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其实我也不大擅长扮演导师的角色。”
“噢。”
“聊天、倾听、友谊和陪伴——这些是我能够做的事情。”
我皱了下眉头。
“你看，”j.p.说，“我的生活就跟常人一样糟糕——或许更糟糕。我在引导方面或许真的不能提供很多帮助和意见，我不是那种类型的牧师。如果你想要一些建议的话，我很抱歉，但是如果你需要一个朋友，或许我可以胜任。”
我点了点头。
他打开家门，问我要不要进去。但是我却反问他愿不愿意跟我去兜兜风，因为我在开车的时候头脑会更清醒。
他伸长了脖子，看到了我的白色克尔维特就像一架小型私家飞机一样停在他的私人车道上。他脸上的光彩减淡了几分。
我载着j.p.在拉斯维加斯四处闲逛，沿着霓虹灯闪烁的长街开来开去，然后开进了环绕着市区的盘山公路。我给他展示了克尔维特的性能，将油门踩到底，然后，向他敞开了心扉。我告诉了他我的故事。虽然我说话颠三倒四、毫无逻辑，但是他却能像佩里一样可以用流畅恰当的语言复述出来。他能明白我内心的矛盾，并且化解了其中的一些。
“你还是一个生活在父母羽翼下的孩子，”他说，“但同时你已扬名世界了。这是一件很艰难的事。你想要自由地展现你自己，想要发挥你的创造力和艺术性，但是每次都得不到认同。这是非常痛苦的事情。”
我对他说，人们都认为我赢得并不光彩，认为我从来没有打败过任何优秀的选手，我一直都是侥幸而已，我一直都有祥云笼罩，这让我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他说：“其实你一直都是在逆流而上，从来都没有搭过顺风车。”
我笑了。
他说：“挺奇怪的吧？有一群陌生人以为他们很了解你，并且毫无理由地支持你；而另外一群人却以为他们才真正了解你，并且无缘无故地恨你——而他们谈论的那个‘你’对于你来说都很陌生。”
“更反常的是，”我跟他说，“一切都围绕着网球转，我痛恨网球。”
“哦，是的，但是你并不是真的痛恨网球。”
“不，是真的，我真的痛恨网球。”
我说起我的父亲，跟他谈起那些吼叫、那些压力、那些怒气和那些付出。j.p.露出一种有趣的表情：“你应该知道的吧，上帝跟你的父亲一点儿都不像。你知道的，对吧？”
我几乎将车开到了路肩上。
他说：“上帝跟你的父亲正好相反。上帝不会一直对你发脾气，不会冲着你的耳朵大喊，也不会喋喋不休地念叨你的缺点。你一直以来听到的那个声音，那个愤怒的声音，那不是来自上帝的声音，那只是你父亲而已。”
我将头转向他：“求你，能不能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他又说了一遍。一字一句地又说了一遍。
他真的这么做了。
我谢谢他，并问起了他自己的生活。他对我说，他很讨厌他现在做的事情，他不能容忍当一个牧师，不想再为人们的灵魂负责了。他说做牧师时间总是被占得满满的，都没有时间读书和思考了（我心里暗自揣测，他是不是在暗指我也是占用他空闲时间的一员）。而且，他还会受到死亡威胁的困扰。常常有妓女和毒贩来到他的教堂忏悔，于是那些拉皮条的人和吸毒的人以及他们的家人，也就是那些以此为生的人就会怨恨他。
“那如果不做牧师的话，你想做什么？”
“事实上，我会写歌，我是一个作曲家，我想以音乐为生。”
他说，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名字叫《当上帝奔跑的时候》，这首歌曾在基督教唱片流行排行榜上引起过巨大轰动。他还唱了一小段给我听。他的嗓子很好，那首歌也很动听。
我对他说，如果他确定那就是他想要的，并且为之努力奋斗，他就会成功。
当我开始像一个富有感染力的演讲者那样讲话时，我就知道自己已经累了。我看了看手表，凌晨3点钟。“哇噢，”我边说边伸了个懒腰，“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能够在我父母家门口停车吗？我家就在拐角的地方。我真的筋疲力尽了，没有力气再开车了。你开着我的车回家吧，然后方便的时候给我开回来就好。”
“我不想开你的车。”
“为什么啊？很酷的车啊，速度像风一样。”
“我知道，不过如果我不小心弄坏了怎么办？”
“如果你不小心弄坏了车，只要你没事，我会一笑置之的。我才不在意一辆车子呢。”
“你希望我开多长时间呢？我的意思是说，我应该什么时候把车还回来？”
“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
他第二天就把车开了回来。
“开着这样一辆车去教堂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他一边说着，一边将车钥匙抛给了我，“安德烈，我是葬礼的司祭，你总不能开着一辆白色的克尔维特去参加葬礼吧。”
我邀请j.p.来慕尼黑看戴维斯杯赛。我很期待戴维斯杯，因为这次比赛不仅关乎我自己，还关系到整个国家。我想象着我终于能够在一个团队中与队友并肩作战了，尽管并非完全如此。因此，我希望这次比赛能成为一个好的转折点，希望此次比赛能够顺利，并且希望我的新朋友能同我分享这次经历。
比赛一开始，我发现我的对手是贝克尔，他在西德人心中占据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赛场上，球迷们叫声震天，1.2万名德国人为他的每一次挥拍呐喊助威，同时为我的每一次挥拍喝倒彩。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我正处于一种怎么打怎么顺的绝佳状态，什么球都不会打丢。而且，几个月前，我就已暗暗下定决心，绝不会再输给贝克尔。现在，我正在顺利地将我的承诺付诸实践。我以大比分2:0领先。尽管全场只有j.p.、菲利和尼克三个人为我欢呼，我却能清楚地听到他们的声音。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似乎预示着美好的一天。
然而，之后我的注意力开始分散，我的自信心开始动摇。我丢掉了一盘，然后以为已经到了换边的时候，便垂头丧气地朝着我的座位走去。
突然间，几个德国的工作人员急切地朝我喊着些什么。他们在叫我回到赛场。
“这局比赛还没打完呢！”
“回来，阿加西先生，回来！”
贝克尔咯咯地笑了起来，观众们边吼边哈哈大笑。
我走回球场，感觉眼皮不停地在跳，仿佛又一次回到了波利泰尼网球学校，在众多的孩子面前被尼克羞辱的时刻。被媒体嘲笑已经让我很心烦了，我真的不能再忍受当众被人嘲笑。我输掉了这局比赛，进而又输掉了整场比赛。
冲完澡，我就钻进了停在体育场外面的汽车里。我没有看j.p.，直接转向尼克和菲利，跟他们说：“谁要是敢第一个跟我提网球，我就炒了谁。”
我独自一人坐在慕尼黑酒店房间的阳台上，俯视着整座城市，脑子里一片空白，于是我开始烧东西：纸、衣服、鞋子……多年以来，这一直是我自己减压的一种方式。我并不是有意这么做的，只是源于内心的一股冲动，我不能控制。
正当我燃起一堆小小的篝火时，j.p.出现了。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平静地将旅馆的一套文具扔进了篝火里，然后是餐巾。我又把旅馆的客房送餐菜单扔了进去。我们一起静静地烧着东西，谁都没有说话。火苗渐渐熄灭，他问我：“想不想出去走走？”
我们在慕尼黑城区的啤酒花园慢慢走着，放眼望去尽是欢笑、喧闹的人群。人们用容量为1升的大酒杯喝着啤酒，载歌载舞，尽情欢笑。这样的笑声让我战栗不已。我们走上了一座雄伟的石头桥，在铺着鹅卵石的凹凸不平的人行道上缓缓地走着，下面是湍急的河流。走到桥中间时，我们停了下来。周围没有一个人，那些尘世的喧嚣与欢笑已经离我们很远了。四周一片寂静，唯有匆匆而过的流水声。我盯着河水，问他：“如果是我不够优秀怎么办？如果今天并不是因为我没有发挥好，而是我的最高水平了怎么办？每当我输了的时候，我总是会找这样或那样的借口——假如怎样怎样，我一定会赢；假如我有足够的信心，假如我赢了那一局，假如我得了多少多少分。但如果我已经发挥出最佳水平了，我尽力了，仍然不能成为全世界最好的，那该怎么办呢？”
“如果那样的话……”
“我想我宁可去死。”
我斜靠在栏杆上，抽泣着。j.p.明智地选择了沉默，因为他知道，现在他说什么、做什么都毫无助益，只能等待着我自己将心中的火渐渐熄灭。
第二天下午的比赛，我的对手是卡尔·尤韦·斯蒂布，又是一个德国人。精疲力竭的我在这场比赛中，无论从体力还是精神上，都用错了打法。是的，我是在攻击他的反手，他最薄弱的环节，但我却不应该发力强攻。如果我不发力的话，那么他就必须自己发力，那样的话，他的反手就会更加薄弱，他最大的破绽就会暴露出来。然而，如果他借力打力，便可以凭借低平的削球令球在这片快速球场上低空飞行。正是因为我总是不必要地发力击球，并且试图做到完美，从而让他发挥出了超常的水平。带着热情友好的微笑，斯蒂布接受了我的礼物，他站稳脚跟，用在阿加西的帮助下变得强大的反手击球享受着美妙的时刻。后来，戴维斯杯美国队的队长指责我故意输掉了比赛，一位著名的体育评论员也是这么说的。
1989年我球场失意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我的球拍问题。我一直用“王子”牌的球拍，但是尼克却说服我跟一家新的公司“donnay”签约。为什么？因为尼克经济上出了问题，通过让我签约一家新的球拍厂商，他自己可以获得一份赚钱的合约。
“尼克，”我对他说，“我喜欢‘王子’牌的球拍。”
“你用扫帚把都能打球，”他说，“没有关系的。”
现在，用“donnay”牌的球拍打球真的就像是握着一把扫帚打球一样，感觉就像是我在用左手打球或者是遭受了脑损伤似的，一切都不对劲。球不受我的掌控，不听从我的命令。
在纽约，我和j.p.闲逛。早已时过午夜，我们来到一家破旧的熟食餐馆。艳俗的荧光灯下，聒噪的店员们用好几种东欧语言叽里呱啦地争吵着些什么。我和j.p.一人要了一杯咖啡。我双手托着下巴，不断地跟他抱怨：“我用新的球拍打球的时候，找不到感觉。”
“你会找到解决办法的。”j.p.说。
“怎么找？什么办法？”
“我不知道，但是你会找到的。这只是暂时的危机，安德烈，仅仅是众多困难中的一个，就像是我们现在坐在这里，将来还会有其他的人坐在这里一样。我们会遇到大的、小的，或者是不大不小的困难和难题。你就把这次危机看成是面对今后危机时的一次训练吧！”
后来，我的确是在一次训练中解决了这个难题。几天后在佛罗里达，我在波利泰尼网球学校打球，有人递给了我一只崭新的“王子”牌网球拍。我击了三记球，仅仅三记球，却像是接受了一场神圣的洗礼。每击一次球，球都会像激光一般准确快速地飞出去，并落在我想要它落的地方。我感觉这个球场已经成了我的地盘，受我主宰。
我跟尼克说我不在乎什么交易，我不能因为一场交易而毁掉自己的一生。
“我会解决这个问题的。”他说。
他改装了一个“王子”牌的球拍，把它的外表包装成“donnay”的样子。在印第安韦尔斯的比赛中，我轻松地赢得了几场比赛。尽管后来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输掉了，但是我却不在意，因为我的球拍回来了，我的球技也跟着回来了！
第二天，“donnay”的三名主管来到了印第安韦尔斯。
“这真叫人无法接受，”他们说，“瞎子都能看出来你是在用一把改装过的‘王子’球拍打比赛。你会毁了我们的，你要为我们公司的损失负法律责任。”
“你的球拍要为毁了我而负责！”
看到我毫无悔意，并且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donnay”的主管们说他们会给我做一把更好的球拍。他们走了，就像尼克那样复制了一把“王子”牌球拍，不过是使球拍的外表更像“donnay”球拍而已。我拿着我的冒牌“donnay”去了罗马，和一个我小时候就认识的孩子打了场比赛，他的名字叫皮特，姓我已经记不清了，好像是桑普拉斯什么的，是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个希腊裔男孩。在少年组的比赛中，我轻易地击败过他，那时我10岁，他9岁。上一次见到他是在几个月前的一项赛事中，我想不起来是哪项赛事了。那时我刚刚赢了比赛，坐在我酒店门口铺着美丽草坪的山坡上，菲利和尼克坐在我的身边。我们一边伸着懒腰、享受着清新的空气，一边看着皮特。他刚刚输掉了一场比赛，正在酒店前面的场地做赛后的练习。他击出的每一记球看起来都很糟糕，挥拍四次中有三次会失误。他的反手看起来很奇怪，单手握拍，以前从未见过。有人错误地指导了他的反手，而很明显这可能造成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失败。
“这个人永远也不可能打入巡回赛的。”菲利说。
“他能有参赛资格恐怕就够幸运的了。”我说。
“不管是谁像他那么打球的，都应该感到羞愧。”尼克说。
“全怪他们，”菲利说，“他有所有身体上的天赋——他身高6英尺l英寸，动作敏捷，但是有人却将他培养成了一块废铜烂铁。有人应该为此负责，应该让那些人付出代价。”
刚开始的时候，我对菲利的激动感到很吃惊，但随后我意识到菲利是感同身受，他在皮特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知道拼尽全力想获得巡回赛的参赛资格最终却以失败告终的痛苦，尤其是有着非自愿的单手反手这项技术时。从皮特的困境中，从皮特的命运中，菲利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现在在罗马，我看到了皮特自上次以来的进步，但是进步得并不多。他发球不错，但是却算不上一流，达不到贝克尔的发球水平。他的挥拍很快，动作标准，反应敏捷，离击球点很近。他想通过外角发球直接得分，尽管没有成功，但是错得并不是很离谱——他是那种想要通过发球直接得分，却错误地让你得手的选手。他真正的问题在于发球之后。他的击球很不稳定，他的底线球根本不能维持三个回合以上。我击败了他，6:2，6:1。当我走下赛场的时候，我暗想着他还有很长一段艰辛的路要走，我为这个家伙感到难过。他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人，但是我想我再也不会在巡回赛中见到他了吧，永远。
我进入了决赛，对手是阿尔贝托·曼奇尼。他强健、矮壮，有着树干一样粗的大腿。他击出的球很有力，富有侵略性，像龙卷风一样飞速移动过来，跟健身实心球一样重重地击在你的球拍上。我在第四盘中获得了赛点，但是我丢了这一分——然后崩溃了。无论如何，我输掉了这场比赛。
回到酒店后，我坐在房间里，一边看着意大利语的电视节目，一边烧东西。我想，人们肯定无法理解在决赛时功亏一篑的痛苦。你不断练习，不断进步，你所经历的一切痛苦与磨难都是为了那一刻做准备。你在一周内连胜了四场比赛（或者，如果是大满贯，那便意味着两周、六场比赛）。然后你输了最后一场比赛，你的名字就不能被铭刻在奖杯上，不能载入史册。你只输了一次，就成了一个彻底的失败者。
我参加了1989年的法网公开赛。第三轮的时候，我与库里埃相遇了，他是我波利泰尼网球学校的同学。人们都将注压在了我身上，很多人都看好我，但是库里埃却爆了一个大冷门，意外地击败了我。然后他就不断地挑衅我，他挥舞着拳头，怒视着我和尼克，而且回到更衣室后，他故意让所有人看到他换上跑鞋，出去慢跑，意思就是：我打败安德烈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
后来，当张德培赢得了赛事冠军，感谢上帝使球过网时，我感到很生气——这么多人当中，怎么能让他在我之前赢得大满贯呢？
又一次，我退出了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于是我又听到了媒体新一轮的嘲笑：阿加西未能赢得他参加的大满贯赛事，现在又退出了最重要的大满贯……但是，这些评论对于我来说，就像是石沉大海一样，已经激不起什么波澜了，因为我已经麻木了。
尽管我是体育评论员攻击的靶子，但是大的公司却依然邀请我去做他们的产品代言人。1989年年中的时候，我代言的一个品牌佳能策划为我拍摄一组照片，其中一处是在内华达州的荒野——“火之谷”取的景。我喜欢那个名字。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像是在穿越“火之谷”。
既然这个广告宣传的是相机，导演希望有一个色彩丰富的背景。“要生动。”他说。为了达到突出的效果，他在沙漠的中央修建了一座网球场。当看着建筑工人施工的时候，我不禁想起父亲在沙漠里修建他的网球场的情景。我已经走了很长的路，不是吗？
一整天，导演都在捕捉我一个人打网球的镜头，背景是火焰般赤红的山和桔黄色的石头。我已经精疲力竭，快被晒晕了。我想休息，导演却不放过我，他让我脱掉t恤。在我年少轻狂的时候，我曾经喜欢脱掉t恤衫并抛给观众，这件事众所周知。
然后，他想拍摄我在一个山洞里冲着相机的镜头打球，好像要打碎镜头的场景。
然后，在米德湖，我们又拍摄了几组以水为背景的照片。
做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傻、很滑稽，但没有什么害处。
回到拉斯维加斯后，我们又在长街上拍了几组照片，然后要在某个游泳池边上拍摄，他们选择了剑桥网球俱乐部的游泳池。我们准备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乡村俱乐部拍摄最后一组画面。导演让我穿上一套白色西服，开着一辆白色的兰博基尼到前门廊处。“从车里走出来，”他说，“将脸转向相机，压低黑色太阳镜，然后说，形象就是一切。”
“形象就是一切？”
“是的，形象就是一切。”
拍摄休息期间，我朝四周看了看。在旁观的人群里，我看到了温迪，曾经的球童，我年少时迷恋的对象。她现在也已经完全摆脱了当初在艾伦·金比赛时稚嫩青涩的样子。
她手里拿着一个行李箱，刚刚从大学辍学回到家中。“你是我回来后想见的第一个人。”她说。
她看起来很美，卷曲的棕色长发，碧绿色的眼睛。当导演指导我拍摄的时候，我的心早已经飘到了她那里。太阳刚下山，导演喊完“收工！杀青！”我和温迪就跳上了我的新吉普车，关闭车门并合上车篷，一路呼啸而去。
温迪问我：“他们一直让你在镜头前说的那句广告词是什么？”
“形象就是一切。”
“那是什么意思？”
这下把我问住了。“就是一款相机的广告词而已。”
几星期后，我每天都会听到两遍这句广告词，然后是每天6遍，后来是10遍。这让我想到了拉斯维加斯的风暴来袭，总是以叶子的沙沙声开始，最终发展成猛烈的连刮三天的风暴。
一夜之间，这句话几乎成了我的代名词。体育评论员将这句广告语描述成我的内在本质、我的天性。他们说这是我的宗旨、我的信仰、我的墓志铭。他们说我什么都不是，不过就是一个花瓶，没有内涵，因为我没有赢过一个大满贯赛事的冠军头衔。他们说这句广告语就是证明，我就是一个推销员，靠自己的名气赚钱，而且只在乎钱，一点儿也不在乎网球。比赛时观众开始拿这句广告语嘲笑我：“快点儿，安德烈——形象就是一切！”当我发脾气的时候，他们这么喊；当我面无表情的时候，他们也这么喊；当我赢的时候，他们这么喊；当我失败的时候，他们还是这么喊……
这无所不在的广告词以及由其引发的一波波敌意、批评和讽刺的浪潮真的令我很痛苦。我感到自己被背叛了。广告商、佳能的高管们、体育评论员和球迷们都背叛了我。我感到自己被抛弃了。当我进入波利泰尼网球学校的时候，也曾有过这样的感觉。
最让我感到耻辱的是，人们坚持认为我曾承认自己是没有灵魂的空洞形象，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我为一个商业广告说的一句广告词。他们竟把这句愚蠢的满大街都是的广告词当成是我的忏悔，这简直就同因马龙·白兰度在《教父》里的一句台词而以谋杀罪逮捕他一样可笑。
随着这个广告风波的继续扩大，这句诡异的广告词几乎悄悄登上了所有关于我的文章中，我的态度也随之改变，变得极端、挑剔。我不再接受任何采访；我猛烈地攻击裁判员、对手、记者——甚至是球迷们。我感到自己这样做很公平，因为整个世界都在跟我作对，整个世界都在打压我。我变成了我的父亲。
当观众们起哄的时候，当他们朝我喊“形象就是一切”的时候，我会回应他们：“你们不想让我待在这儿，其实我自己也不想来！”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在我的一场惨痛的失败后，赛场响起了震天的起哄声。一名记者皮笑肉不笑地问我：“你是怎么了？你今天看起来都不像你了。是有什么困扰你的事情吗？”
我直接跟他说：“见鬼去吧！”
从来没有人给过我这样的忠告——千万不要得罪记者；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骂记者、向记者发威只会让记者更加失去理智；不要在他们面前表现出胆怯，但是也不要向他们发威。但是我想，即使有人给我这样明智的建议，那时的我也未必听得进去。
相反，我选择了逃避，我表现得就像个逃犯一样，跟我一起藏匿的还有菲利和j.p.。我们每晚都去街区的一家名叫peppermill的破旧咖啡馆，在那儿喝上一杯又一杯的咖啡，吞下一张又一张的馅饼，然后不停地聊天、唱歌。j.p.已经从一个牧师变成了一个作曲家，他搬到了奥兰治县，专心致志搞音乐。当遇到我和菲利喜欢的歌时，我们就会将音乐声调得很大，直到咖啡馆的其他顾客纷纷忍不住转过头狠狠瞪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过去将声量调小。
j.p.还是一个失败的“喜剧演员”，他很崇拜杰里·刘易斯，但他讲的笑话却常常无法让我和菲利笑出来。于是我们就会和j.p.打打闹闹，我们围着女服务员跳舞，在地板上做蛙跳，最后的时候，三个人常常会笑得喘不过气来。我甚至比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笑得还多，尽管这笑里含着绝望和歇斯底里，但是这样的大笑确实有疗伤的作用。夜深人静的这几个小时里，欢笑让我感觉自己好像又回到了那个以前的安德烈，尽管我也搞不清那个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