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最后一个碎片，来自我的妈妈。她完全清醒后，从她的视角讲述了整件事。她记得亚伯举起枪，指着安德鲁。她记得屁股中弹后跌到地上，接着亚伯走上来，站在她身旁，用枪指着她的头。她抬起头，往上看，只看到他的脸下面那个黑洞洞的枪口。然后她开始祈祷，这时枪哑火了。然后又哑火了。然后又哑火了，又哑火了。她跳起来，把他推开，跑向车子。安德鲁跳到副驾驶座上，她把车打着，但接着就是一片空白了。
直到今天，也没人能够解释发生的一切。就连警察都不明白。因为那把枪不是不能用。它开过一枪，然后开不了了，然后又开了最后一枪。任何懂一点儿枪支的人都会告诉你，一支9毫米口径的手枪绝对不会像那把枪那样哑火。但是在犯罪现场，警察在车道上用粉笔画了很多小圈，都是亚伯开枪后散落的弹壳，而在他在我妈身旁站立的那个位置上，掉着的是四颗完好无损子弹——没人知道这是为什么。
我妈妈的医院账单总共是5万兰特。在她出院的那天，我付清了全款。那四天我们都是在医院里度过的，家庭成员陆陆续续地来探视她，聊天说话，大笑大哭。收拾东西准备回家的时候，我唠叨着说起了这一周过得有多么疯狂。
“你能活下来真是幸运，”我对她说，“我还是不敢相信你居然没有任何医疗保险。”
“哦，我有保险啊，”她说。
“你有？”
“是啊。耶稣。”
“耶稣？”
“耶稣。”
“耶稣是你的医疗保险？”
“如果上帝和我站在一起，谁还能对我不利？”
“好了，妈妈。”
“特雷弗，我祈祷了。我告诉你我祈祷了。我祈祷是有回应的。”
“你知道吗？”我说，“这一次我确实无法反驳你。那枪，那子弹——我无法解释那一切。所以我就姑且让你这么说了。”但我还是忍不住最后戗了她一句：“可付医院账单的时候，你的耶稣去哪儿了，嗯？据我所知，他没来付这个钱啊。”
她笑起来，说：“你说得对。他是没来，但他赐给了我一个可以帮我付这笔账的儿子啊。”