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施特芬妮生日时，我带她去听了安妮·伦诺克斯在伦敦的演唱会。她是施特芬妮最喜欢的歌手之一，但今晚她是我的女神。今晚她无论是唱歌还是说话，都直击我的内心。事实上，我总是对吉尔说我们需要把伦诺克斯的几首歌曲收录在《腹部绞痛2》里，这样，我也许在每场比赛前都会听到她的声音：
这是一条我绝不会踏上的路，
这些梦想却让我魂牵梦绕……
我是2003年温网的大热门。这怎么会呢？因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还没有已成为父亲的球手在温布尔登夺过冠，“爸爸球员”们通常都赢不了大满贯。在第三轮中，我与来自摩洛哥的尤尼斯·阿诺伊对决，他也刚刚成为父亲，于是我和记者打趣道：我很期待和一位同我一样几乎睡不成觉的男人进行比赛。
达伦在赛前指导中对我说：“在比赛的初期，当你将这个家伙压制在反手位，当你看到他击出削球时，一定要把球狠狠地快速击回，这样他就会意识到他无法以防守姿态通过保守打法得逞，他需要运用一些特殊的打法。通过这种方式，你就可以在比赛前期给他施加压力，并在随后的比赛中迫使他犯错。”
很好的建议。我迅速地攫取了领先地位，盘分2:1，但阿诺伊没有屈服。在第四盘中，他奋力搏击，获得了三个盘点。我不想被拖入第五盘。我拒绝被拖入第五盘。第四盘比赛的最后几分争夺得异常激烈，而我做了一切需要做的事情，做了达伦建议我去做的一切事情。当这一切结束时，当我赢得了这盘比赛进而也赢得了这场比赛的最终胜利时，我已疲惫不堪。我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但我知道这完全不够。
在第四轮中，我遭遇了澳大利亚年轻选手马克·菲利普西斯。他有着过人的天赋，但却肆意挥霍。他的发球很强大，可谓强大得“声名狼藉”，而今天则比以往都要强大。他发球的最高时速达到了140英里。他发出了46次ace球，但比赛仍向着我们两人都知道的方向发展——第五盘。现在是他在决胜盘中以3:4落后，正在发球。不知何故，我获得了破发点。他一发失误，我尝到了胜利的滋味。然后他轰出了一记时速达138英里的二发，球直奔球场的中央。骇人的速度，但我事先猜到了他回球的落点，我大力挥拍，把球击回，而他只能傻站着，看着球从他身边飞过。他几乎崩溃了。但是球落在了底线外半英寸的地方，出界了。
如果它落在了界内，我就可以破发成功，从而获得前进的动力，接下来也就将是我的发球制胜局——但事情并没有这样发生。现在他坚信自己能够取胜，他更加昂首挺胸，然后破了我的发球局。一瞬间，一切都烟消云散。前一分钟，我几乎就要为比赛的最终胜利而发球了，而下一分钟，他却举起双臂，欢呼胜利。但这就是网球。
在更衣室里，我感到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化。草地赛场对我而言变成了一种磨难，一场在草地上进行的五盘比赛使我的体力消耗殆尽。而且，对我而言，这一年在温布尔登球场进行的比赛更加“真实”，这意味着更长时间的连续对打、更频繁的跑动、更多的猛扑和屈身。我的背突然间就成了一个问题，它从来没有好过，但现在它开始更活跃地制造麻烦，制造的麻烦也更加棘手。疼痛从背部开始，向下流窜到臀部，绕行过膝盖，然后和小腿“接通”，最后击伤我的脚踝。我真庆幸自己没有击败菲利普西斯，庆幸自己没有继续晋级，因为即使我晋级了，我也将不得不退出下一场比赛。
在2003年美网开始后，皮特正式宣布退役。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不得不数次停顿，以平复自己的心情。我发现自己也被深深感染了。我们之间的竞争是我职业生涯中不变的主题之一。一次又一次地输在皮特的手下，我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但从长远来看，这也使我更加坚韧。如果我能更加经常地击败皮特，或者如果他不和我同属一个时代，我本可能会创下更好的战绩，并可能作为一个更出色的选手被人们记住，但我却不会如今日这般优秀。
在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4个小时后，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我是我们那一代最后一位还在坚持着的人，我是最后一位仍活跃在赛场上的获得过大满贯冠军头衔的美国人。我对记者说：你们就试着想一想你们将要同那些和你一块来的人离开舞会时的感觉。随后我意识到这是个错误的比喻，因为我还不会离开舞会——是他们要离开，我仍然在跳舞。
我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对手是科里亚，正是他把我踢出了法网。我渴望整装上阵，与科里亚一决高下，但比赛因大雨而被延期了数天。我窝在酒店里，除了等待和读书外，几乎无事可做。我注视着像我的胡子茬那么阴沉的雨点不断地打在窗玻璃上并缓缓地滑下，每一滴都好似一分钟，滑落后便一去不复返了。
吉尔强迫我喝下吉尔水并逼着我去休息。他说事情会顺利的，但是他知道，时间行将耗尽。终于，乌云散尽，我们来到了球场上，科里亚却已不再是我在巴黎见到的那个家伙了。他的腿部有伤，我则利用了他的这一弱点，近乎残忍地不断调动他，最终把他磨成了灰，赢得了前两盘。
在第三盘中，我有四个赛点，却全都未能抓住。我看了看坐在包厢里的吉尔，他明显有些局促不安。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从未在我的比赛期间上过卫生间——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他说他不想冒这个险，因为我会抬头看包厢，而如果我看不到他，我会感到惶恐不安。他理应得到比这更好的回报。我重新振作了精神。我把攻击的焦距“咔嗒”一声调到左边，然后再调到右边，最终在自己的发球局赢得了胜利。
没有休息的时间，大雨已经缩短了这次比赛的日程。第二天，我就不得不在半决赛中与刚刚赢得法网冠军的费雷罗对决。他信心十足，每个毛孔都透出自信。他比我年轻100岁，而这一点得到了印证。经过四盘的挣扎，我被他淘汰出局。
我向球场四方的观众鞠躬并致以飞吻，我知道我已经尽力了。当我看到杰登和施特芬妮（她此时已经有8个月身孕了）正在更衣室外等着我，失望的情绪立即就像雨点那样消逝了。
我们的女儿于2003年10月3日出生了，又一个漂亮的入侵者，我们叫她杰姬·埃拉。而且，我们私下里发誓，她不会走上网球这条职业道路，对杰登，我们也做出过相同的承诺。我们家的后院里根本就没有网球场。但还有一件事情杰姬·阿加西不愿做——睡觉。和她比起来，她哥哥简直就是个嗜睡症患者。因此，当我离家参加2004年澳网公开赛时，我看起来就像个吸血鬼。而与此同时，其他所有选手似乎都睡足了12个小时，他们的眼睛全都亮晶晶的，而且看起来都很强壮。他们的肌肉似乎都比以往发达了，仿佛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吉尔。
在半决赛之前，我的双腿都很灵活矫健。但是在半决赛中，我遇到了萨芬，他打起球来就像澳洲野犬。由于腕伤，他错过了上一年的大部分比赛。现在，身体痊愈并且休息充足的他势不可挡。你来我往，你左我右，你进我退，我们的对打似乎永无止境。我们两个都拒绝失球，拒绝出现非受迫性失误。比赛进行了4个小时，我们俩还是那么想获得胜利——事实上，我们想获得胜利的愿望都更加强烈了。不同之处是，萨芬的发球更加强大。他夺得了第五盘的胜利，我则想知道我是不是刚刚享用完我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次喝彩声。
要结束了吗？几个月来，不，应该是几年来，我每隔一天就会听到这个问题，但这是我第一次这样问自己。
“休息是你的朋友，”吉尔说，“在两项赛事之间，你需要更多的休息。你需要更加仔细地选择你的战斗。罗马和汉堡？放弃。戴维斯杯？对不起，打不了。你需要为更重要的赛事积蓄元气，而你要参加的下一项赛事就是法网。”
因此，当我到达巴黎时，我觉得自己年轻了好几岁。达伦查看了我的签表，然后为我规划出进入半决赛的清晰路径。
在第一轮中，我的对手是来自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23岁选手杰尔姆·黑内尔。他世界排名第271位，甚至连自己的教练都没有。没问题，达伦说。
太有问题了。我一出场就精神不振，每一记反手球都以落网而告终。我对自己吼道：你比这要好！还没有结束呢！不要这样就结束！坐在前排的吉尔撅起了嘴巴。
不只是年龄的问题，也不只是红土的问题。我无法干净利索地把球击出。我获得了足够的休息，却在休息中变迟钝了。
记者称之为我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场失败。黑内尔对记者说，在赛前，他的朋友为了给他鼓劲，便向他保证他一定会赢，因为我最近就输给了一个像他这样的选手。当被问及“像他这样的选手”具体是什么意思时，他说：“水平很糟糕的。”
我们进入了最后阶段，吉尔对记者说：“我唯一希求的就是我们不要一瘸一拐地穿过终点线。”
6月份到来时，我退出了温网。我已经连续输掉了四场比赛，这是我自1997年以来最糟糕的连败纪录。我的骨头则像瓷器一样脆弱。吉尔让我坐下，然后对我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忍心看多久。因此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我需要长远而认真地考虑“终局”之事。
我对他说我会考虑退役这件事的，但首先我得想一想关于施特芬妮的事。她入选了国际网球名人堂，这是理所应当的：她是网球史上获得大满贯冠军头衔第二多的选手，仅次于玛格丽特·考特。她想让我在入选仪式上担任她的介绍人。我们飞到了罗得岛的纽波特。这真是一个大日子。这是我们第一次没有陪孩子们过夜，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施特芬妮如此紧张——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紧张。她对出席仪式心怀恐惧；她不想被别人注意；她担心会说错话或者会忘记感谢某人。她在发抖。
我自己也不是那么镇静。这几个星期来，我一直在为我的引荐词发愁。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评论施特芬妮，对我而言，这就像是在厨房的感谢板上写一些供全世界人读的话语。在j.p.的帮助下，我写了好几份草稿，准备得极为充分，但走到讲台上时，我紧张得都喘不过气来了。然而，当我一开始讲话，我就放松了下来，因为这个话题是我最喜欢的，而且我认为自己在这一方面是专家。每个男人都应该享有在自己的妻子入选属于她的名人堂的仪式上把她介绍给众人的机会。
我看着观众、球迷和众多前冠军的脸，我想把施特芬妮的种种告诉他们，想让他们知道我所知道的。我把她和那些建造了中世纪教堂的能工巧匠相比：当他们修建教堂的屋顶或地下室或其他未被看见的部分时，他们都不会克制自己的完美主义，他们是真正的完美主义者，对每一处裂隙和每一个隐匿的角落都力求完美——那就是施特芬妮，而且现在她已经有了一座完美的教堂和丰碑。然后我用5分钟赞美了她的职业情操、她的成就、她的力量、她可敬的品格和她优雅的风度。最后，我大声说出了我说过的有关她的最为中肯的一句话：
“女士们，先生们，我现在要把这位我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引荐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