔·迪马乔和泰德·威廉斯哪一位是更出色的全能型棒球选手。我们争论的是冰冷的事实，关乎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麦卡锡手上是否有一份共产党员黑名单。我突然明白了，得靠自己设法求证。无论是里维尔高中老师和同学的观点，还是布兰迪斯大学思想活跃的同学的主张，我都不能不加鉴别地接受。
和斯蒂夫争论时，他大声地向我提了一个建议：“你为什么不去读读《纽约时报》？别再看他妈的《每日纪事报》了。”这条建议本身令我汗颜，因为它暗示出我有多幼稚。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我要读《纽约时报》？我是波士顿人，又不是纽约人。”但私下里我决定听从他的建议。第二天我就去图书馆翻阅《纽约时报》上有关麦卡锡的报道。读罢我不得不承认斯蒂夫是对的，《波士顿每日纪事报》失实之处颇多。
之后的几个月我了解到，泰丁斯委员会是参议院下属的一个小组委员会，负责对麦卡锡的指控进行调查，最终结论是国务院里根本没有共产党员，而且国务院一直都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不久，我这个大学新生的天真心灵遭受了更大的冲击：泰丁斯的报告提交到整个参议院，大家开始讨论是否接受调查结论，投票结果居然与党派的划分完全一致。也许这只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就像红袜队的粉丝偏爱泰德·威廉斯，扬基队的粉丝偏爱乔·迪马乔一样，共和党参议员一致接受麦卡锡对国务院的指控，民主党参议员则一致否认。
哇，我想这就是大学，能学有所获的地方并不限于课堂。这件事给我的启迪是：事实可以被意识形态歪曲，在里维尔形成的盲目的爱国主义，令我们对一些领导人的非道德行为视而不见。我发誓从此以后要以开放的心态亲自了解事实真相。过去我一直视苏联为民主制度的严重威胁，如今才头一回得知，出于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等目的，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加入了共产党，而我却如此轻率地把他们通通划为间谍或卖国贼。
大学里的第一个月，我异常矛盾。一方面，我希望自己的国家安全，可整个20世纪50年代核武器战争的威胁都显而易见。另一方面，我开始明白公民自由的重要性。高中老师在历史课和公民学课上讲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但如果这个伟大的国家剥夺了守法公民的言论自由、保留自己政治观点以及工作不被干涉的权利，那这些对祖国的赞美都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观点对1965年以后成年的人来说很容易接受，但在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还不到5年的1950年，人们对“爱国”这个词的理解和战时仍然没什么差别。我对麦卡锡的计谋了解得越多，越觉得他如同一个无法无天的校园小混混，粗暴地践踏着人民的名誉。他的调查是一种蓄意盘查，目的就是恐吓和羞辱那些受害者。
1951年夏天我回到里维尔，空闲时跟棒球队的一些发小在鲍勃杂货店闲逛。我们主要讨论足球和性，当谈到共产主义话题时，我立马说出自己对麦卡锡和他的猎巫运动的反对意见。说话间，我的眼角瞟到比利·麦克唐纳正向阿尔·罗斯使眼色，就问：“怎么啦？”
比利大笑着说：“大学里教的吧？”我忙争辩说：“任何在报纸上关注这个话题的人都会知道……”讲到这里，我稍作停顿，话锋一转：“是的，你说的没错。”我意识到比利说对了一半。这些观点不是大学课堂教给我的，但我确实是在大学里学到的。如果还待在里维尔，我对麦卡锡的看法肯定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