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9年的网球生涯中，我懂得了一点：在你前进的道路上，生活会剥夺你几乎所有的家当，你要做的就是避开障碍。如果你因它们而止步或者分心，你就没有做好自己的分内事，而这一点将使你懊悔不已。这种懊悔会比背伤更让你无法前行。
我睁开双眼，却不知身在何处，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一半的人生都是这么度过的。然而，这一次感觉有些不同。这一次，这种错乱感更令人惊恐，更完全，也更彻底。
我向上看了看，发现自己正躺在床边的地板上。这使我回过了神，想起午夜时我从床上移到了地板上。大多数晚上我都会这样做，因为在柔软的床垫上躺得过久会给我造成极大的痛苦，而在地板上我的背会舒服些。我数到三，然后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站立之旅。伴随着一声咳嗽，我呻吟着侧过身，像胎儿一样蜷缩起来，然后再突然翻转过来屈身跪在地板上。此刻，我等待着，等待着血液重新开始在身体里涌动。
相对而言，我还算年轻，仅仅36岁，但每次醒来，我都觉得自己似乎已经96岁了。在将近30年的疾速奔跑、猛然停住、高高跳起、重重落地之后，我的身体似乎已经不再是我自己的了，我的头脑似乎也不再属于我。每当睁开双眼，自己就成了一个陌生人。长久以来，我一直在经历着这些，而尤其早晨醒来时，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我快速回忆着我的基本信息：我的名字叫安德烈·阿加西，我的妻子是施特芬妮·格拉芙；我们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5岁，女儿3岁；我们居住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不过现在我们住在纽约四季酒店的一间套房里，因为我正在参加200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这是我的最后一次美网公开赛，事实上，也是我参加的最后一项职业赛事。我以网球为生，尽管我憎恶网球，以一种隐秘的激情憎恶着它，一直都是。
此时此地，我网球生涯的最后一章即将翻过。我双膝跪地，喃喃自语道：请让这一切结束吧。
然而，我身体里的另一个声音却在说：我还并未准备好就此结束。
在隔壁房间里，施特芬妮和孩子们正在吃早餐，我听到他们彼此交谈着，不时还会开怀大笑。一种想要见到他们、抚摸他们的强烈愿望从心中油然而生，再加之此刻迫切想来上一杯咖啡，这让我获得了力量。我必须站起来，借助身旁的床站起来。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憎恶使我屈服，而爱却使我重新挺立。
我看了一眼床边的钟，刚刚7点半。施特芬妮让我多睡一会儿，迟些再起。在我职业生涯最后的这些日子里，我总是疲惫不堪。这不单单是因为身体上的伤痛。因为即将退役，情感的洪流得以奔泻而出，这也常常使我精疲力竭。现在，第一波疼痛从我疲劳的中心源——后背——扩散开来。我抓住后背，后背的疼痛使我不堪忍受，感觉就像有人在夜里偷偷地溜了进来，用某种方向盘防盗锁锁住了我的脊柱。后背上戴着一个防盗锁，我又怎么能在美网公开赛上打球？难道我的最后一场比赛要因伤退出？
我出生时脊椎前移，腰骶部的一块椎骨与其他椎骨是分离的。这块椎骨特立独行，如反叛者那样（这也是我走路内八字的原因）。由于这块“与众不同”的椎骨，我脊柱内部神经的活动空间相应缩小。正常人那里的空间本就不是很大，我的则非常小，因此哪怕只是微微地动一下，那里的神经都会受到挤压；加之还有两处椎间盘突出，以及一块想要保护整个受损的区域而徒劳疯长的骨头，我的那些神经感受到了彻底的压抑。当那些神经开始抗议其狭促的立足之地或发出求救信号时，疼痛就会在我的腿部四处游走。这种疼痛使我呼吸困难，甚至语无伦次。在这种时候，唯一的缓解之道就是躺下来，等待。然而有时在比赛的过程中，疼痛也会不期而至，这时唯一的疗法就是改变我的竞技风格——不同的挥拍方式，不同的跑动方式，所有的一切都要有所不同，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肌肉痉挛时。每个人都厌恶改变，但肌肉却不能服从常规。受到改变的召唤，我的肌肉也加入了脊柱的反叛运动中，不久，我的整个身体都陷入了一场自我混战中。
吉尔是我的体能教练、我的朋友，同时更像我的父亲一样。他曾经这样解释我的疼痛：你的身体正在告诉你，它再也不想干这个了。
我对吉尔说，我的身体早就告诉过我了，几乎在我开始想退出时它就这么“认为”了。
然而，自从2006年1月起，我的身体便开始大声抗议了。它已经不再想要退役——因为它已经退役了。我的身体已经搬到了佛罗里达，在那里买了公寓并过上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因此我一直都在与我的身体谈判，请求它暂停退休生活，到这儿驻留片刻，再到那儿待上几个小时。大多数时候，谈判都以可的松sup/sup为中心。打上一针可的松，疼痛可以暂时得到缓解。但是在可的松起作用之前，要经历非常痛苦的注射过程。
我昨天打了一针，这样今晚我才能够比赛。这是这一年的第3针，我职业生涯的第13针，也是迄今为止最为骇人的一次。首先，医生让我选定一种姿势，于是我趴在了桌子上，然后护士一把拉下了我的短裤。医生说他必须得使那根7英寸长的针头尽可能地靠近发炎的神经；但是由于我的椎间盘突出和骨刺的阻挡，他无法使针头直达神经附近。于是他尝试“绕道”注射，希望能破除我背部的“枷锁”，这使我疼痛异常，不堪忍受。他首先将针头刺入，然后把一个大型x光检查仪压在我的背上，查看针头离神经有多远。他说，他得使针头紧靠神经，但又不能碰到神经。如果针头碰到了神经，哪怕仅仅是轻轻掠过，那种痛苦也足以毁了我的整个赛事，甚至可能改变我的一生。刺进去，拔出来，动一动，他不断调整着针头的位置，直到我疼得眼里充满了泪水。
最后，他终于找准了位置。“正中靶心。”他说。
可的松被注射进去了，那种灼人的痛感使我咬住嘴唇。然后压力如约而至，脊柱周围神经得以栖息的微小空间开始被挤压。压力不断增加，一度我甚至认为我的背即将爆炸。
医生说，做任何事都会有压力。
至理名言，医生！
旋即，疼痛感之于我似乎是美好的，甚至是甜蜜的。因为你知道，这种疼痛马上就会消失，你将获得救赎。不过再仔细想一想，也许所有的痛苦都是如此。
我家人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我艰难地挪着步子，向套间的起居室走去。儿子杰登和女儿杰姬看见了我，高兴地叫起来。爸爸，爸爸！他们一蹦一跳地跑过来，想要扑到我怀里。我停住脚步，挺直身躯，像模仿冬日里的大树的哑剧演员一样立在了他们面前；而他们也恰在扑到我怀里之前停住了，因为他们知道爸爸这些天来有些虚弱，如果太用力地碰他，他就会垮掉的。我拍了拍他们的小脸，亲吻了他们的脸颊，然后和他们一起坐到了早餐桌前。
杰登问我今天是不是那一天。
“是的。”
“今天你就要比赛了吗？”
“对。”
“那么今天之后，你就要退役（retire）了吗？”
他和杰姬刚刚学会“退役”（retired）这个词。他们说这个词时总是把最后一个字母（d）丢掉。对于他们来讲，退役一直都在进行着，永远都是现在时。也许他们确实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儿子，如果爸爸赢了，那就还不能。如果我今晚赢了，我得继续打下去。”
“但是如果你输了——我们能养只狗吗？”
对于孩子们来说，退役只是意味着一只小狗。施特芬妮和我曾经答应孩子们，如果我不再训练了，我们也不再需要像这样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时，我们就可以买一只小狗。也许可以叫它可的松。
“对，小伙子，如果我输了，我们就买只狗。”
他微笑了一下。他希望爸爸输掉，希望爸爸体验到那种压倒一切的失落感。他无法理解——我又怎么能向他解释清楚——失败的痛苦，还有比赛的痛苦。我用了将近30年才得以理解痛苦的真谛，才得以解答内心深处的疑问，才得以破解自相矛盾的密码。
我问杰登他今天要做什么。
“去看骨头。”
我看看施特芬妮。她提醒我说，她要带孩子们去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去看恐龙。此时我却想起了我扭曲的椎骨，想到我的骨架和其他恐龙一起在博物馆展出，骨架上标着：霸王龙，网球沃鲁斯。
杰姬打断了我的思绪。她把她的松饼递给我，要我把蓝莓挑出来，这样她才能吃。这已成为早上的例行之事。要如外科手术般精准地弄掉每一颗蓝莓，你需要一丝不苟，精神专注。把刀子插入松饼，转动刀子，使其刚好可以剜出蓝莓，而又不会碰到蓝莓。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她的松饼上，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我终于可以想一想网球之外的事情了。
早餐后，施特芬妮和孩子们跟我道别后，直接去了博物馆。我静静地坐在桌子旁，四下观望起这间套房。它跟我以前住过的酒店套间大同小异，清洁、雅致、舒适——这里是四季酒店，所以它还是蛮可爱的，但是这里只是又一个我称之为“非家”的地方，只是作为运动员的我们暂时的栖息地。我闭上双眼，试图考虑一下今天晚上，但却不知不觉地陷入回忆中。这些天来，我的思绪总是不经意间就回到过去，而半数情况下，它总是想要回到最开始的地方，这很可能是由于我已如此接近终局。但是，现在我还不能沉溺于过去，现在还不行。哪怕是对过去的点滴回忆，我都承受不起。我站起身，绕着桌子来回走着，检测我的身体是否平衡。当我感觉身体已相当平稳了，才小心翼翼地走向淋浴间。
冲着热水，我呻吟着，痛苦地尖叫着。我慢慢地弯下身，摸了摸四头肌，精神为之一振。我的肌肉终于松弛下来，皮肤开始愉悦地吟唱，毛孔也畅通了，温暖的血液在我的血管里流淌。我感到希望已开始蠢蠢欲动。然而，我并未进行突然或剧烈的运动。我不想做任何惊动我脊柱的事情，我想让它再沉睡一会儿。站在浴室的镜子前擦拭身体，我盯着镜子里的脸，红红的眼睛，灰白的胡子——与我职业生涯开始时迥然不同，而且也与我去年在这面镜子里看到的面容相异。无论我会是谁，我已然不是那个开启这一漫长旅程的男孩了。我甚至也已不是3个月前宣布职业生涯即将结束的那个男人了。我就像一个已经更换了4次拍柄绷带、7次拍线的网球拍，称这个球拍还是原来那个球拍准确吗？在那双眼睛的某处，我仍能看到那个一开始并不想打网球的男孩，那个想要退出而且也确实多次退出的男孩。我看到了那个憎恨网球的男孩，我不禁想知道那个金发男孩会如何看待眼前这个谢了顶的男人。这个男人仍然憎恨网球，却还在继续打着网球。他会震惊、感到有趣，还是会为之骄傲？这一问题使我筋疲力尽，而现在才刚刚中午。
请让这一切结束吧。
然而，我还并未准备好就此结束。
职业生涯的终点线与一场比赛的终点线并无差别，目标就是触及那条终点线，因为它散发着一股极富磁性的力量。当你接近终点线时，你能感受到那股力量在吸引着你，你可以借助那股力量实现穿越。但是就在你即将获得那股力量时，你又感觉到了另一股同样强大的力量，正将你推离终点。这一点令人费解，神秘玄妙，但这两股力量确实同时存在。我深有感触，因为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都在追寻着其中一股力量，同时在与另一股力量进行斗争。有时，我被困其中，摇摆不定，像网球一样在两点之间不停往复。
我提醒自己，为了应对今晚可能出现的任何困难，我必须拥有钢铁般的自制力，无论这种困难是背痛、糟糕的天气，还是自我厌恶感。这种提醒是一种担忧，但同时也是一种思索。在29年的网球生涯中，我懂得了一点：在你前进的道路上，生活会剥夺你几乎所有的家当，你要做的就是避开障碍。如果你因它们而止步或者分心，你就没有做好自己的分内事，而这一点将使你懊悔不已。这种懊悔会比背痛更让你无法前行。
我躺在床上，喝了杯水，然后读起书来。一会儿，觉得眼睛有些累了，就打开了电视，这时播放的正是关于此次比赛的报道：今晚，美网公开赛将进行第二轮比赛。这将是阿加西的告别秀吗？我的脸闪现在屏幕上。与镜子中的那张脸大不相同——这是我比赛时的面容。我开始仔细打量起这张脸，这一次它是通过电视这面失真的镜子呈现在我面前的。我换了一两个频道，都是关于这场比赛的报道。我开始焦虑起来，而且愈加强烈。这是有关我的最后的商业宣传吗？这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最后一次大力报道我的比赛吗？
那种行将覆灭的情绪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在我看来，网球使用生活中的语言绝非偶然。占先、发球、失误、破发、零分——网球的基本元素都是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这是因为每一场比赛都是现实人生的缩影。甚至网球比赛的架构——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层层嵌套——也反映出了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格局。得到一定分数，一局终了；几局过后，一盘完结；等到数盘打下来，胜负分出，即是一场比赛。各个环节都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任何一分都有可能成为转折点。这令我不禁想起秒、分钟、小时之间的那种关联。生活中的任一小时都有可能成为最美好的时光，但也有可能留下最黑暗的记忆，这取决于我们的选择。
但如果网球就是人生，那么球赛终局之后，则必是不可捉摸的空虚和寂寥。一想到这点，我就十分沮丧。
施特芬妮和孩子们突然开门进来。孩子们一下子便倒在了床上，儿子问我感觉怎么样。
“很好，很好。骨头怎么样？”
“好玩！”
施特芬妮给他们拿了三明治和果汁，然后又催着他们出了门。
她说，他们与其他孩子约好了要出去玩。
谁不是呢？我也与人约好了要去“玩”网球。
现在我可以打个盹儿了。36岁了，唯一可以使我打下一场有时甚至会过半夜的夜场比赛的方法就是提前打个盹儿。而且，既然我已经大概知道我是谁了，我希望合上双眼，暂时“告别”阿加西。当我再睁眼时，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我大声说：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不能再继续逃避了。我又一次走进淋浴间，但是这次与早上那次不同——这次至少多用了22分钟，估计应该差不多。而且这次不是为了清醒，也不是为了洗掉泥垢——这次淋浴是为了鼓励自己，训练自己。
网球是一项自言自语的运动，任何其他运动员都不会像网球运动员这样自言自语。棒球投球手、高尔夫球手、足球守门员，当然也会自己小声嘟囔，但是网球运动员是自己提问然后回答。在比赛最激烈的时刻，网球运动员看起来就像公共广场上的疯子，大声叫嚷、诅咒谩骂，不断与自我进行着辩论。为什么？因为网球这种运动太孤独了，只有拳击手才能理解网球运动员的孤独。就算是拳击手，也有助手和经纪人陪伴着，他们甚至还可以将拳击场上的对手视作某种意义上的伙伴，和他们扭斗，对他们咕哝。然而在网球比赛中，你和对手永远是面对面地厮杀，却永远不会碰触对方或是跟对方以及其他任何人交谈。网球规则禁止网球运动员在比赛时与人交谈，甚至与教练交谈都不行。
人们有时会说田径中的赛跑运动员才更为孤独，我不得不一笑置之——至少赛跑运动员可以感受和嗅到对手的气息，他们之间的距离只有几英寸，而在网球比赛中，你却身处孤岛。在所有男女比赛项目中，网球是最接近单独禁闭的，不可避免地催生自言自语。我的自言自语是从下午这次淋浴开始的。我开始自己和自己说话，不断地说些疯狂的事，一遍又一遍，直到自己对此深信不疑。比如说，那个半残的人可以在美网公开赛中进行比赛，那个36岁的老男人可以击败一个刚刚步入全盛阶段的对手。我在职业生涯中赢过869场比赛，在网球历史上位居第五，而其中很多次胜利都是在下午淋浴后赢得的。
水在我耳边哗哗地响，就像两万名球迷的呐喊声。我回想起那些特别的胜利——那些球迷们不会记得的，但却仍会令我难以入眠的胜利——在巴黎对阵斯奎拉里、在纽约与布莱克鏖战，在澳大利亚与皮特一争高下。我珍惜其中的分分秒秒，当然也会回想起一些失败，想到失望之处时我摇摇头。我告诉自己，今晚不过是场考试而已，而且考的是我已经学了29年的东西。不论发生什么，我至少已经经历过一次。或是身体上的测试，或是精神上的考验，没有什么新鲜的。
请让这一切结束吧。
我不想就这样结束。
我开始大声哭泣，斜靠在淋浴间的墙上，让眼泪尽情流淌。
我在刮胡子的时候给自己下了严格的指令：一分一分地打，为每一分而全力以赴，无论发生什么都要昂起头。看在上帝的份上，就算痛苦和失败在所难免，也要享受过程，至少享受其中的某些瞬间。
我想起了我这场比赛的对手——巴格达蒂斯，他此时正在干些什么呢？他在巡回赛中是个新手，但却绝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典型的新手。事实上，他现在世界排名第8位。他是一个来自塞浦路斯的身强体壮的希腊大男孩，在这个赛季中一直有上佳表现，曾一路杀进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决赛和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的半决赛。我很了解他。在2005年的美网公开赛中，我们打了一场练习赛。通常在大赛时我是不会和其他选手打练习赛的，但是巴格达蒂斯的坦率足以打消我的疑虑。而且，当时塞浦路斯的一家电视台正在录制一期有关他的节目，巴格达蒂斯问我是否介意拍摄我们比赛的过程，我说：“当然不介意，为什么要介意呢？”最后，我赢了那场练习赛，6:2，赛后他一直保持着笑容。于是，我想他是那种高兴或是紧张的时候都会笑的人，但是你很难区分他是高兴还是紧张。这让我想起了某个人，但我却一时想不起来那个人是谁了。
我告诉巴格达蒂斯，他的打法有点儿像我。他说那一点儿也不意外，他是看着我的球赛长大的，他在卧室里贴满了我的照片，总是边看我的比赛边模仿我的动作。换句话说，今晚我会像和镜子里的我打比赛一样。他会固守底线，在球的上升期便早早地击球，喜欢孤注一掷，就像我一样。这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我们两个人都想尽办法控制局面，都想要寻找机会击出一记漂亮的反手直线球。他的发球并非势不可挡，我的也不是，这意味着双方要通过长时间的对打才能得分，也就是要消耗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我要为一场双方不得不全力以赴的长时间消耗战——也就是这种运动中最残酷的形式——做准备。
当然，我们俩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体力。我们有不同的身体。他就像年轻时的我——动作敏捷迅速、精力充沛。为了让现在的我生存，我必须打败年少的我。我闭上眼睛，对自己说：控制那些你所能控制的！
我又大声说了一遍。大声说出来让我觉得自己所向披靡，无所畏惧。
我关上水龙头，呆立着，浑身不停地颤抖，不禁想起自己在不断流出的热水下是多么容易变得勇敢起来。但是，我提醒自己，那并不是真正的勇敢。说到底，你的感觉并不重要，你的行为才能最终成就你的勇敢。
施特芬妮和孩子们回来了。是吉尔水上场的时候了。
我出汗比大多数运动员都多，因此在赛前数小时内我需要大量饮水。我倒了几百毫升吉尔发明的神奇的“灵丹妙药”。吉尔是陪伴了我17年的体能教练。吉尔水里含有碳、电解质、盐、维生素和一些吉尔从不外传的秘密成分。他从20年前就开始不断完善他的秘方了。他通常在比赛的前一夜就开始不断地强迫我喝吉尔水，直到比赛开始为止。然后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会不时地抿一口。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版本的吉尔水，且每一阶段的颜色都不同：粉色是用于摄入能量的，红色是用来恢复体力的，棕色的则是用来补充营养的。
孩子们很喜欢帮我制作吉尔水，他们为了谁用勺子舀出那些粉末、谁端着漏斗、谁将那些粉末倒进塑料水壶里而吵来吵去。但是只有我可以将那些水壶放进我的包里，和我的衣服、毛巾、书、墨镜以及护腕放在一起。我的球拍通常最后才会放进去。我不允许别人碰我的网球包。当我打包完毕后，通常把它放在门边，就像一个杀手的装备一样，标志着出发的时刻已迫在眉睫。
5点的时候，吉尔从酒店大堂打来电话。
他说：“你准备好了吗？大干一场的时刻到了。时间到了，安德烈。开始了。”
现在每个人都在说“开始了”，但是吉尔从很多年前就开始这么说，而且没有人能说出他那样的感觉。当吉尔说“开始了”，我感到自己的助推器被点燃了，我的肾上腺素像锅炉里的热水一样汩汩涌动。我感觉自己可以将一辆小汽车举过头顶。
施特芬妮将孩子们聚到门口，告诉他们爸爸要出发了。“你们有什么要对爸爸说的，孩子们？”
杰登喊：“爸爸，狠狠地打他们！”
“狠狠地打他们！”杰姬也学着哥哥说。
施特芬妮只是给了我一个吻，什么也没有说，因为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车里，吉尔坐在前排。他穿得很入时，黑衬衫、黑领带、黑夹克，并时不时用后视镜检查自己的发型——每次比赛他都打扮得像是要去相亲或是要去大出风头似的。我和教练达伦坐在后排。达伦是澳大利亚人，有着一身好莱坞明星似的棕色皮肤，总是带着像是中了彩票似的微笑。有几秒钟的时间，没有人说话，然后吉尔哼出了我们最喜欢的一首歌，一首罗伊·克拉克的老歌，他深沉的男低音在车里飘荡：
只想要体验假装的感觉，
假装还有剩下的东西可供我们获取……
然后，他看向我，等待着。
我说，我们也不能在雨中燃起火堆啊。
他笑了，我也笑了。这一刻，我忘记了紧张。
紧张是一种很可笑的情绪。有些时候它会使你不得不跑到洗手间，有些时候它让你感到怒火中烧，还有些时候它又会让你开怀大笑，并有一种想要去战斗的渴望。在你驾车驶往赛场前，第一要务是要确定你是哪种紧张。弄明白你是哪种紧张，破译其中所蕴涵的有关你身体和心理状态的密码，是控制它并让它为你服务的第一步。这是我跟吉尔学到的成千上万条经验中的一条。
我问达伦对巴格达蒂斯的看法。今天晚上我要展现何种程度的进攻性？网球就是对不同程度的进攻性的演绎。你要展现出足够的进攻性以掌握分数，但也不能攻击得过了头，以至于牺牲了控制权，将自己暴露在不必要的风险当中。我关于巴格达蒂斯的问题是：他会如何打击我？如果我以反手斜线球来发球，有的运动员会很有耐心，有的则会立即做出反应，或是回击一记大力直线球，或是直接杀到网前。因为除了那场练习赛之外，我从来都没有跟巴格达蒂斯对打过，我想要知道他对保守的打法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他是会冲向前，放弃运用常规的斜线球打法，还是会守在底线等待时机？
“老兄，”达伦说，“我觉得如果你在对打中太保守的话，那个家伙就会伺机而动，用他的正手重击你。”
“我知道了。”
“至于他的反手击球，他无法轻易地打出直线球，也就不会那么快地扣动扳机。所以如果你发现他一直在用反手打直线球的话，那么就一定意味着你没能在你们的对打中释放足够的力量。”
“他跑动迅速吗？”
“是的，他跑动很迅速，但是当他处于防守状态时，他就会不舒服。他处于进攻时的跑动状态比防守时表现得要好。”
“嗯。”
我们来到了运动场。球迷们在四周徘徊。我为几个人签了名，然后就闪进了一个小门里，走过一个长长的通道进入了更衣室。吉尔走过去和保安协商，他通常希望他们知道我们去场地练习和回来的确切时间。达伦和我放下包，直接朝训练室走去。我趴在桌子上，让第一个赛会医生来帮我按摩背部。达伦迅速走了出去，5分钟后，他拿着8把新穿了线的网球拍回来了，然后把它们放在了我的包上。他知道我希望亲自把它们放进包里。
我对我的网球包有种异样的迷恋。我总是把它收拾得极其整齐，而且并不认为自己这种过于注重小节的行为有什么不妥。包就是我的文件夹、手提箱、工具箱、午餐盒和调色板，我需要它一切就位。这个包是我带到赛场上并从赛场上带回来的东西，这是两个极具压力的时刻，因此我可以感觉到它的每一分重量。如果有人悄悄往我的包里塞进一双袜子，我想我也能感觉得到。这个网球包就像你的心一样，你必须一直知道里面装了些什么。
同时，这也是一个纯功能性的问题。我需要我的8把球拍严格地按时间顺序排列在我的网球包里，最新穿线的球拍放在最底下，穿线时间最久的球拍放在最上面。一把球拍放的时间越久，它的网线就会变得越松，所以每场比赛开始时我用的通常都是那把穿线时间最久的球拍。
我的穿线师罗曼是一个老派的、活在旧世界的捷克艺人。他是最棒的，而且他也必须是，因为穿线这一环节可以使比赛的结果大为不同，而对一个人来说，一场比赛则可能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职业生涯，而一种职业生涯则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人生。当我从包里拿出一把新的球拍，试着打完一场比赛时，这个球拍的球弦磅数的价值可能高达数十万美元。因为我是在为我的家人、我的慈善基金、我的学校打球，球拍的每根弦就跟飞机发动机的每个零件一样重要。世上存在那么多我控制不了的事情，因此我对自己能控制的少有的几件事情异常痴迷——球拍的球弦松紧就是其中一件。
罗曼对于我的比赛非常重要，因此我在各地参赛时总是将他带在身边。他本是纽约的正式居民，但是当我参加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时，他住在伦敦，当我参加法网公开赛时，他又变成了一个巴黎人。有时，在一些外国的城市我会感到迷茫和孤独，这时我会和罗曼坐在一起，看他给球拍穿线。并不是我不信任他，事实上正好相反：当我注视着一个能工巧匠工作时，我会感到平静、踏实，并备受鼓舞。这让我想到，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份出色完成的工作都具有非凡的重要性。
球拍最初从工厂里用一个巨大的箱子运到罗曼那里时，通常都是一团糟。在一般人的眼里，它们似乎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在罗曼看来，它们就像人海中的芸芸众生一样，面目各异。他旋转它们，前前后后地看，皱皱眉，然后作出评价，最后才正式开始工作。他先是除去工厂的拍柄，装上我自己的拍柄。我自从14岁起就开始使用这种拍柄了，它就跟我的指纹一样私密，不仅和我的手形与手掌的长度相吻合，还与我手上老茧的形状和我的握力相匹配。罗曼有我球拍拍柄的模具。他会把小牛皮包在这个模具上，并连续敲打，使其越来越薄，直到达到他满意的厚度为止。在长达4个小时的比赛行将结束时，毫厘的差距也会像你的鞋子里有一颗石子一样，让你恼怒不已。
装好拍柄后，罗曼会为球拍穿线。他将弦放松，拉紧，再放松，就像琴师给大提琴调弦那样小心翼翼地调弄着。然后他会用模板在球线上涂抹出商标字样。为了使印出的图案快点儿变干，他会在空中用力挥舞球拍。有的穿线师在比赛快要开始时才用模板印出图案，我觉得那样是极不专业和粗心的。这些图案的印迹会蹭在网球上，对于我来说，再没有比跟一个使网球蹭上红黑图案的人比赛更难过的事了。我喜欢一切都井然有序、整齐干净，即使网球上也不能蹭上污点。无序会令人分心。在球场上，任何令人分心的事都可能是个潜在的转折点。
达伦打开两筒球，在他的兜里塞了两个球。我猛喝了一口吉尔水，并在热身前最后去了一趟盥洗室。保安詹姆斯带我们进入通往球场的地下通道。就像平时一样，他穿着紧身的黄色保安衬衫，并朝我使了个眼色，仿佛是在说：我们保安人员本应保持中立的，但我绝对站在你这边。
詹姆斯在美网公开赛待的时间差不多和我一样长。在无数场比赛前，都是他领着我走过这条长长的通道走向赛场的；无论是辉煌的胜利，还是痛苦的失败之后，也都是他领着我离开的。这个善良的、身上有着引以为豪的战争伤疤的大块头和吉尔很像。在场上的这几个小时，我将置身于吉尔的气场之外，而詹姆斯则仿佛暂时替代了吉尔的位置。有一些人，像工作人员、球童、赛会医生，他们和你一起待在场上，见到他们你就会更加安心；他们帮助你时刻谨记你现在所处的位置，以及你是谁。詹姆斯就处在这个名单的最前列。他是我走进阿瑟·阿什网球场时最期望见到的面孔之一。见到他，我就明白我又回到纽约了，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自从1993年一个汉堡的球迷在比赛中冲进赛场并刺伤了莫妮卡·塞莱斯之后，美网公开赛中，每次换边期间，每个选手的座位后面都会有一个安保人员。詹姆斯总是确保他待在我的座位后面，这种对我的关照让他显得分外迷人和可爱。在遇到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时，我常常会看到詹姆斯表现出一脸的担心，这时我就会悄悄地跟他说：“别担心，今天晚上我会打得这个笨蛋俯首称臣的。”我的话通常都会令他暗自发笑。
现在，他正领着我前往练习场地，但他没有笑，而是看起来很伤心。他知道这可能是我们共同度过的最后一个晚上，但他依旧陪我走完赛前的例行程序。他也说着跟以往相同的话：“让我帮你拿那个包吧。”
“不用了，詹姆斯，这个包只有我才能拿。”
我告诉詹姆斯，在我7岁的时候，我曾经看到吉米·康纳斯让别人替他拎包，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恺撒大帝。从那以后，我就发誓一定要自己拿自己的包。
“好啦，”詹姆斯笑着说，“我知道了，知道了。我记得的，只不过想帮帮忙而已。”
接着我问道：“詹姆斯，你今天站在我身后吗？”
“放心吧，我会的，孩子。一切都不用担心，只要好好打就行了！”
这是9月的一个昏暗的夜晚，天空中飘着紫色、橘色和灰灰的色彩。在进行练习前，我走到观众席前和一些观众握手，又给几个人签了名。这里有四个练习场地，詹姆斯知道我最喜欢那个离人群最远的场地，因为那样我就可以私下里和达伦商量一些比赛战术。
当我朝着达伦的正手位打出一记反手直线球时，我忍不住失望地叹了口气。“今晚不要打这条线路，”他说，“巴格达蒂斯会抓住这个机会重击你的。”
“真的吗？”
“相信我，兄弟！”
“你还说他跑动迅速？”
“是呀，跑动迅速。”
我们对练了28分钟。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注意到这些细节：下午淋浴的时间、练习的时间、詹姆斯衬衫的颜色等等。我不想注意这些细节，但我却总是不自觉地注意着，而这些细节将会一直保留在我的脑海里。我很清楚自己的网球包里装了哪些东西，但是却不清楚自己脑子在想什么。我好像一直在向脑袋里塞东西，但却从来不扔出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