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铃又响了。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还是3个小时？在我的记忆中，我总是觉得这两个电话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打来的，尽管它们可能相隔几天。是我的律师们，他们把电话设成了免提状态。“安德烈？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安德烈？”
“是的，我能听到，说吧。”
“嗯，atp已经看了你的信，并就你坚称自己清白这一点展开了审慎的调查。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他们已经认可了你的解释。你那份不合格的药检报告将被抛弃，从此以后这件事情将永不再提。”
“我不会被禁赛了？”
“不会。”
“我可以无拘无束地继续我的事业、我的生活了？”
“对。”
我又重复了这个问题：“你确定吗？你的意思是，这一切真的都结束了吗？”
“从atp的角度来讲，确实如此，他们已经相信并欣然认可了你的解释。我认为大家现在都渴望抛开这件事而继续前进。”
我挂断了电话，茫然地凝视着远方，一遍又一遍地想着：新生活。
我去参加了1998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与俄罗斯选手马拉特·萨芬的对决中，我的肩膀受伤了。我总是忘记在这片特殊的红土上球是多么的重——你击中的仿佛不是网球而是铅球。肩膀剧痛无比，但我还是对这次受伤抱有一种感激之情。我再也不会把在球场上受伤视为理所当然的了。
医生说我患有肩部撞击症，并压迫了神经。我闭关了两周，没有练习赛，没有小战斗，什么也没有。我缺席比赛。更重要的是，我允许自己缺席比赛。我享受缺席并且为此而庆幸。
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中，我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托米·哈斯。在第三盘的抢七局中，我和他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司线员犯了一个极为恶劣的错误。哈斯打出了一个明显出界的球，但司线员却判定该球为界内球，从而使哈斯得到了关键的一分，并以小分6:3领先于我。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遇到过的最糟糕的判决。我知道球出界了，非常确定地知道这一点，但我所有的争论都无济于事。另一位司线员还有裁判都维持原判。我输掉了这个抢七局。现在我以盘分1:2落后于他，形势对我大为不利。
由于天黑了，赛事官员暂停了这场比赛，结局因而也被推迟了。回到酒店后，我在新闻上看到那个球不仅出界了，而且距离边线有好几英寸远。我只能无奈地大笑。
第二天走上球场时，我仍在开心地笑着。我已经不在乎那个判决了，我只是为我能待在这里而高兴。也许我还不知道如何在高兴的同时打好球：哈斯赢了第四盘。赛后他对记者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一直以我为偶像。“我过去非常崇拜他。”他说，“这一次胜利对我来说非常特别，因为他在1992年摘得了温网的冠军头衔，而我能说我战胜了曾经排名世界第一并赢得过两个大满贯冠军头衔的安德烈·阿加西。”
这听起来像一篇悼词。难道这个家伙认为自己不是击败了我而是埋葬了我？
而且，难道新闻发布会现场就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他我实际上赢得过三个大满贯冠军吗？
波姬获得了电影《黑与白》中的一个角色。她为此兴奋不已，因为该剧的导演是一个天才而该剧的主题是有关种族关系的。另外，她可以即兴发挥她的台词并且可以梳着湿发纠结成辫、四下散垂的“骇人”发型。她还要在丛林中待上一个月，与其他演员合住在一起。当我们通电话时，她说他们一周7天、一天24小时都在演戏。“听起来是不是很酷？”
“酷！”我一边翻了翻白眼，一边说道。
她回到家后的第一天早上，我们在厨房里吃着早饭。她滔滔不绝地讲着小罗伯特·唐尼、迈克·泰森、玛拉·梅普尔斯以及这部电影中其他明星的逸事。我尽力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她也问了问我关于网球的事，并尽力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我们试探性地交谈着，像陌生人那样。我们不像共用一个厨房的夫妻，反而更像共同住在青年旅社里的少年。我们表现得非常客气、彬彬有礼，甚至体贴有加，但当时的气氛中透着紧张，所有的一切仿佛都有可能在瞬间破碎。
我向壁炉里添了一块木头。
“那么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波姬说，“我在离开的这段时间纹了一个文身。”
我脑袋嗡了一下。“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吧？”
我们去了盥洗室，那里的灯光要好一些。她把牛仔裤褪到腰部以下，然后向我展示了她的文身。在她的屁股上，有一只狗。
“你文身时有没有想过要先问问我？”
完全说错了话。控制欲强——她这样形容我。什么时候她装饰她的身体还要获得我的许可了？我回到厨房，又冲上一杯咖啡，然后狠狠地盯着炉火。狠狠地盯着。
由于我们两人在日程安排上有冲突，波姬和我在结婚后没有马上去度蜜月。但是现在，她的电影已完成了拍摄，而我的事业也几乎完蛋，所以现在似乎是度蜜月的最佳时间。我们决定前往位于印第哥岛东南部的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内克岛度蜜月。这个岛归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所有，他对我们说我们一定会喜欢那里。
他说：“那里简直就是一座小岛天堂！”
从我们着陆的那一刻开始，我和波姬就难以步调一致。我们无法惬意地待在一起，无法就我们怎么度过这段时光而达成一致。我想要放松，但波姬想要尝试斯库巴潜水，而且她想让我陪她一起去，这意味着我得先上一堂斯库巴潜水课。我对她说在蜜月旅行中上课，就像接受结肠镜检查一样不堪忍受。
哦，而且是边看《老友记》，边接受检查。
但她一再坚持。
我们在泳池里待了几个小时。一个教员教我们如何使用紧身潜水衣、潜水面罩以及氧气瓶。我有络腮胡子，短而粗的胡子茬使面罩无法紧贴我的皮肤，因此水不断地渗入我的面罩，于是我回房间刮胡子。
当我回来时，教员正在说此次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水下纸牌游戏。如果你能在池底从容自若地玩纸牌，如果你无须浮出水面就可以打一整把牌，你就是一名斯库巴潜水员了。于是我在这里，穿着全套斯库巴潜水服，在加勒比海中央，坐在游泳池的池底玩“钓鱼”。我觉得自己不是斯库巴潜水员，而是《毕业生》中的达斯汀·霍夫曼。我爬出游泳池，然后对波姬说：“我玩不了这个。”
“你从来都不想尝试新的东西。”
“好好玩，到你想去的大洋中央，对那些小美人鱼说‘嗨’。我要待在房间里。”
我走进厨房，点了一大份法式炸薯条。然后我回到了我的房间，踢掉鞋子，伸展着身子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直到这一天结束。
我们提前三天离开了这座天堂岛。蜜月结束。
1998年，我前往华盛顿参加莱格梅森精英赛。又一轮7月的热浪，另一项在华盛顿进行的令人不安的赛事。其他选手都在抱怨这里的炎热，要是往常我也会抱怨，但这次我只有冷静的感激和坚定的决心。每天早上我都会早早醒来，然后在纸上写出我的目标。在把它们写在纸上后，我会大声地说出它们，我也会大声说：不走捷径！
在比赛开始前，在与布拉德打最后一场练习赛时，我有些心不在焉，并没有全力以赴。佩里开车载我回酒店时，我默默地盯着窗外。
“把车停在路边。”我说。
“干什么呀？”
“你照做就行。”
他把车拐到了路边的紧急停车道。
“你开出2英里，然后等着我。”
“你说什么？你疯了吗？”
“我的力气还没用完呢，我今天没有尽全力。”
我跑步穿过罗克·克里克公园，跑了足足有2英里。1987年，也是在这个公园，我把球拍赠送了出去。每跑一步，我都觉得自己要晕过去了，但我不在乎；我会因为这次跑步而中暑，但我却会在今晚入睡前那至关重要的10分钟内享有平静——我现在就是为那10分钟而活，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10分钟。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为我喝彩，也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对我报以嘘声，但没有任何事情比睡前那10分钟里你感到自己的头脑中嘘声不断更糟糕了。
当我终于到达停车处时，我的脸已经变成了亮紫色。我钻进车里，打开空调，然后给了佩里一个微笑。
“我们这样一定会成功的。”他说完，边递给了我一块毛巾，边发动了车子。
我成功晋级决赛。在决赛中，我再一次与德拉帕对决。我记得我曾怀疑自己在并非很久之前是如何战胜他的，我记得我曾因不相信自己过去竟然击败过他而连连摇头。那是我人生的最低点之一。现在我在50分钟内就将他淘汰出局，以6:2、6:0轻松获胜。我第四次赢得了该赛事的冠军。
在梅赛德斯·奔驰杯比赛中，我未失一盘就杀入了半决赛，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公开赛中，我再一次与皮特狭路相逢。他在第一盘中表现极为出色，但在第二盘中他有些体力不支，我最终战胜了他。这样，皮特丢掉了世界第一的排名，我的排名则因此上升到了第九位。
我在半决赛中遭遇了克拉吉赛克。他仍然为摘得1996年的温网冠军而洋洋自得，他是唯一一位荷兰籍温网冠军。那场比赛，他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击败了皮特，那也是皮特多年来第一次在温网失手。但我不是皮特，我也已经不再是我了。克拉吉赛克先失一盘。第二盘中，他暂时以3:4落后。现在是他的发球局，0:40。三个破发点。我打出了我成年之后最出色的一记接发球，球恰好飞过了球网——大概只高出球网一厘米，划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克拉吉赛克闭上眼睛，猛推球拍，狠狠地来了个空中截击。这个球可以落到任何地方，因为他也不知道球会飞到哪里，但最终却是一个直接得分球。如果他的拍面哪怕再多打开半度，球可能就已击中前排的某个人，而我则可能已经破发成功，并在这场比赛中占据了主动。但他却拿下了这一分，保住了发球局，并最终以2:1战胜了我，终结了我14场不败的纪录。如果是在以往，我可能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走出这次失败的阴影，但是现在我对布拉德说：“这就是网球，对吧？”
我以世界第八的身份参加了1998年的美网公开赛。众多观众在我身后为我呐喊助威，他们鼓舞了我的斗志，使我脚步轻盈。在第四轮中，我遭遇库切拉。他似乎想要用他的发球扰乱我的心智。他抛起球，然后停下，把球抓在手里，然后再抛一次。我现在以0:2落后，对这个家伙的此种举动很是不快，但我马上记起：在和库切拉比赛时，你打得越好，他打得也越好；你向他打烂球，他也会回给你烂球。就是这么回事——我打得太好了，我发球也发得太好了。所以轮到我发球时，我模仿库切拉，看台上爆发出了笑声。然后我打出了一记傻乎乎的“月亮球”，我要使库切拉心烦意乱，通过激怒他争取主动。
天下起了雨，因此这场比赛被延期到第二天。
波姬、我同她的朋友——演员们，永远都是演员——一起出去吃了顿夜宵。天已经放晴了，因此我们在闹市区的一家餐厅屋顶的露天座位上吃的饭。饭后，我们站在大街上，挥手告别。
“祝你明天好运！”那些演员大声说道，然后跳进出租车，准备再去喝些什么。
波姬看着他们，然后又看看我。她内心正在进行激烈的挣扎。她咬住下嘴唇，看起来就像一个在应做之事和想做之事之间举棋不定的小孩。
我喝了一大口吉尔水。“去吧。”我说。
“真的？你不介意？”
“不介意，”我言不由衷地说，“好好玩。”
我乘出租车回到了波姬的公寓。她卖掉了她那栋褐色沙石房子，买了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这座公寓。我想念那栋褐色沙石房子，我想念它的前廊，吉尔就是站在那里为我们站岗放哨的；我甚至想念那些无眼无发的非洲面具，即使仅仅因为当波姬和我未以假面具对待彼此时，它们在那里。我喝完吉尔水，倒在了床上，渐渐入睡。但几个小时后，当波姬回来时，我突然间醒了。
“继续睡吧。”她轻声说。
我试过了，但我睡不着。我起床吃了一粒安眠药。
第二天我和库切拉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斗。我设法将比分追平，但他精力更为旺盛，耐力也更为持久。在五盘激烈的角逐后，他最终战胜了我。
我坐在洛杉矶家里浴室的一角，看着波姬为出门做着准备。我会待在家里——又一次。我们探讨着为什么总是这样。
她指责我拒绝融入她的世界，说我不乐于接受新鲜事、新鲜人。我对与她的朋友见面不感兴趣。我本可以每天晚上都和那些天才们——作家、艺术家、演员、音乐家以及导演交往，我本可以出席艺术馆的落成典礼、影片的全球首映礼、新剧的发布会以及私人放映会。但我想做的只是待在家里看电视，或者也许——只是也许，如果我想要社交的话，我会邀请j.p.和琼尼过来共进晚餐。
“我不想撒谎。对我来说，那就是完美的夜晚。”
“安德烈，”她说，“他们对你都很坏，佩里、j.p.、菲利、布拉德——他们都骄纵你、迎合你、顺着你，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真正为你着想的。”
“你认为我所有的朋友对我都很坏？”
“除了吉尔。”
“所有的？”
“所有的，尤其是佩里。”
我知道她最近和佩里产生了争执，佩里放弃了《出乎意料的苏珊》中制片人一职。我知道她为我在这场争执中没有自动站在她这一边而大为恼火，但我不知道她已准备把我团队中的其他所有人都“勾销”掉了。
她站在镜子前，转过身说：“安德烈，我认为你就像荆棘丛中的一株玫瑰。”
“一株玫瑰？”
“一株单纯的玫瑰，被一群正试图吸干你的血的人所环绕着。”
“我并没有那么单纯，而自从我孩提时代起，那些荆棘就开始帮助我了。那些荆棘拯救了我的生命。”
“他们使你裹足不前。他们阻止你成长，阻止你发展。你一直在原地踏步，安德烈。”
佩里和我决定在西拉斯维加斯最混乱的街区建立我们的学校，因为这所学校建在这里能起到指路明灯的作用。我们苦苦搜寻合适的校址，试图找到一块正在出售中、价格适中并能允许校园不断发展扩大的土地。经过数月的搜寻，我们终于在城市荒地的中心找到了一块占地8英亩、符合我们所有要求的土地。它位于拉斯维加斯的旧址所在地，一片早期开拓者最先到达、后来却被他们抛弃的、早已被人遗忘的边远居民点，周围全都是要被拆毁的当铺和住宅。我喜欢把我们的学校建在一块有着被遗弃的历史的土地上——又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见证我们所预想的将在孩子们的生活中发生的那种改变呢？
数十位政治家及社区领导都出席了学校的动工仪式。记者、电视摄像机、讲话。我们把金铲插进满是垃圾的土中，铲起了第一锹土。我环顾四周，我甚至能听到未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他们的笑声、嬉戏声还有问问题的声音。我能感觉到众多的生命跨越了这一点，并从这一点踏上了新的征程。想到那些将在这里形成的梦想，那些将在这里得到重塑或拯救的生命，我眩晕了。我一直在想几年后，以及在我去世数十年后这里行将发生的事，我想得如此着迷，以至于我完全没有听清那些讲话的内容。未来的声音淹没了现在的声音。
然后有人打断了我的冥想——他叫我站起来拍一张合照。闪光灯一闪，快乐的一刻，但也是令人心生畏惧的一刻。我们前方的路依然漫长，无论是使学校最终落成，还是使其获得官方认可和足够的资金，我们都有一场艰苦的战斗要打。如果不是在过去几个月中我成长了，如果我没有为重新点燃自己的网球事业而奋力拼搏，如果没有为重获健康和平衡而努力斗争，我真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有勇气坚持下去。
有人问我波姬在哪里，她为什么没有和我一起参加这次动工仪式。我告诉了他们实情：我不知道。
新年前夜，1998年的尾声。按惯例，波姬和我又举办了迎新派对。无论我们已变得多么生疏，她坚决要求我们在假期中不要在朋友和家人面前表现出任何不和的迹象。这就仿佛我们是演员，而我们的客人们是观众一样；而且，即使当观众们不在的时候，她也会继续演，而我则尽力配合。从我们的客人到来前的几个小时，我们就装出很幸福的样子，这大概可以理解为某种形式的彩排吧。而在他们离开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们继续假装着。这俨然成了一个表演派对？
今晚的观众中，波姬的朋友和家人占了大多数，其中包括波姬新养的一条名叫萨姆的白色斗牛犬。它朝我的朋友们吼叫着，就仿佛它知道波姬对我所有朋友的看法似的。
j.p.和我坐在客厅的角落里，注视着那条狗，它正躺在波姬的脚边，也盯着我们看。
“如果那条狗蹲在这里，”j.p.说，“那就酷极了。”他指指我脚边。
我笑了笑。
“不，真的。那不是一条‘酷’狗，那不是你的狗。这不是你的家，这不是你的生活。”
“……”
“安德烈，这张椅子上有红花。”
我呆呆地看着他坐的那张椅子，就仿佛头一次看见它一样。
“安德烈，红花，红花。”
当我收拾行李准备前去参加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时，波姬皱着眉噔噔地在房间走来走去。她对我重返网坛的努力感到不悦。鉴于我们之间紧张的关系，她不大可能对我的起程闷闷不乐，所以我只能猜想她认为我是在浪费时间。肯定不是只有她一个人这么想。
我和她吻别。她祝我好运。
我进入了十六强。在我进行这场比赛前，我给她打了个电话。
“这很难。”她说。
“什么？”
“我们，这个。”
“是的，是很难。”
“我们之间的距离这么遥远。”她说。
“澳大利亚很远。”
“不是，即使我们共处一室……距离。”
我心里想：你说我所有的朋友都很糟糕，那怎么会没有距离呢？
我却说：“我知道。”
“等你回家后，我们得谈谈。”
“谈什么？”
她重复道：“等你回家再说。”她的声音里透着疲惫，甚至无助。她在哭吗？她试图改变话题：“你将和谁对阵？”
我把对手的名字告诉了她。她从来都不知道这些名字，也不知道他们意味着什么。
她问：“电视会直播吗？”
“我不知道，很有可能吧。”
“我会看的。”
“好的。”
“好的。”
“晚安。”
几个小时后，我和斯帕迪亚（我去年新年时的训练伙伴）对打。他的水平甚至都不及我的一半，在我的全盛时期，我甚至用抹刀就能战胜他。但在过去的52个星期中，我有32个星期都在旅途中奔波着，更别提与吉尔在一起进行的训练、为学校筹建所进行的艰辛努力以及与波姬之间的种种不快了。我的心思还停留在和波姬的那通电话上。斯帕迪亚四盘淘汰了我。
报纸是苛刻，甚至残酷的。他们指出在我参加的最近6次大满贯赛事中，我都是早早就被淘汰出局了。这倒也没错。但他们说我正在羞辱自己。我待在“展会”上的时间太长了，他们说。阿加西似乎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罢手，他已经赢了三个大满贯冠军头衔了，他已经快29岁了。他真的认为自己还能再干出点儿什么成绩吗？
每篇文章都会包含一个用滥了的短语——在一个他的同辈选手都在考虑退役的年龄。
我一进门就大喊波姬的名字，没有人答应。现在是上午10点左右，她一定在摄影棚里。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都在等她回家。我试图休息，但当有一只白色斗牛犬死死地盯着你时，想休息真的很难。
当波姬回家时，天已经黑了，天气也变得很糟。一个下雨的、寒冷的夜晚。她提议出去吃饭。
“寿司？”
“不错。”
我们开车到了我们最喜欢的一个地方——masuhisa店，然后坐在了柜台旁边。她点了清酒。我很饿，于是我点了所有我喜欢吃的：蓝鳍生鱼片、手工黄瓜鳄梨鲹鱼蟹肉卷。波姬叹了一口气。
“你总是点一样的东西。”
我太饿了，所以尽力不去理会她的异议。
她又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
“我现在甚至都无法直视你的眼睛。”
她的眼睛湿润了。
“波姬？”
“不，真的，我都无法看着你。”
“放轻松，深吸一口气。求你，求你，求你尽力别哭出来。我们结账，离开这里。我们回家讨论这一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之前几天报纸对我的“那些”报道之后，明天的报纸不会再登出我和我的妻子吵架的新闻对我来说很重要。
在车里，波姬仍在哭泣。“我不快乐，”她说，“我们不快乐，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都不快乐。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继续待在一起是否还会快乐。”
那么，这才是关键。这才是她想说的话。
我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走进家门。我从壁橱里拽出一个衣箱。壁橱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极为干净利索，整洁得令人不安。我意识到和我一起承受失败、经历高峰和低谷并忍受我的沉默，这对波姬来说是多么不易，但我也注意到在这个衣橱里我能够使用的空间是多么狭小。真是颇具象征意味。我想到了j.p.的那句话——“这不是你的家。”
我从衣橱里抓起我仅有的几件衣服，连衣架一起拿到了楼下。
波姬在厨房里抽泣着，并没有像在餐厅和车里那样大哭，只是小声抽泣着。她坐在肉砧台（butcherblockisland）旁边的凳子上——又是一座岛（island），我们总是以各种方式在岛上共度时光。我们就是岛，是两座岛屿。我回忆不起我们不是两座岛的那段时光了。
她问：“你在做什么？怎么了？”
“你什么意思？我要离开这里。”
“下雨呢，等到早上吧。”
“为什么等？现在正是时候。”
我把生活必需品堆成一堆：衣服、搅拌器、牙买加咖啡豆、压滤式咖啡壶，还有波姬最近送给我的一件礼物——菲利和我多年前在卢浮宫看到的那幅令人生畏的画，她委托一个艺术家制作了一件高仿真的复制品。我看着挂在悬崖上的那个男人，现在他竟然还没跌下悬崖？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扔进了我那辆崭新的1976年产的凯迪拉克黄金国（eldorado）敞篷车（1976年也是该公司生产该系列车的最后一年）的后座上。车的颜色为纯亮白色，百合花的白，于是我叫它“百合”。我转动了“百合”的车钥匙，仪表板发出了旧电视才会发出的那种光，里程表上显示着2.3万英里这一数字。我突然意识到“百合”和我是那么不同，简直是截然相反——它年事已高，但行驶的里程数却很低。
我驶离车道。
开出一英里后，我开始失声痛哭。我泪流不止，雾则越来越浓，我几乎看不到发动机罩上的铬黄色环状标志了。但我仍然继续向前开，不停地开，一直开到了圣贝纳迪诺市。现在雾已经变成了雪，山的通道因而被关闭了。我给佩里打电话，问他是否还有别的路可以到达拉斯维加斯。
“怎么了？”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试验性分居，”我说，“我们再也不了解对方了。”
我不禁想起我和温迪分手的那一天，想起我把车停在路边给佩里打电话的那一刻。我回想着自那以后所发生的一切。而此时此刻，历史重演，我再一次把车停在了路边，伤心欲绝地给佩里打电话。
他说没有其他的路可以到达拉斯维加斯，因此我需要调转车头，朝沿岸地区开，在第一家有房间的汽车旅馆停下。我慢慢地开着车，在积雪的路面上小心翼翼地前进着。路很滑，车不时地会打滑。每遇到汽车旅馆，我都会停下来，但都客满了。我终于在加利福尼亚州不知什么地方的一家廉价旅馆里找到了最后一个床铺。我躺在散发着难闻气味的床上，质问自己：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事情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反应？你的婚姻远非完美，你甚至一开始就不确定为什么要结婚，或者你是否想结婚——那么当你认为它可能会结束时，你又为什么如此受伤？
因为你憎恨失败。离婚是一场惨重的失败。
但以前经历过如此多的惨重失败，为什么这次感觉不同？
因为这次失败让你看不到任何可以改进的办法。
两天后，我给波姬打了电话。我很后悔，而她的态度却更坚决了。
“我们都需要时间思考，”她说，“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不应该彼此交谈。我们需要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彼此互不干涉。”
“我们自己的内心？那又是什么意思——要多久？”
“三周。”
“三周？你是怎么想出这个数字的？”
她没有回答。
她建议我用这段时间去见一位心理治疗师。
在拉斯维加斯一间狭小阴暗的办公室里，我与一位身材瘦小、寡言少语的女治疗师见了面。我坐在一张鸳鸯椅上——多么绝妙的讽刺。她坐在离我3英尺远的椅子上，只是静静地听着，从不打断我。我宁愿她打断我。我想要答案。我说得越多，就越是强烈地意识到我只是在自言自语，一如既往的自言自语。这不是挽救婚姻的方式。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不可能挽救婚姻，也无法解决婚姻中存在的问题。
那天晚上，我躺在地板上久久不能入睡。我的后背僵直。我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手中拿着纸和笔，开始给波姬写信，写了一页又一页。又一封手写的申诉信，但这次是完全真实的。清晨，我把它们用传真传到了波姬的家里。看着传真机慢慢吞噬了那几页纸，我不禁想起所有的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5年前，我把纸塞进菲利的传真机里，屏住呼吸，等待着从非洲某处的一个小屋里发来的诙谐、暧昧的回复。
这次没有回复。
我又给她传了一次，还是没有回音。
她现在身处比非洲还要遥远得多的地方。
我打了电话。
“我知道你说过要三周，但我必须得和你谈谈。我想我们应该见一面，我想我们应该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哦，安德烈。”她说。
我等待着下文。
“哦，安德烈，”她又说了一遍，“你不明白，你就是不明白。这不是关于我们，这是关于你和我。”
我对她说她是对的，我确实不明白。我对她说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走到了这一步。我对她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有多么不快乐。我对她说我很抱歉我们变得生疏，而我则变得冷漠了。我告诉她我心里的混乱，持续不断的混乱，一塌糊涂的网球生活不断烦扰着我，撕扯着我。我对她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长时间不清楚自己是谁了，也许我从来就不清楚。我向她讲述了我的漫漫寻找自我之旅、我头脑中永无止境的独白以及我的消沉沮丧。我把心中的一切都告诉了她，但表达得却如此吞吞吐吐、蹩脚拙劣、含糊不清。这很令人尴尬，但却是必要的，因为我不想失去她。我已经失去了太多，而且我知道如果我诚实的话，她会再给我一次机会的。
她说她为我正在承受痛苦而感到难过，但她也解决不了，她修复不了我。我需要自己修复自己——独自一人。
听到电话那头的嘟嘟声，我顿时平静了下来，不再挣扎。现在看来，刚才那通电话就像两个实力悬殊的对手在球网边的简短、草率的握手。
我吃了一些东西，看看电视，然后早早地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佩里，告诉他我想要以离婚史上最快的速度离婚。
我把我的白金婚戒交给了一个朋友，然后用手指了指最近的典当行。我对他说，无论他们出什么价都接受。当他把现金拿回来时，我以波姬·克里斯塔·小丝的名义把它捐给了我的学校。无论是祸是福，无论是健康还是患病，她永远都是最初的捐助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