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特对我进行了一场很典型的老式纽约街头抢劫。一个不很恰当的比喻——是的，我被抢劫了；是的，一些应该属于我的东西被别人拿走了。但是，我却不能报案或者试图在法庭上寻求公正，否则所有的人都会指责我这个受害者。
在1990年法网公开赛中，我因为穿了粉红色的紧身裤而登上了各大报纸杂志的头版头条。这则新闻覆盖了大大小小体育版的首页，甚至在一些新闻版的首页也可以看到鲜明的标题：阿加西穿了粉红色，而且是在水洗牛仔短裤下面的粉红色紧身裤。我跟记者说，那不是粉红色，确切地说，那是热熔岩（hotlava）的颜色。我真的感到很奇怪，他们竟然这么在意这个小细节。更令我惊讶的是，我竟然也如此在意他们的报道是否准确。但是事实上我的感觉却是，让他们写我短裤的颜色总比写我人格的缺陷要好得多。
吉尔、佩里还有我都不喜欢和媒体打交道，也不喜欢人群拥挤的地方，更不喜欢巴黎。我们不喜欢被当作异类，也不喜欢迷路或是因为说英语而遭人斜眼。因此我们整日将自己锁在酒店的房间里，打开空调，饿了就叫份麦当劳或是汉堡王的外卖。
尼克却喜欢四处闲逛，看风景。“兄弟们，”他说，“我们是在巴黎呀！埃菲尔铁塔？卢浮宫？”
“去过了，看过了。”菲利说。
我不想去卢浮宫，我没有必要去。我现在闭上眼睛，脑海里还能清晰地浮现出那幅恐怖的画：一个男人悬在悬崖边上，他的父亲紧勒着他的脖子，而其他的亲人在下面抓住他的腿。
我对尼克说：“我不想见什么人，也不想看什么风景。我只想他妈的赢了这项赛事，然后赶快回家。”
我在前几轮比赛中打得不错，得以顺利晋级，然后又遭遇了库里埃。在第一盘中，他取得了抢七局的胜利，但接下来他却表现不佳。我赢得了第二盘，然后又顺势拿下了第三盘。在第四盘中，他垮掉了，以0:6惨败。他脸红了，变成了“热熔岩色”。我想要告诉他：我希望这场比赛足够让你劳心劳力了。但是我没有，可能是因为我变成熟了吧。毫无疑问的是，我的身体更强壮了。
我的下一个对手是卫冕冠军张德培。对于我来说，这是一场雪耻之战，因为我仍然不能够相信他竟在我之前赢得了大满贯。我嫉妒他的职业操守，敬佩他的赛场纪律——但是我不喜欢他这个人，因为他仍然大言不惭地说着比赛的时候上帝站在他那一边之类的话。他竟然将自己的狂妄自大与宗教信仰混为一谈，这彻底激怒了我。四盘比赛后，我将他淘汰出局。
在半决赛的时候，我的对手是乔纳斯·斯文森。他的发球威力很大，就像骡子踢人一样有力，而且他从来不惧怕冲到网前。而事实上他更擅长在快速场地比赛，因此我想在红土场地上我是有绝对优势的。既然他的正手攻势很强大，我很快就决定主攻他的反手。我不断地攻击他脆弱的反手，很快以5:1领先，并拿下了第一盘。第二盘中我也很快就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但他却又将比分扳回到3:4，然而在想反超我的路上他也只能走这么远了。值得钦佩的是，他鼓足余勇，赢得了第三盘。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会心烦意乱，但是这次，我朝我的包厢望去，看到了吉尔。我不断默念着他在停车场说的话，然后以6:3拿下了第四盘。
终于，我打进了决赛，我的第一个大满贯决赛。我的对手是来自厄瓜多尔的戈麦斯，我在几周前刚刚打败过他。他已经30岁，快到退役的年龄了——事实上，我还以为他已经退役了呢。终于，报纸上写道：阿加西的潜力要爆发了。
然后，灾难降临了。决赛的前一天晚上，我在洗澡的时候，感觉到佩里买给我的假发套突然在我手里裂成了碎片。我肯定是用错了护发素，那些编织在一起的结松了开来——这件假发套他妈的散了。
在极度的恐慌中，我把佩里叫到了我的酒店房间。
“大灾难，”我跟他说，“我的假发套——你看！”
他检查了一下。
“我们先把它烘干，然后再拼起来。”他说。
“用什么？”
“用发卡。”
他跑遍了整个巴黎找发卡，但是没找到。他打电话说：“这是他妈的什么城市？难道没有人别头发吗？”
在酒店的大堂，他碰巧遇见了克里斯·埃弗特，就问她有没有发卡，她说没有。她问佩里为什么要发卡，他没有回答。最后他终于在我姐姐丽塔的一位朋友那里找到了一大包发卡。他帮我重新拼好了假发，然后用了不下20只发卡别了起来。
“这结实吗？”我问。
“嗯，嗯，只要别老是乱动它就行。”
我们两个人干巴巴地笑了起来。
当然，我可以不戴假发套，但是几个月以来的嘲弄、批评和嘲笑让我变得很敏感。形象就是一切？如果他们知道我一直戴着假发套会说些什么？输或是赢对于他们来说都不重要——他们不会谈论我的比赛，他们只会谈论我的头发。那样的话，就不是波利泰尼的几个小孩子或是戴维斯杯上的1.2万个德国人嘲笑我了，全世界都会嘲笑我。我闭上眼睛，几乎就能听到那些嘲笑声，而且我知道，这是我承受不起的。
比赛前热身的时候，我在祈祷，不是为了取得胜利而祈祷，而是为了我的假发套千万不要掉下来而祈祷。通常情况下，第一次杀入大满贯决赛，我应该会紧张，但是我脆弱的假发套让我几乎变得神经质。不管它会不会真的掉下来，在我的想象中，它已经掉下来千万次了。比赛中的每一次飞奔投球、每一次跳跃，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它掉在红土场地上的情景，就像被我父亲从天上射下来的鹰那样躺在红土场上。我能清晰地听到现场观众的齐声惊呼，我能想象几百万人突然凑到电视跟前，你看我，我看你，用不同的语言和方言说出相同的台词：安德烈·阿加西的头发刚才是掉下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