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没有跑动，你没在击球。你可能认为你跑动了、击球了，但相信我，你只是傻站在球场上而已。如果你要倒下了，好的，倒下吧，但是你要双手握枪，抗争到最后一刻。永远、永远、永远都要抗争到最后一刻！
我全新的、没有波姬的生活中的第一项赛事就是圣何塞站。j.p.驾车从奥兰治县过来，对我进行了几天紧急状态下的心理辅导。他鼓励我、建议我、安抚我，并向我许诺未来的日子会更加美好。他知道我的情绪时好时坏——这一刻我会说让她见鬼去吧，而下一刻我又开始思念她。
他说这种情况很正常。他说在过去的几年中，我的思想就如同沼泽一样——停滞不动、恶臭难耐，而且杂乱无章地四处渗溢；现在我的思想应该转变成一条河——汹涌奔流、有着固定水道，因此清澈纯净。我喜欢他的这个比喻。我对他说我将尽力记住这一形象。他不停地说啊、说啊，只要他说话，我的感觉就还不错。对我而言，他的建议就像扣在我嘴上的氧气罩。
然后他离开了，开车回奥兰治县了，而我的世界又成了一团糟。在一场比赛中，我站在球场上，脑子里想这想那，但就是没去想我的对手。我扪心自问：“如果你在上帝和你的家人面前起誓要一辈子长相厮守，而现在你又做不到了，那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一场失败。”
我转着圈地来回走着，并不停地咒骂自己。司线员听到了我用污秽的语言咒骂自己，于是他从我身边走过，穿过球场，走到裁判椅旁边，把我说脏话的事报告给了裁判。
裁判给了我一个警告。
现在这位司线员正朝这边走来，他穿过球场，从我身边走过，重新归位。我怒气冲冲地瞅着他。卑鄙小人！可怜的告密者！我知道我不应该，我知道我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你是个混蛋！”
他停下来，转过身，再度朝裁判那里走去，又告发了我一次。
这一次我被扣掉了一分。
司线员转身返回他的位置时，再次从我的身边经过。
我说：“你就是个混蛋。”
他停下来，转身，回到裁判那里。裁判叹息了一声，从椅子上探出身子，叫了赛事裁判长过来。裁判长也叹了一口气，然后示意让我过去。
“安德烈，你是叫司线员混蛋了吗？”
“你是想让我撒谎呢，还是想让我说实话？”
“我需要知道你是否那样说了。”
“我说了。我跟你说，他就是一个混蛋。”
他们直接取消了我的比赛资格。
我回到了拉斯维加斯。布拉德给我打电话。印第安韦尔斯赛要开始了，他说。我告诉布拉德目前我正在经历一些事情，但我不能告诉他是什么，我不可能参加印第安韦尔斯赛了。
我要愈合伤口，我要恢复正常，这意味着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要与吉尔一起度过。每天晚上我们都会买一大袋汉堡，然后开车在城里瞎逛。我正在破坏训练的成果，真是欢乐时光啊，但吉尔再一次认识到我需要食品的安慰。他也知道如果他试图从我的手中抢走汉堡的话，他会失去一根手指的。
我们听着吉尔的特别cd，或者是驾车在群山之中穿行，或者沿着长街来回兜风。他称那张cd为“腹部绞痛”（bellycramps）。吉尔的人生哲学是寻求痛苦、追求痛苦，以及承认生活即意味着痛苦。如果你心碎了，吉尔说，不要逃避痛苦，而要纵情于其中。我们痛苦，那就让我们尽情地痛苦吧。《腹部绞痛》集合了所有的他认为最为悲伤的情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张cd，后来我们都能把歌词背出来了。一首歌放完，吉尔就会说出歌词，在我看来，吉尔说得比任何人唱得都好，他使所有唱片艺术家都自惭形秽。较之听辛纳特拉柔情的歌唱，我倒是更愿意听这些歌从吉尔的口中说出。
随着年龄的推移，吉尔的声音变得愈加深沉、浑厚，也愈加温柔。当他轻吐出悲伤恋歌的主要歌词时，他就像是摩西和猫王的共同化身。他把巴里·马尼洛的《请不要害怕》演绎得如此完美，他真应该被授予格莱美奖：
因为痛苦虽然令你倍感艰辛，
但你却因此深知自己仍然活着。
每次他轻轻说出洛伊·克拉克的《我们不能在雨中燃起火堆》的歌词时，我都会被深深震撼。其中的一句歌词在我俩的心中都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只想要体验假装的感觉，
假装还有剩下的东西可供我们获取。
当我不和吉尔在一起时，我就把自己锁在我的新房子里。它是我和波姬一起购置的，以便我们偶尔回拉斯维加斯时居住。现在我觉得它是我的二号单身公寓。我喜欢这座房子，较之我和波姬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的法国乡村风情的住所，它更符合我的风格。但是这座房子里没有壁炉，没有壁炉，我就无法思考，我必须要面对着燃烧的炉火。于是我雇了一个人为我建造壁炉。
当壁炉还在建造的过程中，我的房子就是一个重灾区——巨大的塑料片从墙上垂下来，防水布覆盖着家具，每个角落都落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一天早上，当我凝视着尚未完工的壁炉时，我想到了曼德拉，想到了我对自己和他人做出的承诺。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布拉德的电话。
“到拉斯维加斯来吧，我已做好参赛的准备了。”
他说他马上起程。
真令人难以置信，他本可以弃我于不顾——没有人会因此责怪他，但相反，他一接到我的电话便扔下了手头的一切事情。我喜欢这个家伙。现在，当他尚在赶来的路上时，我不禁担心起他会因我屋内的“工程”而感到不舒服，不过我旋即就笑了。我把两张低背安乐皮椅放在大屏幕电视和装满百威冰啤的调酒柜前，这样，布拉德全部的基本需求就得到了满足。
5个小时后，他穿过我家的大门，重重地坐在一张安乐椅上，打开一瓶冰啤，仿佛是在一瞬间，他看起来就像偎依在母亲的臂弯中那么怡然自得。我也开了一瓶啤酒。时钟的指针转到了6点。我们又喝起了冰镇的玛格丽特酒。不知不觉已经到了8点钟，我们仍然坐在安乐椅上，布拉德不停地调着台，寻找着精彩的体育节目。
我说：“听我说，布拉德，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我本来早就该告诉你的。”
他盯着电视，我则凝视着那个尚未完工的壁炉，想象着炉火正在熊熊燃烧。
“你前几天看那场比赛了吗？”他问道，“今年没有人能够战胜杜克队。”
“布拉德，这件事很重要，这件事你需要知道。波姬和我——我们结束了，我们无法再一起生活下去了。”
他转过头，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然后他把胳膊肘放在膝盖上，垂下了头。我不知道他对此事的反应。他的这个姿势保持了整整3秒钟。终于，他咧开嘴，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
他说：“今年将是美妙的一年。”
“什么？”
“我们将拥有美妙的一年。”
“但是……”
“到目前为止，这是你的网球生涯里发生的最好的一件事。”
“我很不幸。你在说什么呢？”
“不幸？那么你就错看了这一切。你们没有孩子，你现在就像鸟儿一样自由了。如果你们有孩子，嗯，那确实会有问题，但是现在，你无债一身轻了。”
“倒也是。”
“现在你的世界里只有网球。你现在独自一人，再也不用纠缠于那些戏剧了。”
他看起来疯疯癫癫的，已经有些精神错乱了。他对我说比斯坎湾站就要开打了，然后是红土赛季，然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你的负担现在已经消失了，”他说，“别再躺在拉斯维加斯、沉浸在痛苦中了，让我们把痛苦施加到你对手的身上。”
“你知道吗？你是对的。让我们再喝些玛格丽特酒来庆祝重生！”
9点钟的时候，我说：“我们应该想想吃什么了。”
但是布拉德正安静地、心满意足地舔着杯沿处的盐，而且他在电视上找到了网球比赛：施特菲·格拉芙和塞雷娜·威廉姆斯在印第安韦尔斯打的一场夜间比赛。
他转过身来，又冲我咧嘴一笑。“你的绝配就在那里！”
他指一指电视。
他说：“施特菲·格拉芙！那才是你的绝配。”
“是啊，但她对我一点儿都不感冒。”
我已经把那段经历告诉过他。1991年的法网，1992年的温网冠军舞会。我努力又努力。没门儿。施特菲·格拉芙就像法网，我就是越不过那条终点线。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布拉德说，“再说，你那时套近乎的方式也太不‘安德烈’了。询问一次便退缩，完全是业余选手的做法。自那以后你什么时候让别人操纵过你的比赛了？你什么时候接受过‘不’这一答案了？”
我点点头：“或许吧。”
“你只是需要对方看你一眼。”布拉德说，“一线曙光，一扇窗户，一次机会。”
我和施特菲都将参加的下一项赛事是比斯坎湾站。布拉德让我放松心情，他将助我一臂之力，使我得以接近施特菲。他认识施特菲的教练海因茨·冈特哈德，他将和海因茨谈一谈关于我俩一起练球的事。
我们一到达比斯坎湾，布拉德就给海因茨打了电话，而海因茨对他的提议颇感意外。他说不行，他说施特菲不会同意因为与一个陌生人进行一场练习赛而打断她赛前固定的准备活动时间表的。“她太规律了，而且，她也很羞涩，因此她会觉得很不舒服的。”但是布拉德一再坚持，而海因茨肯定对布拉德有些好感。他建议布拉德和我预订施特菲练球的那个球场，而且恰好要在施特菲之后使用那个球场。我们可以去得早一点儿，海因茨会假装只是随意地建议施特菲和我对打几个球。
“全部搞定，”布拉德说，“正午时分，你、我、施特菲以及海因茨。让我们开始狂欢吧！”
要事第一。我给j.p.打了电话，让他快点儿来佛罗里达，马上。我需要建议，我需要一个咨询人，我需要一位边锋。然后我来到球场，为我的那场“练习”练习。
在约定好的那一天，布拉德和我提前40分钟就到了球场。我从来没有如此紧张过，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我7次杀入大满贯赛事的决赛，但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我们发现海因茨和施特菲正全神贯注地进行练习。我们站在一边，注视着他们。几分钟后，海因茨把施特菲叫到网前，然后对她说了些什么，并指了指我们。
她向我们这边看过来。
我对她微笑。
她则面无表情。
她对海因茨说了些什么，海因茨又对她说了些什么，然后她摇摇头。但当她慢跑回到底线处时，海因茨朝我挥了挥手，让我上场。
我快速地系好鞋带，从网球包里抽出一把球拍，走到了场地上。然后，我一时冲动，迅速脱下了网球衫——这的确有些不体面，我意识到，但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施特菲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偷偷地瞥了一眼。我心中默念道：“谢谢你，吉尔。”
我们开始击球，她表现得几近完美，而我只是挣扎着将球击过网。球网是你最大的敌人，放松，我对自己说，别想了。得了吧，安德烈，这只是一场练习而已。
但我控制不了自己。我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人，她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我是她的追求者，同时也是她的球迷。一直以来，我就很想知道施特菲的正手是什么样子。我在电视上和现场都观看过她的比赛，我一直都想知道当球飞离施特菲的球拍时，那个网球会是什么感觉。球从每个选手的球拍飞离时，感觉各不相同——在力量和旋转方式上，确实有着极小的、具体的细微差别。现在，在和她对练的过程中，我察觉到了这种细微的差别——我觉得自己在触摸她，尽管我和她之间的距离有40英尺远。每次正手击球对我而言都是一种挑逗。
她打出一连串的反手球，用她那著名的削球将场地“切开”。我需要接住那些削球，我需要随心所欲地应付那些球，这样她才会对我印象深刻。但这可比想象的要难多了。我打飞了一个球。我对她喊道：“我不会再让你侥幸得手了！”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送出又一记反手削球。我用反手断然回击，并且尽可能用力地把球打了回去。
她回球时，球落网了。
我喊道：“这一招可为我付了不少账单啊！”
她还是什么也不说，只是又打出了一记更深、更旋的削球。
通常情况下，在我进行练习时，布拉德都喜欢忙前忙后。他会四处追球，给我提供一些建议，不停地说这说那。而这次他却一反常态，只是安静地坐在裁判椅上，就像守卫在鲨鱼出没的海滩上的救生员一样，密切注意着事态的进展。
我无论什么时候朝他那个方向看去，他都会咕哝道：“漂亮！”
人们开始聚集在球场的周围，瞠目结舌地看着我们，有几位摄影师还在拍照。我暗自思忖着原因：是因为一位女子网球运动员和一位男运动员在一起练习很罕见吗？还是因为我太紧张了，每三个球就会失掉一个？从远处看，施特菲仿佛正在给一个没穿网球衫的、只会咧着嘴傻笑的哑巴上课。
在我们对打了1个小时10分钟后，她向我挥一挥手，并且走到了网前。
“非常感谢你。”她说。
我小步跑到网前，说：“很愿意为你效劳。”
在她开始把腿放在网柱上压腿之前，我尚能设法表现出从容不迫的样子，但她一开始压腿后，我感觉所有的血都往头上涌来。我的身体必须动起来，要不然我会失去意识的。我以前从未压过腿，但现在似乎是一个开始的好时机。我也把腿放在网柱上，然后装出后背很灵活的样子。我们一边压着腿，一边谈论着即将开始的这项赛事，抱怨着旅途的奔波，交流着对彼此曾经去过的城市的看法。
我问：“你最喜欢哪个城市？当网球生涯结束时，你想过要居住在哪里吗？”
“哦，我还没决定好，纽约或者旧金山。”
我心里想：这两个城市不分高下，不过，你曾经想过要住在拉斯维加斯吗？
我说：“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城市。”
她笑了起来。“好吧，”她说，“再次感谢你。”
“愿意随时为你效劳。”
我们行完欧洲的贴面礼后，便各自离去了。
布拉德和我乘坐渡船回到了渔人岛，j.p.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在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三个一直在讨论施特菲，就好像她是我即将面对的一位对手似的——从某种角度讲，她确实是，布拉德像对待拉夫特和皮特那样对待她。她有优点，也有弱点。他分析她的打法，然后以此指导我。时不时地，j.p.会给琼尼打电话，并把电话设为免提形式，我们想听一听女性的观点。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一直在探讨这个话题。在晚餐时、在蒸汽房里、在酒店的酒吧间，我们三个除了施特菲什么也不谈。我们积极筹谋，使用像“侦查”和“情报”这样的军事术语，我感觉我们仿佛正在策划着从陆地和海上入侵德国。
我说：“她似乎对我很冷淡。”
布拉德说：“她不知道你已经和你的那位分手了。现在报纸上还没报道这件事呢，没有人知道。你得让她知道你的现状，并且向她表达你对她的感觉。”
“我会给她送花。”
“对，”j.p.说，“送花是个好主意，但你不能以你的名义送花给她，这可能会让媒体察觉到。我们让琼尼替你送花吧，当然在卡片上要签上你的名字。”
“好主意。”
琼尼进了迈阿密南滩的一家店，在我的指示下，买下了那里所有的红玫瑰。实际上，她是要把一座花园移栽到房间里。在卡片上，我再次就我练球一事向施特菲表示了感谢，并邀请她共进晚餐。然后我呆呆地坐着，等待着她的电话。
没有电话，一整天都没有。
第二天也没有。
无论我多么使劲地盯着电话，或者多么大声地对它喊叫，电话都拒绝响起来。我来回踱步，不停地抠着我指甲根部的外皮，直到抠得流出了血。布拉德来到我的房间，甚至在考虑是否应该给我吃点儿镇静药。
我喊道：“这真是胡扯。好啊，她不感兴趣，我知道了，但怎么连声谢谢都不说？如果她今晚再不给我打电话，我就给她打。”
我们转移到露台。布拉德调转视线，并发出了“噢喔”的声音。
“怎么了？”
j.p.说：“我想我看到了你送的花了。”
他们指了指路对面房间的露台。那显然是施特菲的房间，因为在露天的桌子上摆着我送给她的一束巨大的长梗红玫瑰。
“我不确定那是不是一个好兆头。”j.p.说。
“不是，”布拉德说，“绝对不好。”
我们决定要等到施特菲赢得第一场比赛——这肯定没什么问题——我再给她打电话。j.p.则帮我做些事前的准备，他扮演施特菲，我们排练每一种可能的电影脚本，他向我抛出了施特菲可能会说的每一句台词。
施特菲在42分钟内就将她那倒霉的对手淘汰出局。我给了渡船的船长一些小费，叫他一看到她上船就给我打电话。比赛50分钟后，我接到了电话：她登船了。
我估计她大概15分钟就能到达小岛，然后再过10分钟就能从码头回到酒店。所以25分钟后，我打电话给接线员，要求转接到她的房间。我知道她房间的号码，因为我看到那些该死的花仍然垂头丧气地待在露台的桌子上。
在电话铃响到第二声时，她接起了电话。
“嗨，我是安德烈。”
“噢。”
“我只是想打电话确认一下你是否收到了花。”
“我收到了。”
“噢。”
沉默。
她说：“我不想我们之间有什么误解，我的男朋友在这里。”
“我明白了。嗯，好的，我理解。”
沉默。
“祝你本次赛事顺利。”
“谢谢你，你也是。”
长时间的沉默。
“好吧，再见。”
“再见。”
我跌坐在沙发上，低着头盯着地板。
“我有一个问题问你，”j.p.说，“她到底说了什么会让你有那种表情？我们漏演了哪一出戏？”
“她的男朋友在那里。”
“噢。”
然后我笑了起来。我学会了布拉德的积极思考法，说：“也许她是想向我暗示些什么。很明显她的男朋友就坐在那里。”
“所以呢？”
“所以她不能和我说太多。她并没有说我有男朋友，或者事情已经结束了，或者不要再打扰我了，她只是说——我的男朋友在这里。”
“所以呢？”
“我认为她是在说我还有机会。”
j.p.说他去给我拿点儿喝的。
这项赛事稍微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但可悲的是，这仅持续了几个小时。在第一轮比赛中，我与来自斯洛伐克的多米尼克·赫巴蒂对决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施特菲和她的男朋友或欣赏或有些尴尬地忽视我送的玫瑰的情景。结果，赫巴蒂以2:1战胜了我。
我已经被淘汰出局了，所以我应该离开渔人岛了。但我仍逗留于此，在周围闲荡，坐在海滩上和布拉德以及j.p.密谋着。
“施特菲的男朋友可能出乎意料地出现了。”布拉德说，“而且，她不知道你已经离婚了，她仍然认为你和波姬是夫妻。再等等吧，等你们离婚的消息被媒体曝光之后，你再采取行动。”
“你说得对，说得对。”
布拉德向我提起香港。鉴于我和赫巴蒂比赛时的表现，在红土赛季来临之前，我明显需要参加另一项赛事。“让我们去香港吧，”他说，“我们别再闲坐着，只是谈论施特菲了。”
当我回过神时，我已经坐在了飞往中国的飞机上。我看到在机舱最前方的屏幕上显示的预计飞行时间：15小时37分钟。
我看看布拉德。15小时37分钟？这段时间里干什么啊？沉湎于施特菲吗？我可不想这样。
我解开安全带，然后站了起来。
“你要去哪里？”
“我要下飞机。”
“别傻了，坐下，放松。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整装待发了。让我们去比赛吧。”
我轻轻坐回椅子上，点了两杯雪树伏特加，吞下一片安眠药。似乎过了一个月，我终于降落在了地球的另一边。我坐在飞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一辆车里，仰望着这一日益崛起的国际金融中心。
我打电话给佩里。
“我离婚的消息什么时候对外公布？”
“律师们正在讨论细节问题，”他说，“与此同时，你和波姬需要共同起草声明。”
我们来回地发传真。她的团队，我的团队。律师和公关人员们繁忙地运作着。波姬添一个词，我删一个词，一份传真接着一份传真。以传真始，以传真终。
“声明就要发表了，”佩里说，“从现在开始，它随时就会刊登在报纸上。”
布拉德和我每天早上都会跑到楼下的休息室，买下当天所有的报纸，然后整个早餐期间，我们会把每一份报纸的大标题都浏览一遍。我如此焦急地盼望着报纸报道我的私生活，这在我记忆中还是第一次。每天我都会祈祷：让今天成为施特菲得知我已自由的一天吧。
日复一日，声明都没有出现，对我而言，这就像又一次等待施特菲的电话。要是我有头发的话，我肯定会把它们全都拔光的。终于，《人物》杂志的封面登出了我和波姬的一张照片，并以“出乎意料的分手”作为封面文章的标题。那一天是1999年4月26日，3天后就是我29岁的生日，而几天之后则本应是我和波姬结婚两周年的日子。
重获新生、焕然一新的我赢得了香港的赛事，但是在回去的航班上，我的胳膊抬不起来了。我从机场直接奔到吉尔家。他检查了我的肩膀，然后皱起了眉头。他不喜欢目前我肩膀的状况。
“我们可能要放下一切事情，然后缺席整个红土赛季的比赛。”
“不行，不行，不行。”布拉德说，“我们必须得去罗马参加意大利公开赛。”
“求你了，我从来没在意大利赢过。我们忘了它吧。”
“不，”布拉德说，“让我们去罗马吧，看你的肩膀到底如何。你本来不想去香港的，对吧？但你赢了，对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在形成的趋势。”
我让他把我拖到了飞机上，然后在罗马站的第三轮我以1:2输给了刚刚在印第安韦尔斯负于我的拉夫特。现在我真的必须闭门休养一段时间了，但布拉德又劝我去德国参加世界团体锦标赛。我已经没有力气和他争论了。
德国的天气寒冷、阴郁，这意味着球在这里打起来很沉。我瞅着布拉德，眼神里透着凶光。我无法相信他竟然把一个肩膀疼痛难忍的我拖到了杜塞尔多夫。在第一盘比赛进行到一半时，我再也挥不动球拍了，当时我以3:4落后。我退出了比赛。“到此为止，我们回家。”我对布拉德说，“我得使我的肩膀恢复正常，而且我必须得弄明白施特菲的事。”
当我们登上从法兰克福飞往旧金山的飞机时，我一句话也没跟布拉德说。我狂怒不已。我们要肩并肩地一起坐12个小时的飞机，我对他说：“接下来的事情这么安排，布拉德。我整夜都没有睡觉，就因为我的肩膀。我现在要吞下两粒安眠药，在接下来的12个小时里，我就听不到你的声音了，这对我而言，就是天堂了。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当我们着陆时，我想要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退出法国网球公开赛。”
他弓着身子，喋喋不休地在我耳边说了两个小时。“你不能回拉斯维加斯。你不会退赛的，你要和我一起去我旧金山的家里，我已经在客房里备足了木柴，你肯定会喜欢的。然后我们会飞回巴黎，参加法网。四大满贯中，你唯一没有在法网折桂，你不是一直都想得到它吗？但如果你连比赛都不参加，你又怎么能赢呢？”
“法国网球公开赛？算了吧，你肯定是在开玩笑。那艘船已经起航了。”
“你怎么知道？谁又能说今年不是阿加西之年？”
“相信我，1999年绝对不会属于我。”
“听着，你只是刚刚开始重拾你过去的风采。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一些久违的东西，我们此时不能有丝毫懈怠。”
我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他并非不认为我赢得法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一旦我缺席法网，我也会很轻易地就退出温网，然后整个1999年我都会如此。再见，重塑辉煌！你好，退役！
抵达旧金山后，我太累了，甚至没力气和布拉德争论了。我钻进布拉德的汽车，他载我到了他家，并把我安置在那间客房里。我睡了12个小时。当我醒来时，布拉德已经请来了一位按摩师准备为我治疗。
“不会起什么作用的。”我说。
“会有用的。”布拉德说。
我一天接受两次按摩。剩下的时间里，我要么凝视着窗外的大雾，要么向壁炉里添木柴。星期五的时候，我确实感觉好些了，布拉德为此欣然一笑。我们在后院的球场上打了大概20分钟的球，然后我又发了几个球。
“给吉尔打电话，”我说，“我们去巴黎。”
在我们在巴黎住的酒店里，布拉德正在仔细地看着我的签表。
我问：“怎么样？”
他什么也没说。
“布拉德？”
“再糟糕不过了。”
“真的吗？”
“简直就是噩梦。你第一轮比赛的对手就是佛朗哥·斯奎拉里，左撇子，阿根廷人。他可能是非种子选手中最难对付的一个家伙了，绝对是红土场上的野兽。”
“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劝我来参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