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如此困惑，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告诉他们全部实情，没能说清自己的全部动机。我不能，因为我自己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厘清头绪的。我打球并且坚持打球是因为我选择这样做。即使那不是你的理想生活，你也可以选择它。无论你的生活如何，如果你主动选择它，一切便会随之改变。
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谈论着退役这件事：施特芬妮的退役、皮特的退役、我的退役。与此同时，我却无动于衷，只是继续比赛并瞄准下一项大满贯赛事。在辛辛那提，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竟然在半决赛中击败了罗迪克，成功晋级，这也是我自2003年11月以来首次杀入一项atp赛事的决赛。然后我战胜了休伊特，成为自康纳斯以来在atp赛事中夺冠的年纪最大的选手。
一个月之后，即2004年美网公开赛揭幕之际，我对记者说我认为我还有机会在这里取得最终的胜利。他们笑而不语，似乎认为我已经精神错乱了。
施特芬妮和我在纽约城外的韦斯特切斯特租了一座房子。这里比酒店更宽敞一些，而且我们也不用再为要在曼哈顿拥挤的大街上推婴儿车而发愁了。最重要的是，这座房子有一间地下娱乐室，在比赛前夜，我可以睡在这里。在地下室里，当我因背痛而醒来时，我可以从床上移到地板上，同时也不会打扰到施特芬妮。施特芬妮喜欢说：“既然父亲们无法赢得大满贯，那你就去地下室，尽情品味你所需要的单身感觉吧。”
我觉得我的生活正在给她带来负担。我是一个不够专注的丈夫，也是一个力不从心的父亲。在孩子的事情上，她承担起了更重的责任，但是她却从不抱怨。她理解我。她每天的任务、每天的激情所在就是为我营造一种可以使我只思考网球的氛围，她记得这些对于她的比赛曾是多么关键。例如，当我们开车到体育场时，施特芬妮确切地知道用车里的音响设备播放埃尔莫的哪首歌会使杰登和杰姬安静，从而可以使达伦和我讨论比赛战术。而且，在饮食方面，她和吉尔持有相同的主张：她从不会忘记何时吃和吃什么一样重要这一点。每一场比赛后，在我同达伦以及吉尔驾车回家的路上，我就知道当我打开门时我会看到桌子上摆着卤汁面条，面条上的奶酪还冒着泡泡。
我也知道达伦的孩子、杰登以及杰姬不但已经被喂得饱饱的，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而且在晚上也会乖乖的。
正是有施特芬妮这一坚强后盾，我闯进了四分之一决赛，但却遭遇了世界头号种子选手费德勒。他已经不是我在比斯坎湾击败的那个家伙了，他已在我的眼前成长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网球运动员之一。他有条不紊地建立起自己的领先地位，盘分2:1，我禁不住后退一步，感叹起他那无与伦比的技术和不可思议的从容。他是我曾见过的最有王者风范的选手。但是，在他彻底击败我之前，比赛却由于大雨而暂停了。
开车回韦斯特切斯特的路上，我凝视着窗外并对自己说：不要考虑明天，而且也不要想晚餐了，因为比赛时间被缩短了，我回家会比预料的要早。但当然，施特芬妮能够获得气象服务部门的内幕消息。当暴雨正从奥尔巴尼猛冲过来时，有人就提醒她暴风雨马上要来了，于是她立即跳上车，冲回家并把一切都准备好。现在，当我们一进门，她在和我们亲吻问候的同时就把盘子递给了我们，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如她的发球般优美流畅。我想再邀请一位法官到我这座房子里，重申我们婚礼上的誓言。
第二天，狂风大作，风速达40英里/时。我顶着狂风，在费德勒强飓风般的技术下，将比赛的大比分扳平——2:2。费德勒迅速地瞥了一眼他的脚，这是他表达震惊之情的方式。
然后，他比我更好地适应了当时的情形。我觉得他能迅速地适应任何事情。经过五盘的战斗，他赢得了比赛，我则对任何肯听我讲话的人说他将成为网球史上最杰出的选手。
大风尚未平息，有关退役的话题却再度“飞扬”起来。记者想知道我为什么还在坚持。我解释说这是我谋生的手段：我要养家，还要维持学校的运作；我每打出去一个球，很多人就会因此受益（在美网结束的一个月后，我和施特芬妮共同主持了第九届每年一度的“大满贯儿童慈善音乐会”，筹集资金600万美元。至此，我们已经为我的基金会筹集了多达4000万美元的善款）。
而且，我对记者说：“我还有比赛要参加。我不知道我还要参加多少，但肯定还会有一些。我认为我还能赢。”
他们又一次目瞪口呆。
他们如此困惑，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告诉他们全部实情，没能说清自己的全部动机。我不能，因为我自己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厘清头绪的。我打球并且坚持打球是因为我选择这样做。即使那不是你的理想生活，你也可以选择它。无论你的生活如何，如果你主动选择它，一切便会随之改变。
在2005年的澳网公开赛上，我直落三盘击败了泰勒·登特，挺进第四轮。在更衣室之外，我为一位非常具有感染力的电视评论员停下了脚步，他就是库里埃。看到他以电视评论员的身份示人，我还真有些不适应。我无法不把他视为一位伟大的冠军，不过似乎电视这方天地也很适合他，他做得很好，也很享受这一过程。我对他甚为敬重，并希望他对我也能有一些类似的感觉。我们当年的那些种种不同之处，如今看来都已如此久远，而且很有些孩子气。
他把麦克风放到了我嘴边，然后问道：“还要多久杰登·阿加西才能与皮特的儿子对战？”
我看着镜头说：“我对我儿子的最大希望就是他能全心全意地投入某事。”
然后我补充道：“希望他能选择网球，因为我是如此地热爱它。”
说了一遍又一遍的谎言，但是现在我觉得自己更加可耻，因为我把这个谎言和我儿子联系在了一起。这个谎言因此有可能成为我的遗产。施特芬妮和我比以往更加坚决地认为我们不想让杰登和杰姬过上这种疯狂的生活，那么是什么使我说出这样的话？就像以往一样，我猜测人们想要听到这样的话。而且，因刚刚取得了一场胜利而容光焕发的我觉得网球是一项美丽的运动，而且待我不错，因此我想要向它表示敬意。而且也许，在一位我敬重的冠军面前，我为痛恨网球而感到愧疚。这个谎言可能是我隐藏自己的愧疚感，或者进行自我赎罪的一种方式。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吉尔对我的训练计划进行了几项重大的调整。在他的要求下，我像斯巴达角斗士那样摄取食物，而新的饮食方式让我的身体变得更加锐利了。
我还打了一针可的松，这是我在过去一年中的第三针，而医生建议每年至多打四针。“这是有风险的，”他们说，“我们还不知道可的松对人体肝脏和脊柱的长期影响。”但是我不介意，只要我的背部能活动自如。
而它确实活动自如了。我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再次遭遇费德勒。我未赢一盘，他就像老师打发笨学生那样把我打发走了。他比其他任何年轻选手都更好地掌控了比赛，这使我觉得自己真是老了。当我看着他，看着他优雅敏捷的动作、高超的击球技艺以及美洲狮般的从容气魄，我突然记起自己与网球的缘分从木拍时代就开始了。毕竟，我的姐夫潘乔·冈萨雷斯是柏林空运时期的冠军，是弗雷德·佩里的竞争对手，而费德勒则出生在我与我的朋友佩里初次见面的那一年。
在罗马站的比赛前，我35岁了。施特芬妮和孩子们还有我一块儿去了意大利。我想和施特芬妮出去转转，看看古罗马圆形剧场和罗马万神殿，但我不能。当我还是一个男孩，甚或是一个年轻人时，我内心充满着隐秘的痛苦和羞涩，以致竟无法离开酒店；现在，虽然我想游览这里的名胜，我的后背却不允许了，医生说在硬路面上的一次较长时间的行走可能就意味着可的松的药效从三个月变为一个月。
我赢得了前四场比赛，然后输给了科里亚。我厌恶自己。观众们依然为我起立欢呼，我为此非常内疚。记者们再一次逼问我有关退役的事。
我说：“一年中，我只思考这个问题14次，因为我一年只参加14项赛事。”
换句话说，那也是我不得不耐着性子开完这些新闻发布会的次数。
在2005年法网赛的第一轮，我和来自芬兰的雅柯·涅米宁对决。只是踏上这个球场，我就已创造了一个纪录——我的第58项大满贯赛事，比张培德、康纳斯、伦德尔和费雷拉多出一项，比公开赛时代的任何人都多。但是，我的后背却全然不想为此庆祝——可的松的药效已经过去了。发球很痛苦，只是站着就很痛苦，甚至连呼吸都困难。我很想走到网前，然后放弃这场比赛，但这里是罗兰·加洛斯，我不能就这样离开这座球场，这座不行。他们将不得不把我抬出这个球场。
我吞了8片雅维镇痛药。8片！在换边期间，我不但脸上盖着一块毛巾，而且嘴里还咬着一块，以此来缓解疼痛。在第三盘中，吉尔知道事情变得极为糟糕了，因为在把球打出去之后，我竟没有迅速回位到球场中央——这是不可想象的，这就相当于他在我比赛期间去了一趟卫生间。赛后，在我和吉尔去餐厅的路上，我像个大虾那样弓着身子。他说：“我们不能再对你的身体肆意索取了。”
我退出了温布尔登，尽力为夏天的硬地场比赛做好准备。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这像一场赌博。现在我要投入所有的时间、尽我所有的努力为更少的赛事而拼搏，这意味着我犯错的余地更小了，压力更大了，失败的痛楚将会更加刻骨铭心。
吉尔则对着他的达·芬奇笔记本埋头苦干。我从未在他的健身房里受过伤，他为此深感自豪，但现在我能看出来，随着我身体的日益老化，他变得越来越紧张。他如履薄冰。
“一些举重训练的项目你就放弃吧？”他说，“其他的举重项目你得双倍完成。”
我们在举重室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小时，不断地讨论我的后背。“从现在开始直到你到达终点线为止，”吉尔说，“一切都与你的后背有关。”
因为我退出了温布尔登，报纸和杂志为我印出了一批新的颂文——“在一个大多数网球选手都退役的年龄……”
我发誓绝不会再看那些报纸和杂志。
夏末，我参加了梅赛德斯－奔驰杯赛并最终夺冠。杰登现在已经可以观看我比赛了。在颁发奖杯的仪式上，他竟然跑到了球场上，因为他以为奖杯是他的。确实是。
我去了蒙特利尔，一路摸爬滚打地进入了决赛，遭遇了一个西班牙少年拉斐尔·纳达尔。每个人都在谈论他。我战胜不了他。我真是捉摸不透他。我从未在网球场上见过一个人能像他那样跑动。
在2005年的美网公开赛中，我是一个新奇品、一个附带节目、一个35岁的大满贯参赛选手。这是我连续20年参加这一赛事，而这一年的许多参赛选手20年前还未出生呢。我不禁想起康纳斯，想起我在他的第20次美网上把他淘汰出局。我不会问：那些年都哪里去了？我确切地知道它们的去向。我能在我的脊柱里感到我打过的每一盘比赛。
在第一轮中，我的对手是来自罗马尼亚的拉兹万·萨巴乌。我已经打了这一年的第四针也是最后一针可的松，因此我的后背已经麻木了。我的击球又可以正常发挥了，这给萨巴乌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当你最基本的击球就能够伤到对手，当他由于你足以百发百中的击球而落后时，你知道这一天会很顺利。这就仿佛你尚未挥拳猛击，而你的刺拳就已经击中了一个家伙的下巴一般。我69分钟就击败了他。
记者说这像是一场屠杀，他们问我是否会为击败他而感到难过。
我说：“我绝不愿剥夺某人吸取失败教训的权利。”
他们放声大笑。
我是认真的。
在第二轮中，我与来自克罗地亚的伊沃·卡洛维奇对决。他登记的身高为6英尺10英寸，但当他量身高时一定是站在了沟渠里——他就是根图腾柱，一根电线杆，这使他的发球呈现出一种病态的轨迹。当卡洛维奇发球时，从技术上来讲，发球区的面积变成了原来的两倍，球网也比原来低了一英尺。我从来没有和这么高大的选手打过比赛，我不知道当面对像他这么大块头的对手时，该如何做准备。
在更衣室里，我向卡洛维奇作了自我介绍。他很可爱，一脸稚气，对美网有很多美好的憧憬。我叫他尽可能高地举起他发球的那只胳膊，然后我把达伦叫了过来。我们伸长脖子，仰起头，试图看到卡洛维奇的指尖——但我们看不到。
“现在，”我对达伦说，“想象一下某人正准备用那样的手臂挥拍，然后想象一下他跳了起来，然后想象球拍会被举到多高，最后想象一下那记离开球拍呼啸而出的球。他的球仿佛就是从该死的软式飞艇里发出来的。”
达伦笑了，卡洛维奇也笑了，他说：“我愿用我手臂的长度去交换你的接发球技术。”
幸运的是，我知道在比赛中卡洛维奇的身高有时也会成为一种劣势。对他而言，低球就是一大问题，因为降低重心接球对他来说实在不易。而且，达伦说卡洛维奇的跑动很蹩脚。我提醒自己不要费神担忧他会发出多少记ace球，而是待他出现一发失误后（尽管可能只会出现一两次），就将球猛地击回，那些球才能决定比赛的胜负。虽然卡洛维奇也知道这一点，但我需要使他更好地意识到这一点。我需要通过对其二发施加压力使他感觉到这一点，这也意味着我在回击二发时绝不能失手。
我直落三盘击败了他。
在第三轮中，我和托马斯·伯蒂奇——一位网球选手中的选手对决。近两年前，我曾和他在澳网第二轮遭遇过。达伦警告我：“你的对手是一位只有18岁而且球技了得的小伙子，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他正反手都很强大，他发球就像发射炮弹一样。几年后，他的世界排名定会进入前十。”
达伦一点儿都没有夸张，伯蒂奇是我这些年里遭遇的最优秀的对手之一，我在澳大利亚以6:0、6:2、6:4战胜了他，实为一种幸运。我思忖着：幸亏比赛是五盘三胜制。
不过，令人吃惊的是，伯蒂奇自从那时起进步不大。他还要在击球的选择上多花些功夫。他就像遇见布拉德之前的我：认为自己需要拿下每一分。他不知道让对手失分的价值。当我击败他时，当我和他握手时，我想对他说：放松，一些人要比其他人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学会。但我不能，那不是我应该做的。
下一轮，我与来自比利时的泽维尔·马里塞对决。他动作极为敏捷，而且挥拍的那只手臂犹如弹弓一般，强大的正手和ace球是他的杀手锏。但他的状态不稳定，而且他的反手也很一般，不像看起来那么强大。他反手击球时表现出一副非常惬意的样子，但事实上他更加重视击球的姿态而不是出色地完成它。他就是无法成功地用反手击出直线球，而如果你做不到那一点，你就战胜不了我。我很好地控制了比赛的局面。我的对手必须调动我，迫使我失误，并把我逼入一种疲于应付的境况，否则他就得根据我的条件进行比赛。而我的条件是苛刻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苛刻。
在比赛前夜，我和库里埃在酒店里喝了一杯，他提醒我马里塞打球打得很不错。“也许吧，”我说，“但事实上我很期待这场比赛。你不会经常听到我这么说，但这场比赛会很有趣的。”
这场比赛确实很有趣，就像一出木偶剧。我觉得自己就像牵着一根绳，每次我一拉它，马里塞就会跳起来。我再次感到震惊，为网球场上两名选手之间的联系而感到震惊。本应该是把两名选手分开的球网却像一张网一样把两个人联系在了一起。经过两小时的激烈搏斗后，你不得不相信你和你的对手已被困在了一个牢笼里。你可以肯定他的汗水已经湿透了你的衣衫，他的呼吸正在模糊你的双眼。
我现在以2:0的压倒性优势领先，马里塞对自己毫无信心，他不相信自己属于这里。但当第三盘开始时，马里塞终于厌倦了任人摆布的境遇。这就是生活。他疯狂了起来，激情四射，不久便做出了一些甚至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事情。他瞄准底线，干脆利落、适时地用反手大力击球——直线球！我用愤怒的目光注视着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我就不信你还能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