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成功地击出了第二记、第三记……
我从他的表情和手势中看到了轻松和宽慰。他还是不认为自己会赢，但他确实认为自己能够奉献一出不错的演出，而那就足够了。他赢得了抢七局，进而赢得了第三盘。现在我愤怒了，我有很多事情要做，都比站在这里和你再耗上一个小时有意思也有意义得多。就凭这一点，我也要使你跑得腿抽筋。
但是马里塞却不再任我摆布了。一盘，就一盘已经完全改变了他的态度，重建了他的自信。他不再感到畏惧，只想奉上一出精彩的演出，他也确实做到了，因此现在他正在用“庄家的钱”打着比赛。在第四盘中，我们的角色互换了，他控制了节奏。他赢得了这一盘，并将大比分追平。
但是在第五盘中，他的体力已经透支了，而我则刚刚开始动用存在吉尔银行里的长期存款。决胜盘的争夺并不激烈。他微笑着走到网前，向我表达了深深的敬意。我已经老了，而他使我变得更老了，但他知道我使他“运转起来”了，我迫使他激发了自身的潜力并对自身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更衣室里，库里埃找到了我，然后朝我肩膀猛击了一拳。
他说：“你预言了事情的结果。你说你会享受到乐趣——你比赛时似乎确实很享受啊。”
有趣。如果我当时真的很享受，那么现在我为什么会有一种刚刚被卡车撞过的感觉？
我真想在热水浴缸里泡上一个月，但下一场比赛已近在咫尺，而我的对手打球时又超级疯狂——他就是布莱克。我们上一次在华盛顿对决的时候，他通过表现出并维持进攻性而彻底击败了我。每个人都说从那一天开始，他的水平一直在稳步提升。
我仅有的希望就是他这次表现得不要再那么富有进攻性，更何况现在天又凉爽了。在凉爽的天气里，纽约的球场球速会变得稍慢，而这对于像布莱克这样一个跑动迅速的选手来说是有利的。在慢速球场上，布莱克可以救回任何来球，而你却不能，这样他就给你施加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你觉得你需要做一些你通常情况下不会做的事情，而一旦你做了，一切就都变得乱糟糟的了。
自从我们踏上球场的那一刻起，我最恐怖的噩梦就变成了现实。布莱克成为十足的“进攻先生”，他站在底线之内静候我的二发，正反手都可以大力回击，这使我从比赛开始的第一分钟就有一种压迫感。第一盘，我以3:6大败。第二盘，我受到了相同的礼遇，仍然以3:6大败于他。
在第三盘一开始，这场比赛呈现出了与马里塞进行的那场比赛的幻影，只不过这次我是马里塞。我战胜不了这个家伙，我知道我战胜不了，因此我不妨也尽力奉上一出不错的表演。在我将输赢置之度外后，我打得立即就好了起来。我不再用脑去思考，而是开始用心去感觉。我击球的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的决定出于我的本能而不是逻辑。我看到布莱克退后了一步，内心的起伏变化表露无遗——“怎么了？”在之前的七个回合中，他把我打得头破血流，而在第八个回合的末尾，我打出了刁钻的一拳，恰好在铃声响起时撼动了他。现在他走到场地角落处，无法相信他那一瘸一拐的、意志消沉的对手竟然还有生命力。
布莱克在纽约拥有大量拥趸，今晚他们全都在这里。已经不再赞助我的耐克向布莱克的支持者们分发了t恤，并且鼓动他们为布莱克加油喝彩。在第三盘中，当我的比分超过布莱克时，他们不再喝彩了。在我赢得这盘之后，他们陷入了沉默。
整个第四盘，布莱克都惶恐不安，不再富有进攻性。我能看出来他在思考，我几乎能听到他内心的声音：该死，我怎么什么都做不对。
我赢得了第四盘。
现在布莱克体会到我不思考的益处了，他决定自己也试试。随着第五盘的逐渐展开，他关掉了自己的脑袋。在将近3个小时的战斗后，我们终于平起平坐了。我们全都激情澎湃，而他的激情略胜于我。在第10局中，他拿到了一个发球取胜局。
这时，他又开始思考了——擅长逆向思维的大脑。他打得太急了，我则出色地完成了三次接发球，破了他的发球局。此时，观众们改变了主意，他们有节奏地喊道：安——德烈，安——德烈！
然后我保住了我的发球局。
在换边期间，整个体育场呼声雷动，你仿佛置身于摇滚音乐会的现场。我的耳朵嗡嗡作响，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声音太大了，我不得不用毛巾把头包了起来。
他也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我们将通过抢七决胜。
我曾听老将们说过，第五盘比赛完全无关网球。确实如此，第五盘只与情绪和身体状况有关。渐渐地，我抽离了我的身体。很高兴认识你，身体。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有过好几次“抽离身体”的经历，但这次是健康的。我信任我的球技，于是我暂时退避一旁。我把自己从这个等式中去除。我以6:5领先，并获得了赛点。我稳妥地发出了球，他回球到我的正手位。我向他的反手位回了一记高质量的球，他立即朝那记球移动，我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如果他追着我这一记球跑，那就意味着他很紧张，他的思路不清晰，他置自己于不当的位置，让球“打”他。他放弃了击出自己所能击出的最漂亮的球的机会。于是我知道事情会朝两个方向发展：他由于被我的球束缚了手脚，因而只能进行无力的回击，或者他将不得已出现失误。
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非常确定球会落到这里，我看了看球注定会落在的那一点。布莱克一转身，飞身跃起将球击出，它落到了离我预计的落点10英尺外的地方。直接得分。
我错得太离谱了。
我做了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走回去，为争夺下一分做准备。
在抢七局打到小分6:6平的时候，我们打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回合，反手对反手，我陷入了极度紧张的状态。在一次十个回合的反手对打中，你知道你们中的一个人会在任何时刻突然变线，而你总是指望着你的对手会这样做。我等待着，等待着。但又一个回合过去了，布莱克还是没有变线，于是重担落到了我身上。我向前一步，做出仿佛要大力抽球的样子，但我却用反手吊了一记小球。我把所有的赌注都压上了。
在比赛中会有很多时刻，当你只是想挥拍击出一记稳妥的球时，热血沸腾的你却击出了一记大力球。这通常会发生在布莱克身上，不过此时不是因为他的挥拍，而是因为他的速度。他跑得比他自己想象的要快。他觉得情势非常紧迫，于是会全速向球的方向冲去，并到得要比自己预料的早。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在全速扑向我那一记反手球时，他握拍的方式使他不得不去“挖”球。但多亏了他的飞毛腿，他提前到达了那里，所以不必“挖”球了，这也意味着，由于球在他的上方，他选择了错误的握拍方式。他本该大力扣杀，但相反，由于他当时的握拍方式，他不得不把球挥击出去。然后他坚守在网前，我奉还了一记反手直线球。球从他身边飞过。
现在他以6:7落后，并握有发球权。我再度获得了赛点。他一发失误。我有一毫微秒的时间判断他的二发将如何发出，积极进攻还是求稳？我最后认定他会因求稳而犯错，他会把球“滚”到我的反手位。那么我该表现出多强的进攻性？我该站在场地的哪个位置呢？我应该做出一个孤注一掷的决定吗？即站在一个如果我猜对了便可以大力挥拍击球，而如果猜错了便连球都无法碰到的位置吗？或者我应该选择一个折中方案，站在接发球区的中部，这样无论他发出什么样的球，我基本上都能击出一记不错的回球，但显然无法一击致命？
如果在这场比赛中有所谓的最后决定，如果在今晚的10万个决定中有这样一个最后决定，我希望这个决定是由我做出的。我选择了孤注一掷。正如我预料的那样，他把球发到了我的反手位。像一个肥皂泡一样，球正悬在我认为它会悬在的位置。我感觉我身体上所有的毛发都立了起来。我感觉到观众们站了起来。我喃喃自语：“高质量地挥拍、利落地击出、利落地击出、利落地击出，他妈的。”在球离开我的球拍后，当它在空中飞行时，我追踪着它的每一寸轨迹，我看到球的影子和球合二为一了。当它们缓慢地成为一体，我大声地说：“球，求你，求你，找到一个洞。”
它确实找到了。
当布莱克和我在网前拥抱时，我们知道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件特殊的事情，但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因为我比他多打过800场比赛。而这场比赛又是那么与众不同。在比赛中，我从来没有如此理智地审时度势，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需要理智地审时度势，我为“获胜”这一最终产品感到某种理智的自豪。我想署名于上。
在新闻发布会之后，在他们剪断了我脚上的绷带之后，吉尔、佩里、达伦、菲利还有我去了p.j.的克拉克餐厅吃饭并喝酒庆祝。我回到酒店时已经是凌晨4点了，施特芬妮在睡觉。当我进来时，她从床上坐了起来，并微笑地看着我。
“你太疯狂了。”她说。
我笑而不语。
“那太不可思议了，”她说，“你在那里不断取胜。”
“是的，宝贝，我一次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我躺在床边的地板上，但我睡不着，我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场比赛，我就是停不下来。
我听见她的声音从上面飘了过来，就像天使一般。
“你觉得怎么样？”
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一个夜晚真是酷极了。
在半决赛中，我的对手是一位颇被看好的年轻人罗比·吉内普利，他来自佐治亚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想让我打晚场比赛，于是我去求赛事总监，我对他说：“如果我足够幸运，能打赢这场比赛，我明天还得回到这里。请不要让一个35岁的人比他在决赛中的22岁的对手晚回家。”
他重新安排了我的比赛，从而使我和吉内普利的半决赛先于另一场半决赛进行。
在之前连续两场五盘恶战之后，没有人认为我会击败吉内普利。他跑动迅速，正反手技术都很扎实，竞技状态处于巅峰时期，而且年轻。而在应对吉内普利之前，我知道我首先必须得凿穿一堵墙——疲劳之墙。和布莱克的最后三盘比赛是我打过的最漂亮的比赛，但也是最耗体力的比赛。我命令自己来到球场上对抗吉内普利，大量“制造”肾上腺素，假装自己已经落后了两盘，设法重新找到那种我在对抗布莱克时的无我的状态。
确实见效了。想象自己境况危急，我赢得了第一盘。现在我的目标是为明天的决赛保存体力。我开始采用保守打法，思考着我的下一个对手，当然这使吉内普利得以自由地挥拍并获得了机会。他赢得了第二盘。
我把所有有关决赛的思考和想法统统抛诸脑后，全神贯注地对付吉内利普。在上一盘中，他消耗了大量的体力追平大比分，因此现在他还陶醉其中。我赢得了第三盘。
但是他赢得了第四盘。
我需要带着满腔怒火开始第五盘。我还得承认自己无法赢得每一分，承认自己无法追赶每一记球，承认自己无法猛冲到网前接住每一记吊球和小球，承认自己无法全速行动对抗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他想让我在球场上鏖战一整夜，但我只剩下45分钟的体力了，我的身体只能再正常运转45分钟了。或者也许只有35分钟。
我赢得了这一盘。这不可能，但我确实以35岁的“高龄”进入了美网决赛。达伦、吉尔以及施特芬妮把我抬出了更衣室，然后开始分头行动：达伦抓起我的网球拍，迅速把它们送到了我的穿线师罗曼那里；吉尔把吉尔水递给了我；施特芬妮扶我上了车。我们赶回四季酒店去观看费德勒和休伊特为争取和我这个拉斯维加斯老跛子比赛的资格而进行的战斗。
观看另一场半决赛，这是你在决赛前能做的最为轻松的事情。你对自己说：无论此刻我感觉如何，都比那些家伙的感觉要好。最终费德勒赢了，当然。我靠在沙发上，满脑子想的都是他。我也知道此时身处球场某处的他脑子里想的也都是我。从现在到明天下午这段时间，一切事情我都得做得比他好一点儿，包括睡觉。
但是我有孩子。以前，在比赛的那一天，我常常会睡到11点半，但现在我睡不过7点半。在施特芬妮的努力下，孩子们很安静，但我体内的某种东西知道他们已经醒了，他们想见他们的父亲。而且，他们的父亲更想要见到他们。
在早餐后，我和他们亲吻告别。在和吉尔驾车前往体育场的路上，我很安静。我知道我没有机会，我太老了，而且已经连续打了三场五盘的比赛。说句实在话，我仅有的希望就是它是一场三盘或四盘的比赛。如果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也就是说体能状况不会成为决定性因素，我也许还能有点儿机会。
费德勒如加里·格兰特那般风度翩翩地走到了网球场上，我几乎怀疑他是要戴着领带、穿着宽松便服打这场比赛。他永远都是那么从容自若，而我则一直惊慌失措，甚至我在自己以40:15领先的情况下发球时都是如此。几乎无论处于球场的哪个位置，他都是个危险人物，我根本无处可藏。而我在无处可藏时，表现得就很糟。费德勒赢得了第一盘。我进入了疯狂状态，做了一切可以做的事情以期使他失去平衡。我领先了一个破发局，然后又一次破发成功。我赢得了这一盘。
我暗暗思忖：格兰特先生今天可能有麻烦了。
在第三盘中，我破发成功，并以4:2领先。一阵清风拂过后背，我发出了球，费德勒大力回球，球却碰到了拍框。我现在就要以5:2领先了，有那么一瞬间，他和我都在想某件非凡之事将在这里发生。我们闭上双眼，共享这一刻。然而，在30:0时，我向他的反手位发出了一记上旋高跳球，他挥拍击球，球离开球拍时发出了异样的声音，这种声音使我不禁想起小时候我故意击球失误——用拍框击球时的那种声音。但就是这一记病态的、丑陋的击球失误不知怎的就摇摇晃晃地越过了球网，并落在了我这一侧的场地上。直接得分。他破发成功。我们重新回到了起点。在抢七局中，他进入了一种我无法辨识的状态。他将自己推上了其他球员所不具备的一个挡位。他以7:1取得了胜利。
现在霉运纷纷滚下了山坡，而且无法停止。我的四头肌在尖声抗议，我的后背打烊歇业了，我的决断力也变得很糟糕。我再次意识到网球场上的回旋余地是多么有限，伟大和平庸、幸福和失望以及声名显赫和默默无闻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小。我们的比赛进行得异常激烈，我们也曾势均力敌、胜负难分。现在，由于这一使我惊叹不已的抢七局，我瞬间溃败。
走到网前，我确信自己输给的是一位更为强大的对手，是新一代网球选手中的“珠穆朗玛峰”。我同情那些不得不与他搏斗的年轻选手，我对那个注定要遭遇其生命中的“皮特·桑普拉斯”的又一个“阿加西”深表同情。虽然我没有提起皮特，但当我对记者说“这很简单，大多数人都有弱点，但费德勒没有”时，我脑海里浮现的却是皮特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